李小丁

　　一

　　当飞机“咣当”一声降落在洛杉矶LAX国际机场，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对一个孕妇来说连续飞十二个小时谈何容易，大肚子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每次飞机遇到气流，我都吓得手脚冰凉。过去我一个人坐飞机从不这样。我下意识地用手捂着肚子，好像这样就能保护肚里的小宝宝。

　　我这次到美国是来生孩子的。按照美国移民法，凡是降生在美国领土上的孩子都是美国公民，那我何不利用一下这个政策生个美国人呢？至少将来我的小孩不用去挤那根高考的独木桥了。

　　我三十好几了，有个孩子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要给她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如果医生没搞错，她应该是个女孩。我想她应该很漂亮，有一双长腿，皮肤很白，还会很聪明很可爱……一想到这里，我总是心花怒放。

　　策划这次行动费了我不少劲，也费了不少周折，主要是跟我老公的斗争，目前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他反对我来美国生孩子。简单地说，凡是我做的重大决定他都反对。对也好，不对也罢，反正我都到这儿了。

　　一走出机场，就听见有人在喊我：“密密！田密密！”老远就看见我的朋友小红两口子在向我招手。我的计划之一就是住在他们家待产。我兴奋极了，跟小红热烈地拥抱，她摸了摸我的肚子，恭喜我终于要当妈妈了。

　　好不容易下了飞机，又坐了近一个小时的汽车才到他们家，旅途的疲劳和孕激素一起涌上来，很快把我带进了梦乡。第二天醒来，拉开窗帘放进了一缕阳光，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典型的加州风景：远处是绵延不断的山脉，山顶有白色的积雪；半山腰上有人家，能看见袅袅炊烟；山脚下很多房屋隐蔽在树丛和红色的三角梅里，只露出不同颜色的屋顶，路边零星的耸立着几棵高大的棕榈树；还有大片草地在雨季到来以前是金黄色的。我一阵兴奋。

　　我走出房间小心地下了楼，屋里没有人，小红和她先生都上班去了，我开始打量这幢房子。小红是个细心人，她的巧手把这栋两层楼的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满了装饰画和照片；楼上楼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我推开门走到外面，刚浇过水的草地上挂满了闪亮的水珠，对面的邻居跟我友好地打了声招呼，我的心情更好了，绕到后院摘了一朵红玫瑰，找了个杯子放了点水，摆在床头。这才想起来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于是往北京打通了江维的电话，又往老家温州拨了个国际长途，不免听了老妈老爸的一顿唠叨。

　　打电话的时候，我的心已经随着目光飞到了窗外，我要是能在这里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多好啊，我可以建一个美丽的玫瑰园，种上各种颜色的玫瑰花；一定要有游泳池，我每天都可以晒着太阳带着孩子在水里嬉戏……

　　说干就干！挂断电话，我迅速下了楼，找到了一本当地的“黄页”，那上面有一大堆房屋中介的广告，我挑了个电话打过去。她叫明迪，操台湾口音，很热情：“小姐你真有眼光啊，现在是投资美国地产的最好时机耶，我包你会得到理想的回报喔。”我们约好第二天她来接我，带我去看房。说实话我并不在乎是否能得到理想的回报，我只想在美国拥有一个理想的小房子。

　　二

　　来洛杉矶两个月了，但是感觉像来了半年。刚来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到处看房子，明迪陪着我到处跑，怎奈江维说什么也不让买，我们天天在电话里吵，弄得我情绪低落。

　　那段时间，明迪的生意陷入了低谷，她不得不到处寻找客户，整天顶着日头开车陪客户看房，大部分的情况是白忙活，搭工夫搭汽油有时候还得搭饭钱，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小红和她老公每天忙着上班，我只有在晚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只能简短地聊上几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开始盼望早点把孩子生下来，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国内我跟别人合伙经营时装公司，忙得不亦乐乎。刚来美国，我还经常往公司打电话询问业务上的情况，直到有一天我的合伙人对我说：“你就好好养着吧，生孩子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这边交给我难道你不放心？”其实我只是无聊，想找人说说话并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此后我很少再往公司打电话。

　　一开始江维还经常抽空打给我，接到我的电话也很亲热，时间一长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有时他干脆说“现在不方便，回家再打给你”，可是从未回家再打给我。

　　我跟江维结婚时间不长，但我们认识有十几年了。那时我刚到北京去上学，学服装设计，江维在商业局工作，是个清秀、腼腆的小伙子，我父亲来北京出差经常请他帮忙。我想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暗恋上他了，但他始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直到我大学毕业了，在社会上闯荡了一番，心也有些累了，才想起他。那时他已逾而立之年，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没了腼腆，多了几分成熟。父亲知道了我跟他的事，抽着烟眯着眼沉思了片刻就表了态：“这个人能力有限，没有闯劲……但人还算稳重，你跟着他总比那些花花公子可靠。”

　　婚后他离开了国家单位，开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小心翼翼地经营着。我有时候很看不起他拍人家马屁的那副嘴脸，毫不留情地打击过他，他总是翻着白眼无可奈何地说：“姑奶奶，我不比你呀，女人做事纯属瞎胡闹，你那点儿成功是因为人家不跟你较真，让着你，你以为钱真的那么好赚？”对此我嗤之以鼻。

