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个《武汉日报》的记者在言谈中似挟诮讽地告诉我：“名记者范长江明天就要到徐州来了！”

　　我回答说：“本来就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

　　他愤愤地说：“什么名记者？我就不信那一套！未来之前，先创气氛，要别人为他准备住处，安排生活；既来之后，又大宴宾客，到处拉扯，简直像个大官僚！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

　　我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给《大公报》生色。”

　　他说：“他文字不通！”

　　我说：“惭愧！我也文字不通。但我觉得他的字里行间放着思想的光芒！”

　　他又说：“他到过延安，会过毛泽东、周恩来。”

　　我说：“这与他的文字有什么关系？难道到过延安，会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文字就不通吗？”

　　他不做声。我心中如抹了一层油渍，很不舒服。

　　第二天，范长江果然来了。我同他谈了一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事，接着又向他问起与我同住的那位《武汉日报》记者的情况。长江告诉我：“这个人的确有点阴阳怪气：他想向上爬，却又十分自尊；想做个名记者，却又不与外界接触；他经常瞒着别人找特殊新闻，想做个新闻走私贩子，可是又一直站在新闻圈外，没多少人理会他。所以他经常牢骚满腹，猜忌人，日子很不好过。”

　　听后，我讲了一则伊索寓言：“牛辛劳地在耕地，一只苍蝇围绕着它飞鸣，牛不为所动。苍蝇说：‘牛大哥，你可能有点麻木了？我这么找你开玩笑，你却没有感到似的！牛说：‘苍蝇小姐，对不住，我还不知你的存在！”

　　讲完，长江和我相视大笑。

　　良久，长江说：“这个人在开始向恶性方面发展，但还没有烂。我们大家应当设法帮助他！总而言之，只要他基本上同意抗战，愿意为抗战做点宣传工作，我们就应当争取他，团结他。”

　　我个子本来比长江高，但突然间，我觉得比他矮了半截，精神面貌也比他狭窄了许多。

　　二

　　长江称我作“老乡”，我说我不是四川人。他说：“我却是湖南邵阳人。”

　　我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他祖父是由邵阳范家山迁居四川内江的，但他本人没有到过邵阳。又说，以后路过湖南时，一定要到邵阳范家山为祖先扫扫墓，并要我陪伴他。

　　谈到邵阳，他如数家珍，非常自豪。他说：“中国有三个大县，即邵阳、合肥、番禺。三县中，又以邵阳为最大，人口列全国第一。曾国藩说过：‘修到湖广便是仙，而湖广以衡宝（衡阳和宝庆。宝庆即今天的邵阳）为最。这话是不错的……湖南古丈县的田赋银子只九两八分七，邵阳的田赋却有二百七十几万两。这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祖先曾经耕耘过的地方！”

　　我惊异，说：“你怎么记得这么些事？”

　　他笑了：“新闻记者嘛！当记者没有丰富的常识，怎么能将世界上的新事旧事告诉读者呢！”接着就严肃起来：“没有常识，便等于没有感觉！……说起来，我实在还够不上一个记者。我是北大学历史的，而且自认对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研究，可是一到‘那边（指延安），不管哪一方面，我几乎都成了一个白痴。那些人，哎！那些人，多么丰富，多么伟大呵！他们熟悉过去，掌握现在，并且能精确地预测将来！中国的每一个旮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了如指掌。有机会，我劝你过去看看，学习学习……”

　　为生计所累，我一直没有到“那边”去“看看”。

　　1938年１１月，长沙“文夕大火”，《力报》迁邵阳。1939年秋，他到邵阳，我陪伴他上范家山为他的祖先扫墓。

　　三

　　1938年，徐州突围后，我先回长沙，不久，长江也来了。他促我出面筹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湖南分会”。我束手束脚，不敢大刀阔斧地干。我说：长沙情况复杂，CC分子、复兴社分子争权夺利，无孔不入，稍不慎，青年记者学会便会变成派系记者会。长江说：“‘青记是团结、培养、教育青年记者的社团，除了汉奸，只要他是进步的，愿意抗日的，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都可以吸收。胆子放大些，出不了什么问题！”在他的鼓舞和督促下，我“大胆”地发展了四个会员。虽然这与全国当时一千多个青年记者学会会员比，等于没有工作。

　　1938年5月，开完“民族音乐演奏会”后，我离开长沙到湘南和广州走了一遭，然后在南岳整整住了三个月；长沙“文夕大火”后，我回家乡，“青记”的工作则交给另一位同志负责。武汉弃守，“青记”迁长沙，我赶到长沙，长江责备我：“你怎么当起‘新闻隐者来了？”我说：“看着目前情势，我有点丧气！1927年大革命时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当时16岁，也一样坚定兴奋，做了一些我应当做的工作。那时期，提到‘革命两字，便像红光耀眼，大家都靠了拢去，可是北伐军一进徐州，国民党反动头子与北洋军阀妥协了，‘革命两字便变了颜色，灰溜溜的，没有人愿意说这两个字了。多少烈士、多少青年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的结果我看到了，滋味也尝到了。目前，我是兴奋的，坚定的，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一份工作。可是，武汉弃守后，‘抗战两字似乎也在改变颜色，全国人民的热情似乎渐渐冷却了。原因我找不到，但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帝国主义在插手，日本帝国主义一定在诱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独夫民贼，从来就没有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心中，假如这个独夫民贼再向帝国主义妥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把矛头再指向人民，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我想，与其将来懊悔，倒不如现在静观一个时候！”

