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长：我很早就体验到家道中落

陈智富：王老师，请您谈谈您的生长经历吧。

　　王又平：我父亲是地下党员，长期在四川工作，因为掩护、隐蔽条件比较好，与建国之前的四川各界的上层人物的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后来，我父亲归李克农、潘汉年管，隶属于中共社会部，实际上就是做特工。解放后，父亲进入华东局上海统战部，全家就来到上海。

　　我1950年出生在四川峨眉山，在上海成长生活了大约10年，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在上海最初的几年，我们都住在干部大院，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子弟，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哥哥小时候跟林豆豆、曾庆红等都是华东局干部子弟保育院的同学。

　　1955年，潘汉年案发后，我父亲受到牵连入狱，没过多久在牢里得了癌症病逝。我们从大院搬到小弄堂，一下子就成孤儿寡母了。我们家败落得比较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点我常描述的“破落的红色贵族”意味。我很早就体验到家道中落，对上海的底层生活非常熟悉。至今保留有青少年时期对上海生活的回忆。

　　当时，我母亲不允许我们跟弄堂的其他孩子玩，怕我们学坏了。所以，我们到了弄堂以后很少跟一般平民子弟接触。虽然说解放后工农阶级是社会主义主人翁，但是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啊。真正到“反右”后，知识分子打下去了，工农阶级的社会地位才真正提高。比如说，王安忆的小说《流逝》中写到资本家的女儿欧阳端丽，虽然家里已经很穷了，但的确又跟一般市民不一样。到了“大跃进”、“文革”时期，欧阳端丽到弄堂生活，才接近一般平民。接触一般平民以后，欧阳端丽才觉得人生更有意义的，比以前关在家里做金丝雀更有意义些。王安忆写弄堂很地道的。弄堂是一个大世界，各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弄堂住着穷人富人和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曾经参观过曾卓旧居，曾卓家左边是银行家，右边是知识分子，曾卓家虽然也是在弄堂里，但还是跟平民区有区别的，起码文化界限是很清楚的。

　　1960年，我母亲悲伤过度而去世。因为大姐、大姐夫在武汉工作，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就到武汉来了。武汉锅炉厂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办的锅炉厂。为了支援武锅建设，毕业于上海技校的大姐、大姐夫被派到武汉来，当了普通的技术员，成了武锅出身的工人。

　　我和其他大孩子一模一样，感受新的世界在慢慢打开，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一个是正处于三年自然灾难的困难时期，正是大饥荒时期。第二个经济上很困难，一大家子人就靠大姐、姐夫的每月三四十块钱工资养活，除了他们自己两个孩子，还要养活两个弟弟和姐夫的老娘。人生起落嘛，家道中落嘛，我的人生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深切的体验。

　　当年，武锅那一带是很荒的郊区，很多武锅工人到山坡开荒种红薯、种绿豆。我就在武珞路小学上学，一放学就到菜场的烂菜堆里扒烂毛豆，捡烂菜叶、莴苣叶、包菜篼子，削着吃。那时候没有肉吃，好像每个工人家庭都养兔子，因为兔子好养嘛，反正家外面都是草嘛，我也养兔子，就常常上山坡割草喂兔子。

　　后来，我在武昌实验中学读书，也还是比较有优越感的。我的学校教育涉及到三个方面的人群，第一块是知识分子子弟，第二块是干部子弟，第三块是城中市民子弟。总体的来说，我的家教比较严格，自己也有比较高的追求。生活的变化让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不然我很容易成为谢慧敏那样的好学生，看不惯小流氓的。我的听话阶段到初中阶段就结束，所以我向来对主流或者流行的东西比较有警觉的。

　　“文革”开始，我不像某些红卫兵那样武斗老师，是因为我少年时期在上海所接受的教育传统，还是保持知识分子家庭的那种家风，首先是追求知识，讲文明，讲道理，反对野蛮的方式，主张用很文明的方式来看待事情。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在锅炉厂的几年生活和普通老百姓子弟一样以后，又不太愿意接受那些贵族习气，比如觉得自己学习好、家庭出身好或者有钱就看不起人的优越感。我和平民打交道后，就觉得因为某种东西有优越感而傲视群众也是没道理的。