　　细数起来，我们俩的这个小家从建立到发展其实都是我“异想天开”的成果。2006年，我把手里的钱全都买了股票，他说这是赌博不能玩，叫我赶紧别玩了，我没听他的，没多久就翻了一番。第二年，我们刚结婚，他死要面子，坚决不要我娘家给钱买房子，叫我住到他家去，跟他父母挤在一起，于是我把股票卖了贷款买房，现在这套房子已经升值了三倍。后来，我们都挣了点钱，他觉得贷款压力大，要把银行的钱还完，我没跟他商量又贷款买了一套，他知道了跟我生气，白白的脸都憋成猪肝色了，可现在这套房子又赚大发了。可他居然还是说我这都是运气好，没啥真本事。

　　现在我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价格便宜，开发商都在赔本，就是买块地盖房子都比现在的房子贵，应该买栋房子我先坐月子，然后等于投资，等市场好起来了再卖掉，可他又不同意，并封锁了我的大资金。

　　这次我坚持要来美国生孩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实在我们老家这早就不新鲜了，我的那些同乡早就结伴组团去香港生小孩，特别是这两三年，据说把香港的医院闹得床位紧张，连香港人要生孩子都没地方住了。香港的病人和医生、护士很不待见内地去的这些孕妇。

　　2006年以后，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了公民旅游政策，于是很多有点钱的人干脆不去香港了，直接去了美国。有人发现了这个生意经，专门在国内做广告组织孕妇们去生孩子，帮她们签证，给她们租房子、雇保姆和司机，还负责给她们买保险、找医生，为“生个美国人”提供“一条龙”服务，直到她们抱着孩子上飞机回国都有人管。大约在每个待产的孕妇身上赚25万人民币。而我在美国有朋友，这是多美妙的事情。于是我不顾丈夫和婆婆的反对，义无反顾地飞来了。虽然现在有点寂寞难耐，但我决不能打退堂鼓。

　　三

　　好景不长，没多久我在小红家就呆不下去了。

　　有一天小红突然对我说她要离开家一段时间，叫我尽量自己照顾自己，说不久她就会回来，还叫我不要有什么顾虑，就拿这里当自己的家。她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闪烁其词。我觉得奇怪，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她说没什么，就上楼睡觉去了。第二天晚上，小红果然没回来。

　　翌日，彼得徐请我在附近的中餐馆吃晚饭。孩子挑食，把盘子里的胡萝卜都挑出来扔在桌上。彼得徐突然大发雷霆，吼叫着逼迫儿子吃光桌上的胡萝卜，孩子吓着了，马上捡起那些胡萝卜塞进嘴里，噎得直涌泪水，旁边的人都吃惊地回头看我们。看得出来彼得徐心情很不好。

　　住在他们家这期间，我很少跟彼得徐说话。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平时即使在家，也老是待在他的书房里，很少看见他们俩交谈或三个人一起玩。因为有小红在，我不必应酬他。现在我开始感到不自在，不知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我没有美国驾照，不能开车，所以不能帮他接孩子。想来想去，我在回家的路上故作轻松地对他说：“明天咱们别出去吃饭了，你下班带点菜回来，我做饭。”他哼了一声，算是表示同意。

　　那些天，彼得徐果然会带些菜回来。由我负责做饭。彼得徐和孩子吃得很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客厅看电视，彼得徐竟然下楼了，默默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这在我来了以后还是头一回。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说，就关上了电视，等着他开口。

　　“你来了一段时间了，我太忙，一直没有照顾你……”他好像很费劲地在寻找词汇，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来，“我跟小红离婚了。是上周办的手续。”

　　“……怎么回事？”

　　彼得徐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尽管安心住着，就别管小红了，我会尽力照顾你。”就上楼了。他的样子看上去很诚恳。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突然老了许多，他的脊背有点佝偻了，显得那么无助。

　　我拿起电话给小红打过去，问她是否真的不再回来了。她支支吾吾的，说短时间内不再回来了，叫我住在这里，别想太多。我们约好了次日中午在一个港式西餐厅吃午饭。

　　到了那家餐厅，看着小红，不免有点心疼她了，才出去几天，她就瘦了很多，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神游移不定。我拍了拍她的胳膊：“别着急，慢慢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未曾开口泪先流，说她跟现在这个男朋友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这人是个医生。彼得徐其实早就察觉到她跟这人的关系，因为他失去了工作，没有钱付房屋的贷款利息、买汽车的账单以及生活中所有的账单，就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个月小红付了账单他就假装不知道哪里来的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但是他心里窝着火，所以平时几乎不理睬小红，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他会摆弄电脑，能出去给人做点私活，挣点零花钱，也在外面跑，找工作。你来了以后他没事也出去转，怕你看见他老在家里觉得奇怪。”小红的话令我十分惭愧，我让她帮我联系一家“月子中心”，她说好。我问她是否会跟那个医生结婚，她迟疑了半天答不上来。

　　晚上我照例跟彼得徐父子俩一起吃晚饭，不知什么原因彼得徐在我眼里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依然那么沉默寡言，过去我觉得那是傲慢，现在变成了心虚和胆寒，我不理解一个男人何以为那些账单过着如此屈辱的生活。饭后我收拾碗筷，他陪着孩子写作业。

　　我找了个机会跟他告别，他沉默了半响对我说了声抱歉，说以后有什么用得着他的地方尽管找他。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四

　　认识阿湘是在我住进“月子中心”以后。

　　阿湘是湖南人，三十岁左右，眉清目秀，身材苗条，聪明伶俐，但是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别看阿湘长得秀气，她捧着大碗吃起饭来像个小伙子，嗓门很大，浓重的湖南口音使她无论她说中文还是英语，一般人都听不懂；而我总是能准确理解她说的话，经常给她当翻译，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朋友。