　　长江望着我，良久，才讽刺地问我：“老头，你高寿？”我也开起玩笑来：“老夫行年二十有七，业已娶妻生子，勿劳挂念！”他说：“我以为你已七十有二了！照你这么说，我们便只有等待亡国灭种，或者雇佣别人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消灭，由我们来享受和平了？不要糊涂，老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几次挫折、几场浩劫，就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抬不起头来了吗？一两个独夫民贼能够阻碍历史的洪流吗？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垃圾一定会被彻底扫除，中华民族一定会站起来的！有位烈士留下一首诗，说：中国这般大，人才岂不多？涓涓一流水，泛滥成江河！写得好！——向西北角上望，那块地方是神圣的，干净的。也就是说，那儿反帝、反封建的意志是坚定的，做法是彻底的。中国的希望在那儿！挺起胸膛，老哥！不要被一时的灰尘蒙蔽了视线。与其做新闻隐者，等待亡国灭种，不如到战场上去与敌人搏斗。”

　　后来我重上战场，很少消沉过。

　　四

　　1939年1月，《力报》在邵阳复刊，我做了中国西南旅行记者。到桂林《国际新闻社》，胡愈之先生和长江递给我一束关于广西情况的原始资料，要我冒风险写一篇揭露这个“模范省”黑暗的通讯。我“遵命”写了《春草遥看近却无》一文，想不到因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白崇禧看了，竟在广西省“扩大行政纪念周”上，指名道姓把我骂了一通。军校武冈分校开学，他路过邵阳，曾两次派人找我“谈话”，我没有去。2月抵重庆，长江先我而到，谈及这件事，长江说：“我们不过想试试你的勇气。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假如没有勇气，便也算不了有什么正义感。”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辗转到了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对重庆国民政府建议“和平”，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等人劝降。因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脱离国民党中央投日的丑闻，所以重庆国民政府极为紧张，连忙封锁消息，免得家丑外扬。

　　大约是1939年3月初，汪精卫叛国投敌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重庆各报仍不敢披露。长江找到我后给了我一份资料，说：“国民党禁锁严密，《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试试你的勇气，让《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天高皇帝远嘛！你有勇气吗？”

　　我把材料看了，立刻就拍急电回报社，并航寄《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通讯一篇。第二天，《力报》就第一家发表了这条震动国际的新闻，并一字不漏地刊在了头条，早中央社和全国各报半个月。薛岳和政工人员胡越跳起来，说：“严怪愚造谣，非抓回来枪毙不可！”

　　后来，事情实在隐瞒不住，中央社才发表了相关消息。看着中央社的消息，长江对我说：“他们在写‘旧闻了！不过能把旧闻公布，也算是向前跨进了一步。”“新闻就是要‘新嘛。对什么事都躲躲闪闪，胆小怕事，让旧思想、旧意识缠住了脚，能够做新闻记者吗？只有新人才能做‘新事。而做‘新事总是要几分胆识，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

　　我说：“我的胆略是你给我的。”

　　他说：“快别这么扯。多上几次战场，就不会怕炮火了。”

　　五

　　和长江在重庆分别后，一直到1946年秋，我们才在南京重晤。这期间，我在湘西搞《力报》和《中国晨报》，但经常接到由“那边”寄来的用《中央日报》、《扫荡报》挟卷的《新华日报》。他虽没有署名，但我认识他的笔迹。

　　1946年秋，我到了南京，长江在中央和谈代表团工作。我到梅园新村看他，谈到内战问题，我很担忧。他说：“忧，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斗争，与群众一起斗争。我们希望和平，一万个需要和平；中国人民苦了八年，也可以说苦了近百年，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不过这只是我们一方面的愿望，万一这个委员长不顾人民死活，硬要消灭我们，我们也只好拿起武器来奉陪了！说句老实话，要是这个委员长硬要点起内战火焰，不需三年，我们便要把他赶到美国去组织流亡政府！”

　　我说：“你在算命了。”

　　他说：“唯物论者并不回避预测。从民心，从士气，从国际形势，从历史发展，总而言之，从各方面的条件来推断，我们敢说这句话。”

　　当时，周恩来团长住在长江附近的房间里，我要求“去看看周公”。我说：“周公忙，我只见一面便满足了，绝不耽误他。”长江陪我去启门，周公正握着笔在写什么。闲谈了几句，我便问“和谈”的前途。周公叹了一声，笑着说：“这个委员长呀，真不好对付！有了美国的顽固派撑腰，他居然以胜利者自居了。滑得很，也僵得很。说了话不算数，做了坏事不认账。”我问：“内战可不可能避免？”他说：“这很难说。我们是一天也不希望打。要是想打，我们也不会到南京来和谈了。万一这个委员长硬是想用武力巩固他的独裁，要打，我们也只好奉陪，请人民再忍痛三年了。”与长江的话如出一辙，只是语气不同而已。

　　1946年冬，我到上海。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上海和谈代表团撤离，与中共南京代表团同回延安，只我一个人到上海北站送行。车快开动了，徐迈进同志跳下车来，抱住我，我含着泪。迈进同志说：“别难过！三年之后，我们在长沙见！”

　　还不到三年，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当时我在邵阳游击队里，不曾参加迎接解放军的仪式。此刻，我多么渴望见到长江、迈进他们呵！但他们没有随部队到长沙。

　　1952年冬，接长江口信，要我和妻到北京《光明日报》工作，我因刚刚经过“思想改造”，检查了自己组织观点，不便马上离开原单位，竟没有去。于是我们一直没有见面。没想到这个“组织观点”竟使我在思想上、精神上戴了20多年镣铐。

　　六

　　1977年，在上海一家杂志上读到冯英子一篇《悼长江》的文章，才知道长江于1971年便离开他亲爱的党、亲爱的国家、亲爱的人民和亲爱的战友，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我怆然。

　　长江离开人世已经多年了！这些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跨着大步向前迈进。“往事依稀人不见，小窗微雨立多时。”我敬爱的朋友，安息吧！

　　（组稿、责编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