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宏杰

　　几年前，从上海虹桥机场“打的”回虹口的老家。一路上健谈的司机问我：“侬是上海人？”“啊，是，也不是。”我茫然道。

　　记得儿时，亲妈（上海青浦话，外婆的意思）给我算命。说我的命是“六亲不靠”。母亲喜之曰，我儿是富贵命。及至今日，过了“知天命”时，我才悟到，我原来是“远离六亲，漂泊四海”之命。

　　可不是嘛，18岁去西双版纳插队，成了云南人；27岁去重庆读书，当过四年四川人。之后，我的户口又在上海和南京作过短暂的停留。最后，竟随风而起，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大地上。只知道，在云南时，人家叫我上海人；在海外，人家叫我中国人。我常梦见傣家的竹楼，嘉陵江的雾，上海的高楼，北美的落基山。我是外地人？外国人？咳，管他呢，我实在是一个始终未能回城的上海插队老知青罢了，插了“土”的队，又插“洋”的。可谓是，插队生涯无时了，只是乡音未改耳。

　　决定去云南

　　1968年10月的上海，动荡得失去了理智。在66届毕业生的分配结束以后，我们67届的分配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时外界言传纷纷，说是67届人小，多数可以进本市工矿。这在当时可是很中听的哟。可没过多久，方案下来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67届初中进工矿的比例比66届或同届高中生都小得多，只有45%，余下的全是“待配”。“待配”是什么呢，就是等待分配方向，学校工宣队的解释就是去务农，但外界也有传言说是去外地工矿。

　　10月18日学校开了个评比会，会上人人都争着要进工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比如某某家收入少，每月才18元；某某有病或是母亲有病等等。可我却想不出任何说得出口的“理由”，只能“待分配”了。当时还幻想能去外地工矿也不错，总比务农强，所以也没报名去上海农场，心想等着吧。

　　12月21日的下午，学校来通知说晚上到校听广播。事先已有消息说晚上的广播是关于知识青年的最新指示。晚20点，新闻联播节目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了那个叫做“12·21”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完了”。当晚，学校组织所有的学生游行拥护“最新指示”。第二天，上海市冻结了所有的招工工作，立即成立上山下乡办公室，开始把所有的青年动员去务农，方向是黑龙江军垦农场或国营农场，内蒙古、吉林、淮北、江西、贵州和云南的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大家谁也没去过那些地方，天晓得哪儿好啊。

　　从那以后，学校、里弄以及各机关企业就纷纷躁动了起来。首先，学校工宣队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在学校的上山下乡决心书上签字。不过，这样严厉的要求只能针对平民家庭的子女，学校里的高干子弟们许多拒绝在上面签字，他们的出路是靠父母的关系进入部队，学校的工宣队对此也无可奈何。之后，各种学习班、动员会甚至都开到了动员对象的家里。家长们也由各单位通知留在家中参加学习班，不必上班。这些学习班由学校工宣队和里弄干部的代表24小时轮番坐在动员对象的家里，又是学语录，又是喊口号，直到家长们吃不消签字画押同意其子女下乡为止。

　　我父亲是学术权威，当时正在接受审查。专案组及工宣队早就扬言，如果我不响应号召报名去农村，我父亲就要罪加一等。所以还在工宣队采取行动办学习班之前，我和一些有着相似家庭背景的同学就已“自愿”报名去云南插队了。

　　为什么是云南呢？原来在上述的七个面向里，北方三地属“反修”前哨，像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是不能去的；安徽江西离上海较近，要照顾“出身好”的平民家庭子女。像我这样的青年只能在贵州和云南两地作选择。幸好我父亲当年曾在西南联大求学，又在抗战中期投笔从戎，沿滇缅公路去印度的蓝伽协助训练中国的新式陆军，对云南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从而促成了我的选择。

