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樵

　　1949年3月1日，上海《申报》登出了一则惊人的爆炸性新闻——《京沪治安机关破获恐怖阴谋暴动》，文中称此事件为“关系整个政局颠覆政府之阴谋计划；此一计划如得实现，则今日政局面目已非，京沪可能已入暴动分子之掌握”。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京沪暴动案”。此案的惊人之点在于：组织者计划在首都南京及上海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以武力扣押代总统李宗仁以下国民党军政首脑，强迫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迎接解放军渡江。如果此计划实现，那么，不仅解放军渡过长江和南京的解放将提前两个多月，而且以后的许多战役也有可能避免，国内和平将提前实现，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将大大减少。

　　古稀老人承担军事策反重任

　　人们很难想象，领导这一重大行动的是一位70高龄的国民党元老。

　　老人名叫王葆真，字卓山，1880年9月生于河北深泽县。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以后担任过国会议员、立法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李济深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时，任命他为总会委员和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1940年春，为调解国共两党军队间的摩擦冲突，王葆真亲往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会见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并陪同朱德赴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谈，达成消除摩擦、团结抗日的共识。王葆真为此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嫉恨，被解除党政分会职务，他愤而辞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葆真在重庆从事民主运动。有人要他去河北接收唐山或井陉煤矿，但他拒绝了。又有人推荐他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他明确表示：“国共不合作，华北水利没法办理。”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他以“民联”（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身份参加了陪都各界后援会。较场口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主席台上，面对特务的威胁，他毫不退缩，坚持斗争，事后被推选为惨案后援会常务理事之一。当时传媒对他有不少报道，如《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报道《王葆真陈铭枢邓颖超等昨往慰问受伤人士》，2月15日报道《庆祝大会四代表／王葆真等访吴铁城／由李德全报告较场口事件／朱学范提出事实请予注意》等等。后来章乃器在为后援会作总结报告时，提到王葆真作为国民党老人每会必到这种坚决一贯的精神给各代表不少鼓励，特别予以表扬。

　　冯玉祥、李济深到南京后，一方面遭到特务严密监视，一方面又受到一些故旧的包围。他们劝告冯、李与蒋介石妥协以图自保。而王葆真则力劝冯、李联合反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强化统一战线的革命力量。同时，王葆真还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说明冯、李二先生的反蒋决心，建议中共与冯、李密切合作。他不顾危险两次进入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着的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6月底，冯玉祥在南京住所约见李济深与王葆真，开桑椹罐头以代茶饮，畅谈半日，由冯倡议，王葆真执笔，三人签订盟约，决心“切实实行总理遗教与其革命精神”，并为“实行民主政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王葆真还到上海中共代表团驻地数度访晤，周恩来曾设宴招待他，并指定杨琼与他和李济深接洽。

　　不久，王葆真以“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身份两次北上，组建民促北平、天津分会。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代表徐冰、叶剑英，向他们报告了组建民促分会和策反工作情况。北平行辕二处特务头子马汉三侦知王葆真行踪，向时任行辕主任的李宗仁提出要将其逮捕。李宗仁急派人通知王葆真火速离开，并送了一笔路费。

　　1948年元旦，国民党中的“民联”、“民促”等民主派人士聚会香港，公开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2日，王葆真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庄严宣告：团结于民革旗帜下的国民党人“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李济深被推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并直接领导军事策反工作。

　　民革中央原委派一陆军大学教官从事反蒋军事工作，但那人不愿与中共合作，李济深于是改派王葆真。

　　6月，王葆真以民革中央常委兼华中军事特派员身份赴上海。途经重庆时，找到曾在陪都一起从事民主运动的老朋友黎又霖（中共党员，民革成员，后在重庆渣滓洞大屠杀中殉难），接上了另一个已到上海的老朋友李国珍（20年代的中共党员，此时为民革成员，华康银行襄理）的关系。

　　到上海后，王葆真通过一个个串联，陆续接上了其他民革成员的关系。他住在老朋友王振川开设于八仙桥龙门路151号的永川医院，有时到南京路加陵大楼中美实业公司（美方由著名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任常务董事），借用董事长李明扬（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著名反蒋人士）的办公室，秘密约见民革成员和策反对象。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

　　策反在紧锣密鼓进行

　　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王葆真由李国珍带领来到岳阳路上海工矿银行宿舍院内。这天是李国珍的老朋友梁佐华（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业务部经理、上海分行第一副经理，中美实业公司监察人）请客。赴宴的还有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任廉儒。