　　后来，我一看王朔小说，就知道他的小说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看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出身大院都能体会大院子弟的优越感，但我又不认同这种价值。说什么红二代富二代，我很反感，仰仗老人前辈来过日子，还看不起别人，是令人不齿的。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凡事要靠自己的想法。

二、下乡：学会自食其力

陈智富：因为有凡事靠自己的观念支撑，下乡应该说是您人生中的第一次独自生活，也成为人生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吧？

　　王又平：1968年，我初中毕业就下乡到潜江，就自食其力，当时家里也养不起我，家里了不起就寄几块钱啊。下放一开始和农民一样，有很多活也干不了，所以分值很低。不过，我虽然工分很低，一年分不到几毛钱，但是基本就是靠自己，以后整个成长都是靠自己。

　　当时我有个很重要的观念，的确是英雄时代给我的红色教育观念，也可以说是英雄情结吧。我从小就是读着《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红色小说长大的。我当知青是很理想主义的，就是觉得下乡光荣，的确是认为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的确是以满腔热血来建设新农村啊(当时没这个概念)。

　　我下乡现在说起来很荒唐了。当时学校被工宣队管，那几个师傅不准我下去，说你腿不好。(我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所以腿有点瘸。)我当时写血书，拿刀把手割破了，写“我要革命我要下乡”的血书。当时，知青下乡推向高潮，都相信毛主席所号召的那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空间，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再吃闲饭”便是很响亮的口号。新闻到处报道哪个城里人下乡。我看那些知青下乡的新闻报道，还没我的英勇悲壮啊。我写了血书，如愿下乡到潜江市渔阳区高胡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学会自食其力，跟农民一起干活。

　　我腿不好，我当时照样干农活。而且什么农活，别人说不能干，我都争着干。除了插秧、割谷，什么挑堤、挖河的活儿我都干。在那个年代，精神力量强大，真的好像可以转化为物质。我现在自己想想都觉得吃惊，我记得当年挑湖泥，不会轻的，少上一点，一担起码有个六七十斤重吧。我虽然腿不好，也争着干。现在让我空手爬坡都爬不上去了。

　　我干了一年农活吧，1969年就当生产队的民办老师，当时也没有教室，就在生产队的破牛棚里办学校上课了。除了上课，我也要和农民一起拉钢筋，做预制板，盖房子。其实，上学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还是管一下孩子。我记得，当地农民的孩子也有将近二十多个。上学不要钱，管你学不学习，只要把孩子放在这里有人管就行，就像幼儿园一样。那时候知青没结婚的，更没有孩子，都是当地农民的孩子。反正当时也只有一个教室，什么年级的孩子都在一起上课。刚开始初小一二三年级是各个生产队办学，我教了2年，后来四五六年级高小是生产大队办学，我又教了差不多3年，一直到1973年离开。

　　业余时间，我和几个知青办油印刊物——《广阔天地》，周边的知青都看。我负责刻钢板。办油印刊物应该说是文革期间很普遍很时髦的事情，可以说把油印的技术发挥到极致。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组织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小到战斗队，大到学校的战斗队都有自己的油印刊物。我们当时印的报纸传单杂志不是全彩色印的，而是黑的红的两种颜色套印的。每期刊物都有毛主席带帽徽领章的头像。

　　当知青下放的时候，我所在省实验中学的同学都下到潜江，分布到各个不同公社、大队、生产队，基本上根据在学校期间红卫兵组织的安排而下到知青点，基本保留了学校的同学圈子。这个圈子的瓦解是从城里招工开始的。我们下放三年后，大约就是1971就开始招工。第一批是襄樊邮政系统招工。第二、三批都是建工局招工，其中包括武钢招工的。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通过招工的方式，离开了下放点回到城里。我因为腿不好啊，所以没有招上工。所以，我一边教书，一边读书，我差不多是我们学校最后离开下放点的啦。

　　教书，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带了不少书过去。我在武昌实验中学读书的文化氛围总体来说比较好。下放几年，我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打架生事，而是不中断读书。这跟省实验中学下放知青是一个区的总体素质有关系。下乡后，我们也没有发生偷鸡摸狗、跟农民子弟发生矛盾的情况。当时，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都很熟悉的，毛主席说“农村广阔空间，知识青年大有作为。”我们当时跟农村的孩子一起种试验田，都是按照理想主义的方式来生活。我完全变成了农民，但是和农民不一样，还有文化追求。我是取得了贫中下农合格证的，我是知青中的贫下中农的代表，还曾成为贫下中农协会代表参加全县大会。此外，我也搞宣传队，科技站啊，试验田啊。我常常带一帮孩子到县里区里和公社参加各种演出。