　　1969年4月16日，下着毛毛细雨，我独自一个人撑着伞在风雨中走着，去派出所迁户口。走着走着，雨大了，心里也越来越不是滋味，真想返回家，不迁了。可是，回头的路又在哪儿呢？外界的传言是这次不走，以后可能要去西藏了。可怕的前景威胁着我，忧虑的心情掺杂着对前途的渺茫，我昏昏沉沉地走进了派出所的门槛。那位女户籍警瞄了一下我那张上山下乡通知书后，就在我家的和他们备查的户口本上将我的名字轻轻一画。完了，我的上海户口完了，我几乎哭了出来。失魂落魄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拿了户口迁移证，更不知是怎么在风雨中走回了家。晚上，父亲回来，大家一起吃晚饭。父亲拉开了八仙桌的抽屉，拿出了户口簿，叹了口气道：“如今开始，一家只有三口啰。”全家每个人的脸上笼罩着一片和天气一样的阴云。

　　出发去版纳

　　1969年4月24日，天阴得厉害，冬寒的余孽依然让人感到透骨的寒意。早晨的细雨也给这阴冷的世界增添了不少悲情。

　　这天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夜没睡好。天不亮就起来，冷得很，穿了毛衣。全家四口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早餐之后，母亲和妹妹便帮我提上旅行袋走出了家门。

　　集合地点——母校复兴中学的工会俱乐部里挤满了人。有和我一样的知青，也有前来送行的家长和亲友。此时我对着母亲和妹妹，心中翻腾却无言以对。只得坐在一条长凳上默默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8点，送我们去云南的工宣队师傅老姜高喊集合上车了。汽车挤得很，呜呜咽咽地开出了校门。沿着四川路、武进路，过旱桥，开向彭浦车站。我望着沿街林立的楼房商店，也想来几段激情：“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可是却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此刻的我只希望多长一双眼睛，再看看这与我一样寒冷的故土。

　　彭浦车站原是个货车站。设备自然不用说是很差的了。铁轨边新搭了一个草棚作为站台，里面早已挤满了人。在站口，我们找到了骑自行车赶来的父亲。一家四口在此作最后一聚。

　　父亲买了一些橄榄和蛋糕给我车上作点心。车站上的扩音器不断地播放着革命乐曲。站台上的人们有捶胸干号的，也有拭泪低泣的，反正人人的脸上都是泪水，真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此刻时间是宝贵而短暂的，但一家人却无言对答。妹妹已转过身暗暗地抽泣，父母也强忍泪水告诫我路上要小心，多注意安全，多写信。我除了不停地答应父母的告诫外，也找不出什么言辞来安慰亲人。

　　9点35分，汽笛一声，列车在车上车下一片号啕声中开出了车站。我站在车门口，隔着已上了锁的车门玻璃挥手向父母妹妹告别。半小时后，列车到南翔站换车头。停了一个小时，车厢里依然处处抽泣，悲伤之情始终笼罩着整辆列车。离别了故土和亲人，前程一片渺茫，不知道这列车将把我们这300多知青带向何种命运。江南的春季本是美好的，可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除了灰蒙蒙的云层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了。

　　15点30分，列车进入杭州车站。站台上，杭州市的少年儿童列队以欢乐的歌舞迎送我们。这欢乐声多少送走了一些压在人们心头的悲伤，车厢里的哭泣声似乎小了下来。

　　由于天阴，夜幕很快便降临了。19点，列车开进了大雨之中的金华车站。站上的广播传来了中共九大闭幕的消息以及新当选的第九届中央委员长长的名单。我已经没有心思认真去听，睡觉，睡觉吧。我和衣躺在长条座椅上，同座的钱兄则爬到行李架上睡去了。昏黄的车厢灯光下，有人开始聊天了，嗡嗡的，也不知他们在讲什么。

　　经过四天四夜的旅程，4月28日凌晨，我们终于到达了春城昆明。站台上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分列左右两排，让我们列队从他们中间走出了车站，让人感觉到这边境重镇的森严。我们被安排在昆明一中住宿，教室的水泥地上铺了一些稻草。怕得关节炎，我和衣在草上迷糊了一下，好像听见谁在说梦话：“妈，侬勿要难过，我走了。”

