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樵

　　反动当局抢先一步

　　就在大光新村会议后的第三天，1949年2月7日晚，夏琫瑛家突然闯进两个特务，声称“国大代表奉命随国府南迁”，企图将她强行带走，夏琫瑛虚与应付，设法脱身后，连夜逃到上海，与随后到上海的孟士衡取得了联系。当时夏琫瑛以为特务只是因她发起部分国大代表提出撤销“戡乱会”提案的事而来，还不知是起义之事已暴露，孟士衡直到这时仍未引起警惕，还通知夏琫瑛13日下午去民革成员曲友诚家中开会。

　　2月13日上午，孟士衡正在曲友诚家中与余亚农等分析形势，忽然敲门进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他的同乡、首都卫戍司令部上校副专员马志青，另一人据马志青介绍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代表。那人称李代总统请孟士衡到南京共商重开国共和谈有关事宜。孟士衡竟轻信了来人的话，还同他们出去吃了一顿饭，回来后兴致勃勃准备返回南京，不料却等来了一车军警，立即将他逮捕押回南京。

　　“京沪暴动”计划怎么泄露出去的？因为与吴士文同住大光新村5号院内的邻居秦范五是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以后许多文章都只说是秦范五告的密。那么，秦范五是怎么得知内情的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那是因为孟士衡过于性急，也过于轻信同乡，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从而被坏人钻进了组织。据当年上海《申报》报道：破获这一“惊人大案”是由京沪治安机关“派遣反间人员，潜入对方之核心组织，侦获全部计划”。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中要职的候镜如（十七兵团司令）、覃异之（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廖运泽（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兼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在1980年发表的《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的最后挣扎》一文中提及“京沪暴动案”时，也写道：“东北籍特务秦范五与吴士文住一个院子，并参加孟等的组织。2月7日据秦范五密报，2月6日下午8时，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又名萧成玉或萧振青，宪兵七团逃兵，据说曾到江北与中共江淮军区取得联系）等在吴士文家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五千人的暴动……”

　　孟士衡夫人秦秀卿在答复笔者询问的信中也说到，秦范五是东北人，和吴士文同院。吴士文也是东北人，是马志青介绍给孟士衡的。马志青是孟的同乡。1946年孟士衡到南京后，孟、马一见亲热异常，到1948年过从更密。孟把马当成忠厚亲朋，无话不谈，还说：“志青兄不会出卖老朋友的。”有一次马志青在孟家谈话到深夜（已过戒严时间）还不肯离去。秦秀卿问孟士衡，孟说没关系，马志青是保密局的人，有夜行证。秦秀卿从此对马志青就有所警惕。一次马志青问她：“士衡搞民革，你如何认识？”她回答：“我不问这些事。”马又问：“你参加吗？”她回答：“不参加，什么都不参加。”因此，事发后她未被作为要犯。

　　事实很清楚，保密局特务秦范五、马志青以东北同乡关系混入了民革（连吴士文也是马志青介绍才参加民革的），他们很可能还参加了那天研究暴动计划的会议。即使他们本人没有参加，也很容易从孟士衡口中套出情况。

　　2月13日，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被捕，从吴士文家中还抄出民革宣言、行动计划等文件。不久，民革上海临工委委员许志远、张克强、万行浩，民革南京分会委员马骏名等也相继被捕。胡勤业在军警到来前5分钟逃脱。李国珍去找万行浩时，万的儿子从后门出来报警，他才逃脱。曲绍卿得知马骏名被捕消息后，立即外出避难，行前将消息告诉了秦秀卿。但秦秀卿没有得到孟士衡的消息，不愿离开，当晚被捕。

　　2月底，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被捕。民联成员、北区警察局副局长江任为给正在上海的刘海亭报信，假装同妻子吵了一架“赌气出走”，赶往上海。此时刘海亭已从报上看到“京沪暴动案”被破获的消息，为免使其他有关人员遭到怀疑，他毅然冒险返回南京。他手下的刑事科副科长陈可友（保密局特务）藏着手铐到车站来接他，假意劝他逃走，以探真情。刘海亭镇定自若，未露丝毫口风。

