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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新店去读黄斌诗

黄斌这几年的诗气象盛大，我从他的诗里读到了现代新诗少有的新的内质而感到振奋。但黄斌还没有多少诗名，很多人发现不了他的诗。这于我其实是一幸事。至少没有他人来影响我自己个人的判断。最初，我被他诗中的中国士大夫式的文人气所吸引，这来源于他从小练书法，读古文所致。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心”“理”二字濡染颇深，又有一时期受禅的影响。这类诗从大学一直写到现在，他于此是甚有自得的。

　　这种更偏于理性的自然，的确是那时黄斌诗歌独有的气质。他的自然是干的，我感觉它就是风干的叶子，纹理尚存，少了润湿。很多人不喜读的。这类诗发展到后来，少年终于老成，“理”中加了“事”，变成事理俱全的诗。

　　以上是黄斌的诗的一个方面，有着一个古文人的遗韵，却构成了黄斌情怀的根本。

　　而我到新店，是为了解开黄斌诗歌中的另一面目的根结。他诗歌的另一面目恰是与前种面目相对的现代性。这一点不仅仅反映在他的诗歌中，更反映在他的随笔《老拍的言说》以及他对老武汉的研究中，特别是对张之洞以及张时期的武汉的研究。

　　黄斌写过一首名《我的诗学地理》的诗。这份地理其实是楚文化涉及之地。黄斌是楚人，对楚文化有着血缘般深厚的认同。这份地理我认为只是黄斌的前一种诗歌的地理、心灵的地理。并不是现实的地理。在全球化时代，距离不是问题时，地理已经是很不重要的一个词了。在现实中，边界已经消除。只有在心灵中，它还存在，还得到认同。

　　但他的人生地理却只有三个：新店镇，蒲圻县(现赤壁市)，武汉市。新店镇，是他的出生地，他十岁前俱在此度过。我以为新店具有他的母亲色彩；蒲圻县是他的青少年成长之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他的父亲风格；武汉市是他走向人生成年的地方，延伸成他自己的面貌。

　　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人，黄斌的个人地理在他诗歌中的反映是很突出的。比如说对于新店，我所记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新店》《回乡》《敬惜字纸》(这是黄斌记念他母亲的一首诗，我情愿把它归于写新店的诗中，是因为他母亲对于他的影响发生在新店。)等。最近的还有一首长诗《1932至1938年的新店镇》，写了一个最辉煌最全面最本质的新店。写蒲圻的就更多了，著名的有《冰棺里的父亲》(道理同《敬惜字纸》一样)《蒲圻县搬运站》《四面相》等。写武汉的则有《武昌城曾经的月光》《江城五月落杨花》(这两首诗写的是极具历史纵深感的武汉，是一个具有中国古老诗意的武汉，把武汉放在了一个更大的中国传统中来看待，其眼光的独到是极其少有的。

　　而这源头或许就在新店。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是古人的说法，表达的是春天出门所见的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自然看不到此种气象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和一班朋友一起随同黄斌到新店去。

　　新店镇名被镌刻在半空中，什么字体听黄斌说过现在忘了，古意盎然，只是突兀在县级公路上，离镇子也还有一里路的样子，显得很孤单。但我们还是为之一震，毕竟马上就要到达黄斌的出生地，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新店了。

　　新店镇在老武昌府蒲圻县的最南端/隔着一条五十米左右的蟠河/与老岳州府临湘县的坦渡乡相邻/一条石桥连接起两岸/从坦渡隔河看新店/有五处宽达十多米的石码头/在近两百米的距离内几百级石阶一级级伸进水里/岸上是蜿蜒的石板街/街面立着从前的商号沿河沿街延伸数千米/商号门面窄小每两家共用一堵青砖墙/但里面很深通常有三个天井/门面做生意接着是库房后房住人/最后是小园子可能是花园也可能是菜园/新店是典型的中国式内陆商埠/……/建镇的历史最多不过五百年/但这是我的生身之地/我至今所有的生活/都被这个崛起后又萧条下来的商埠牵引着(黄斌《新店》)