　　阿湘来美国是陪读，陪她的男朋友。白天在饭馆打工赚钱供他读书、保证两个人的生活，下班给他做饭、洗衣服，晚上陪他睡觉。阿湘的男朋友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并没有娶阿湘，而是跟他们公司老板的女儿结了婚，理由是阿湘在美国没有学历，只是个打工的，两个人的差距太大，缺乏共同语言。阿湘把他臭骂了一顿就跟他分手了，她曾经想过回国，又觉得这样回去太没面子，只好独自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我问她为什么那么辛苦地打工供她男朋友读书而没有自己读个学位，她茫然地回答：“男人应该有个好工作，那就必须有个好学历，我自己无所谓，反正将来做他太太也能有饭吃。”

　　“他学习不如你嘛，还不如你去读书让他去打工赚钱。”我愤愤地说。

　　“唉，他是城里长大的，吃不了那个苦。”

　　我问她现在读什么书没有，她说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没有信心了，工作之余正在学习，想考个卖房子经纪人的执照，说不定能在美国当上白领，也能赚大钱了。她说这话的时候两只眼睛异常明亮，显然她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起了明迪，但不想打击她，就没说什么。

　　在“月子中心”生活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盼着阿湘来上班，盼着吃她做的家乡菜。她也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给我讲她的见闻，说笑话，走的时候她总是说：“等你把宝宝生下来，我们一起带她出去玩，洛杉矶好玩的地方多咧！”

　　我所在的这个“月子中心”比较大，房子里共有六间卧室，住着五个来自大陆的孕妇，我们都有各自的洗手间，只是共用一楼的客厅和厨房。“月子中心”的老板是个台湾女人，据说我们交给她的钱让她能在美国过上很富足的生活。

　　虽然这里给我们这些待产的孕妇提供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独自住在这里，没有家人陪伴，像是被软禁在一所高级监狱。我不知道其他的客人在房间里都干些什么。我们在客厅里碰见的时候会简短地交谈几句，主要内容是交流待产的经验，相互报告肚子里胎儿的动态，然后就没话了，各自回房休息。

　　她们都是白领和富太太，她们忘不了自己的身份，习惯了指手画脚，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谁也领导不了谁，这让她们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开始在这个小小的集体里弄些拉帮结派的斗争。

　　说到“月子中心”的来历，也有二、三十年了。据说那时候一些台湾人为了逃兵役想办法移民美国，聚居于洛杉矶一带，为了方便这些台湾准妈妈生孩子，有几个“月子民宿”应运而生，这就是最早的“月子中心”。真正使“月子中心”产业化的还是近十年来大陆人的参与，尽管这个产业在美国并不合法，据说现在全美有这样的“月子中心”三十家。

　　我们这个“月子中心”的老板娘雇了三个护工和一个厨师照顾我们，她们都会开车，所以就没有雇专职司机。所谓厨师也就是大陆来的一个中年妇女，会做点家常饭而已。她是东北人，饭菜做得很粗糙，我觉得实在难以下咽，加上怀孕反应，我甚至不能闻她做饭的味儿，一闻就恶心，只能去麦当劳或者别的快餐店吃饭。厨师大姐总是埋怨我太娇气。

　　有一天我正关着门在自己屋里看书，似乎听见阿湘在楼下大声跟人说话，我一阵欣喜，打开房门走到楼梯口向下张望，见阿湘正戴着胶皮手套在拖地。我发现她的手臂上贴着一些创口贴，抓住她的手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迅速把手抽回去，躲躲闪闪地说，是炒菜时不小心被油烫着了，我觉得她没说实话。在那以后，阿湘都没有来上班了。

　　郁闷之下，我给江维拨通了电话。可是电话通了很久都没人接，我怕他出事，于是使劲地打，谁知他接了电话，不耐烦地吼道：“你没事吧？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我每天都累得贼死，你在那儿闲得发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委屈得想哭，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轻声说：“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孤单，想跟你说说话。”

　　“那你干嘛非得在那儿待着呢？是你自己自找的！莫名其妙。”他的声音听起来又气恼又困乏。我默默地放下了电话，潜意识里可能是希望一分钟后电话铃声响起，他打回来给我道歉并哄我开心的，可是电话没有响，那以后的三天都没响过。

　　我第一次对留在美国生孩子产生了动摇。也许我的这个想法真的不靠谱？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了三天。这三天我的电话没响过，我也没给任何人打过一个电话。

　　五

　　在国内，父母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堂，来美国以后我自己不开车，不好意思老麻烦别人送我去，而且神父说英语，我听不懂，所以一直没去。厨师大姐告诉我，附近有个华人教堂，神父讲国语，我高兴坏了，我穿戴好最中意的孕妇裙，往嘴唇上轻轻抹了点唇膏就去了。

　　教堂不大，但信徒不少，每一排椅子都坐满了人，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交了不少朋友。我加入了教会的合唱团，不寂寞了，日子好过多了。

　　为了不耽误厨师大姐的时间，教友们总是开车接送我去教会。

　　我的行动终于引起了老板娘的不满，她皱着眉对我说：“田小姐，你总是擅自离开，要是在外面出了什么问题谁负责？在美国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到时候你告我们怎么办？”