　　第二天，江任在上海扑空后返回。为了让住在附近的刘海亭与田竺僧接头，江任夫妻俩又假装大吵一架，刘海亭与田竺僧以劝架为名到江家碰了头。田竺僧劝刘逃走，但刘海亭认为逃走等于自我暴露，会影响马广运的案情。他坚定地说：“你们可以放心继续活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出卖组织。马广运也是有骨气的人，我了解他，他也不会出卖组织。如果我被捕，请你们把我妻子照顾好，把我孩子抚养大。”

　　刘海亭串联原中央警校同学去找保安警察总队队长唐精武（原警校老师），由唐精武出面发动全国警校同学组织营救委员会。同时，刘海亭又亲自去面见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和首都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向他们力陈马广运的“冤枉”。但秦范五、马志青早已得知刘是“暴动”计划中的重要角色，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他仍然被捕，并且和马广运一样受到了压杠子、坐老虎凳等酷刑折磨。他们都守口如瓶，大呼冤枉，强烈抗议，弄得特务们毫无办法。

　　连同刘海亭、马广运在内，首都警察系统警官警员有１０余人被捕。宪兵七团通讯连有下级军官及士兵20余人被捕。此外，镇江城防、江防司令陶鸿钊等也同时被捕。那一段时间里，被称作“飞行堡垒”的红色大囚车在京、沪等地频频出动，凄厉的警笛声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女国大代表抗议当局违宪

　　2月16日凌晨，夏琫瑛在上海四川北路友人家中被捕，次日晨专机押送南京。她因拒不承认参与暴动和参加民革，被关入黑牢。为表示抗议，她曾绝食四天，后被特务假冒民革组织名义送来食物，劝其进食，她才停止了绝食。在受到秘密审讯时，夏琫瑛抗议：“我是妇女团体选出的国大代表，根据宪法规定，国大代表就是犯法，也必须经国民大会批准后才能逮捕并公开审判。你们嘴上高喊民主，却对我秘密逮捕和审讯，是违法的！”

　　孟士衡之妻、国大代表秦秀卿被捕后，审问不出什么情况，因秦秀卿加入民革时填表用的是化名“白禾禾”，除孟士衡外无人知道，警方只得将她释放回家中软禁。秦秀卿派家务女工在门外守候，遇到有熟人来找孟士衡，便示意其赶快离开。她还叫女工出外买菜时给一位东北籍立法委员李峰送信，请他设法相助。李峰找来美联社记者到她家采访，秦秀卿大谈身为国大代表却遭到违法拘禁、失去自由的苦恼，请其向社会舆论呼吁。美联社为此发了电讯专稿，引起舆论关注。美国记者采访时，在家监视的特务也在场旁听。第二天，大概得到上级指示，特务就不来了。

　　秦秀卿曾在孟士衡被捕后上书李宗仁代总统及张治中、邵力子等和谈代表求救，但均无回音。孟士衡被押去上海后，警方封锁消息，她也无法再打听到孟士衡的下落了。

　　在紧急情况下毁件保人

　　王葆真与孟士衡原定于2月14日有个约会，那天，王葆真与梁佐华在徐家汇一家餐馆里点好饭菜等孟士衡，等了很久也不见人来，知道出了问题。

　　2月22日中午，民革上海临工委五常委在湖南路261号三楼王葆真寓所集中，准备外出吃午饭时研究紧急应变事宜。到了时间，只来了梁佐华、林涤非、许卜五，还缺吴荣。下午1时，吴荣仍未到。梁佐华从窗口往下看，发现平时很清静的小马路上游动着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他们知道情况不妙。原来，特务从抄家搜得的零碎材料中了解到王葆真住徐汇区，但不知是哪条路、多少号，正派人在四处探询。王葆真立即决定四个人分三路转移，王葆真与许卜五先行离开，林涤非随后，梁佐华最后，王葆真临走时，交给梁佐华一个小枕头，郑重叮嘱道：“内有重要文件，生死与之！”

　　梁佐华回到宛平路家中，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里边有民革上海临工委全体委员名单和正在联系起义的刘昌义、张轸、郭汝瑰等将军的名单！他赶紧跑到相距不远的华山路任廉儒家中，向任廉儒请示。任说，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坚决“毁件保人”。梁佐华立即赶回家中，将所有名单销毁。