　　也许是我们那个知青群体太特殊了，我当知青的时候，还保留了“文革”红卫兵组织方式，我们的集体性活动比较多。我们知青小组实施共产主义分配制，从公社一级分配到知青小组再做分配，都是实施共产主义分配制。如果在别的知青点，如果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和强壮的知青相比，肯定是我的钱拿得少得多，但是我们知青小组二次分配时，我拿的钱比较平均。当然，总体来说，钱本来就不多啦，我们那个生产队队相当穷。现在很多年轻人听起来不太懂。农民经常说我们属于超支户。什么叫超支户？超支户就是把你的工分折算成钱再核实，最后你连口粮都拿不回来。我们所在的知青点还是潜江湖区、粮食产区啊，可见当时的生活水平多低。

　　其实我的知青岁月，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还是很大的。有一次开国际讨论会，有一位研究知青文学的加拿大学者问我对知青生活的感受。我在农村生活6年，相对来说对中国农村体会比较深的。尤其是我们不像军垦农场下放要按照班排连的组织方式、服从部队的统一行动，而是插队落户的方式，住在农家里，对我后来的生活学习发展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虽然不说青春无悔，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一种人生财富。你要懂中国，必须懂中国农村。

三、求学：京山是我的福地

陈智富：您在知青岁月并没有放弃学习，终于得到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请您讲讲京山分院的故事吧。

　　王又平：文革期间，毛主席指示要办社会的大学，要求学工学农学军嘛，大学从工农兵中招生的政策就有了。1972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京山分院。1974年，我因为各方面表现优异，特别是教书成绩有目共睹，所以被生产队、大队、公社一级级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华中师范大学京山分院读大学。(当然那时候工厂也有推荐上学的。)

　　当时，华中师范大学招生按地区划分，荆州地区招的学生就到京山分院报到，其他地区招的学生就到武汉本部。我记得，当时京山分院就有两个专业：中文系和数学系，第二年增加了政教系和生物系。我因为在队里搞宣传队，也看过马列著作，所以很自然地被推荐上了中文系。

　　当时，京山分院只有几栋房子，我和其他学生来了一边建房一边学习，用钢筋倒预制板来盖房子。而且还有农场，我们都插秧、割谷、种水果等。京山对我来说应该是福地。为什么说福地呢？

　　首先，京山分院有一批非常有真学问的好老师，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被打成右派下放的，有外语、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等专业的。第二个，这些老师被下放是因为有各种“问题”，这表明他们的思想不保守嘛。第三个好处，学生和老师相处非常融洽。那时候，我们活动的范围不大，大家就住在一个小山坳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嘛。上课之余，师生也都一起劳动，闲的时候也搞野炊，边摘蘑菇边聊天。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类似造反派那样的老师，曾被“发配”回到老家教书，京山分院成立时又调到这里。当时还有一对夫妇老师，是石声怀先生的学生，后来调到海南去了。

　　当时我们中文系一个年级才有五六十个学生，分成两个班。不少同学是当兵转业的或者农民出身，真正爱读书的人并不多。爱读书的学生结交老师，那真是进天堂，经常一波一波学生到老师家里借书看。我从1970年代中期起一直跟着王先霈老师学习，到现在都四十多年了。后来回到华师桂子山本部，我才发现这些老师都是华师中文系的骨干，才明白为什么我们老师的水平非常高。当时不知道，只知道老师很不错，很整齐。尽管是在“文革”时期，我们都学了真东西。当时还没恢复高考和考研，但是我在做一定准备，反正就是多读书嘛。后来，我考研的时候找这些老师借了很多书。

