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亚兵

　　打破“铁饭碗”，解放生产力

　　深圳是个创造效率的地方。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生产的经济效率、深圳人均生产率等许多指标都在全国居首位。创立经济特区前后相比，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人还是同样的中国人，为什么就能够产生惊人效率呢?原因在于改变了对人的管理制度。深圳打破了“铁饭碗”，破除了干部的终身制，简言之，在人的管理上搞活了，人活了，效率提高了，就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深圳高效率的秘密所在。

　　刘天就教会了我们“炒鱿鱼”

　　刘天就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社长，他是第一个到深圳投资开酒店的港商。

　　1979年的一天，刘天就一大早从香港来到深圳。过了罗湖桥后，他看到简陋的火车站，破旧的街道，泥泞的道路，不要说没有出租汽车，连公共汽车也很少见。他虽然知道深圳比较落后，但还是对眼前的破旧景象感到惊讶。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呢?他招手叫来一辆单车(内地叫自行车)，坐在单车的后尾架上，对骑车的后生仔说：“去市政府。”单车在坑坑洼洼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刘天就咬牙坚持。他这么着急干什么呢?原来他从报纸上看到深圳市制定公布了一个“房产补偿贸易法”，由深圳出土地、厂房，鼓励外商出设备、资金，合作办厂，赚钱后双方分成。敏感的刘天就来深圳是想要投资办企业，接待他的政府工作人员高兴地说：“刘老板行动真快呀。”他回答说：“邓小平先生笔一圈，深圳成了经济特区，机会千载难逢!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商谈很快达成合作协议：深圳在风景秀丽、竹林成片的大头岭划出一块地皮，刘天就出资港币1500万元，双方合作兴办宾馆，起名竹园宾馆。1980年，竹园宾馆破土动工。1981年1月25日竹园宾馆正式开业。刘天就聘请香港酒店管理专才陈怡芳先生任总经理负责管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合资宾馆。当时的深圳只有两家小小的旅店：火车站附近的侨社旅店和深南大道旁边的深圳旅店。就像内地小城镇的旅店一样，住宿条件非常简陋，床单十天半月换一次，有的甚至半年才换一次，房间没有空调，“贵宾房”才配备风扇。竹园宾馆虽然不算豪华，但是严格按照香港的标准建设和管理：竹林摇曳的环境十分优美，中西餐厅供应可口的中餐菜肴和西餐点心。房间配有空调。酒店管理的标准让深圳当地的职工们难以想象，例如，服务员每天要清理客房，换洗床上铺盖用品；洗手间保洁不仅要求做到无臭味还要喷香水；服务员要对顾客微笑弯腰打招呼，要穿戴整洁，特别是女服务员要求施淡妆涂口红……中方服务员长期在国营单位工作，上班懒散，作风疲沓，对这些要求心理上很排斥。有人公开反对说：“房间一周清理一次足够了，每天清理卫生很浪费。”有的女服务员不愿意涂口红，质问说：“这不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吗?”有的员工甚至对西装革履的香港住客看不惯，嘟嘟嚷嚷骂他们是资产阶级少爷……港方经理严厉批评了这些行为和怪话。这一下深圳的一些职工受不了了，长期以来他们头脑中全是“工人是领导阶级”的观念，怎么受得了香港派来的管理人员的批评呢?中港双方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相差很大，这让中方一些职工认为是“受资本家的剥削”。多种不满意加在一起，有些人一气之下干脆不来上班了。由于管理上不去，服务质量下降，住客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宾馆可能会倒闭。

　　这下子刘天就信心动摇了，他向市委书记梁湘提出。要撤资，终止合同。梁湘十分重视第一个合资宾馆的问题，委派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到竹园宾馆蹲点。经过调研，了解到中港双方人员对如何管理宾馆看法有分歧。港方坚持的是一种先进的酒店管理理念，但是我方的职工不肯服从。表面上看问题出在我方员工身上，但是实际上根子在中方经理身上，他本身思想就不通，认为港方要求的服务标准太苛求。李定果断决定，将原中方经理调回原单位，任命温富接任宾馆总经理。温富思想不保守，也很有能力。他努力与港方经理搞好关系，虚心学习香港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改革旧的劳动用工制度，打破“铁饭碗”，不论新老职工都根据工作能力和表现重新任职，废除原来的等级工资，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实行12个薪级的工资制度，工资、奖金与职务高低、工作好坏挂钩；制定出员工违纪处罚规定，从警告到解雇分为5种不同处罚方式。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得到了绝大多数员工积极拥护，服务达到了优质标准，宾馆管理出现了新气象。

　　但是，也遇到了很难办的事情：仍有极少数员工，就是不听指挥，有的随便旷工几天不来上班。工作组长李定问刘天就：“这种情况你们香港是怎么处理的?”刘天就回答说：“在香港，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屡犯不改的，‘炒鱿鱼解雇。”“炒鱿鱼”的制度能不能在竹园宾馆实行呢?这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啊。宾馆领导决定先“打招呼”，发了“如果再不上班，就要开除”的通知。有些职工不相信宾馆真敢炒人，还是不来上班。李定就让人列出一份表现最恶劣、在家呆着不上班员工的名单，共列出12名，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对这12名违纪的员工分两批解雇。第一批解雇6人。解雇名单公布后，形成了强烈震动，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种种议论。宾馆领导顶住压力，坚持改革做法。最后，员工们一看宾馆来真的了，旷工的也都回来了。后来宾馆面貌焕然一新，服务水平提高了，经济效益好了，竹园宾馆被评为省里的先进单位。香港老板刘天就也高兴了，扩大了对内地的投资规模。

　　竹园宾馆的实践，被广东省、深圳市劳动部门系统调研总结后，提出了试行劳工合同制度的政策。1980年11月，竹园宾馆与其员工正式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家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由此，竹园宾馆成为全国第一个对员工“炒鱿鱼”、打破“铁饭碗”的企业，第一个对用工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的企业。

　　蛇口首次打破干部统一管理的模式

　　就在竹园宾馆为打破“铁饭碗”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改革干部制度的另一场好戏在蛇口工业区的舞台上演了。

　　袁庚来到蛇口工业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手下没有干部，事情靠人干，没有人怎么能干出一番事业呢?但是，蛇口招调人却是个难办的事情。开发蛇口的是香港招商局，性质是香港的中资机构投资，在干部管理上独立于国内干部制度，这就使蛇口工业区干部的招聘和管理有了特殊性。管理人员不可能全从香港调来，必须使用内地干部，而企业独立于内地干部管理体制之外，又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内地干部。对于内地实行的严密的干部制度，有人形容为“干部私有制”。袁庚心里很明白，要想从内地调干部来，在蛇口这块热土上共举大业，必须将“干部私有制”的制度捅出一个口子。

　　为此，蛇口工业区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在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乔胜利带领下到内地招聘干部。第一站来到武汉市。1981年11月，在武汉海员俱乐部会场里举办了第一场招聘会。招聘到的第一名干部是王潮梁，他是交通部长江

　　航运局科研所工程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专业，江苏无锡人，英文不错，专业颇佳。当年的王潮梁41岁，决定参加考试试一试。王潮梁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考试的情况，笔试3门：英语、国际知识、写一篇《试论我国对外改革开放政策》的论文。王潮梁在40多名笔试者中夺魁，获得了面试资格。正在他为等待面试着急时，突然接到通知，让他来到一家餐厅与主考官们一起吃饭。大家边吃边聊，考官问他有什么爱好、特长，王潮梁一一作答。饭后，让他站起来，闭上眼睛原地踏步一分钟。王潮梁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面试。闭眼原地踏步是国外一种测验方法，了解一个人的定力。王潮梁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王潮梁找单位领导要求办理调动手续，单位领导吃惊不小，断然拒绝放人。无奈之下王潮粱写信给蛇口工业区领导，求他们帮忙。令王潮梁万分激动的是很快收到了回信。这封信王潮梁珍藏至今，这是一封1981年11月13日蛇口工业区有关部门寄给他的“保密信件”，信中转述了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这样一句话：“……不知他有没胆量，开个头。那里不肯调，就辞职。我这里收。最多就是人家去告状。最好告到国务院。我就想有一两个同志来开这个先例，捅开‘干部私有制。现在人才浪费问题太严重。人才在本单位不充分发挥作用，又不让人家调走。这种视干部为囊中私物的状况不打破，人才流动不起来，我们国家‘四化搞得起来吗?”袁庚的话大大地壮了王潮梁的胆量，他四处奔走，据理力争。长江航运科研所最终同意放人。9个月后王潮梁如愿来到蛇口报到成为“蛇口人”，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招聘干部。