　　“好好，我尽量减少外出行吗？”我妥协。

　　“不行。你最好待在这里，要出去也是要听我们的安排，否则出了问题我们概不负责。”罢了，她还要跟我签合同白纸黑字的明确责任。

　　周末我还是去了教会，教友戴维和惠瑾夫妇送我回来，正好碰上老板娘离开，他们俩客气地跟她打招呼，她没搭理他们就开车走了，弄得他们一脸诧异，我心中十分不快。

　　“刚才在门口碰见的那个女人是你们老板娘吧？她怎么那个态度？”戴维不满地说。

　　我没打算跟他们诉苦，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一下“月子中心”的生活，惠瑾听了瞪大了一双眼睛，问我为什么大家住在一起不能亲热地互相照顾，反倒相处得不好，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惠瑾的眼珠子转了几圈，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住在那里不开心，干嘛不租个房子自己住？又不是付不起房租，这样多自在。”我说没人照顾，心里没底，她扳着手指头给我算了一笔账，结果是把交给“月子中心”的钱拿来租房，再雇个保姆，自己找人买生孩子的保险，这笔钱还绰绰有余。我动了心。

　　一周后，明迪为我租好了房子，是一栋拥有三间卧室和家具的独立房子，其中有个房间还住着一个年轻女人，大伙都管她叫阿兰，在超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她是明迪的熟人。明迪觉得我在找到保姆以前有个室友比一个人住要好，有人照顾也有人作伴，明迪说阿兰是暂时住这里，等保姆来了她正好要搬走，我们俩的时间凑得挺巧，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当然，跟“月子中心”说拜拜也费了不少劲，这回我倒占了这种机构不合法的便宜，他们没法告我，只能“私了”。

　　我住在主卧室，房间里有一个宽大明亮的洗手间，住进来以后我觉得心情很舒畅，而且这栋房子离惠瑾很近，即使走路十分钟也能到。

　　我给江维打电话报告这个消息，他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嗯”了几声，向我表示祝贺，然后无奈地说：“你说你这是何苦？”

　　住进自己租的房子以后我觉得自由多了。为了向惠瑾表示感谢，我给他们夫妇打电话请他们吃饭，惠瑾说：“咱们别在外面吃了，又贵又难吃，明天是周末，你到我家来吧，我给你煲汤，你也该好好补补了。”

　　戴维是个骨科医生，他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手法，在这里挺有名。他们来自上海，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又领养了一个菲律宾的小姑娘，两个孩子都是教会的童子军，一家人很幸福。

　　戴维的家住在半山腰上，是一栋挺美的小别墅，屋里布置得温馨而高雅，花园收拾得也很漂亮。我坐在花园里喝茶，可以看见对面山上层层叠叠花团锦簇的房屋和植被，惠瑾在厨房烧饭，飘过来阵阵香味。我美美地享受着这个家的温情。

　　戴维走过来，往我面前的茶几上扔了一份报纸：“今天新到的。”我漫不经心地拿起报纸。这些华文报纸只有第一版能看，当天的新闻多少有点变化，后面那几个版面基本上每天都一样，除了养生之道就是卖房子经纪人、保险代理人以及招聘求职的广告。可是当我刚拿起报纸，一张大照片就抓住了我的心：那不是阿湘吗！照片下写着“犯罪嫌疑人何湘莲”，再一看标题《一亚裔男子昨晚身中数刀身亡，警方已拘捕犯罪嫌疑人》。被杀的男子是个日裔投资顾问，犯罪嫌疑人何湘莲是他的女友，据称此人生前可能有性变态的毛病，经常虐待其女友，女友终于不堪忍受，操起一把长约十二公分的西式切菜钢刀连捅他数刀，导致此人当场死亡。何湘莲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照片上的阿湘还是那副坦然、平静的样子，没有一丝惊慌失措，那张秀气的瓜子脸因有些憔悴而显得楚楚动人。

　　我觉得一口气憋在胸口踹不上来，突然间冒出满头大汗，眼前的美景也变得模糊了，笨重的身躯顺着藤椅往下出溜。我坐在地上听见戴维的叫喊声：“田小姐！密密！你怎么了？”他说要马上送医院，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搬上藤椅。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心跳慢慢恢复正常了，就摆摆手说喝口水就好了，不用去医院。

　　回到家里我没开灯，就坐在黑暗里流泪。阿湘就这样像凋零的玫瑰花瓣随风飘走了。我懊悔，为什么当初只顾自己，老是叫阿湘陪我解闷，根本没打听她的现状，也没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从未跟我说起过这个日本人，仔细想想她是没机会讲啊！她始终在嘻嘻哈哈地安慰我，然后就不停地开车拼命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我以为这就是她的生活。

　　黑暗中我好像看见脸上渗着汗珠的阿湘笑盈盈的脸，听见她夹杂着湖南话大声说：“你不要老是愁眉苦脸的唦！笑一笑唦！你老不笑将来你的女娃娃不好看的嘞！”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知在沙发上坐了多久。

　　灯突然亮了，是阿兰回来了，我们都把对方吓了一跳。她竟然没问我为什么独自黑着灯坐在客厅，也没像往常那样去厨房弄吃的，而是反常地脱下鞋直接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夜都没出来。

　　上楼以前她还体贴地把灯又给我关上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里。

　　六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又吓了一跳。原来是小红，她也看了报纸上的新闻，来打听内幕的。我推说累了挂断了电话。

　　那夜我一直没睡，一会儿抱着肚子起来在房间里转悠，一会儿又躺下努力睡，可是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烦躁得快爆炸了。折腾到凌晨三点多的时侯，我终于压抑不住自己了，于是跑到对面房间去敲阿兰的门，想把她闹起来陪陪我。