　　到了京山分院，我的生活方式很习惯，摸鱼，摘蘑菇，种田啊，搞宣传队都很习惯。我是一个跛子，但是老是管宣传队。1975年，我读大二不久就没跟大班同学一起听课，到了部队。全军搞文艺调研和宣传工作，也就是文艺节目编创，是“文革”时期经常搞的事情。当时又提倡搞开门办学，就挑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学习各方面比较好的学生到位于应城的一支部队去，属于部队编制，叫做基建工程兵，主要搞基建领域的文艺节目编创。正是改革开放前夕，国家从国外引进几套先进机械设备，加强基建，类似于武锅厂之类的。而部队士兵文化不高，就需要从大学里引进人才当基建工程兵，学习操作机器。不久，枝江化肥厂也从日本引进了大型生产设备。我们很快又被调到枝江，跟当地部队的文工团一起生活，工作一年多，参与节目编创，我写了大型话剧《高塔飞升》。

　　当时大型话剧不多。今天看这个大型话剧很概念化了，就是写一个非常大的造粒塔的生产故事。这个话剧主旨是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借这个话剧来表明批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题。

　　当地军队文工团请了省话剧团导演，正在加紧排练，准备1976年进京演出。结果，1976年，毛主席去世，全国停止一切文艺活动，跟着“四人帮”垮台，就结束了。我就跟同学们撤回到京山分院。这时候“文革”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不少下放老师的孩子陆续来了，也要在当地读书，当时我们京山分院离京山县城有18里路，上学很不方便。所以，就在京山分院办了一个子弟学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教过书，我就一边读大学，一边在子弟学校教书，直到从京山分院毕业。

　　1977年夏天毕业的时候我稍微受了一点挫折，也是留校问题。当时，我和同学艾晓明、肖远被并称为京山分院的“三驾马车”，备受关注，准备在华师京山分院留校任教，但是不成，因素非常复杂。艾晓明现在是中山大学教授，成了知名的“公知”。当年，“四人帮”垮台，据说要清理三种人，我们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把我们留校的事情也耽误了。那对我是比较大的打击。

　　当时，老师觉得我留校不成，认为我有这么好的基础，又教过书有经验，就建议把我分配到荆州师专，结果又没成，可能还是因为没关系，人生地不熟，别人通过教育局的关系可以搞定吧。

　　后来，我想回潜江吧，却被分配到跟我毫不相干的松滋一中教书。到了松滋我真是举目无亲。不过转念心想，当知青也习惯了，到哪里都无所谓。那个县的一中总归是重点学校嘛。松滋一中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含初中和高中的全日制中学，分初中高中是后来的事情。学校有人才，“文革”前的人才很多，老师就有北大物理系和华师的高材生。这些老师对那些工农兵大学生老师真是看不大入眼，也不太信任，也看不起知青，刚开始不敢让我教主课，只是让我教历史课。第二学期才让我带初中语文，当然，初中语文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很快，第三学期我带高一，第四学期我可以带高三文科班主任，也就是语文课的把关老师。

　　我带着高三文科班学生参加高考，同时也在准备考研究生。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什么都不行的学生才读文科班。1978年，我带的学生高考成绩也不错的，特别是有六七个学生考得很好，考到上海交大、同济医大、华科等名校，还有很多学生考到中专。我总不能让别人说你自己考不管学生嘛。所以，我可以说自己考研的同时，也不愧对学生。

　　1978年，我第一次考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选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竞争对手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知识功底都很扎实，比我强得多。他们跟导师关系蛮熟悉，我没有社会经验，人太老实了。我本来通过笔试了，但是面试被刷掉了。多年后，有两个老师告诉我，你太老实了。面试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我刚好不懂，我就回答我了解不多，我没完整读过，没认真研究。那两个老师说，你自己说这样的话干什么？你该谦虚的时候你骄傲，该骄傲的时候你谦虚。你不是搞错了吗？我都还记得这两个老师的忠告。

　　1979年，我报考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专业。我准备考研的时候天天背刘勰的《文心雕龙》、曹丕的《典论》等等。所以，我的中国古代文论是有基础的。那一年，我考研初试通过了，因为名额问题没法被复旦大学录取。后来改填第二志愿到华中师范大学文艺理论专业。

　　华师有教过我的老师，对我比较了解。但是，面试过程又很不顺利，差点没录取，也是我性格的问题。当时参加华师的面试题目跟古代文论有关系的，大概是谈齐梁宫体诗。我回答的观点与主考官彭老师的观点不一致。