　　1980年3月，袁庚给谷牧副总理写报告，请求在蛇口工业区人才问题上实行“择优招考聘请制”。1982年3月，袁庚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提出在有关省、市、院校进行“招考招聘”蛇口工业区所需的人才。在谷牧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中组部通知各地从内地商调管理和技术干部。支持深圳蛇口工业区发展。“干部私有制”的体制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在干部管理使用上，比调动更难，更重要的，是解决“干部能上能下，打破终身制”问题。让我们接着讲王潮梁的故事。1982年4月，踌躇满志的王潮梁来到蛇口准备大展拳脚，但是分派给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海滩当救生员。这让王潮梁哭笑不得，虽然工资比内地时翻了一倍多，但是原先说好总经理却变成了现在的“救生员”，这让他感到有些郁闷。好在王潮梁来蛇口时，准备干事业而不是为了当官。他并不计较，埋头苦干。在蛇口的土地上，是人才终究会脱颖而出。王潮梁先后任蛇口工业区指挥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人员、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都乐文化娱乐公司总经理、蛇口工业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蛇口招商国际旅游公司总经理等职。

　　王潮梁只是一个例子。袁庚在蛇口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尝试举行民主选举制度，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正式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交椅”。1985年4月，蛇口工业区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标志着民主选举开始法制化。蛇口开始推行民主测试之后，管理区的管理体制、干部结构和行政作风有了很大改善，社会道德风尚、人的思想境界和经济效益也有了很大进步。它开创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先河，为我国后来的干部制度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等各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人自由了，生产力就解放出来了

　　从1982年起，深圳把竹园宾馆的改革推广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招的工人一律实行合同制。蛇口工业区从1982年起，不论是工人还是干部，均实行合同化管理。1983年，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进一步扩大了用工制度改革范围。到1989年底，特区的合同制工人已发展到6.75万。如果包括“三来一补”企业和建筑、服务性行业中的职工，深圳已经有了一支50万的合同制工人大军。1986年，深圳起草《深圳经济特区劳动条例》，于1987年底呈送省人大审议修改后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1988年8月19日实施。1992年7月1日全国人大授予深圳市人大特区立法权，市政府起草《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1993年10月1日施行。这个条例为国家后来制定《劳动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1995年1月《劳动法》颁布实施。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颁布施行。

　　早期的深圳，工人解决的是“干不干”、如何调动积极性的问题，干部就难办得多，需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深圳的基础是原宝安县的底子，创建初期只有2名工程师、几十名技术人员，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省里每年只分给深圳一百多个指标，对深圳来说塞牙缝儿都不够。深圳学习蛇口的经验，也开始从全国招聘干部。深圳第一次公开招聘干部是1981年，市组织人事部门(当时合署办公)派出招聘组到北京招人。在中组部和一些部委的支持下，首批招到了一百多名原在“三线”工厂工作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首战告捷，鼓舞了深圳的信心。1982年，深圳大张旗鼓在全国公开招聘干部，中组部再次大力支持，开出了介绍信。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从这次开始，深圳连续5年，从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长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招聘了大量优秀干部。其中有革命先烈叶挺将军的儿子、航天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叶华明，著名电影演员祝希娟等。后来深圳建立起了常设性人才市场，人才的招聘、交流成了常态。到了1986年上半年，深圳已从全国招聘了5，4万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基本上满足了建设所需的人才。

　　后来深圳对引进人才的标准又提高了，开始从我国海外的留学生中招聘人才。从2001年起，深圳已连续9年引进留学人员超过1000人。近年来更是成倍大幅增长，呈现“扎堆”现象。仅2009年一年就突破了3000人，到目前深圳已累计引进海归人才近3.9万，数量为全国各城市之首。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把深圳作为回国工作创业的首选城市之一。数据显示，来深的留学人员中有28.6％选择创业，目前全市共有留学人员企业1512家，产值超过1亿元的留学人员企业有26家。

　　30年后的今天，深圳已有了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全市大专以上学历与高级技工以上人才共183.7万，其中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94万余人，高级职称人员8.98万，具有博士以上学位的7400多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57人，也有了牛憨笨等数名两院院士。

　　在解决了“有没有”人才的问题后，如何选拔使用干部的问题就摆到了面前。干部选拔改革先从企业开始，后来扩大到了政府机关。这方面蛇口走在前面，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和选举聘用合同制，一年后蛇口的做法在全深圳特区推

　　广。1983年5月，深圳在市旅游公司和进出口公司进行试点，聘用了总公司经理、副经理等。1986年，深圳开始在市劳动局、审计局、标准计量局等10个局级单位公开从社会上招考局级干部，在市城建开发集团公司、城管办等4个局级单位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和经理，结果从近千名报考人中选拔出24名正、副局级干部。1988年6月，深圳开始了公务员制度的探索实践。1995年3月，深圳16个单位的631名工作人员经过考核批准，顺利过渡为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务员，它标志着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重大人事制度改革开始启动。2008年8月，新成立的国家公务员局将全国唯一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地方试点任务交给深圳。2010年1月，《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及有关配套制度正式实施，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大职类。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职位分类和聘任制的实施，淡化官本位、打破“铁饭碗”，让深圳行政机关公务员队伍更专业、更高效、更廉洁。从竹园宾馆开始的职工打破“铁饭碗”改革和蛇口工业区开始的解决干部终身制改革，好像是两股清泉溪流从高山上流下来，最终汇成了滚滚奔流的改革大河。

　　竹园宾馆职工打破“铁饭碗”和蛇口解决干部终身制问题，这两件事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意义就在于对人的管理活了，让人恢复了自由。这既符合人的本性，也符合马克思理论关于未来理想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论断。从表面上，竹园宾馆是老板炒了职工鱿鱼，实际上这是一种双向选择：职工也可以对老板“炒鱿鱼”。如果一个职工能力强，他对本单位不满意时就可以辞工到更好的单位去。事实上深圳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老板大量地炒员工鱿鱼，另一方面又是员工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一些高技术、高收入的企业，这实际上就是职工炒了老板的鱿鱼。这样一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高效率。干部的管理也是如此。早期的蛇口工业区为什么具有那样生机勃勃的景象，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就是因为打破了干部终身制。群众可以评议干部，监督干部，选举干部；处在这种环境里的干部，必须要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根据民意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自然也就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放的干部制度能够保证不断地将新的优秀的干部选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同时也实现了干部自身的自由。对整个社会来说，打破职工的“铁饭碗”、解决干部终身制，可以让社会保持一种活力和高效率，最终使社会进步步伐加快。竹园宾馆和蛇口改革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就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

　　作者手记

　　1983年我随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后，调入深圳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工作。处领导吴松蕾分配给我一项任务：为计划第二年召开的广东省首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表彰大会，选择典型，采写经验材料。我来到竹园宾馆进行采访。宾馆中方经理温富同志给我提供了很好的采访条件，除了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外，还请秘书帮我安排采访日程。我先后采访了港方总经理陈怡芳、助理钟惠坚和许多职工。在采访中我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炒鱿鱼”。当时我对广东话不熟悉，不明白这个词为什么是“辞退工人”的同义词。陈怡芳向我解释了这个问题，他问我：“你吃过炒鱿鱼吗?”我回答：“吃过，北方也有鱿鱼。”他又问：“你有没有发现鱿鱼炒熟后会卷起来?”“是的，无论是炒菜，还是煮汤，做熟的鱿鱼是卷起来的。”陈经理说：“对了。工人被解雇后就要卷起铺盖走人。炒菜时鱿鱼卷起来就像卷铺盖的样子。所以‘炒鱿鱼就是解雇人……”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这一次彻底弄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与这个词对应的是“跳槽”，意思是“员工炒老板的鱿鱼”。后来再有北方来的朋友不懂这两个词时，我还能得意地卖弄卖弄。

　　在竹园宾馆时我感到什么都新鲜，感觉到港方的管理的确先进。竹园宾馆的经验材料很快写好了。在一定程度上说，上级选择典型就是比各市上报经验材料的水平。由于深圳的材料下得功夫比较足，深圳市委、竹园宾馆、中建三局一公司和沙头角十三中队等4份经验材料都入选了。其中，深圳市委的材料是吴松蕾带我一起写的，竹园宾馆和中建三局一公司两份材料都是我自己采写的。1984年，在省表彰大会召开时会议上印发的典型材料，深圳数量最多。温富还代表竹园宾馆在会上发言。会议奖给竹园宾馆一台当时比较稀罕的20寸彩色电视机。