　　在昆明休息了一天之后，4月29日，我们被“装”上了卡车——拉货的解放牌卡车。车上无座无遮无垫，十几个人一车。我只得把随身携带的毯子折起来垫在车板上权当是坐垫了。起初还好，车行在昆明的郊区公路上，沥青路面比较平稳，尘土也不大。可是不久，车子就驶上了昆洛公路，一条简易的红土公路。这下可好，不光是车子颠簸得厉害，路上的红土也随车扬起，又像雨点一般落下来。很快，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是红土，头发和眉毛也全是红的了。车停下的时候，只觉得耳鸣头晕，边上的人说话也听不清。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晚上的宿营处也是简陋至极，第一天晚上住杨武，露营在一个泥土的停车场上，什么也没有，天作屋顶地当床，为了一点洗脸水，走了十多分钟山路；第二天的墨江是个停车棚，茅草的屋顶，无墙，大地就是床。由于住宿条件太差，第三天早上，许多人向带队的工宣队和思茅专区来接我们的负责人提出抗议，拒绝上车。在思茅专区的接待人员反复解释，并保证改善条件之后，大家才将信将疑地继续前行。果然，第三天晚上在思茅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招待，睡在专区医院，每个人有一张用板凳搭起来的板床，还有毯子呢。

　　这一路三天，我们翻过了哀牢山和无量山两座大山，车行579公里。山路十分险峻，到处是急弯和悬崖。车子时而穿行在云层之上，时而又弯弯曲曲地沿着盘山路下到谷底。我们既领略了元江的热，也领略了通关的风，当然更领略了这一路的颠簸和尘土。

　　第四天启程，过了思茅向南，我们算正式进入西双版纳地区了。只觉得空气比前几天湿润了许多，沿途的森林也越发茂密，松杉等温带树木已不见了踪影，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热带雨林。在普文，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穿筒裙的傣族妇女。晚上，我们到达了勐腊县的小勐仑区，夜宿一傣族寨子，这是我第一次住傣家竹楼。

　　一走进竹楼，我们一个个都目不斜视，手脚不敢多动，嘴也不敢多说，怕违反了傣家的什么忌讳。倒是竹楼的主人先用他那结结巴巴的汉语和我们聊起了家常。一会儿，我尿急了，问那主人上哪儿可以方便，讲了半天他才听懂，原来傣族晚上就在竹楼的晒台上方便。竹楼空间不高，我必须弯些腰才能行走。这儿没有电灯，竹楼上的照明一半是靠火塘的火光，一半是一盏油灯。走在竹楼上竹板在我脚下吱嘎作响，好像要断掉一般。

　　初抵版纳

　　经过了11天火车汽车的颠簸，我终于到达了我将落户的勐腊县勐腊区一乡曼庄寨子。这里离县城约六公里，山川秀美，一派升平景象。晚上既不开会，也不学语录，既不需“早请示”，也不必“晚汇报”，更没人关心什么最新最高指示。傣族百姓个个和蔼可亲，民风淳朴。次日早晨醒来，只听得竹楼下嘀嘀嘟嘟传来樁米的声音，竹楼外则是鸡鸣鸟唱，整个寨子沉浸在缭绕的炊烟之中，真是：雀噪鸡鸣雾色梦，青衣待踏晕儿红，焉知穷却修竹去，犹念武陵青笠翁。

　　西双版纳真是一块净土，无论是我初到时的第一印象，还是以后的九年光景，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对它念念不忘。我忘不了那里美丽的森林和竹林，忘不了烟霭下的傣家寨子和竹楼，忘不了竹楼里的酸笋鸡汤和牛肉干巴，忘不了月光下竹影里姑娘小伙的情歌对唱。那里是我插队生涯开始的地方，那里是我躲避当时疯狂岁月的乐土，那里也是我走向人生的起点，它孕育了我日后的成功。

　　（组稿、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