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兰

　　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黑沉沉的夜晚,表姐和表姐夫惊惊慌慌来我家说,早上他们家被抄了。原来,有人揭发表姐夫的父亲曾在国民党里任过什么职务。前年表姐夫的父亲去世时,家人曾用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的词句,烧在瓷砖上,祭供老人。“专政组”上纲上线地说,这是反革命的行为,是为反革命分子树碑立传,要表姐夫交出那块瓷砖。他们找我商量该怎么办。我一惊,心里想,这个罪证若拿出来,后果可能十分严重,轻则天天在家门口低着头认罪,重则斗、打、跪,戴着高帽子游街,还要自己一边敲锣一边高呼:“我是反革命……”看来,这一家人是灾难临头了。

　　表姐夫说,好在这块瓷砖没有放在家里,而是连同骨灰盒一起寄放在火葬场里。

　　我很干脆地说:“立刻到火葬场,把瓷砖取出来,藏了。只要他们找不到证据,一切都不怕。”

　　表姐夫连声说:“不行,不行!我二弟一听,下午就逃到外地去了。我怕得很,到火葬场去,万一,万一碰到‘专政组的人,我就惨……惨了。”他已经吓惨了,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的。表姐只是低声地哭着。我想了想,一咬牙:“我去!”表姐夫连忙把存放骨灰盒的牌子递给我,并告诉我去的路线,感激的眼泪不停地从他眼里滚出来。我安慰他们,不管谁再问此事,一概回答不知道。

　　送走他们,已是凌晨1点钟左右了,我拨好闹钟就上床睡下了。清晨5点30分闹钟一响,我立即起床,用冷水洗脸,顿时格外清醒,把自己的两根辫子,用红橡皮筋绑拢放在背后,穿上备好的青布袢袢鞋,轻便好走路,背上弟弟送给我的军用包,包里装有一块干净白毛巾裹住一把老虎钳,算是我的防身武器。我没有心思吃早饭,便急忙出了门。

　　天黑沉沉的,繁华热闹的重庆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宣传车还没有上街,广播站也没响。我快步到了离得最近的两路口车站,正好2路电车来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一个大步跨了上去。

　　到火葬场站,下车后一看表,才6点20分,天色仍然很暗,四周弥漫起薄薄的雾,我忽地有了一种恐怖感,不由自主地拿出背包里的老虎钳握在右手中。

　　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人蹲在草边。我走过去,问道:“请问存放骨灰的地方在哪儿?”他不理我,只是拿起烟杆指了指他背后的山坡,我闻到从他身后传来的一股大便臭味,忙说了一声“谢谢”,就顺着泥巴小路,向山坡奔去。

　　记得以前父亲曾告诉我,凡遇到有邪气恐怖的地方,只要打开自己的领扣,堂堂正正只管走,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近你身。我相信父亲的话,打开了自己的领扣,一股冷风,直灌前胸,只感到自己刷刷刷的脚步声很有劲。

　　几分钟后,我来到一幢很大的平房处。姐夫事前告知过,要穿过这间平房,再往山上走50米左右便到。我站在平房的门口,四周静得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定了定神,右手握紧老虎钳,左手捏着存放骨灰盒的牌子,深吸气,横起心,壮起胆子踏进这阴森森的平房里。

　　屋子中间,吊着一盏太平间常用的小灯泡,灯亮着,光线却十分暗淡。我睁大了眼睛,只见四周全部摆放着骨灰盒和骨灰坛,一层一层、一排一排、一格一格、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摆放着,整整齐齐,一动不动。我似乎怕把骨灰的主人们惊醒,竟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瞟着左右的骨灰坛、骨灰盒,但心里却很想快点走过这间大屋子。

　　“你在做啥子?”突然一缕低沉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如无形的惊雷,使我毛骨悚然,心里一阵狂跳,一双脚一下子不能动了。愣了一两秒钟,我使劲往前看,前面什么也没有,却感觉背后有什么,于是用力猛一转身,只见一个人,身子瘦长,面色发黑,似人非人的样子,站在离我3米左右的地方。我吓得倒退了几步,恐惧地闭上眼睛,本能地大喊:“你要做啥子?”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吼得有多大,只感到心跳得咚咚咚的仿佛要蹦出来了。

　　对方不回答,只是看着我。借着暗淡的灯光,我仔细一看:面前站着个干瘪老头。老头突然向我伸出他的右手。我警惕地后退两步,做好准备,心想,他要是敢动手,我就要使出防身绝招:蹲下就是一扫腿,跟着老虎钳便打断他的脚杆,放倒他绝对爬不起来……一瞬间的僵持后,老头发出低沉沉的声音:“把存放骨灰的牌子给我看。”我仍怀戒心,慢慢把左手的牌子递给他,右手紧握着“毛巾”并与他拉开距离,时时做好准备。老头看了看牌子说:“那边去拿梯子。”我才晓得老头是守这些骨灰盒和骨灰坛的人。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大屋,天色已微微发白。

　　这是一座小山,修成梯形,左右砌的墙有3米多高,墙厚约1?郾5尺,里面很正规地修成格子,存放骨灰盒或骨灰坛。

　　“到了,”老头一指墙上,把牌子递给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一直盯着他走到右边的石坎深处,不见他人影,这才放了心。

　　我快速爬上梯子,看到格子里表姐夫父亲的骨灰盒,打开骨灰盒盖子,默默念到:“老先生,为了你一家不遭灾,你要保佑他们。”我猛一下抽出了一张瓷砖,用包老虎钳的白毛巾裹住了这块瓷砖,然后立即把骨灰盒盖好。一切动作都快得出奇。我一看左右无人,就甩开大步,出了火葬场。

　　在电车上,天已大亮,感觉我背心的汗水已冰凉,我悄悄隔着背包捏了捏那块“罪证”瓷砖,觉得后怕:当时万一正碰上“专政组”的人,他们非把我打死不可。一个寒噤打来,我忙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把领口扣好,镇静地听着车窗外宣传车播放出的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

　　(责编 何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