　　开会回来后，采访竹园宾馆时的情景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按捺不住写作的欲望，我以中餐部部长陈惠莲的事迹为主写了一篇《新竹》的报告文学发给了《青年文学》杂志。这篇文章获“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征文二等奖。后来有一次我将竹园宾馆的故事讲给深圳一家报纸的青年记者谢静听，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我带她再次到竹园宾馆采访后，合作写出了一篇《微笑的竹园》报告文学，刊登于当年的湖南《芙蓉》文学杂志上。

　　说起来竹园宾馆的故事发生在近30年前，但是今天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清晰、亲切，一辈子都很难忘记了。

　　取消票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

　　1984年深圳宣布取消各种票证，这一做法对深圳当时的发展来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对全国来说却是拉开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序幕。在今天回过头来看取消票证这件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不解决吃饭问题留不住建设者

　　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于1980年8月26日宣布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很快就感觉到了“民以食为天”古训的正确性，解决吃饭问题成为摆在深圳市民面前的最大问题。经济特区成立后，短短几个月，人口就由2万余人一下子膨胀到30多万。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几乎所有吃喝穿用的物品都凭票证供应，深圳只能够按照2万人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虽然省有关部门后来给深圳增加了成倍指标，但对于当时潮水般涌进特区的人潮，仍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粮油店、副食品店前面经常排长龙，几十万张口等着米面下锅，怎么办?市领导如坐针毡。

　　深圳紧急组织采购队伍，四面出击，到内地高价收购粮食；肉类和其他副食品。但当时全是计划供应统一物价，深圳高价收购，打乱了原来的市场供应局面。那一段时间里，国务院特区办经常收到其他省区的投诉。四川省投诉说，深圳人到四川收购干辣椒，影响了当地辣椒的收购和供应计划，搞得“无辣不吃饭”的四川人吃饭没有了胃口，山东省投诉说，深圳人到山东买走大量优质花生，影响了他们的收购和出口计划，使当地完不成创外汇任务。这样的状告多了，让特区办领导不胜其烦，批评深圳不按规矩出牌。

　　但是，深圳自己还有满肚子的苦水没地方倒出来。为了按照国家保持物价稳定的规定，特区政府在内地的采购，高价购进，平价供应给市民，

　　其中的差价列入政策性亏损。据统计，1980年起，深圳议价采购的粮食、副食品比重从14％到40％不等，鲜鸡蛋竟然高达82％。而且这种价格补贴的比例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1983年仅粮食一项一年财政补贴高达950万元。负担十分沉重，这不是长久之计，深圳政府本来家底就不厚，大量的补贴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

　　深圳平价供应副食品造成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不能从内地吸引货源，只有政府商业部门的采购队伍才能用高价采购，而民营公司没有办法做这种赔本生意；另外一方面深圳的平价副食品与香港副食品的高价形成了巨大的差价，深圳市场上的副食品被能够过境的本地居民偷运到香港出售。结果，深圳市场上的副食品更加短缺。

　　吃饭的问题，已经开始严重影响深圳从全国各地吸引人才。当时来到深圳的人，大多数没有迁移户口。国家配给的粮票、副食品票都在内地。来到深圳时，最多带来一两个月的票证，用完了就要靠内地家中寄，不是长久的办法。而且，有不少人当时瞒着单位偷偷来到深圳闯世界，单位知道后不但不支持，还要求有关部门停发各种票证，情况就更困难了。因此，不解决吃饭问题，来闯深圳的人们无法生存，无法坚持。实际上，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这个问题又退回到内地。

　　不改革这种票证经济，经济特区没办法办下去了。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痛下决心，要闯过这个关口。1981年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梁湘，到新园招待所看望刘海粟，这位国画大师被深圳请来绘制一幅《大鹏展翅》的巨幅画。政治家与艺术家聊天，从取消票证的做法说到了政治命运的可能。刘海粟关心地对梁湘说：“你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搞好了有人说你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假如搞糟了，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有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梁湘坦然地回答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立党为公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过，让后人来评说吧!”表现出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

　　勇闯物价关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主管领导是副市长周溪舞，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压力最大。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81年秋天的一天，梁湘笑着对我说：‘老周，过中秋节，我吃饺子想买醋都买不到，你这财贸是怎么管的?我知道粱湘是开玩笑，但我心头的压力很大。”怎么办?周溪舞决定运用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打破商业领域中计划经济的限制，成立一家进出口服务公司，四处采购，解决市场供应问题。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普通不过，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做法实际上打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实行的三级采购、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整个链条上突破了一个环节。

　　深圳的做法引起了连锁反应，内地许多省市纷纷来深圳设立商品批发站。这就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商品涌进深圳，深圳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政府无法用行政命令控制价格，价格随行就市开始浮动了。

　　李定当年是市政府财贸办主任，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从他当年经历的一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深圳勇闯价格关的脉络。

　　餐厅卖高价米饭。泮溪酒家是深圳最早开办的高档酒楼之一。顾客到酒家吃饭要收粮票。有一次，酒家老板向李定反映，一些来自内地的建设者问：“没有粮票能不能吃饭?米饭贵一点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老板建议说：“可不可以出高价买一些粮食，供应给没有粮票的客人?”当时买高价粮违法，李定有点拿不准，找周副市长请示。周溪舞爽快地说：“我看可以，就拿泮溪酒家先搞一个试点。不要宣传，不要一下搞太大，做一下试验，看看有没有问题。”泮溪酒家就开始出售高价饭，一碗米饭，有粮票5分钱，没有粮票5毛钱，相差十倍。还是有很多客人来吃高价饭，反映很好。

　　高价收购荔枝。深圳盛产荔枝，以前深圳创汇主要靠荔枝。外贸公司的收购价是8分钱一斤，果农自己到农贸市场叫卖价格3毛多钱，如果卖到香港价格1元港币。由于价格差别过大，到了收购荔枝季节，不管政府官员怎么劝说，派民兵路上拦堵，果农就是不愿卖。因此，深圳连续几年完成不了出口创汇任务。1982年，李定主动向周溪舞请缨，愿意亲自带财贸办的同志去荔枝园收购荔枝，但收购价格根据情况在现场确定。周溪舞同意了。李定得到授权，来到荔枝园，以质论价，4角到8角一斤，最优质的1.2元一斤。结果，不但深圳收购情况良好，连东莞果农也闻讯赶来出售荔枝。当年，破天荒收到500多吨荔枝，出口到香港赚了一大笔外汇。第二年深圳还是这样做。第三年，省里也放开价格收购了。

　　工业品销售放开价格。以前全国物价统一，商品价格由上级确定，谁违反价格规定会被戴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帽子。1981年，深圳在和平路搞了一条商业街。到了冬天，接到上级通知，电风扇价格上涨15％。香港人评价说：“冬天电风扇涨价?神经病。”有人将香港人的话汇报给李定。李定认为香港人说得有道理，有些商品应该随行就市，价格不能一刀切。于是市财贸办就在这条街上推行浮动价格。结果，商品销量大增，商家赚到了钱，顾客也满意。

　　开放价格最终稳定了价格。随着深圳的人口越来越多，市民吃菜成了大问题。1982年，国家规定青菜收购价格4.5分钱一斤，由于价格过低没有人愿意种菜。李定按照市领导要求从汕头支援，请来五千名菜农到深圳种菜，两个月后人全跑光了。深圳又从广州再请来五千菜农，结果没几个月又跑光了。种菜亏本，菜农当然不干。市政府决定由财政拨钱补贴菜农，但是补贴一段时间就撑不下去了。李定等人向市领导建议，提高蔬菜收购价和销售价。当时这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大事，而且群众也可能反对。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经过争论，同意试一下看看。结果，价格一放开，青菜价格飞涨，一斤青菜从5分钱涨到4角、6角，最贵时1块钱1市场上虽然有菜了，但是市民吃不起，开始怨声载道。市委领导很着急，准备再次开会取消放开价格的措施。会议即将召开前夕。菜价开始下跌，从1元降到8角，又降到了6角。大家又惊又喜，决定再等等看。后来价格稳定住了，价格关终于闯过去了，深圳成功了。

　　一步步取消票证

　　小平同志南巡深圳的1984年，深圳政府宣布，自11月1日起，深圳特区范围内，粮油敞开供应，取消一切票证。与此同时，取消国家对粮食、食油、猪肉、蔬菜、煤气(球)五大宗商品的财政补贴，实行议价购销，自由选择。到了11月1日这一天，深圳大大小小的粮店贴出告示：从今日起，买粮不需凭粮本。三号大米每斤由0.146元调到0.29元。对此，市民的第一反应是发慌!纷纷到全市各大粮站排队抢购粮油。