　　梁佐华与任廉儒都是中共党员，抗战前曾一起在四川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一起被关进重庆反省院多年。抗战爆发出狱后，梁佐华等资助任廉儒去了延安，任廉儒从抗大毕业返川后在中共地下情报负责人鲁自诚（中国工矿银行驻行常务董事，与董必武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梁佐华恢复组织关系后也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当梁佐华向鲁、任二人汇报了王葆真的来意后，鲁、任决定支持民革在上海的活动，让任廉儒和梁佐华一起参加上海民革并协助工作。在这天宴席间，王葆真正式批准任廉儒与梁佐华参加民革并担任上海临工委委员，梁佐华还担任了王葆真的秘书和临工委常委、组织组副组长。梁佐华此时本已奉调昆明工矿银行任经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鲁自诚和任廉儒指示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职务，他还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投入到了地下工作中。

　　民革上海临工委的委员还有吴荣（上海特别市财政局田赋科科长）、刘云昭（立法委员）、许志远（行署专员）、李国珍、许卜五、林涤非、张克强等。所有委员及各组负责人都是义务任职，一切活动经费均由自己解决。

　　他们首先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李济深主席《告本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秘密散发和投邮寄发。随后，他们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对外宣传等工作来，而中心工作则是进行军事策反。

　　8月，“民促”河南省委负责人蔺洛涛（河南省军管区人事科长兼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河南分处副主任）专程到上海向王葆真汇报他与“民促”河南主委王锡龄（国防部少将部员）在河南进行的策反准备工作，王葆真作了有关指示。以后，王锡龄以豫北（新乡）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四十军二六四师师长身份率部起义并带动全军起义，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新乡。

　　同月，王葆真与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取得联系，约其到上海密谈，请其向第五绥靖区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策反。

　　9月，由“民联”成员田竺僧（南京中央商场总经理）介绍，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兼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长刘海亭、中区警察局长马广运和上海市驻卫警察总队代总队长崔恒敏加入了“民联”。刘、马、崔三人曾一起作为编余军官在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转业训练，一起参与策动了轰动一时的“将官哭陵”事件。与此同时，北区警察局副局长江任、北郊警察局长蒋堤等也由田竺僧介绍加入了“民联”。

　　同月，经民革上海临工委委员许志远介绍，王葆真在上海杜美新村陈高雄家中秘密约见张正非，吸收他参加民革，布置他以师生关系（张有文武学生数千人遍布江浙一带军队及政府机关）到江浙一带策反。以后，经张策动，二三○师副师长许照、李景贤率部向解放军投诚。

　　10月，王葆真通过刘云昭的关系，在永川医院秘密约见了第一绥靖区副总司令刘昌义，策动其在合适时候举行阵前起义。11月，刘昌义正式参加民革组织。王葆真送给他八个字：“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以后，刘昌义以上海警备副司令（代行司令职）兼北兵团司令、五十一军军长身份率部起义成功。

　　11月中旬，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蒋介石于１１月9日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绝密军事文件9份交给任廉儒，请其转交中共情报部门。这时任廉儒的上级联系人正好离开了上海，他与梁佐华商量后，决定将这批文件交由王葆真转交中共组织。王葆真受此重托后表示：“郭汝瑰把生命都交出来了，我拼着这把老骨头不要了，也要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郭汝瑰被蒋介石任命为七十二军军长，带兵入川，在四川起义成功。

　　1949年1月23日，国民党青年军整编第二○二师团长李泽龙由族兄李国珍介绍加入民革。随后，李泽龙又介绍了三十七军军官队上校队长赵北辰、中校营长黄长明加入民革，还对浦东川沙地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谢元良、青年军二○九师中校营长刘俊等进行了策反（以后李泽龙带兵到了台湾，在台湾省防卫司令部任过要职，又返回大陆起义）。

　　2月中旬，王葆真与刚从国防部人事科长任上调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的王之师取得联系。此前，王之师已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做了许多情报及策反工作，并将汤恩伯的《保卫大上海计划》交给了中共地下组织转交解放军三野司令部……

　　当然，这些策反对象有的本身已经与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有的同时还受到其他方面民主力量的策动。但是王葆真领导的上海民革进行的工作，无疑是最后促成一些国民党军起义或投诚的诸多合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革积极活动，南京风潮迭起