　　关于新店的描述，黄斌在《新店》诗中已经写得很详尽了。现在简洁地说，这是一个“崛起后又萧条下来的商埠”。它的崛起显然与流经它的五十米宽的蟠河有关。

　　对于黄斌而言，曾经的繁荣也只是存在于他奶奶的记忆中：“奶奶说我从洪山洞口嫁到你们黄家/嫁妆用的瓷器全是在景德镇订做的/上面全部烧制了我的名字”(《新店》)。

　　黄斌的童年记忆更深的却是这些：“但我是快乐的/四季全是快乐的”；“我十岁前一直在新店镇生活/认识了青砖上刻着的汉字”(《新店》)。也就是说，在黄斌的童年时代，新店的萧条并不重要。因为自然还在，新店发展的依托还在。

　　在新店，黄斌所过的十年除了体会着新店的自然、经济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和他的母亲有关。在《敬惜字纸》一诗中，黄斌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位母亲：“我的母亲是个教师/别人都叫她但老师但是的但/她用她的爱情教出我的生命之后/用七十年代的缝纫机给我做衣服/给我做饭还骂我是喂不饱的猪/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母亲还是个会写字的女人/直到我看到她在煤油灯下写信/把一个乡村小学的夜写得油尽灯枯/就这样我顺便爱上了写字/母亲说那是书法”(《敬惜字纸》)。

　　这个母亲会写字，会写情书，会持家务，会说“书法”二字。这个母亲可以说是中国汉字文化的化身，是“美的”，是“生命与爱”！

　　至此，我们在新店，应该说找到了黄斌诗中现代性的源头，但这种现代性绝对不是单一的与古老的传统割裂开来的现代性。它建立在自然、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之上，然后锻造出黄斌丰满的人性，构成黄斌诗歌的风骨，使黄斌的诗贴切于这个时代和传统，格外丰富，鲜活，又隽永。

　　在《新店》一诗的最后，黄斌是这样说的：“它让我知道再旧的东西它也可以叫做新的和就是新的”。

二、到蒲圻去，读黄斌诗

黄斌的诗作从新店始，到蒲圻，再到武汉，大略是一种“忆录”体。

　　黄斌的诗歌极少抒情，他不习惯于用感叹词；他也不善于描写，不习惯于用形容词。干炼，直接，每个句子都像有骨头的硬度。这可能和他作为一个报人有关，也可能和他写毛笔字有关。中国的水墨写不出多少色彩来。但写蒲圻的诗不是记录，而是我所谓的“忆录”。

　　忆录，顾名思义，是一种回忆中的记录。而回忆从来与想象是孪生子，回忆中又隐藏了极深的情愫，再加上回忆中不可缺失的价值判断，便使黄斌写新店以及蒲圻时在表面写实的诗歌上掩饰不住内在透露出的圆润光芒。

　　蒲圻在黄斌的回忆中不仅仅是他少年生活的地方，更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的象征。把蒲圻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来写的诗就是一种庄严了。比如《四面相》，一个体；比如《蒲圻县搬运站》，一个面；比如《冰棺里的父亲》，一个点。后两首无异是黄斌整个诗歌中的代表之一。

　　《四面相》写了一种建筑：“四面相是一座很有特点的现代建筑/是文革期间湖北省蒲圻县的中心和标志/它矗立在一个丁字路口/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看过去/都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四面相》)。

　　这的确是一种现代建筑，“由大理石和水泥构成。”但却有着中国几千年的某种精神特质：王道以及由王道带来的集权。黄斌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记刻在这个“四面相”上：“每一面上面都是水泥铸成的毛主席语录”“我无意在今天解读四面相这个现代建筑所展示的空间策略/当年站在四面相上/我看到丘陵湖泊古老的城墙和房屋/从八个方向朝着四面相匍匐/太阳月亮和星辰围绕着它/升起然后落下/这是我生活和成长于其中的那个年代/那整整十年的夜与昼/一个中国县城矗立着的精神四面体”(《四面相》)。