　　面对市场上出现的混乱现象，深圳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经过激烈争论，逐渐取得共识：深圳要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大胆地试验，大胆地改革，在取消票证的同时提高物价，以防止出现抢

　　购，提价会造成干部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因此相应地发放物价补贴，提高工资水平。由于沉着应对，措施得当，恐慌和混乱很快平息下来，没有发生大的风波。

　　深圳取消票证走过的路子，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步改革阶段(1980-1984)，其特点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分步理顺价格”。第二阶段为大步改革阶段(1984-1987)，其特点是“放调结合，以放为主，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第三阶段为深化改革阶段(1988-1991)，其特点是“管、放、调并重，巩固物价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价格体系”。第四阶段为完善改革阶段(1991年至今)，其特点是“完善管、放、调”，改革的重点从改革商品价格转到有关收费管理上。特区创办之初，由市政府物价部门管理的农副产品有110多种，到1983年改革物价下放权限后，只管9种，其余全部放开，由商场自主定价。到1984年10月，深圳市放开价格的商品比重约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0％。老百姓惊喜地发现：票证越用越少，商店里的商品却变得越来越多，价格放开后，开始价格很高，但好像冬天里的水银柱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市民喜欢上了商品琳琅满目的繁荣市场，享受着自由购物带来的便利和快乐。

　　深圳取消票证10年后，1993年4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号称为“第二货币”的各种票证完成任务，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点上，深圳比全国早了10年。

　　为走向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据有关部门调查，1995年深圳取消票证10年后，每百户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为：彩色电视机112台，电冰箱100台，洗衣机98台，照相机62架，收录机87部，自行车119辆。从1979年到1989年，深圳的物价增长2倍多，与此同时，工业生产总值从原来的8000多万元增加到1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2元增加到1450元，职工的工资从原来的平均一年769元增加到3852元。也就是说，10年内，物价增长2倍多，职工、农民收入分别增长5倍和9倍以上，生产更是增长100倍以上。

　　深圳取消票证、放开价格是无奈之举，但是在客观上却是打破计划经济射出的一支响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将计划经济称作“短缺经济”，其特点就是实行票证和购货排队。深圳由于取消票证、放开价格，就合乎逻辑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凭借市场这只神奇之手，中国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告别了票证和排队，让短缺经济变成了商品琳琅满目的富裕经济。

　　深圳实施价格改革的成功，为全国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有人评价说，深圳经济特区成功地进行价格改革试点，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贡献是排在第一位的。

　　作者手记

　　深圳将于1984年11月1日取消粮票等票证，粮食敞开供应、价格实行浮动。这个消息提前传开了，手中存有粮票的人都提前到粮店，用粮票购买最后一次平价粮食。我原来在部队工作时攒下了许多全国通用粮票，是5斤一张的大面额粮票。崭新的一沓粮票，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想到以后可能没用了，产生出一种特别割舍不开的情感。

　　我计划10月31日去购粮。这天一早我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来到离家最近的园岭粮店买粮。虽然我出发得比较早，粮店门前还是排着很长的队伍。我已经向单位请了假，上午可以不去上班，就耐心地排在队伍后面等。八点半钟粮店准时开门营业。情况比我想象的好一点，虽然队伍很长，但是排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轮到我了。我先是要了一袋50斤装的面粉，这是蛇口面粉厂生产的优质面粉。我母亲说这种面粉筋道，擀面条、拉扯面都很好吃，让我多买一点。然后又买了30斤大米。本来还想多买，但是我住在8楼，又没有电梯，扛上去是个问题，只好就买这么多了。粮店里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好，帮我将面袋和米袋搬上自行车后尾架上，用绳子绑结实。自行车后尾太重，摇摇晃晃没法骑，我就慢慢地推着回家了。

　　作者的悼念

　　正在写这篇文章时，传来了周溪舞不幸辞世的消息。2009年11月13日年近八十的周老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周溪舞从1981年到1990年十年任期内，负责抓经济工作，构建了深圳工业经济，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圳人民会永远记住他。

　　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

　　深圳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城市。虽然地处广东，但是城市居民都说普通话，可能深圳是广东省里唯一一个普通话真正流行的城市，虽然在岭南文化圈子里，但是从文化特征上深圳更像一个北方城市。深圳之所以有这样的语言和文化特征，是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城市。

　　缺少劳动力的边陲小镇

　　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深圳市面积倒数第二，例如大连市12573平方公里，青岛市总面积10654平方公里，宁波面积9365平方公里，相比之下深圳只有2020平方公里(后来经过卫星精确测绘证实，深圳的准确面积为1960平方公里)，比1565平方公里的厦门略大一点。

　　如此小的城市面积，却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城市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外来移民。关于深圳人口数，政府有关部门公布了原居民、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总人数这样4组数据：建立经济特区前深圳的原居民数31.5万，现在深圳的户籍人口约为190万，持有暂住证的人口近670万；全市人口总数约为1200万。其中，“深圳市民”的概念数字是860万(就是户籍人口+暂住人口)，深圳的许多“人均”的数字就是按照这个数字平均的。如果按照860万“深圳市民”概念，原居民只占3.6％；如果按照总人口1200万人计算，原居民只占2.6％。也就是说，今天生活在深圳城市的人口中，每千人中只有2～3个是“深圳原住人”。

　　深圳原居民为什么这么少呢?两个原因：流失的多，补充的少。

　　先说流失的多。宝安曾出现过4次大规模偷渡潮：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一次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涌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平时零散的外逃事件也屡禁不止。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一次次外逃不啻为一次次大失血。

　　再说补充的少。补充人口少有两种情况：一是自然增加的人比较少。按理说深圳原居民的自然生育率，不会比别的地方少。但是由于大量外逃移民，使当地人口增长数量缓慢。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为1／4。二是外地移民少。由于原来的深圳经济落后，生活条件艰苦，不要说从内地大城市移民，就是从广东其

　　他城市移民都没有什么人愿意来。

　　吕雷、赵洪在《国运·南方纪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深圳特区刚刚启动建设时，曾到茂名由工业公司(这是广东最大型的中央企业)调派一批工人去特区工作。离特区近在咫尺的茂名人居然不知道特区要做什么，没有人愿意去，于是公司就强行摊派名额到车间班组，因为谁都不愿意去，所以只好在车间主任及班组长的主持下投票决定。结果那些平时表现不好的，调皮捣蛋的，迟到早退的，都被派到了深圳。当然他们既然阴错阳差地成了深圳特区的开创者，现在想必早已功成名就了。这种情况，直到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初步为特区及对外开放政策正了名后才有所好转。

　　刘波同志是深圳早期市委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他也讲了当时招聘干部的困难。1981年，深圳各种人才奇缺。市委主要领导交代说：“刘波，你是管人的，现在给我到省里要人去。有多少要多少，多多益善。”刘波原来是省委组织部分管人事的副部长，这件事还不是小菜一碟?所以，当时拍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他来到省委组织部，提出第一批要商调机关的科、处级以上干部300人。组织部领导爽快地答应了，立即开会布置任务，要求省直机关和广州市直机关各调150人。通知发出后，干部们一听说是去深圳，大部分不愿意。当时的深圳一片荒芜，生活艰苦，去干什么?刘波一听傻眼了，想起了他拍胸脯的保证，亲自上阵，每天找人谈话做动员。一个不愿去，一个硬动员去，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有一个老熟人吵得最凶，他说：“你刘波跟谁熟就害谁，以后大家没朋友做了!”一直磨了近3个月，最后带回了9个人的档案。这些人是刘波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熟人，他们看在多年交情的分儿上才勉强答应。

　　就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人口史上，也许是世界人口史上，短时间内、数量最大的一次移民行动拉开了帷幕。短短30年时间里，深圳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

　　深圳接受了最大的一批移民

　　20世纪80年代初，军队开始了建军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裁军。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将工程兵部队大大压缩，机关缩小成为总参机关中内设的工兵部。这次裁军减去一百万军人。