　　可是我敲了半天门阿兰也没答应。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床上躺下，四周静得怕人，心里空落落的。我静静地躺着，隐隐地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抱着大肚子吃力地爬起来，又一次走到阿兰的门口使劲敲，还是没有动静。我用力一推，门开了，我伸手摸到开关开了灯，看见阿兰脸色铁灰，穿戴整齐躺在床上，连鞋都没脱。我冲到床前拼命摇晃她，叫她，可是她一点反应也没有，床头柜上有个空药瓶，药名我也不认识。

　　我赶紧跑到我屋里抓起手机给戴维打电话，戴维叫我把那个药瓶上的字母读给他听，然后说他保证警察马上到，他们夫妇俩随后就到，叫我在客厅等着。我慌张地扶着栏杆下了楼，紧张得嘴唇都在发抖。

　　不一会儿就听见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他们迅速把阿兰送到医院去了，只给我留下一个医院的地址，其他的我都没听懂。

　　天蒙蒙亮的时候戴维夫妇来了，他们给我带来一些吃的，又给我热了一杯牛奶，叫我上床睡觉。惠瑾说：“为了孩子你必须得休息了。你放心，我们会把阿兰的情况及时告诉你，别忘了戴维也是医生。”我点了点头就回屋睡了，睡梦中阿兰和阿湘的脸交替变幻着，明明是阿湘在麻利地干活，一回头又变成了阿兰，醒了以后我感到头疼欲裂。

　　两天以后惠瑾打来电话告诉我阿兰被抢救过来了，我那颗堵在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了。

　　次日惠瑾接我去我的产科医生“谢一刀”诊所检查身体，我张开双腿赤身裸体躺在那种难受的床上做B超，护士在我肚皮上涂抹了冰凉的浆糊就忙别的去了，我只好摆出这种要命的姿势等着医生来检查。五分钟后“谢一刀”来了，他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男医生，我就这样面对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可他天天面对孕妇的裸体，女性在他眼里已经形同标本，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拿起一个把手在我肚皮上滑动，指着屏幕上那堆黑乎乎的东西兴奋地对我说：“看，这就是你女儿。”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们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惠瑾提议去她家喝汤。我一进她那整洁、温馨的客厅心情马上好起来，她给我端了一碗鸡汤，我大口喝了下去，顿时身上暖和多了。

　　惠瑾问我知不知道阿兰为什么要自杀，我摇摇头，说真的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环视了一下惠瑾漂亮的客厅，真心地对她说：“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家庭，戴维有这么好的工作，你们有个这么好的家。他们其他人都活得太艰难了，你们真令人羡慕。”

　　惠瑾感慨地说：“我们是熬过来了，你不知道我们为今天的生活付出了多少辛苦，所以我们都很珍惜。不过现在经济不好，我们随时都得做好再次吃苦的准备。八十年代戴维到美国来留学，读到三年级我才过来。你知道，医学院很难考的，我们家都没钱，都得打工养活自己……我本来在大学教书，经常被请去给外国专家当翻译，在国内是很体面的工作，到哪里别人都招待得特好，可是戴维在这里，我好不容易才办过来，以为美国是天堂，没想到这里这么苦。”

　　“到底有多苦呢？”我好奇地问。

　　“那时候我们在芝加哥读书，我们留学生住的宿舍有个外号，叫鬼屋，睡到半夜两寸长的蟑螂从身上爬过去是经常的事。我最怕老鼠了，有一次老鼠就坐在我肚子上，两只小眼睛瞪着我！我吓得哇哇大叫它都不动，戴维不但不安慰我，还说老鼠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不把它抓住红烧来吃。夏天特别热，我们没有空调，就跑到麦当劳去复习功课，蹭人家的冷气；冬天冷得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就到那些快餐店挨家蹭暖气。为了省钱，我和戴维挤一张小床，我吃得少，等于是两个人只花一个人的费用。现在想起来，真的没有吃不了的苦……”她也像我那样环视着自己的客厅，喃喃地说，“不就是这么个破房子吗，这是用二十年的心血换来的。”

　　回到家里，接到江维打来的电话，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体检结果如何，我告诉他一切都挺好，孩子发育正常。他说那就好，叫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我敷衍了两句，不想跟他多说什么，我开始理解他们的报喜不报忧了。

　　我坐在冷清的客厅里等候阿兰的消息，忽然想起明迪说过阿兰只需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那她一定知道她的情况。我给明迪打通了电话，她听我说了阿兰的消息大吃一惊，问我现在阿兰在哪家医院，就慌乱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明迪带着阿兰回来了。我赶忙把阿兰扶进屋让她坐下，她那张惨白的脸上写满了羞愧。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叫她什么都不要想，好好休息。她好像想说什么，却大哭起来，我和明迪都不知所措，隐约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说谢谢我救了她的命。明迪的样子好像很为难，她对着躺在床上的阿兰叹了口气，嘱咐她再也别胡来。

　　明迪突然严厉地说：“别忘了，起床你就搬家。”我把明迪拉出门，顺手把门关好了。

　　我们俩蹑手蹑脚来到我的房间，我问明迪到底是怎么回事，明迪赶紧给我道歉，并保证再也不会发现这种事，还说她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听糊涂了，拍了她一下：“哎，我是问你她为什么要自杀，你老检讨什么呀？”

　　明迪愣了一下，紧张地问我：“这么说你不会告我的吧？”

　　我又糊涂了：“我告你干什么呀？”

　　她红着脸说：“她那天真是死在这栋房子里，你是个怀孕的人，要是受了惊吓，引起什么后果我就吃不了兜着走……”

　　我故意说：“行了，我压根没想到要告你。你们美国人真是的，动不动就要告谁。我告诉你，她就住在这里，哪儿也不去，她要是好了咱俩没事儿，她要是有个好歹我肯定告你。”