　　黄斌的忆录表面上看来是不动声色的。但“我记忆中的文革是水泥的”，这句话是只有作为诗人的黄斌才可能说出来的。这种纯感性的“忆录”在任何时候都是诗性十足。这句诗在我看来也是所有写文革的诗中最好的一句。《四面相》本身以一个具体物来写一个抽象的时代已经是准确到位又高明万分了的，而不经意中的一句“我记忆中的文革是水泥的”，让多少人可以触动灵光，激发情感啊。

　　一个人体在四面相被毁掉的同时不存在了，但无数个个体还没有诞生。那个集体才是八十年代的主角。个体的政治退位于集体的经济，集体的生活。在一个集体下是按捺不住的躁动和莫名其妙的温暖。

　　这个集体就活在黄斌的《蒲圻县搬运站》里。

　　蒲圻县搬运站不过是我心中的某个地方/甚至可以说它是虚拟的没有/存在过的时间为1976年到1985年/显然这段时间不过是一堆撕去了的旧日历/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即将讲述的搬运站也几乎没什么人可以/为我作证我只能安于我的孤立/讲我以为如此的真实的故事/有如追忆一个刚做完不久的梦/只能抓住一些印象的鳞爪(《蒲圻县搬运站》)

　　黄斌在这里已经声明他是“忆录”了。“蒲圻县搬运站不过是我心中的某个地方/甚至可以说它是虚拟的没有/存在过的”。我非常理解黄斌这样说的理由和心情。这次蒲圻之行，我们先到新店，新店还能看到一点昔日岁月的影子。再到蒲圻，首先看的就是蒲圻县搬运站。但它只留下部分空洞的建筑——大礼堂和一些集体宿舍。它在周围时尚的深处，旁边坐着闲闲散散的无用的人。我们是陌生而奇特的一群，像穿越小说中的人物，从一个新时代到了一个旧时代。时间在那幢破旧的建筑物上如夕照一般迟缓而短暂地停留。这就是黄斌心中的某个地方。它不在了，和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生活影像一样，毫不留情地不在了。诗人宁愿它是虚拟的，没有存在过的，因为他的内心中是有着很深的伤痛与惋惜的。过去的时光，过去的鲜活的时光，宁愿它从不曾存在过，也不愿知道它是不在了。失去了那段集体的岁月，诗人“只能安于”他的“孤立”。

　　记得有一次放学走到大礼堂和家之间正开始下大雨/我站在大礼堂的屋檐下/看着那些雨水毫无节制地喷泄而下/分不清雨线和雨滴在空间中飞舞扯动/象一种摧毁的力量在砸碎这个我生活了多年的地方/我站在屋檐下/象渡过了在搬运站中最漫长的一天/这风雨让我感受到的也一如我那十年在搬运站感受到的/当时我数不清楚那些具体有力的雨线和雨滴(《蒲圻县搬运站》)

　　我有时把《蒲圻县搬运站》看作是一篇大乐章。它的序曲和和尾声都是舒缓而动人的。而中间是奔腾而欢闹的。以雨的意象作为整个诗篇的结束可称完美。雨-水。这是中国特质的意象。水是时间，是生命，是道德。是生成和毁灭之物。一切时代都将被这雨水冲涮尽净。然后变成时间的洪流，滚滚东逝。而黄斌在岸边站住了。

　　这样我也把《蒲圻县搬运站》看作一条大河。开头和结尾是芳草萋萋的两岸。中间是混浊的河流。这河流里充满了鱼虾、水草、微生物，这河流泥沙俱下。

　　《蒲圻县搬运站》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在这长达212行的诗歌(我还是当它是首诗歌，因为有着绝对诗歌的开头和结尾。)里？我想不如问：那个真实的蒲圻搬运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人物有着怎样的生活？那个时代又是如何的一种组成？——它的声音，它的色彩，它的欢乐，它的悲伤。

　　这首诗可以说是黄斌目前为止关于蒲圻的最后一首诗。它好像耗尽了黄斌对于蒲圻的所有情感和回忆。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无法积聚起来，他所能忆录的也到此为止了罢，《蒲圻县搬运站》可能是黄斌诗歌的“四面相”。