　　而这时候，深圳市的领导正在为缺少自己的建筑队伍而发愁。这两件事很巧地碰到了一起。基建工程兵领导要负责几十万官兵的安置问题。司令李人林派出副参谋长徐馨来同志前去广东联系，希望能接纳一部分基建工程兵。徐副参谋长与省市有关领导接触，发现当地领导对接受基建工程兵并不很热心。反对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广东基建队伍不算少，“米饭本来就不多，又要多来几个人分着吃，怎么够啊?”另有一些人担心：深圳毗邻港澳，很敏感，一下子调进几万名解放军战士，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有点举棋不定，决定派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进京向李人林司令汇报，面商此事。在调进基建工程兵部队一事上，舒成友是赞成派。他带着梁湘的亲笔信进京见到自己的老领导李人林，整整谈了两天半。回到深圳，舒成友向梁湘汇报了会谈情况，提出了自己赞成部队调入深圳的三点理由：一是特区建设需要这一支建设力量。原宝安县的建筑公司只有500余人，逃港潮发生后，只剩下300人左右，而且跑到香港去的都是年轻技术好的，剩下的承接不了什么像样的工程。二是中央直属和外省的一些基建队伍开始进入深圳，但他们是“飞鸽牌”，有钱赚会留下，赚钱少就会飞走了，深圳需要自己的队伍。三是基建工程兵是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部队，既有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又懂基建技术，是支年轻、能干的好队伍。

　　舒成友还说到一点，谁听了都会动心：基建工程兵带来一批装备和资产。这支队伍拥有各类技术干部1088人，设备总值5161万元，机械设备77818匹马力，固定资产价值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工程兵转业来深圳，也把这些财富无偿地带到深圳……舒成友转述徐馨来参谋长的话说：“这是李司令员养的一个闺女，养了18年。现在长得漂亮活泼聪明伶俐，要出嫁了。这批财富是李司令员给闺女的嫁妆。这样的一门亲事，你们深圳还不想要?”梁湘听后搓搓手，笑着说：“说得有道理呀!应该说，这正是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在几天后的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湘拍了板：“接!”

　　从1982年9月开始，到12月，基建工程兵各部队先后从上海、天津、唐山、沈阳、本溪、锦州、鞍山、汉中、西安、郑州等地调往深圳。那一段时间里，上百列火车连续不断驶入深圳，共有两个师、两万人调入。为了避免引起港澳一些人士的敏感反应，部队进入深圳时，身着便服，不携带武器。1983年9月15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在深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大会。市委书记梁湘到会讲话，他宣布在深两万名基建工程兵当天集体转业，并改编为城市市属施工企业。其中，两个师部机关合并为特区建设公司，属下的7个团分别改编为深圳市1、2、3、4、5建筑工程公司和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深圳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后来这些公司中又产生了长城、金众等上市公司)，医院改编为深圳市基建职工医院(后来这个医院先后改名为华强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现在为市第二人民医院)。

　　这支部队进入深圳改编为建设集团前后，完成了市政府办公大楼(现在的市委一办)、特区第一座20层建筑的电子大厦，以及友谊商场、泮溪酒家、南头直升机场、火车站东广场等工程。

　　战士在城市中的命运

　　我是基建工程兵的一员，1982年随部队调入这座城市，1983年集体转业后成为深圳的一个市民。我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82年9月，那时，基建工程兵两个师调入深圳已成定局。部队每次重大行动前都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但当时人们对深圳的情况一点不了解，部队动员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为此，兵种总部决定成立一个调研小组深入深圳开展调研，起草部队宣传提纲。兵种宣传部大笔杆子李训舟任组长，带两名助手，这两个人从准备调入深圳的两个师政治部各抽调一人，三人小组火速进入深圳开展工作。我当时在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八支队宣传科工作，被选中参加调研小组。深圳的调研工作大概开展十多天，我们到市政府了解政策规定，接触社会各界人士问情况，与早两年先到深圳参加建设的一支队一团的干部战士座谈，从东到西跑遍深圳几个区实地体验……白天了解情况，晚上整理资料，按时完成了两万多字宣讲提纲的写作任务。这份材料被兵种领导批准后下发各部队动员宣讲时使用。

　　由于我本人喜欢上了深圳，写作时的心情比较乐观，因此将深圳的情况写得比较好，尤其是对深圳未来的景象描绘美好。因此，这个宣讲提纲在部队动员时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说一些战士听完动员后热血沸腾，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到深圳。但是，部队调入深圳后，感到现实

　　与想象反差很大，艰苦的环境令许多战士失望。部队分别驻扎在白沙岭、竹子林等地，这里荒地一片，什么都没有。选择较平坦的空地，用毛竹搭架，编竹叶做墙。床板一铺，就成了宿舍。乐观的战士们称这是“竹叶宾馆”。没有自来水。挖井取水。厨房一时建不起来烧不了饭，就上街买面包。没想到有的面包要求付外汇券，买不到足够的面包，有人只好饿着肚子。最后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才买来足够的面包填饱了肚皮。有人告诉我说：“一些战友听说宣讲提纲是你写的，私下里骂你呢，说你把深圳写得太好了，说的话靠不住，以后再不相信你的话了……”

　　1983年6月，我被选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虽然调离了部队，但是由于在宣传部宣传处工作，下基层搞调研的机会比较多，加上我与部队战友们的来往比较多，因此对部队的一些实际情况比较熟悉。我听说部队中的一些队伍处境比较困难。他们有些原来主要承担建设军用飞机场、打战备坑道等一类国防工程，对城市民用建筑不懂行，再加上到了地方对施工任务由上级分配变为自己寻找这种变化很不适应，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很长时间里拿不到施工任务。没有活干，职工们也就没有工资收入，生活陷入了困境。

　　听到的这种消息多了，我感到心情很沉重。有一天，在与邻居聊天时说出了部队的困难情况。我的邻居是著名作家吴启泰，当时他刚从安徽调到深圳影业公司工作。吴启泰对我谈到的情况感到大为惊奇，他很难相信一片乐观气氛的深圳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困难的群体。他建议我深入了解情况，写成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于是我开始深入调查了解，详细收集情况。还邀请启泰与我一起去战士们住的地方看看，他很乐意地与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与大家聊天。越调研，我们心情越沉重；越了解，我们越感觉应该为他们说说话。于是经过若干个不眠之夜，我俩合作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投稿给深圳《特区文学》杂志。杂志总编是著名作家陈国凯。他审稿后，决定将已经编好的杂志临时抽稿，换上了这篇报告文学，于1986年第5期刊发。

　　料想不到的是，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在深圳掀起了轩然大波。战友们欢欣鼓舞，认为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困境，相信会引起领导和社会对这支部队的关注。许多战士花去菲薄的工资，大量购买杂志寄给内地的战友和亲属，这期《特区文学》因此数次加印，创下了发行纪录。该文也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满。由于这是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首篇反映存在问题的文学作品，因此有人认为给深圳脸上抹了黑。从那时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十分关心我个人的命运，怕我因为写了这篇报告文学而受到什么处理。让我和吴启泰感到高兴的是，可能是因为这篇报告文学的呼吁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市领导早就发现了问题正在准备解决，总之，从那以后，有关管理部门将原来所有建筑工程项目一律招投标的做法，改变为一些政府项目实行投标与议标相结合的办法，从而使这支部队拿到了一些工程任务。而这支部队一旦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那种不怕吃苦、敢打敢拼、年轻能干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了，连续建设了好几个优质工程，使有关部门和许多项目发包单位对这支队伍刮目相看。从此这支部队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循环的佳境。

　　虽然多少年过去了，但是如今基建工程兵战友们聚会时还会不断谈到当年两万部队调入深圳的情景。大家异口同声地承认，梁湘给了基建工程兵历史的机遇，让这支部队能够参与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特区建设；战士们用双手建起城市里的一座座大厦，光荣地完成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战友们得到很大实惠，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这支部队懂得感恩，战友们感恩这座城市。张淑运当年转业时很年轻，已在深圳工作了27年，因为表现好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深圳市第六届文明市民，现在还守在部队老底子的市建设集团，任董事长。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们感谢部队当年集体转业时深圳收留了我们，我们的青春在这座城市中发出了光和热。”战友们忘不了在最困难的时候，梁湘对这支队伍的关心和爱护。大家还记得1986年5月梁湘离职时在市委六楼礼堂对干部们做最后的讲话，他说：“我对特区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感情，对我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同志更有感情。死后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像智利大诗人聂鲁达说的，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在基建工程兵战友们心中，梁湘永远是一棵常青的大树。

　　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深圳是个艰苦创业的地方，整个城市好像是一座大工地，没有什么人愿意落户深圳。1982年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深圳经济特区的重要性慢慢被认识，人们开始对深圳有了兴趣。在我印象中，调入深圳难易的转折点大约出现在1985年。这个时候要求调入深圳的人突然多起来，深圳的人事劳动部门开始对调入者设置门槛。除年龄要求外，主要是从学历上开始提出限制条件，先是要求调入者学历最低为中专，后来提高到大专，再后来又提高到大学本科。但是要求调入深圳的人越来越多。深圳成为全国所有省市籍贯人员都有的城市，成为继北京后第二个56个民族都齐全的城市。