　　明迪吓得连声给我道歉。

　　“做人不要只顾自己，还要关心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我说。

　　她连连点头称是，好像躺在楼上的是我表妹而不是她表妹。

　　七

　　由于保姆还没有着落，阿兰又不能起床，我的购物就成了问题。这段时间好像小红过得挺滋润，我不想打扰她，可是想来想去还是得麻烦她，我必须开车去买足一周的食物。

　　小红接到我的电话还挺高兴，很快就找到我这儿了。她看上去精神焕发，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头上顶着一副名牌太阳镜，最晃眼的是她背的那个那个硕大无比的LV包。

　　一见面我就为那天在电话里对她态度不好道歉，她嬉皮笑脸地说：“没事，孕期反应。”

　　我笑了：“怎么样，过得不错吧？”

　　“嗨，那么回事呗。”说着把一只穿着名牌皮鞋的脚搁在我的茶几上，还有模有样地点着了一只烟。

　　“怕我看不见你那漂亮的鞋呀？我是孕妇，禁烟！”我嚷道。

　　“别那么多事儿，环境太好对孩子不好，将来她的适应能力不强，啥都应该适应适应。”

　　“彼得徐怎么样？”我递给她一杯茶，顺便问她。

　　“谁是彼得徐？”她眯着眼反问我，见我有点发愣，她哈哈大笑，说：“我真不知道，我把孩子接过来了，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说着她站起来，用右臂画了个弧形，摆了个姿势，用念台词的腔调说：“让他自生自灭吧！”

　　我们去买了很多食物，牛奶、面包、鸡肉、鱼肉和蔬菜，把小红那辆奔驰车的后备箱装得满满当当。晚上小红打下手，我主厨，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把阿兰叫起来，我们三个一起大吃了一顿。

　　她们俩喝了不少酒，喝得小红走不了了，就在沙发上睡了，阿兰也趴在桌上睡着了，我搬不动她，加上买菜、做饭累得够呛，就给她俩一人盖上一条毯子，回屋睡觉了，这是这几天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我下楼一看，小红已经走了，饭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摆上了一瓶五颜六色的玫瑰花，屋里也被精心地打扫过了。我到后院一看，见阿兰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拿着大剪子为冬青树剪枝。她的脸色好多了，我为她高兴。

　　见我出来了，阿兰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搬了一把藤椅出来，笑着说：“密密姐，睡好了？我给你搬一把椅子，你坐在这儿晒晒太阳，加州阳光对孕妇很有好处的。”

　　“你也坐下歇会儿。”我邀请她。她给我端来一杯橘子汁，坐在我对面的台阶上。

　　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仔细观察阿兰的脸。她的皮肤很白，五官端正，我真不明白像她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

　　“密密姐，我真舍不得离开你。我搬走以后……”她真诚地说。

　　“谁说要你搬走了？我邀请你住在这儿，陪着我，给我当司机。”我说。

　　阿兰的样子好像有点为难，她说那就等我找到保姆再走，我说到时候再说。我问她原来的住处为什么两个月之内不能住，是不是在装修，她苦笑了一下。

　　“你听说过‘搭伙这个词吗？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生活所迫搭伙过日子。”

　　“是谈恋爱吗？同居？还是婚外恋？”见她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就换着花样问。

　　“不全是。你知道，人有各方面的需要，两个人租一间房就比租两间房省钱，吃饭也是，水电费啦、汽油什么的，当然还有生理需要，都是，两个人搭伙就都解决了……”

　　“男的不给女的买单吗？”

　　“不会，AA制，什么都各自买自己的单，算得可清楚了。大家是来挣钱的，不是来装绅士的。我就这样跟人搭伙过日子，为了面子我没对人讲过，包括我表姐。”她坦率地说。

　　“那你现在不搭伙了吗？”我问。

　　她低下头，难为情地说：“也不是，出了点问题。跟我搭伙的那个人是老乡，也是东北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最近他老婆突然来探亲，我们说好了装作只是室友，房东太太也帮忙这样骗他老婆，给我隔出一个小房间让我住，我们就这样一起住了一个多星期。你知道，美国的房子都是木质的，一点都不隔音，那边打个喷嚏这边都能听见，何况……，你明白吧。可能我们在一起待长了有感情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们在一个厨房做饭，一个屋子里生活，我觉得受不了了。我把他约到外面谈，他说他也喜欢我，习惯了跟我在一起，可是他老婆只待两个月就走，还要回国照顾孩子和老人，叫我忍着。我真的已经用最大的力量忍着了，可是他老婆还是看出来了……”

　　“那你干嘛……那么想不开呢？”我还是没明白。

　　“他答应跟他老婆提出离婚，说他们分开长了已经没有感情了，可是这么长时间了，越谈越不明白到底要怎么样，我看他是在骗我，想等他老婆走了继续跟我搭伙，这样他可以两边占便宜。那天我跟他吵了一架，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了……”说着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我问她以后打算怎么办，她说不知道，她明知继续“搭伙”不是个办法，但感情上又离不开那个男人。

　　一个月以后，小红给我介绍了一个保姆，阿兰还是走了，继续去“搭伙”。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问我有什么嘱咐，我说只要她珍惜自己的生命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

