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万才

　　1958年9月，我因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并遣送回原籍四川长寿县（现重庆长寿区）农村监督劳动。

　　那年，举国上下“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纷纷成立，公共食堂里，社员们敞开肚皮吃饭不要钱。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刮浮夸风，夺高产、放卫星，虚报产量，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了公粮，社员们开始饿肚子了。到1959年底，许多人都得了水肿病，天天都有人死去。我的祖父、父亲也卧床不起，奄奄一息。

　　一个风雨之夜，父亲把我叫到床前对我说：“才娃，我和你爷爷没得几天了，你才二十几岁，不能和我们一起等死啊！跑出去吧，到外面去拼命闯，找一条生路过日子吧。”说罢气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的双眼噙满了泪水。

　　次日凌晨，趁村支书还没有吆喝人们出工时，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挥泪告别双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没有想到，此去竟是永别，30多年后，据幸存乡亲告知，我走后10多天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年幼的妹妹也病饿交加而死，10岁的弟弟去了区上的孤儿院。

　　那天，我艰难地走完几十里山路，来到长江边上的长寿码头。凭着当年的一身干部装束，在趸船入口处躲过了4个查通行证、抓“流窜犯”的纠察的盘查，顺利地登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船到朝天门码头已是傍晚，我在临江门坡上的贫民区里找到了远房表哥。表哥是弹花匠，表嫂无工作。他们每人每月有19斤配给粮食。表嫂当晚煮青菜稀饭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于我已是久违。端起碗，我却想起因饥饿而周身浮肿的父亲和爷爷，此刻他们要有一碗稀饭吃该多好啊！

　　饭毕，表哥抽着劣质香烟听我述说家乡的状况，不住地唉声叹气（他的父母、弟弟也在乡下）。他说：“跑出来是对的，否则必将饿死。不过，现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别是无粮无户的外流‘黑人，一旦被抓住，就会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诉我：“听说兰州、新疆那边好找工作，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更容易找到点事做。”还说成都火车站附近常有那边来“偷人”的汽车，晚上以鸣喇叭或闪车灯为暗号。一到兰州，就有用工单位争相招用，不要粮食、户口关系。

　　表哥的话在我心中燃起希望之火，我决定先奔成都。

　　夜幕中，火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向成都进发。真巧，我的邻座竟是3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实习生，当初还向我借过钱，可此刻车上邂逅，他竟装聋作哑，形同路人。我也识时务地不与之攀谈，以免自讨没趣。

　　车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正府街省高级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门卫通报后，堂兄出来见我。走到街对面，他环顾左右，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下午1点钟，你到玉带桥公共汽车站等我。”说罢即匆匆离去。

　　玉带桥车站，堂兄如约而至，神情仍很紧张。他开口就训：“你不在农村安心改造，跑出来干啥？你成‘流窜犯了，知不知道？”说罢，也不听我解释，悄悄塞给我几张纸币后甩下一句话：“以后再也不要到法院来找我了。”

　　我揣上堂兄给的30块钱，立即返回火车北站去守候兰州那边来“偷人”的汽车。

　　那些天，我白天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夜幕降临，便在广场周围能停车的地方去等“偷人”的汽车，直至深夜。车站候车室就是我的歇宿之所。因为没有粮票，只能买点儿煮莴笋、煮红萝卜之类的东西来充饥。

　　一天，我转悠到成都有名的餐厅“竟成园”，见店外排着长队，一打听原来是在卖高价回锅肉，我也跟着排起队来。一个多小时后，我的前面只有两个人了，哪知卖票的女郎竟卖起了关子，“吧嗒”一声把票箱一关：“没得了。”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恳求，女郎才又把票箱打开：“只有3份了，8元一份，把钱准备好。”

　　回锅肉端上桌子，蒜苗与肉的比例约为七比三，但总算尝到了两年多未见的荤腥。由于久不见粮食，身体很虚弱，每晚至少小便两三次。那天吃了一点肉后，当晚小便次数明显减少。

　　七八天过去了，那“偷人”的汽车仍然无影无踪。火车站候车室屡有警察或治安人员前来查夜，乞讨者或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常被带走。我因穿着较整齐，且有一个背包做掩护，像是个候车的旅客，所以躲过了好几次盘查。

　　如此下去决非长久之计，我决定直接买票到兰州。

　　在会府旧货市场，我把一只“山度士”手表以60元贱卖掉，直奔火车站售票窗口。哪知买火车票竟要证件。我仅有一个1955年单位发的义务兵役证，上面有原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章。我诚惶诚恐地递进窗口。售票员说这个不能用，要我回单位另外开证明来。