　　深圳的城市人口数量不断突破规划。按照深圳第二个总体规划，20世纪末深圳的总人口应该控制在80万，到这时实际人口已经达到几百万，而城市人口还在不断地快速增加。如今深圳已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社科院的杨立勋教授告诉我，深圳是世界上最大、移民度最高的城市。纽约是国际性移民城市，人口800万，移民率为45％。相比之下，深圳人口过千万，移民率96％以上。但是，深圳的移民基本来自国内，纽约的移民来自全球。可以说纽约是最大的国际移民城市，深圳是最大的中国移民城市。

　　从文化角度看，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是丰富性。移民来自全国，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好像是大森林，长满了各种树木花草。有参天大树，也有矮小的灌木和厚密的草地；有阔叶林也有针叶林，有绿树也有红花。

　　其次是创新性。中国文化总体上说是一种创新，文化。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化才能蓬勃发展。深圳这种开放竞争的环境，激发了中华文化易变、创新的内核，使移民文化始终保持一种创新的状态。深圳精神几经衍变，开拓创新始终为首，这是深圳人民的共识，也为深圳历史发展一再证明。

　　再次是杂交性。各种文化共处一地，共同生长，免不了互相碰撞，互相融会，互相影响，在碰撞、融会、贯通、影响过程中，生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新文化吸收了各种文化的长处，呈现出一种优生优态的面貌，生机勃勃，生命力强，具有很强的创新和生长能力。从文明成长的规律看，文明只有在传播、学习、借鉴的过程中，才

　　能更快、更好地生长和发展。移民城市就是各种文化的聚集地和融会区，是不同文明的植物园和展示窗。深圳是全国最大、移民率最高的城市，因此深圳成为最有创新能力、最有创新精神的城市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的悼念

　　凡是早年来深圳的人，没有不怀念梁湘的。正是当年他大刀阔斧的开拓，才出现了深圳经济特区早期宏大的建设场面。我听到许多老百姓这样说：“没有粱湘就没有深圳的今天。”这句话有道理。作为当年基建工程兵部队两万人中的一员，我与战友们尤其感谢以梁湘为首的深圳市领导们收留了这支部队，让我们有幸参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改革与创业，让“基建工程兵两万人”跟着“深圳”的名字一起载入了历史史册。《品报》2010年2月26日纪念梁湘同志文章的题目是“一个不该被深圳遗忘的老人”。只有在深圳早期创业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语言。1998年12月13日，粱湘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梁湘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中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深圳的前身——宝安是一个农业县，人口32万，除了当时县城深圳镇有几万城镇人口外，其余全部为农村人口。1980年深圳成立经济特区，先是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特区内的农村城市化转变，接着，又用了12年时间，到2004年完成了特区外的农村城市化。从此，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化的奇迹。

　　深圳用25年时间消化了农村

　　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时面积2020平方公里。成立经济特区时只是将南面靠近香港的327.5平方公里划为特区，其中分设福田、罗湖、南山3个区，特区外为宝安县(后改为宝安、龙岗两个区)。深圳的城市化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从1992年开始，首先将特区内的3个区进行城市化转变，共撤销了68个村委会，建立了100个城市居民委员会和8l家城市集体经济组织，将4.6万农民一次性地转为城市居民，“农转非”达13851户。特区内的农村纳入了现代化城市的统一管理、统一建设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2003年开始，在特区外的宝安和龙岗两个区进行农村城市化工作，涉及范围包括18个镇、218个行政村，一次性全面转变为城市体制，27万村民全部“洗脚上田”，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次转变工作用了两年时间，到2005年工作任务全部完成。

　　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完全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一方面农村的功能开始从农业转向工业，客观上出现了人口集中、计划用地的需要；另一方面深圳城市建设需要统一规划，而农村这一块“自留地”规划滞后，开始出现混乱现象。深圳早期历史上出现“城中村”主要是因为政府缺乏资金造成的。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取了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办法。政府开发土地、搞基础建设，所需资金开始主要向银行贷款，后来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积累资金。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发展经济组织，对外招商引资，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港资、台资和外国资金来深圳建企业、办公司。对内降低门槛，引导社会资金办企业，特别优惠技术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对农村的发展则在土地上做文章，政府由于缺乏资金对农村自发开发土地的状况没有太多限制，采取一种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政策。农村建厂房引进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农民利用自己的宅基地建楼房出租收取租金，结果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混乱无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表面看起来红火、实际上已经有些失控的局面。当时的市委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市委书记李灏大声疾呼：“这种状况与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很不协调。”因此，市委做出了农村城市化的决定。

　　农村城市化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集体土地转为国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一次性全部转为国家所有。二是村民转为城市居民，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三是镇改街，村改居。撤销镇政府，建立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不再是一级政府，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撤销村委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四是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转型为城市股份合作企业。根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没有经济管理职能。村改居后，居委会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脱钩，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股份合作公司，原村民持有股份。村民转为居民后，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享受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五是市政建设实行3年过渡期，镇办学校移交区政府，村办学校移交区政府管理或社会办学等。

　　对深圳来说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深圳的农民掌握着一部分土地，靠着土地迅速致富。因此，在对待“农转非”的问题上，深圳的农民与内地农民想法完全不同。内地农民可能希望通过“农转非”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而深圳的多数农民却不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特别是特区内的农民更是不愿意“农转非”，因为越是繁华的地区土地越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具体说，深圳农民掌握土地有以下几个好处：农村有地招商引资或自办工厂，村民有分红收入，村民长大成人可以分到100平方米宅基地，有了宅基地就可以建出租屋出租收租金，农村人口允许生两胎，多子意味着多财多福。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要变成城里人呢?厉有为同志任市长时，已经感觉到问题的迫切性，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带领工作小组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农村城市化30条”，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终于妥善处理好了“农转非”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为写这篇文章，我专门采访了厉有为同志。我问他：“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最难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最难的是保护农民利益问题。农民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农村城市化工作不可能那样顺利。由于市委市政府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由于各级干部深入细致做工作，再加上深圳的农民有比较高的觉悟，所以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攻坚战

　　深圳特区是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开始创办经济特区的。当时的市领导形容深圳靠“两皮”起家：靠嘴皮宣传深圳，洽谈生意，招商引资；靠地皮吸引项目，开办工厂，出让土地使用权设厂，或者建好厂房租给外商办公司。

　　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手中的建设资金很少，只能保重点，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城市的主要基础建设和文化项目上，而对农村力不从心，就注意发挥农村自身的积极性，允许农民自主开发，修建道路，建设工厂、商业楼宇，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做法代价很高，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规划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城市中建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在这些城中村里，农民密密麻麻盖起了厂房和住宅，租给外商办厂或租给外来工居住以收取租金。后来随着深圳进入快

　　速发展期，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出租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农民赚到钱后又开始修建新的出租屋。由于土地紧张，房子越盖越高。政府规定农民自用的住宅高度在五层以下，但是后来普遍盖到七八层，有的甚至十几层。楼与楼之间距离很近，邻近的两个楼上窗户打开，房客伸手能够摸到对方，因此被称作“握手楼”。住宅区里电线乱拉密如蛛网，产生了安全和火灾隐患。区内卫生很差，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蚊蝇乱飞。房屋业主只想多出租多收费，不管租房人的身份，出租屋的房客形形色色，也隐藏着一些犯罪分子，出租屋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使社区的治安开始恶化。随着深圳市区用工成本增高，加工业、企业开始外迁，出租屋空置率增加。业主开始将房屋出租给服务业，出租屋区内开始出现食街、舞厅、卡拉OK厅、发廊、按摩房、洗脚屋等，结果又出现了黄赌毒泛滥的问题。人们将“城中村”称为城市的“恶性肿瘤”。因为“城中村”的存在，深圳这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已经出现一般老城市才有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以及复杂的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难题。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深圳开始了对城中村的改造。由于城中村数量多，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全部拆除重建成本太高不现实，因此，采取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办法。主要方式有三种：有的推倒重建；有的部分拆除，进行改造，有的穿衣戴帽，改变面貌。其中，罗湖区渔民村、福田区渔民村是推倒重建的成功例子。