　　主考官的观点也很正常，对齐梁宫体诗持一种正统文学史观，认为齐梁宫体诗是形式主义的。我恰恰是为齐梁宫体诗翻案。我说，“齐梁宫体诗虽然是形式主义的，但是对整个诗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这些诗人所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奠定了律诗的格式基础。”主考官现场就发问：“照你看来，宫体诗还蛮好啊。”我回答，“谈文学就从文学角度来看问题，不能光说表现内容，还要看形式。”就这么争了几句。这位主考官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打了个合格。

　　面试之后，又有坎坷。

　　有一天，人事处研究生科科长(还没有建立研究生处)找我谈话，很严肃地说：“找你谈谈，你填的履历是怎么回事？”

　　我反问：“什么叫怎么回事。”

　　他说：“你填的是1974年毕业，那应该是71级吧。可是我们工农兵学员招生从1972年开始的，根本没有71级。”

　　我说：“我记错了，我74年进校。我当时才意识到自己填报考表时，把时间写错了。”

　　他又很严肃地说：“你只是填错了，就这么简单？”

　　我说：“我当时也在带高考学生，填表，老是记着74级，太忙了，写错了，我想象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

　　他说：“74年毕业和77年毕业，今后进了档案，你的工资工龄就不一样！”

　　我说：“对不起，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那怎么补救呢？”

　　他说：“那你要写个说明。”

　　我说：“写说明还不是填错了。”

　　他说：“那你要深刻检讨。”

　　我说：“怎么检讨。”

　　他说：“考虑你为什么这么填的动机。”

　　我说：“动机是什么。”

　　他说：“你这是想占国家便宜。你必须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说明动机是什么。”

　　我当时桌子一拍说：“老子不读了，怎么这么侮辱人啊？老子大不了不读了！”

　　他站起来说：“哎哟哟，王又平，王又平，你还没来，火气这么大，来了还了得。”

　　我说：“不读可以撒。检讨不写。我本来检讨，马虎了，填错了，你说我要骗国家工龄，我还没这个概念，是你告诉我。你这叫侮辱人。当然，我被侮辱进来了以后还能过日子吗。”

　　他说：“那你回去考虑一下吧。”

　　我说：“没什么考虑的，我告诉你我不读了，我也不会改。”

　　后来还是我的导师出来帮我打圆场，他说：“你还是写一份说明，就说工作忙，带高三学生，填错了，至于欺骗组织之类的就不写了。他们要我这样写，也不管他们认不认。你写了再说嘛。”

　　后来，我听导师的话就这么写了，还是顺利录取。当然，我和这个科长后来成了蛮好的朋友。后来一想，他们也是机关工作的人，有一些程式化的工作意识，对你有防范也正常。

四、读书：我很重视读马列著作

王又平：我的理论底子来自于读马列著作。“文革”期间，我认真读马列有几个原因。首先我要讲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专业很好，我的导师孙子威老师，考虑我留校的问题。但是，我和领导的关系不好，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时研究生院总支书书记不乐意，不同意，而且还跟我编了一些罪名，其中一条“王又平说从来不读马列”。当时尽管比较开放了，但这个罪名很杀人的。也许总支书书记觉得我这个人有点自由主义，随便编的罪名吧。恰恰，我研究生三年真在读马列，这个不是一日之功的啊。我有证据啊，我摘抄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啊。你随便编一条毛病，我也许都服了你，但是这一条我不服。

　　言归正传。当时没多少书看，有的话就看得比较细。我从来没中断过读书。我下乡也带了好多书，基本上都是马列主义著作和鲁迅作品，那时候也只能看这类书。我在武昌实验中学的同学下乡，也是把自己的书带到乡里去。我们下乡当知青，有几个知识分子子弟集中的知青点多有世界文学名著，这是让人很羡慕的。

　　恰好，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年的时候中央编译出版社又出了马列著作的新版本，比如《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我还记得当年中央曾推荐6本书目，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哥达纲领批判》等，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读的，这些我全带下去了或者买了。我对理论很感兴趣，我也很重视读马列著作。另外，我在乡下还读过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印象也很深刻，这大概是我后来对中国古代文论较有兴趣的原因之一吧。