　　王葆真本来可以撤离上海，按原计划去武汉转赴豫南张轸部策动起义。但他考虑到上海还有一些工作未完，一时不能脱身。23日，他在海宁路“军友社”餐厅召开秘密会议，成立民革上海临工委策反行动组，任命王之师（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为第一行动组组长，冯永发为第二行动组组长。王之师当场交给他一份策反名单。

　　24日深夜，王葆真与许卜五在另一民革成员家中被捕。当时他身上正带着王之师给他的策反行动组名单，听到“飞行堡垒”驶来并停下的声音，王葆真立即将名单交给许卜五销毁，许卜五将其撕碎后扔进抽水马桶。随后，他们从容被捕。林涤非也在另一地点被捕。

　　至此，民革上海临工委16个委员中有8人被捕，常委5人中有4人被捕。

　　任廉儒与梁佐华闻讯后，紧急商量，决定先撤离上海，到苏州、无锡一带暂避。

　　3月1日，上海《申报》首先登出了《京沪治安机关破获恐怖阴谋暴动》的消息和孟士衡夫人、女国大代表秦秀卿的照片，并报道已逮捕了孟士衡等人及“参与此项计划之女国大代表夏琫瑛、首都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等”，“被捕人中尚有维护治安之警宪人员多名，故阴谋中如何捉捕李代总统等之计划，不仅详密，且平易易行”。消息传出，各界震动。

　　两天后，上海《中央日报》报道“京沪阴谋暴动主犯王葆真在沪就逮”，《申报》又发表了首都卫戍总部及警备部公布的本案内情。宣称主犯王葆真及属下的吴荣、林涤非等已落网，并对王葆真经历作了简介。此文中特别说明：“本案系阴谋暴动颠覆政府之案件，非党政或政治犯问题，本部负卫戍首都之责，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必要人员。”并称“尚有甚多阴谋分子潜在，正在严密彻查中，务期于短期内一网打尽”。

　　任廉儒和梁佐华阅报后断然决定迅速撤离，赴香港向民革中央汇报，并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接洽。3月8日，两人悄然出走，乘英国恰和公司轮船到达香港。

　　轰动一时的“孝女上书代父入狱”

　　王葆真被捕后被关进威海卫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监狱。王之师闻讯，当即赶去，对稽查大队长夏濂谎称有案子要审问王葆真，并以时间紧迫为借口直接到单人牢房中审问。趁无人时，王之师问王葆真那份策反名单在何处。王葆真告诉他已经销毁，请他放心。他对王葆真说：“我们会设法营救你的。”

　　不久，王之师升任上校参谋处长（主管作战）。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逃走前给他下了三道手令，要他负责炸毁苏州河各处桥梁及黄浦江沿江码头，以阻止解放军进入上海。但王之师却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使这一罪恶计划泡汤，有力地配合了刘昌义的起义。

　　王葆真在审讯中，坦然承认军事策反工作一切由他负责，并称只有他一人知道，与其他同志无关。

　　3月3日，一个姓杨的军法官，自称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现在代表李宗仁到监狱看望王葆真，要他说出在沪有哪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以便请他们出来共商和平大计，遭到王葆真拒绝。第二天，这个杨军法官变了面孔，对王葆真又骂又打，还咆哮说：“你的罪枪毙都有余！”王葆真痛斥他：“你们把国事弄得这样糟，哪一件是三民主义？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吗？”

　　王葆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都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将被捕人员释放。李济深于3月6日紧急致信李宗仁的顾问、立法委员黄启汉，请他转告李宗仁：“王葆真先生（卓山）在沪被捕，当德邻兄力主和平解决国事并释放政治犯以取信于国人之时，尚有此违反人民意志之行动，闻之不胜愤慨。”希望李宗仁“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为荷”。黄启汉立即将此信全文急电传给李宗仁，并说明如不设法补救将对和谈前途产生严重影响。