　　罗湖区渔民村在罗湖桥北侧，与香港一河之隔。解放前的渔民在陆地上没有像样的住房，在船上生活被称作“柴流水”。渔民村是深圳最早富裕起来的村庄，划出一片土地统一规划建起了三四层高的新村。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时参观了渔民村。他来到村委书记、老渔民家中做客聊天，发出了“全国农村都要过上这样的日子恐怕还要一百年”的感叹。2000年渔民村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造，罗湖区政府将其列为改造城中村的试点单位，决心按照国际化都市的要求彻底解决问题。按照新的改造方案，旧村推倒重建，需要投入建设资金9000万元。新方案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资金由村自筹解决，每户需要投入300万元。在新社区中分得价值600万元的12套住房。开始，也有少数村民不愿意，因为拆除旧房建设新村需要两年时间，减少出租房屋收入50万元。经过教育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为了城市的整体面貌，从长远看是划算的。新村建好后，几十栋十分拥挤、质量很差、存在隐患的旧楼没有了，出现了七八栋崭新的20多层的高层建筑，腾出很多空地种树铺草，建设公共设施，使渔民村真正变成了城市社区。全国许多大城市的领导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称赞渔民村改造得好。

　　福田区渔民村位于深圳皇岗口岸，与香港隔河相望。以前的渔民村缺乏规划，“握手楼”密不透风，道路交通拥堵，杂乱无章，卫生极差。2005年渔民村出现了违法建筑抢建高潮，环境进一步恶化。区委区政府采取了强力措施，开始了改造行动。5月实行了“中国旧村改造第一爆”，4秒钟内16栋20层高的在建楼房整体爆破成功。两年后，一个面貌崭新的渔民村出现了，社区中央是一个4600平方米的中央公园，小区内绿化率达35％。中央公园的南侧，数栋高楼临河而建，总建筑面积达18.5万平方米；西侧结合地铁站建了许多公共设施。新渔民村环境优美，生活质量巨变，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居民脸上露出了笑容。

　　比物质改造更难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

　　物质与精神的变化特点不同。物质的改变是刚性的、看得见的，而精神的转变是柔性的、看不见的；物质说变就变了，但是思想文化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往往有惯性，不容易立刻随着改变。农村城市化，农民变居民，有身份的转变，也有思想观念的转变。从身份的转变说，洗脚上田容易-从思想的转变说，洗脑进城困难。农民转变观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生育由多胎变为一胎。各级计划生育部门与实行城市化前符合一胎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签订了生育合同，较好地实现了由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向城市计划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为特区实行统一的计划生育和人口发展的政策奠定了基础。澡圳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多年全国的先进，这里面农民做出了最大贡献。

　　丧葬由土葬变为火葬。解决了生的问题还要解决死的问题。要从当地祖祖辈辈的土葬转变为火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长时间里许多村民强烈要求保留土葬风俗。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个村干部，坚决要求土葬去世的老母亲。当时农村刚在改制，这方面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制度，只是规定给予经济处罚。这位村干部交出十万元现金(这笔钱当时可以建一座小楼房)说：“我母亲最大的愿望想要土葬，我不能违背母亲的遗愿……”像这样的问题，要各级干部反复做工作才能解决。后来深圳又遇到迁坟问题。当地村民的先祖们土葬在附近的山地里，当遇到城市改造，土地开发，需要征用土地时，村民们的想法是希望迁坟，但是深圳寸土寸金大面积迁坟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做工作，劝说村民将先人的遗骸火化后保存，这个问题也经过了十多年的工夫才彻底解决。

　　破除速信神龛变为书橱。深圳原居民中相当一些村民有迷信思想，普遍在家里设有佛龛，出门前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平安好运。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开展的文明创建活动中，这是一个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龙岗区南岭村。过去的南岭村家家设有神台。1996年6月23日，村委召开村民大会提出“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拆掉神台，兴建书台”的要求。原来以为难度很大，由于动员工作做得充分，3天之内全村170户村民都撤掉了神台，购置了书台，户藏书量达到300册以上。

　　除陋习改变生活方式。以前有一些村民喜欢吃美食，喝洋酒，玩扑克，打麻将，唱卡拉，洗桑拿，过一种不健康的生活。农村城市化后，各个社区提倡居民树新风，讲文明，除陋习，过文明健康生活，组织村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宝安区组织当地青少年学唱京剧，着迷的京剧娃已有600人，前往英国、香港、广州等城市进行专场演出30多场次。宝安京剧娃2006、2007连续两年获得全国戏剧小梅花比赛金奖。宝安区沙井镇璺岗村是深圳有名的“足球之乡”。1998年1月，经中国足球协会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足球俱乐部。龙岗区坑梓街道从陕北安塞请来老师教居民打腰鼓，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文娱活动。晚饭后，广场上挤满了人，腰鼓齐响，很有声势。龙岗区横岗街道修建了万米文化广场，每天晚上有几千人在广场上跳交谊舞。街道组织成立的国标舞协会已有16年，培训舞者近万名，被誉为“交谊舞之乡”。在2009年5月举办的深港澳少儿国标舞大赛中，横岗的小选手一举夺得19个金奖。龙岗区布吉街道于2003年1月成立了客家音乐联谊会，300多人参加。发烧友们研究、演奏代表客家文化的广东汉乐、山歌、采茶、花朝等民族音乐，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抓青年教育培养优秀接班人。深圳农村老一

　　代原居民中前半辈子参加各种农活，较好地保持了朴素的本质。但是新一代青年，没有干过农活，没有过过艰苦生活，具有性格不稳定、可塑性强的特点。这些青年，家庭有多套房产，有一定的存款，过着一种经济富裕、衣食无愁的生活，其中出现了一些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三不上学的“三不青年”，整天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甚至个别人染上了赌博、吸毒、色情的不良毛病。有一些领导和学者对此很担忧，提出了“二世祖”的问题。因此，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各级领导都重视青年人问题，要求抓好青年的教育工作。宝安区大规模地开展了创业、立业、学业的“三业活动”，要求所有当地青年人都要参加“三业”活动，不允许一人掉队。龙岗区要求发扬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抓好青年人的学习教育工作。许多社区和股份公司制定出经济鼓励政策，鼓励青年人读书求学。经过多年努力，当地青年的生活方式慢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青年认真学习，报考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学成归来后成为村里新一代有文化有知识的领导人。如，张育彪是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南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1974年出生的他毕业于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30年间，南岭村从一个贫穷的“鸭屎围”变成了富甲一方的新农村，提出了“穷时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的口号，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全国新农村的一面旗帜。江泽民勉励南岭村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胡锦涛在南岭村提出了“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的希望。张育彪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城市化对深圳的意义

　　澡圳农村城市化对深圳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现实的和长远的两种意义。

　　从现实的意义说，土地从农民手中回到了国家管理之下，扩大了深圳的发展空间。地皮对深圳来说太重要了，成立特区之初，土地是政府唯一的资产；30年后当深圳发展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后的第四大城市后，狭小的土地又成为限制深圳发展的瓶颈。土地国有化后，有限的2020平方公里的土地摆脱那种低成本、低效率的开发方式，变为集约化、高效率的开发方式，单位面积产生出了更多的价值。

　　农村城市化为城市整体规划提供了条件。深圳本来好像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整体方面说，深圳已经建设成为一座漂亮的现代化都市；但是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一些细节看，深圳的建设管理水平非常落后。真正到了本世纪初整体城市化后，深圳才有了规划每一寸土地的条件。

　　农村城市化让农民变成居民，纳入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体系，使他们长远的生活利益有了保障，也为原居民与周围城市居民填平精神文化方面的鸿沟创造了条件。随着农村第二代的成长，深圳原居民的概念将彻底消失，深圳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城市。

　　从长远的意义说，城市化标志着深圳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个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变。在工业化的同时出现城市化现象，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孪生兄弟。工业化是一个生产效率成倍提高的过程，城市则十分有利于文明的创新、集聚和保存。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出现的一种社会变革现象；城市化又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化转变的结果和表现。城市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发展人类文明过程中城市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人类文明的成果。因此，从人类历史发展经验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上同步产生，而现代化则是城市化的结果。

　　从澡圳走过的路子可以总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深圳的探索对中国的发展具有试验和前导作用。深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田，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全国有借鉴意义，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将要走的道路。深圳的这种实验性、探索性和前导性对国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好像是一个巨流大潮，深圳只是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但是从这朵浪花，能够感受到大潮汹涌澎湃的气势，可以观察长河巨流的前进方向。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造的意义也许就体现于这里。

　　深圳放飞“设计之都”梦想

　　2008年11月21日，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知，深圳被批准成为世界创意城市联盟成员，是中国第一个进入联盟的城市，也是中国唯一的“设计之都”城市。消息传开，整个城市为之振奋。特别是设计界人士喜笑颜开，奔走相告，举杯庆贺，一起分享这一消息带来的快乐。

　　一个念头

　　事情要从胡洪侠一天早上的一个念头开始说起。

　　2006年12月深圳第二届“创意十二月”活动开始了。这一天，《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主编胡洪侠来到办公室，按照往常的习惯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根烟，开始为新的一期版面选择内容。这位来自河北的北方汉子做“文化广场”的负责人多年了，有很强的事业心和使命感，整天琢磨怎样把“文化广场”办成全国最知名的文化品牌栏目。今天编点什么稿子好呢?想来想去他觉着自从市里提出建设“两城一都”后，读书之城和钢琴之城都做过一些宣传了，相比之下“设计之都”好像宣传得弱一些。就选择这个题目吧，也算是配合“创意十二月”的宣传。但是从哪里人手呢?