　　我进入大学接触理论的东西都是马列文艺论著。我们那一代读书人只要自己感兴趣，学马列都是马列文论开头。当时大部分文学理论都是马列文论经典。包括到现在，我们学校研究生有马列课程，马列文艺论著经典代替马列文集作为基础课。现在大学生没多少读了，什么理论都不读了，就没有看家的理论。

五、留校：遭遇“莫须有”罪名的中伤

王又平：我后来研究生毕业留校又碰到困难，因为文学院书记反对，信口找一个理由说王又平从来不读马列，而且散布了我很多不搞马列研究的瞎话。我的导师孙子威本来考虑让我留校，也没有坚持，就把我介绍给他在湖北教育学院(现在的湖北二师)工作的一个同学。

　　湖北教育学院如获至宝，来了优秀学生，正好缺人，又是文艺理论专业的老师，湖北教育学院归省教育厅直管，所以很快拿到我的档案材料。很快告诉我，你已经被录取了，尽快报到。我那时候不太想去，想去湖北大学。

　　这时候有一个插曲，我的两篇论文，一篇硕士论文，一篇没写成的论文。读研究生期间，华师搞美学的几个老师，和武汉大学等单位搞文艺理论和西方哲学的年轻老师，如邓晓芒、易中天、张志扬，彭富春等人，都参加了刘纲纪教授组织的湖北青年美学学会。这个美学学会活动频繁，一年组织有二三次活动。

　　刘纲纪对我印象很深，找我要论文。我因为写过两篇关于美学的论文，其中就有那篇被彭老师枪毙的准备答辩的论文，谈异化现实主义理论的。我将论文给刘纲纪老师看，他看后说写得非常好，已经写成了啊，还说你的论文被枪毙是因为导师没看懂。第二篇也写得很好。刘纲纪在若干年前还说，王又平是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

　　听说我没有留校，刘纲纪老师带着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的裴淑娟书记到我家里来，问我，王又平你愿不愿意到武汉大学？我说，那怎么不愿意呢？第一个，武汉大学找华师要人，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第二个，哲学系要中文系的学生，又是破天荒了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是很名牌的。

　　我跟刘老师说，“据我了解，我的人事档案材料已经到了湖北教育学院了。”

　　刘老师说，“这些工作我来做，只要你同意来，我来活动。”但后来，这事逐渐没下文了。”

　　为什么呢？我后来理解了，没过多久，华师就重新提出我留校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华师不要，武大要呢？一提出这个问题，就开了一次校长办公会，重新讨论王又平留校工作问题。领导问，这么优秀的毕业生，武大抢着要，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能留下来？当时，参会的中文系主任陈安湖老师去参加的会，我们都赞同啊，有些人不同意啊。所以，领导拍板，我留在华师工作。

　　但是，有一条，我们那一届文艺理论专业的毕业生加我在内就有4个人留校，文艺理论专业容纳不了那么多，就跟我谈，愿意不愿意留到现当代文学专业。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就把我安排到了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了。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刘书记跟我谈，我们本来是很团结的一个教研室，希望你不要因为你留下来，不要破坏了。

　　我说，“刘老师啊，因为我们留下来，你们就不团结，可见你们本来就不团结。你不要把你们不团结的事情归到我的头上。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来你们就不团结啦。你们都是老年人，都是我的老师辈的。”我说话就是这么直截了当的。他计较不计较，我也不管了。我又不是生事的，我就好好做自己的事儿。我性格上倔强一点。但是，我其实人际交往或者公共关系相当会处理的。

　　当时华师的中文系实力，一级重点学科排在武大前面。武大主要是后来龙泉明、於可训等老师在撑着，缺少我们华师这一层的中坚力量。尽管武大中文系调来一些老师，但是缺少土生土长的一批古代文学、现当代专业的老师。所以说，武大的老一辈老师比我们的厉害多了，但是中生代的老师比我们弱点，现在新生代的老师比华师的更强。武大的尚永亮蛮好玩的，做诗、学术也非常好，为人很豪爽。有古风，我跟他是一见如故。

　　陈智富：八十年代正是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您留校不久就编辑出版了国内较早系统介绍西方文论的重要学术著作《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可谓恰逢其时。