　　在此期间，王葆真主持建立起了民革南京分会。他原打算让郭汝瑰作南京民革负责人，但梁佐华和任廉儒知道郭已接受中共方面的秘密任务，准备带兵入川起义，劝王葆真放弃此议，改由王的老部属、东北旅京同乡会负责人孟士衡任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河北旅京同乡会常任理事兼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主任秘书）担任，民革南京分会委员有夏琫瑛（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福利科总干事，全国妇女生产事业促进社理事长）、周臣千（财政部专员）、冯子厚（内政部高级警官学校教育长）、吴士文（中共党员）、萧俭魁（中共党员，宪兵第七团通讯连上等兵）、马骏名（大明湖浴池职工）等。此外，他们还通过胡勤业与“民联”成员刘海亭、马广运等也建立了联系。刘海亭这时在河北同乡会任常务理事。当时南京的东北与河北两个同乡会是由原奉直会馆分成，仍在一处办公，其负责人大多成为民革成员（也有中共党员），这两个同乡会成了民革南京分会的掩护机关。

　　孟士衡是吉林珲春县人，农民出身。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九一八”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在郑州认识了时任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的王葆真。王葆真推荐他担任了该分会总务科长。1940年，他们一起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孟士衡带回了大量《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进步书刊传播散发，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被国民党特务抓进洛阳监狱关了一年之久。后经王葆真等保释出狱。王葆真介绍他到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任过科长、专员、参议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孟士衡曾任徐州日侨、战俘管理所总务科长，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专制，愤而辞职，到了妻子秦秀卿工作的南京，投身民主运动。

　　民革成立后，孟士衡按照李济深的指示，主要开展军事策反工作，秘密来往于徐州和安徽阜阳、河南商丘等地，以同事、同学、同乡等关系积极发展国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院、各部会及军、警、宪内部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有识之士加入民革。当时驻防南京的宪兵七团多为东北人，孟士衡便以同乡关系积极活动，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官兵加入民革。当时在河北同乡会担任常务理事的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也通过同乡会的关系与民革建立了联系，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指导。

　　1948年春，国民党为粉饰太平，装扮假民主，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孟士衡组织民革成员利用各种关系，支持其妻秦秀卿和民革成员、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秘书科长潘幸生之妻曲绍卿以松江省妇女团体代表名义竞选，民革南京分会妇运委员夏琫瑛以安徽省妇女团体代表名义竞选，均争取到中央提名，成为当然国大代表。在伪国大选举副总统时，民革成员全部投李宗仁的票，挫败了蒋介石想让孙科当副总统的计划。伪国大闭幕后，国大代表联谊会中的民革成员夏琫瑛、曲绍卿等又在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策动下，发动部分国大代表联名提出撤销“戡乱建国会”、放弃伪宪法的提案。当局拒绝审议，他们便设法将提案在报上公开发表，并印发了传单《人民反对伪宪法宣言书》，到处邮寄，还由北区警察局长刘海亭借查岗之机将一部分传单直接投送到各国驻华使领馆信箱内。当时以夏琫瑛名义在市中心新街口复兴商场内开办的第三缝纫合作社，是南京民革分会的一处联络点，并为民革解决了一部分活动经费。孟士衡就曾在此接待过江淮解放区来买药的“商人”。

　　年底，国民党党政机关陆续南逃广州。被遣散或留下的公务员为团结自救，组织了留京公教人员联谊会，到财政部请愿，要求增发经费，继续发薪。民革派人参与其中进行鼓动，民革南京分会委员周臣千到现场进行讲演，遭到逮捕。

　　1949年初，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企图将一批武器弹药运到福建，准备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刘海亭得知后，汇报给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田绥祥指示民革南京分会，以黄珍吾贪污警员遣散费一事为由，发起群众运动，粉碎其阴谋。刘海亭、马广运派人破坏了运送武器的汽车轮胎，又布置交通警察以阻碍交通为由将车辆扣下，中共地下组织派人以《南京人报》记者身份到场采访，发表消息，称“黄珍吾用公车私运姨太太金银十多箱逃跑失风”，当时正值鼓楼中央银行发生黄金银元抢购风潮死人事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全市警察在刘海亭等策动下愤而罢岗。首都治安、交通陷于瘫痪。一时人心惶惶，谣诼纷起。最后黄珍吾不得不答应提前发放遣散费，那批武器也未能运走。