　　八

　　电话一个劲儿地响，我懒得伸手去接。电话铃不响了，手机又响起来，一看，是小红。

　　“我们正往你那儿去，我和给你找的那个大姐。”我知道她是说保姆。

　　这位大姐五十开外，染了一头时髦的红发，妆化得很重，脸上的香粉堆得太厚，都快掉下来了。她衣着考究，身上的衣服虽然跟她的年龄不相符，但质地都很好。我暗自琢磨，她不会也是有什么原因需要到这儿落落脚吧？我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我需要货真价实的保姆。

　　“您姓什么来着？”我又问她。

　　“我姓奚，奚秀兰的奚。你就叫我华姐吧，我以前是小红的老板。”

　　“老板？”

　　“都是过去的事了。”华姐脱下她三寸高的高跟鞋，提着她的高档旅行袋，问我她的房间在哪里，我领她到楼上阿兰住过的那间房，她似乎很满意，对我说：“你去休息吧，等着吃饭就是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偷偷对小红说：“哎，这哪儿是保姆啊，整个一贵妇！我们谁伺候谁呀？”

　　小红哈哈大笑：“放心吧，你会喜欢她的。她以前是我老板，后来破产了，离婚了，现在穷困潦倒，但她人不错，做事认真负责，什么都会做，特能干。就是脾气不太好，不过你是她的东家，她也不敢跟你来劲。”听她这么说我放心多了，但是那个下午我还是躲在自己房间里没出来，说不清楚是不是怵她。

　　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听见华姐在外面喊：“田小姐，开饭了。”

　　我答应了一声赶紧下楼来，餐桌上铺了一张雪白的桌布，饭菜都已摆好了。华姐说：“你尝尝，不知味道对不对。今天时间太短，没煲汤，从明天开始你每天都得喝汤。能喝到我的汤的人还不多呢，我开过粤菜馆，跟正宗的香港大厨学过。”我胃口大开，呼啦啦就吃完了。

　　华姐来了以后，我的日子好过多了。她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吃的、开车带我出去逛，非常敬业。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沉甸甸的，快走不动路了，但医生叫我坚持散步，说这样对生产有好处，我艰难地锻炼着，每天傍晚出去走路华姐都一步不离地跟着，怕我出现意外。

　　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对华姐说，以你的干练和阅历为什么会来给我当保姆，我觉得你应该是能干大事的，她听了笑了笑说：“你说的那种大事我也干过，其实都一样。干大事是为了多赚钱，赚钱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些，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这些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都做到了。当然是玩了命的。结果是把老公玩没了，把多年的积蓄都砸进去了。要是那时候能有现在这样的心态，付完了孩子的学费就退休，找个你这样的女主人伺候伺候，有吃有喝、有人聊天，多好啊……”

　　九

　　雨季来了，天阴沉沉的，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把园子里的玫瑰花都淋得耷拉着脑袋，我的心都快长霉了。幸亏有华姐陪伴，否则这段日子我一个人真不知该怎么过。

　　这段时间报纸上老在报道阿湘案子的进展，估计她凶多吉少，死刑是逃不掉了。人们议论着她的死法，不是坐电椅就是打毒针，这两种东西都令我噩梦连连，它们和阿湘那张依然从容不迫的脸交织在一起，让我在雨季更加难熬。

　　那天半夜，小红抱着铺盖卷进来了，孩子哭丧着脸跟在她后面，进门就说给她个地方凑合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俩无家可归了。我当时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叫华姐给他们收拾了个小房间让他们住下。

　　小红想跟我解释，华姐打断了她：“不早了，先让孩子睡下，明天还上学呢。密密也要休息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吃早饭的时候华姐多煎了两个鸡蛋，小红慌慌张张地吃完饭就送孩子上学。晚上带着孩子回来后正赶上吃晚饭，母子俩好像饿了几天，狼吞虎咽，看着令人心酸，我们什么都没问她，轮流往孩子碗里夹菜。她把孩子安顿好以后就拉着我们俩开始哭天抹泪，见我们一点也不动容，她的哭声戛然而止，瞪着一双惊诧的眼睛看着我们。

　　果然，她是让她那个香港医生轰出来了。据她说原因是那人太小气，对她的孩子也不好，花钱的时候老跟她斤斤计较。昨天两个人大吵了一架，那人叫她搬走，她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但她自己的房子因为交不起利息已经被银行没收拍卖了，实在无处可去，坐在车里哭了一场，又怕吓坏了孩子，只好到我这里来了。

　　“真不好意思，本来你到美国是来投奔我的，现在成了我投奔你。”小红垂头丧气地说。

　　“现在别说这些了，谁投奔谁都没关系，但是你以后怎么办呢？”我这么一问又招来她一场痛哭。我注意到小红哭诉的时候华姐一直很冷漠。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小红每天照常上班、接送孩子，华姐的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原因是小红不干家务活，老是对华姐吆三喝四的，孩子也都交给华姐照顾，好像华姐从来都是她雇的保姆。我总是听见她喊“华姐，给我盛碗饭。”“华姐，把这几件衣服给我洗了。”却从未听见她对华姐说声谢谢，为此我也颇有些不快。

　　很快，这样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有一天小红休息，她想多睡会儿，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地站在楼上对着楼下喊：“华姐，去帮我送小孩上钢琴课，我累死了，想睡个回笼觉。”说完就转身进屋接着睡。华姐冲着楼上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付我工钱了吗？田小姐同意了吗？”

　　楼上的门开了，小红看看华姐，又看看我，一时语塞。华姐厉声道：“我是拿了田小姐工钱的，要我帮你送孩子，首先要经过田小姐同意占用她的时间；如果她同意去，你付我每小时十块钱。这么点规矩你都不懂？”

　　小红的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我们不是朋友吗，帮个忙呗。”