　　我失意地走出售票厅，一个曾经西去而后返回成都的璧山籍流浪者告诉我，即便买到火车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门在广元、宝鸡等地都设有检查站，盘查极严，无有效证件，一律按“流窜犯”处理。我一听，心都凉了。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当晚火车站要进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车室过夜了。我在广场周边流浪到深夜，带着背包到郊外一农舍旁的竹林里露宿。偏偏是夜浓雾弥漫，下半夜露水从竹叶间滴下将薄被浸湿，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久久不见一粒粮食，成天吃红萝卜、牛皮菜，白天黑夜，人只有一个感觉：除了饿还是饿。

　　一天，我又来到“竟成园”，看是否还在卖回锅肉。这次令我失望了，大堂里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只好买了一碟凉拌莴笋叶，坐下慢慢吃起来。

　　邻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给她的小女儿买了一小碗米饭。那小女孩儿扒了一口，就不吃了。一会儿，母女双双离去。望着那碗白米饭，我也顾不得什么斯文、脸面了，立即起身端过来据为己有。我的第三视觉告诉我，对面一个干部模样的老者见了我的举动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但眼神里并无鄙视之意。他的潜台词大概是：“世道维艰，男儿末路啊！”

　　隆冬时节，晚上没有地方住是最难熬的。每当夜幕降临，我就为当晚的住宿而忧心忡忡。望着那幢幢楼房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我多么羡慕那些有“窝”的人们啊。

　　一天，我闲逛到锣锅巷，偶然发现一家鸡毛小店——宾至旅店。在条桌后面坐着的账房先生看上去有些“古董”。我上前冒叫一声：“大爷，写个号。”大爷叫我拿“把凭”（凭证或证件）来，我顺手递上兵役证。大爷说不行，要看工作证。我谎称工作证遭“摸杆儿”（方言：小偷）偷了。我说我是来成都看病的，住两天就走。经我好说歹说，大爷终于打开了登记簿给我登了记。我住的是楼上的一个小单间，虽简陋但还干净。终于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心里踏实多了。

　　七八天过去了，火车站广场“偷人”的汽车一点儿影子也没有。此刻，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钱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来临。头天晚上我没去火车站，早早回到旅店躺在床上出神。一会儿，大爷走了进来，和我摆龙门阵，他说：“小伙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难事啊？从你拿兵役证登记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是坏人，但也不像是来看病的。果真有啥子难事，跟我说一说，看我能不能帮你一把。”

　　我不晓得大爷葫芦里装的啥子药，但事到如今，走投无路，只得把实情一五一十给大爷说了。大爷叫我早点儿睡，说明天他带我到一个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大爷带着我径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关了20多个人，男女老少都有，都是“流窜犯”。房间里很冷，既无水喝，更无饭食，也不见有人来提审。直到下午，才有两个警察来将门打开，把我们一群人移送到多宝寺收容所。

　　到收容所已是黄昏时刻。当晚，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思绪万千，根本不能入睡，最担心是被遣送回原籍。第二天早晨，每人吃了一小碗米饭，便被押送到附近的成都第三砖瓦厂去挖运砖泥。活虽苦，但总算有饭吃了。

　　第四天没叫大家出工。约10点过，全体人员被集中到收容所院坝里，人们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估计要被遣送了。一会儿，从办公室走出来几个警察，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径直走到人群中挑人，被挑中的站在另一边。大约挑了100多人，全是年轻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久，三辆大客车缓缓驶入院中，将被挑出的人全部载上，向天回镇方向驶去。

　　没问各人原籍何处，姓甚名谁，且车上每人都有一个舒适的座位，不像是被遣送。但究竟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大家纷纷猜测，谁也说不准。

　　下午，车抵绵竹汉旺镇，我们才被告知是去大山里的天池煤矿修铁路。

　　步行入山，只见重峦叠嶂，绝壁千仞。我们就要在这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运送煤炭的铁路来。我们这支队伍叫做成都市天池煤矿桅杆坡筑路队，工作则是削岩撬石，打眼放炮。脚下是雾霾缭绕的万丈深谷，却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具和设施，有几个“流哥”命运不济，路还没修通，自己却不慎跌下深谷，先去了黄泉路。

　　劳动非常艰苦，而且十分危险，但没有人愿意离开。因为这里每人每月42斤粮食，23元钱的工资，还给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几个月后，成都市公安局还给我们这批“流窜犯”建了户口，从此结束了“黑人”生涯。

　　1962年铁路竣工时，国家经济情况已逐步好转，大部分人员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无亲人，便找到主管基建的冯矿长，要求不回原籍。经矿部与温江专区民政局协调，我被安置到专区招待所农场当一名农工。从此，我由一名无粮无户的“流窜犯”变成拥有正式城镇户口的居民。

　　世事难料，祸福相倚。灾年逃生，捡得性命一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如今我已76岁，身体尚健，儿孙满堂。忆及往事，感慨万端。

　　（责编 何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