　　童年时，人关注两类事物：遥远的天空和细小的草木鱼虫。培育想象力和感受力。黄斌的新店诗里有着这种特征。少许成年时，人只关心人了。人的内部和外部。内部关乎身体的秘密和灵魂的所在，外部关乎“功名利禄”四字，它换个说法是政治、经济等。黄斌的蒲圻诗里有着无数的人。搬运站里占了绝大多数，而最后的一个对黄斌而言更为重要的人是他的父亲。老年时，人就能关注时代变迁，人世更替了。我说的当然只是一种心态。有些诗人一生都在童年状态，有些诗人永远停留在成年阶段，不老。黄斌现在还没有老，他只是一个成年人。在蒲圻，他还是一个少年人，一个仰望父亲的人。但当他的父亲躺在冰棺里的时候，仰望肯定没有了。他带着平和的心态“忆录”着他的父亲的一生，一个平凡的有趣的聪明的政治的美的父亲。这个和一个时代完全合拍的父亲没有了，也是再也不会出现了的父亲，这个父亲现在是《冰棺里的父亲》：

　　他明显走了 冰棺里留下的/是一尊雕塑?但这没有了生命和灵魂的/艺术品依然很美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塑像 觉得陌生/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它闭合的嘴唇特别完美 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爱美的女性早于我几十年就发现了这一点/那里面流淌出的爱情可能会让她们珍藏一生/那一定是天然的男女相悦 和伦理家庭没有关系/但它现在的安静 明显不属于我的父亲/……/这个冰棺里的身体 是它 而不是他/冰棺是透明的 但并不是说没有障碍/它现在就在用一个透明的障碍 安静地拒绝我们(《冰棺里的父亲》)

　　父亲理所当然是政治，是威权，是俗世的生存面目，众生相的代表。这首诗和《蒲圻县搬运站》可构成姐妹篇。他父亲是搬运站的一员，但又是黄斌心中的搬运站的灵魂。它们能够配合在一起，却要得力于一个词：文化。它们构成同一种文化。

　　有人说黄斌的诗歌太不注重技巧，如果把诗歌的技巧只当作是一种语言的技巧的话，我承认，黄斌的语言有时候可称作粗糙笨拙平凡。对于一个不会用形容词，更不会追求“陌生化”效果的诗人而言，黄斌有种最大的诗歌技巧：他懂得选择，懂得对诗歌题材的裁剪。用他常引用的一句话而言就是：技近乎道矣！而大道至简，这简也说的是一种技巧。黄斌把写什么看得比怎么写要重要，把自然本能的叙述看得比雕琢和修饰要重要。对于黄斌而言，诗、人合一最为重要。而合一的工具就是书写。黄斌说：“书写，同时挽留了曾经在场和呼唤了可能的在场。”(黄斌《老拍的言说之721》)最近几年来，黄斌迷恋上了这种书写。他试图以书写还原一个蒲圻县搬运站，复活他的父亲。书写本身应该是最大的技巧。它要达到的是为“忆录”。

　　我们一帮朋友随同黄斌在蒲圻县城(现赤壁市)看了蒲圻县搬运站遗址后，又去看了蒲圻县城的老城区所剩无几的老城墙。都有着一样的唏嘘。

三、在武汉,读黄斌诗

不是“在武汉”，而是“在-武汉”。在一次“象形”朋友的小聚中，我开玩笑地说，“在-武汉”是说黄斌的“在”，钱省的“武汉”。我的意思是说，黄斌与武汉的关联我不认为是必然的。如果他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他的诗还是不会与现有的有多少不同。而钱省的武汉是钱省的与生俱来，命中注定，正如新店、蒲圻之于黄斌一样。

　　所以当我说“在-武汉，读黄斌诗”时，“在”这个词对于黄斌而言是意味深长的。对于深谙哲思的黄斌而言，“在”是他命定的存在，自在。“在-武汉”首先我读成“自在-武汉”。在这里，我说的自在只是一种在的状态。纯粹地说，是一个空间的在。那么我们要探究的是黄斌的空间的“在”是哪里。武汉又对他的自在意味着什么。