　　“我还帮少了吗？过去你在我那儿干的时候要你加班但不给加班费行吗？那可能吗？”

　　“小红，你就少睡一会儿，自己去送孩子吧。”我说。

　　小红一言不发地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孩子气呼呼地要搬走，我怎么挽留她都不理我，摔上车门一溜烟跑了，我站在车库门口一筹莫展。

　　我听见华姐在背后说：“对不起，让你为难了。”

　　我开始为小红担忧，她能去哪里呢？何况她还带着个孩子。刚想到这里，华姐就说：“不用为她担心，她有的是办法，像她这样的人不会吃亏的。你什么时候见她吃过亏？”

　　我不解地问：“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华姐打断我：“你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人生地不熟的，她是你的朋友，怎么不同情你呢？为什么每个人都得同情她？她喜欢奢侈的生活就可以抛弃清贫的老公，何况你我？那个香港人又怎么样？也没少给她钱花！人终究是要互相关心，只想着自己，还好意思哭……”

　　趁华姐出去买菜的时候我还是偷偷给小红打过几次电话，想请她回来，她都没有接。我就这样失去了这个朋友。

　　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江维给我打电话。我几乎没有给他打过电话。直到他气急败坏地来电话说他被拒签了，不能来美国看我，我安慰了他一番，叫他放心，说我能安全生下孩子，何况我父母可以来陪我，这时候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华姐犹豫着是否出去，这一天是她的法定休息日，可是她寻寻觅觅地不愿意走，我问她哪里不对头，她回答就是觉得今天会有什么事，似乎不该出去，可是她跟儿子约好了一起吃晚饭。我坚持叫她去，她终于素面朝天地出门了，说尽快回来，我想她是忘了化妆。

　　华姐走后我一个人锁上门出去散步，走了几步就觉得肚子有点疼，我没理会，慢慢沿着屋后的小路往山坡上走，路边一个人也没有。我感觉到浑身是汗，衣服特别是内裤都湿透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转身往回走，回到家里看了看钟，几百米的路我走了一个钟头。

　　我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沙发就被水打湿了一大片，我感觉有一股股热水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可是肚子却不痛。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早产，于是给华姐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虽然生过孩子，但是不懂剖腹产；我想问“谢一刀”，可是他没接电话，我这才想起来上次去体检时他说他最近要去法国旅游，等我生产时他正好回来。

　　我就这样挺着，一条接一条地换内裤，直到没有裤子换了，干脆坐在马桶上任那热水往外流。华姐回来以后冲进我的洗手间，要把我送到诊所去，我告诉她我的医生出国了，她就傻眼了。因为在美国什么事都要找自己的医生，我们两个都不会讲英语，只能面面相觑。我拿出手机给惠瑾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华姐说：“我去她家找她，她老公不是医生吗，肯定认识产科医生。”说完她就冲出去了。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华姐和惠瑾一起回来了，惠瑾说她的手机忘在车上了，所以没听见电话。她问我：“水流多长时间了？”我说大概两个多小时，她说只能打911叫救护车了，然后一脸严肃地打电话。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听见外面有救护车的尖叫声，紧接着门铃也开始尖叫，我紧张得嘴唇都有些发抖，攥着两个手心的汗。

　　华姐去开了门，进来五个大个子白人，他们一看见我，就打开担架不由分说七手八脚把我捆在上面，我问他们能不能到我知道的那家医院，他们大摇其头，说只能到最近的社区医院。他们把我抬上了救护车，我们呼啸着穿过夜晚的街道，马路上所有的车辆都在为我让路。

　　到了医院，我直接被抬进产科，医生问我什么我都听不懂，双方都很着急。这时候有个护士跟医生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医生点了点头，护士出去了，不一会儿带着身穿白色护士服的惠瑾进来了。原来她和华姐一直跟在救护车后面，但是医院不让她们进来，她们正在外面担心地等待。那个小护士见我跟医生无法沟通，提出叫惠瑾进来当翻译，她才进来了。

　　医生说我是早产，必须马上做剖腹产手术，因为羊水快流没了，孩子的生命可能有危险。我一听万念俱灰，泪水夺眶而出，难道我来美国生孩子真的是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江维那样反对我都不听，现在怎么跟他交代？

　　惠瑾安慰我，说医生会尽力，说完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还算顺利，我听见了孩子微弱的哭声才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等我睁开眼睛，爸爸和妈妈正关切地盯着我。见我醒过来了，妈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孩子由于早产，呼吸还有一点问题，正放在保温箱里，过几天才能出院。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你的华姐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放下电话就上了飞机，守了你一夜。”爸爸说他终于可以到外面抽一根烟了，飞机上、医院里都不让抽烟，憋坏他了。

　　三天后我出院了，孩子还住在医院的保温箱里，我们都为她揪着心。江维来电话问我们母女俩的情况，我说母女平安。十天以后，女儿真的平安出院了，我抱着她，看着她粉嘟嘟的小脸心里无比温暖。她几乎和我想象的一个摸样，长长的腿像我，白白的脸像她爸爸。

　　爸爸阴阳怪气地说：“看看这个美国人吧，也没比我们多长一条腿呀。”

　　孩子满月以后，我们全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飞机。离境的时候我拿出女儿的美国护照，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飞机滑行的时候我看着慢慢远去的美国大地，想起这几个月在这里的生活，想起阿湘和所有这里的人，想到将来怀里的女儿可能会重回这片土地开始她的奋斗，我有点不寒而栗。

　　爸爸好像明白了我的心思：“有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我们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