　　王又平：1980年代前期正是文艺新方法研究变革的前期，文艺新方法讨论就有很强大的一派主张用自然科学理论来研究文学，具体来说就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即统称为“三论”。当时有南林北鲁的说法，都是文艺新方法研究的代表人物或者学术明星。一个是厦门大学林兴宅老师，用信息论研究《阿Q正传》，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一个是郑州大学的鲁抒元老师，用心理学研究鲁迅。

　　武汉大学的青年老师於可训在1985年就很露头了，已经是青年评论家。当时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青年老师程文超也很露头，写了很多看起来很时尚其实很小儿科的这类文章。当时提倡研究超时尚，他就是用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来讨论高晓声的文学创作。他认为，高晓声是根据读者的反应来修改作品的。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根据读者的反映来修改作品啊，哪个作家是这样创作的。但是抵不过新方法很时尚啊，他的文章还不停地被转载。

　　现在看起来他自己恐怕都要笑了。我当时觉得，程文超老师的文章看起来很时尚，其实很小儿科。八十年代，华师的学术风气很活跃，思路上是以论为主。文学院经常召开“三论”的沙龙讨论，每个礼拜请一个专家谈。我请程老师去听，他根本听不明白，但很聪明，抓住词儿来造句子做文章。

　　当然，还有人用数学的黑箱理论来研究文学。为什么呢？那一代学人有科学主义的信徒，极为崇拜笃信科学。马克思有个说法，最精密的科学是数学。美学是科学的最高形式，美学可以用数学公式的方式来完美表达。所以也可用数学来研究文学。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而且自然科学方法根本不适合文学，因为研究对象都不一样，所以用同样方法得出的很多观点不免是可笑的。现在回过头来说，当时不管哪一派提出什么怪论都不足为奇。他们都如饥似渴地想改变用政治阐释文学的方法，从历史发展来看是有其合理性的。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现代派等西方思想资源进入中国。有些是中断了，也有些是后来出现引进的，比如解构主义成熟期应该是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已经基本隔绝了与西方文艺的交流。后结构主义是六七十年代产生的，我们更是没接触了。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也是在1980年代末，我同王先霈老师合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我当时编词典，主要是源于我的学术方法的延伸，也是希望能给读者学习理论提供方便。编词典本来是我的一个学习方法，一方面我要学理论，另一方面我的外语不好，当时没有电脑，基本就是抄卡片，就抄了很多各种术语解释的卡片，现在我的卡片还保存了一整箱一整箱的。

　　后来抄写的术语卡片攒多了，发现两个术语看起来不一样，你以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结果看英文都是一样的，只是翻译的不同。比如，Text，国内翻译成文本、本文、原文。做到一定程度上，我想我有这个问题，别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起心编一本词典。王老师很支持。王老师虽然第一作者，但从来不要名，专门在报纸上发文章说，我只是挂名的，工作都是王又平做的。这本书完成后，王先霈老师有一次公开做报告时就讲过，王又平是始作俑者。王老师为人为学都相当高洁。这让我十分感动。

　　所以我在这本词典写了篇后记，我在后记里写道，我求学治学教学这么多年来，认定有两个真正的导师，一个是王先霈老师，他的丰厚学养、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我，一个是陈美兰老师，她尽管有些观念偏于稳妥保守，但总是支持鼓励年轻人，格外呵护提携新人。有这样的精神导师是我的福分。让我心悦诚服的老师首先就这两个老师。但是我自己文学院的老师，都不会心悦诚服的称之为我的老师。

　　我觉得，导师的言传身教是一个整体性的，不光是治学，更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楷模。做人做学问应该都像这样。不是知识多，也不是某一方面谦虚，就是真正的老师。从传统教育学的观点来看，教师最大的魅力是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是第一魅力，知识是其次的。老一辈学者都秉持这样的观点。我现在对年轻学生也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从人格来说，就像蔡仪先生那样那么保守，批判朱光潜的文章看起来，似乎给人一种张牙舞爪的感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和他打交道，尽管观点很对立，我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位谆谆长者，他对我们年轻人的不同观点持很开通的态度。他就对同辈人很苛刻，朱光潜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我要保卫无产阶级阵地就要这样。观点有左右，但是对人还是很温和的。我在华师的老师尹均生，有些观念在我看来很左，但几十年如一日那么左，这也是一种信念，我也很敬佩。虽然见面从不谈观点，但碰到后还是惺惺相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