　　有可能使历史改观的京沪起义计划

　　这时，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大军席卷长江以北，国民党军在北岸只剩下很少几个据点。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但在国共和谈中，国民党当局仍然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

　　为了促使国民党当权者接受中共条件，尽快结束战争，迎接解放军渡江，刘海亭、马广运和在上海的崔恒敏秘密计划仿效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将李宗仁、何应钦等军政首脑扣押起来，逼迫他们接受中共和平条件，停止内战，迎接解放。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以南京燕子矶为据点，由管辖该地的北郊警察局长蒋堤负责迎接解放军渡江，必要时将停在江南的船只全部放到江北为解放军摆渡；马广运负责控制明故宫机场，以防李宗仁外逃；派军警占领清凉山、挹江门、鸡鸣寺三个制高点；逮捕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等；南京方面枪声一响，崔恒敏在上海立即发动起义，争取北站警察局长吴励控制北站铁路交通要道，争取其他同学起义，干掉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

　　民革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胡勤业听刘海亭讲述后，向孟士衡作了汇报，孟士衡大为振奋，认为此计划十分可行。他们立即派吴士文偷渡到长江北岸与解放军江淮军区进行了接洽，决定发动军事起义。

　　2月5日（一说为6日），春节刚过几天，首都南京城中还有不少人家依照传统习俗在走亲访友。孟士衡为向王葆真提出具体计划，在南京光华门大光新村5号吴士文家中召开紧急会议（据说解放军江淮军区代表王虎臣参加了会议）。夏琫瑛因当天安徽籍学生看电影时与军警冲突致死学生一人而被安徽同乡会请去办理交涉和处理善后，没有到会。会上拟定的行动计划要点有：一、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防止国民党首脑人物乘飞机逃跑；二、策动首都国民党军警起义，切断南京主要干线交通及对外联系；三、扣留代总统李宗仁以下军政首脑；四、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五、成立南京人民政府；六、接应解放军渡江。

　　当时刘海亭掌握着南京北区军警及宪兵八个团兵力，除中区是马广运控制外，西区、南郊、北郊警察局长都是刘、马的中央警校同学（有的还是民革成员），保安警察总队也有不少同学。国民政府重要院部都设在刘海亭直接控制的北区，代总统李宗仁及何应钦、张群、谷正纲等要人的住宅也在该区。所有这些单位和住宅的警卫人员，都由刘海亭派遣和指挥。李宗仁的傅厚岗官邸，刘海亭也经常出入。一旦行动开始，可以很快控制当局首脑机关及首脑人物。刘海亭曾胸有成竹地对胡勤业说：“大干有风险，小干同样有风险。要干就大干一场。半夜里行动起来，坛子里捉乌龟，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上海方面，民革临工委也制定了相应计划，还派李国珍、李泽龙兄弟以中央军校同学关系策动驻崇明岛和吴淞口的国民党军起义。

　　王葆真于1949年底飞赴香港，带去了京、沪两地民革工作报告。不巧李济深刚刚秘密离港赴东北解放区，无法取得联系。民革中央留港常委不了解情况，也不经手军事工作，对一些问题不能作出决定。2月11日，王葆真飞返上海。次日，孟士衡即匆匆带着行动计划，到上海去向王葆真汇报。在王葆真处，梁佐华见他热情高昂，显得有些过急，插了句话：“地下工作，千万注意保密……”孟士衡笑答：“咱们干革命，不怕牺牲！”

　　这时，刘海亭也奉“民联”领导人陈铭枢、郭春涛召见，以妻子在上海难产为由请假去上海汇报起义计划。陈铭枢听取汇报后指示：“由田竺僧和地下党同志商量着办。”刘海亭又持胡勤业所写介绍信到上海司高脱路3号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田绥祥（田是国大代表，为逃避强迫疏散已潜来上海隐蔽），田绥祥听后，指示他先回南京，地下党会派人来帮助他们和江北解放军建立联系。田绥祥谈到孟士衡等人积极性高，但不大注意保密时，提醒说：“做地下工作，应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刘海亭还去驻卫警察总队队部看望了崔恒敏，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崔恒敏这时已经与中共地下组织田云樵、任百尊取得了联系，并将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会议文件等绝密材料交给了中共组织。两人闭门密谈，共祝行动成功，胜利后再见。

　　他们全然不知，此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对京沪民革实施打击。（待续）

　　（组稿、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