　　王葆真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他向同案被捕的其他难友交代，要他们把军事策反的事全部推到他一人身上。他还写了许多诗，如：“烈士多殉名，贪夫多殉利。名利两都忘，人生重信义。”“临难勿苟免，舍生贵取义。人坚信仰心，闻道夕可死。”“恐负残年未敢衰，牺牲当愿站前排。”“愿为人民受苦难，愿以流血洗罪愆；愿为众生入地狱，愿为地狱开青天……愿为无名英雄冢上树，护风护雨护忠骨；愿为五里雾中路上灯，光明照遍行人途……”他大无畏的精神给了难友们很大的鼓舞，大家对他都十分尊重。

　　王葆真女儿王振琳（时任金陵大学助教）前去探监，横遭阻拦，痛哭昏倒于监门之外。事后，王振琳于3月6日在南京《大公报》上刊登她写给李宗仁代总统的信，要求代父入狱。信中历数了王葆真自参加同盟会以来献身三民主义革命事业、抗战以来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效力的历程，介绍了王葆真年逾古稀，体弱多病的情况，含泪陈词：“伏恳代总统明察秋毫，贯彻释放政治犯之命令，摈弃危言，停止迫害民主人士，则全国和平可期，万民感戴，固非仅振琳一人所馨香祝祷者也。家父本患严重肾病，近在狱中，闻已岌岌可危，如代总统认为家父仍有扣押之必要，振琳愿代父入狱，以便家父出外就医。区区孝诚，伏祈鉴准为祷。”

　　此信见报后引起轰动，国民政府立法院、监察院的一些元老也对王葆真案深表关注，呼吁尽快将其释放出狱就医。上海一小报刊登此信时特地加按语称：“全书情文并茂，不知李代总统将如何发落。”4月8日，《华美晚报》刊登了王振琳致行政院长何应钦的同样内容的信，同时报道：“此案已引起和谈代表之注意，临行时曾向何院长表示，和谈进行之际，亟应早日实行释放政治犯以昭诚信。何院长亦深以为然，故已通知警备部将此案移京国防部整理，或将进一步而实行释放，亦未可知。”后来得知，李宗仁、何应钦曾电令将王葆真等移送南京，但坐镇上海的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只服从“退休”老人蒋介石的命令，根本不理睬李宗仁等。

　　王葆真隔壁牢房的难友将3月6日《大公报》从墙缝塞过来。王葆真看到后，写诗感叹道：“木兰从军代父征，缇萦上书代父死。尔今书请代入狱，父闻心悦转悲泣。我视死生无重轻，被捕入狱无惊异。辱打受刑亦当然，革命流血寻常事……”

　　王葆真在狱中95天，共写诗138首。起初用铅笔头写在草纸上，藏入被絮中。后来转押到警察医院楼上牢房，他在清点行李时，找到一本空白笔记本和一支没有墨水的钢笔。一个姓马的护士从报上得知了他的案情后深表同情，偷偷给他拿来了一支吸满墨水的针管，使他得以将草稿纸中的和新写的诗全部用钢笔抄入笔记本中，妥善保存了下来。

　　死里逃生还想部分实行起义计划

　　3月中旬一个大雪之夜，由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牵头，汇同首都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中统局、保密局、总统府等单位联合组成军事法庭，对刘海亭、马广运等进行了秘密审理。刘、马二人拒不承认指控罪名。孟士衡被押来与他们对质，也一口咬定不认识他们，使刘、马二人免除了被定罪杀害的危险。

　　刘、马二人化险为夷，除去未找到他们的“罪证”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当时他俩是民联成员，而民联已同民促等联合组成了民革，他们就应该算是当然的民革成员了。但是当时新建的民革组织并不严密，民联仍在以原组织系统活动，民革与民联的许多人也不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南京民革负责人胡勤业动员刘海亭再加入民革之事。刘海亭表示已经加入民联了，不想再加入民革，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因此，刘海亭除与胡勤业在河北同乡会有接触外，与孟士衡从不发生关系，在南京民革的名单上也找不到刘、马二人的名字。这一点也为他们的脱险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当局对刘、马二人无可奈何，只能判定他们“交友不慎”，由唐精武牵头，各警察局长联名具保，刘、马二人得以取保释放。