　　我又来了，但夕光是惟一陌生的访客/我朝着与地图相反的方向行走/夕阳在我的右首/我的左边，是一片树林/灰喜鹊在草地上练习立定跳远/值了夜班的狗趴在草地上/睡着了。夕光把它/和它的影子，连在一起/我的右边是一片水域/枯荷裸露、或弯曲在湖面/有如建筑工地上裸露的钢筋/黑水鸡和鸊鹈在里面游着/在夕光中，发出叫声像在说话/它们都是我的旧识/甚至可以不需要名称/在夕光中，它们一个个，天天都在这里/不需要隐喻/更不需要象征(《漫步湖边夕光》)

　　开篇便是“我又来了”。的确，黄斌工作之余去的最多的是武汉的东湖边。东湖偏居武汉东隅，是一个城边湖。湖这边是繁华的大都市。湖那边是郊外，以前居住着一些渔民。他们现在基本上靠小资本经营维生。黄斌的工作单位就在湖这边。这让黄斌有更多时间去湖边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在这首诗里，夕光只是他写湖边的不少诗中我认为并不刻意的意象。我在意的是“我又来了”。然后我想，为什么“我又来了”。这里有什么值得他一来又来的呢？我以为，黄斌个人深隐的“在”正通过这首很随意的诗展现出来了。在湖边，黄斌不工作，不作乐，不读书，不写作。他只是看，听，有所思考。表面上无所事事。在湖边，他和这首诗里所出现的所有意象——夕光，灰喜鹊，值了夜班的狗，枯荷，黑水鸡和鸊鹈甚至建筑工地上裸露的钢筋等一起“在”着。这里正是黄斌所天然趋同的“河之洲”，或“江湖之远”。而那些意象也是都市与自然的完美混合物。我称其为完美，是因为黄斌已然完全地接受了这一切，甚至于爱它们。这也是自在。

　　《漫步湖边夕光》一诗所显现的也有一个化字。它标示着一种自然转化。而身体的自然也是一种“在”。“它们一个个，天天都在这里”，“天天”都“在”这里。在其所在，有其在的根据。不妄动，自始至终。黄斌像一颗植物的种子，自在地落在武汉，就“在”武汉了。一“在”二十多年。

　　黄斌写武汉的前世的诗当然首推《武昌城曾经的月光》：“老武昌城的城头 月光是多么地不平等/照着衙门的多 看隔江的汉阳城简直就是乡下/看汉口镇简直就是一堆违章的窝棚”“武昌的月光却有衙门气 僧道气 书卷气/月光就这样无所事事 有了闲”。

　　这首写老武汉的诗，从月光入手。表面上写武昌，其实把武汉三镇都写了。汉阳城是乡下，汉口镇是一堆违章的窝棚，而武昌是衙门。老武汉是这样的复杂的一个构成，工商农官各色人等构成一个封建末期的社会。武汉的荣耀也正在于此。它是属于近代的。武汉的前世中，没有江南的秀美与雅致，来来往往的骚客把这里从来都当作客栈。但这里又有琴台，有黄鹤楼，永远不乏知音。正是寻朋访友的好去处。五祖在黄梅，孟浩然在襄樊，李白在安陆，苏东坡在黄州。他们相当于在老武昌的郊外。由此，老武昌的月光才有那么多气，不仅有衙门气，也有僧道气，书卷气。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生活气。“具象又平等。”这种生活气最强大，终于酿成中国近代的巨变，一场天命的变革在老武昌发生。不能不说，中国的现代一词在武汉最落到实处。这便是黄斌心中的“在”所对应的武汉的前世。雅俗共杂，是码头，是江湖，秩序不那么井然，面目不那么庄严，正好身隐。