　　刘海亭出狱后，通过河北同乡关系和民联同志的活动，又当上了首都警察厅特别警备大队大队长，并推荐江任当了刑警总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他还想部分实行原来的起义计划，将李宗仁扣押起来，命令桂系部队放下武器，接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南京。但因他仍受到特务监视，与特别警备大队下属官员还不熟悉，不能有效指挥调动。田竺僧向中共地下组织汇报后，没有批准他的建议，要求他注意隐蔽，迎接解放。

　　黎明前三烈士慷慨就义

　　4月4日，南京方面将“京沪暴动案”的9名要犯解送上海。在囚车上，孟士衡对夏琫瑛说：“预料中最坏的情况出现了。到了上海，就会落到杀人魔王毛森手里，我们是必死无疑了。”他们被关进了上海爱多亚路黄浦警察分局监狱。

　　为抵制将王葆真解送南京的命令并躲避舆论追查，上海当局一边在报上登出已将王葆真等人“转解赴京”的假消息，一边将王葆真秘密转移到警察医院五楼一间专门关押待决犯人的小病房。此时，王葆真已病重便血。

　　5月8日夜里，一个看守隔窗对王葆真说：“你想办法，我带你逃脱，不知走不走得脱。”后来，王葆真才知道曾有第二天要将他枪毙的传闻。但这并非空穴来风，他确是被判了死刑，只是缓期执行。

　　5月9日下午3时，孟士衡与吴士文、萧俭魁三人由上海市警察局押往宋公园（即宋教仁公园，今闸北公园）杀害。次日《新闻报》报道称：“三犯临刑前态度镇静，孟吴各写遗书一封，饮高粱酒一杯，在囚车上，高唱国歌，并呼口号。”《申报》报道中也称：“三犯于临刑前高唱国歌，并呼口号。”就义时，孟士衡、吴士文各中三枪，萧俭魁中四枪。

　　孟士衡临刑前所写遗书说：“秦秀卿贤妻鉴：我为三民主义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我死后，盼汝改嫁，如不愿结婚，亦盼好自为之。前妻遗物有金镯一只，送你作永久之纪念。吾原籍有七旬老母及宪勤两子，请通知可也。祝你永远健康。”因秦秀卿已于4月底被国民党当局强迫疏散到广州，而广州到上海的航路这时已断，她闻讯后已无法赶到上海，这封遗书是孟士衡一个同学之妻田忠敏（日本人）去上海市警察局抄录的。因她不是孟士衡直系亲属，所以未让她拿走原件。据说原件由曾与孟士衡在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同过事的上海市民政局长褚道庵先生收存。

　　后来有介绍烈士事迹的文章将当年报纸报道孟士衡等临刑前“高唱国歌”想当然地改写成“高唱《国际歌》”，其实这是不了解也不尊重历史。孟士衡等人是以民革成员身份就义的，民革成员都认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继承者，当时的《国歌》是以《中国国民党党歌》代替，歌词是孙中山1924年给黄埔军校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求大同……”这与孟士衡给妻子遗书中所说的“我为三民主义革命而成仁”也是吻合的。

　　上海解放前夕，夏琫瑛等曾被军警押到码头准备转送台湾，因听到附近传来枪声，押送人员又慌忙将他们送回监狱。后来，特务军警们急于筹措路费逃跑，纷纷拿在押犯人做交易。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夏琫瑛的友人凑了10两黄金，将她保释出狱。

　　上海迅速解放，使仓皇逃走的国民党反动派未能将病中的王葆真带走。5月27日早上，王葆真听到枪炮声已稀疏，楼下有几百个国民党军士兵在吵吵嚷嚷，有的说干脆缴枪，有的说不能缴枪。他从窗口看出去，只见一些难民已携带包袱高兴地回家，知道提篮桥一带已经解放。到了下午，他的五弟和几个朋友来到监狱医院，将他接回五弟家中。次日送进永川医院治病，《大公报》记者闻讯到医院采访，消息登出后，各界人士到医院慰问的络绎不绝。

　　至此，轰动一时的“京沪暴动案”暂时画上了句号。

　　（组稿、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