　　黄斌写武汉今生的诗就很多了。如《过汉正街团结拉面馆》《小巷热干面》《武汉关的钟声》《读东湖黄鹂路口的广告幕墙》《题特制黄鹤楼酒》《武大樱花记》《过龟山》《汉口江滩的残雪》《武昌南湖花园小区边行走印象》等，但最有影响的是一首较长的诗《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这诗题也够长的。就是一般论文的题目也不会有这么长吧。但黄斌偏偏这样命题了。他是真的要在诗中解决一个问题吧？未必。但一旦你把后面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和前面的“日常”二字联系起来看，就有点意味了。题目中有问题也有了答案。关注日常，才能在现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中国诗人。那么整个诗歌无非也就是记录了一个诗人的某次日常生活。

　　从“日常”二字，我找到了黄斌的“在”之二。所谓时间的“在”。

　　时间的“在”即“现”在。“已过去”谓“过去”，“将未来”谓“将来”。“现在”即“现”“在”。亦即日常。“日常”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漫步》一诗里说的“天天都在那里”。日常即天天都一个样。一个人天天都一个样，就“在”了，哪一天他“不在”了，这“样”就变了。它指的是人的一种日常状态。在黄斌的诗里，在就是“日常”。“在-武汉”现在可以读成“日常的武汉”。在前面，我列举了黄斌诗歌中近十个与武汉有关的诗名。我不厌其烦，并不是说那就是黄斌写武汉的诗中比较好的，而是要说明“日常”二字。把黄斌所有写武汉的诗连起来读，你就会读到一个日常的武汉。我想就是一个不会读诗的武汉人看到那些诗也会觉得亲切。黄斌对“日常”二字如此钟爱，以致于我在编一本诗选选他两首代表性的诗时，考虑到“日常”二字过多特意给他一首写新店的集大成之作改了名。那首诗原名就叫《回到1932年至1938年新店镇的日常生活》。黄斌喜欢日常，是因为前面提到了“自在”。“日常”与“自在”正是“在”这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日常对于黄斌是一种温暖。一首诗名又叫《日常温暖》。

　　前面说到“现”在亦即日常，但不能说日常即现在。日常是一种常态，它必定包含古今未来。天天都这样，说的是永恒。是一种穿透。

　　《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是一首表面悲凉、内心幸福的诗。它所表现的生死达观的境界足以感染它的所有读者。

　　它由老武汉留给现在的武汉的历史遗迹引发的一场对于时空、生死的思考很好地阐述了黄斌的日常观。“包括我，都是这个天下的一部分/我想就是我在场的这个时空/时时都蕴蓄了无尽的诗意”“而历史和时间不过就是我白天在租界看到的/事物的那些发黑的部分/积淀着痛爱悲欢或曾经的生命的热量/现在不可避免的清凉黑是它惟一的形式/惟一能被看到的方式”。

　　“我和行人一样穿着时尚/象穿着我们自己的时代”，在古意浓郁的老汉口喝啤酒，喝茶。“像陷身于汉口的近现代史”“但又是以当下最日常的方式”。日常在这里很不起眼地暴露了一个秘密：面对过去，日常镇定自如(在)。由此，它才能引发诗人上面诸多感慨和下面的感悟：“这个所谓的全球在我的生活中如此虚拟”“如此死活并不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最终，“做一个中国诗人，是幸福的”。因为如前所述答案：中国诗人是一个关注日常的诗人。

　　至此，我以为的黄斌的“在”就是两点，一是中国一脉相传的文气——自在，一是“一个人天天都一个样”的日常。它偶然地和武汉发生了关联，从此也就再也无法分离。我最后要说的是，“在武汉”的黄斌就是一个常态的诗人黄斌。他工作，生活，读书，写诗，好饮酒，抽烟，一个人漫步。偶尔和朋友交流。他的诗歌从新店到蒲圻再在武汉,关注他个人的历史，血液，所在的土地，和包围他的日常生活。他以一个极其正常的平凡的人的姿态写诗。写出了一个个人。

　　在这里，我用曾经为《象形2008》选黄斌的诗写的一个随感作为此文的结束吧：

　　黄斌之诗，是天地万物心/开阔而纵深，细微而博大/浑然一体，亦轻亦重/非唯学问能解，非唯情致能悟/涉及自然，人文，现实，个体/酝酿情怀，滋生风骨。/为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