　　他看着眼前的电脑主意来了，打开谷歌页面，在搜索框里键入了“设计之都”几个字。点击“确定”。好家伙，出现了非常多与“设计之都”有关的条目。其中一个条目吸引住了他的眼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署下的全球创意城市联盟发布信息说，德国柏林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胡洪侠觉着这条信息有文章可做，就把这项研究工作交给了编辑李宁。12月20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栏目整版发出了一篇大文章，题目十分醒目：《深圳：全球第三个“设计之都”?》

　　这篇文章出现在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桌面上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题目拨动了他的心弦。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两城一都”的事。深圳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目标，应当选择深圳一些什么样的既有基础又能对全局产生影响的项目，作为完成这个战略目标的抓手和平台呢?提出“图书之城”是为了培养市民喜欢阅读，让深圳成为因阅读而受人尊重的城市；提出“钢琴之城”是因为深圳的钢琴拥有量和培养出的青年钢琴家数量都在全国位于前茅，而且钢琴作为乐器之王，如果鹏城处处有琴声的话，对提高市民的素质会起到重要作用。将“两城”作为抓手肯定是有道理的。提出“设计之都”呢?平面设计是深圳的长项，深圳的设计师数量多、水平高，全国设计业的领军人物和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大都聚集在深圳。而设计，特别是工业设计对产业发展所起作用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但是深圳的设计品牌并没有被行业外人了解，市民的参与也有待于加强。如果像商报编辑们建议的，深圳真的成为联合国承认的全球“设计之都”之一，那无论对深圳设计品牌的宣传、

　　对深圳设计事业的发展都有利。他想着想着慢慢地兴奋起来，立即拿起电话找部里的有关负责人，要求详细了解具体情况。没两天，一份内容更详细的专题情况报告送到了他的桌面上。材料更加坚定了王京生的想法，他叫来胡洪侠直接布置任务，加重语气鼓励说：“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成立工作组。如果真的能把这个称号争取回来，对这座城市的发展意义深远，你胡洪侠功德无量!”

　　摸清前进的路径

　　一个由市委宣传部主管副部长和《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工作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组成立了，立即开展工作。先从摸情况、找门路着手。

　　既然“设计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那么就先找这个组织。李宁电话打到法国巴黎找熟人问情况。熟人说，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有个办事处。李宁又将电话打到了北京。接电话的是一位名叫裴红叶的女孩。她热情细致地回答了李宁的询问。据她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成立了全球创意城市联盟。创立联盟的目的，是打算将文化创意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元素的各个城市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网络内的城市相互交流，加强合作，联盟将帮助各城市在区域间和国际市场上建立起有效的销售渠道网络，从而使成员城市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全球创意城市联盟目前可以申请的类型有7种：文学、电影、音乐、设计、媒体艺术、民间艺术和烹饪美食。已经加入联盟并获得“设计之都”相应称号的有：德国的柏林、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文学之都”是英国的爱丁堡，“音乐之都”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民间艺术之都”是埃及的阿斯旺和美国的圣达菲，“烹饪美食之都”是哥伦比亚的波帕扬等。裴红叶告诉李宁：“如果深圳申请加入全球创意城市联盟，可以在以上类型中选择一种提出申报。”对话过程中，裴红叶无意中说了一个情况：“去年中国有一个城市已经找过我们，从报来的材料看情况不错，教科文组织建议他们加入‘设计之都……”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要情报!因为李宁已经了解到教科文组织的审查比较严格，对加入联盟的城市数量上有所限制，一个国家不可能批准两个“设计之都”。几天后李宁飞到这座城市，通过深圳驻该城市办事处打听到负责该项工作的是创意产业中心。李宁用深圳商报记者的身份拜访了中心的秘书长。秘书长热情地接待了李宁，介绍了一些情况。原来该城市确实与科教文组织接触很久了，也提出了加入“设计之都”的申请，但是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李宁没想到带回来的重要情报产生了打击和鼓舞的双重效果：说打击是因为这座城市与深圳相比，经济实力强，知名度高，国际影响大；申报“设计之都”的工作走在前面，教科文组织对他们有浓厚的兴趣。说鼓舞是因为该城市的申报陷入停滞状态，给深圳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只要深圳用激情快速推进工作，用热情打动教科文组织，申报工作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胜算。退一万步说，就算该城市申报“设计之都”成功，深圳也决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两个城市申报“设计之都”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

　　寻找联合国官员

　　认识统一后，信心坚定了，工作快马再加鞭。李宁又找到裴红叶，请她帮助联系具体负责的教科文组织官员。红叶答应帮忙。不巧的是，这时联合国换秘书长，潘基文接替安南主掌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其他一些组织也开始换人。这件事耽误了一些时间。两个多月后，教科文组织文化署新主任乔治·普萨先生及助手莎利小姐上任，工作机器又重新转动起来。深圳关于申都的申请信通过E－mail传了过去，接着是苦等消息。还好一个月后复信回来了。信中提到一件事，教科文组织与意大利政府，将于6月7日至9日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该市是世界创意城市联盟中的“音乐之都”)，联合召开一个“全球直接投资论坛”。

　　这是一个与负责官员见面的好机会。李宁马上写信给莎利，询问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是否出席此次会议?能否安排深圳代表拜见官员?莎利很快回信说：“新上任的文化署主任普萨将出席会议。欢迎深圳代表参加会议，可以安排双方在会上见面。”没想到见面的机会说来就来，李宁想起了一句名言：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看来前一段的努力没有白费功夫。根据情况的发展，王京生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建议市长亲自写信表达深圳申请参加联盟的意愿；由胡洪侠和李宁以市长文化特使名义参加会议，递交市长的信。

　　6月4日，胡、李两人从香港乘机飞达博洛尼亚小机场。两天后，大会组委会在博洛尼亚市一幢历史悠久、古色古香的建筑里召开欢迎酒会。按照事先的约定，在酒会开始前，普萨将会见深圳代表。快到晚上7点，酒会即将开始，但普萨没有如约出现。胡洪侠急得团团转，普萨是不是改变了行程?如果见不到普萨这次岂不是白来了?他急躁起来，失礼地推开了服务小姐送上来的香槟酒。李宁在旁边拉拉他的衣角，提醒保持绅士风度。还好，会议开始一会儿后，司仪宣布：乔治·普萨先生到。胡洪侠这才重重地出了一口粗气。普萨露面了，典型的法国人，身材修长，穿着剪裁合身的西服，皮肤白皙，脸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泛出青色的胡茬，浓密的头发梳成大背头，一丝不乱，戴着一副无边框的秀气眼镜，显得文雅有风度。

　　会议接待人员介绍双方认识后，胡洪侠向普萨送上了市长的信。两人在有限的时间简短交谈。普萨询问了深圳的一些情况后说：“中国已经有一个大城市申请加入‘设计之都，你们深圳是不是可以考虑申报其他类型的创意城市呢?”胡洪侠很有礼貌地提出了反建议：“感谢普萨先生的好心建议……但据我了解那个城市的电影事业发展很好，申请‘电影之都可能更好……深圳是中国现代设计发源的地方，更适合申报‘设计之都……”普萨笑了笑。告别时普萨提议：“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在巴黎见面细谈。”胡洪侠大喜说：“当然可以。”普萨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仔细地在名片上写下：6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所在的米尔里斯路中国餐馆见面。胡洪侠接到这张名片如获至宝。

　　意大利论坛会议结束后，胡洪侠与李宁一合计还有时间，就直奔德国柏林考察，了解这座城市是怎样建设“设计之都”的。接着马不停蹄赶到巴黎赴约。他们按照约定时间提前到达，在中国餐厅等普萨。餐厅是温州人开的，营业面积约30平方米，规模不算大，但挺清爽。中午时分，普萨来了。已是午餐时间，大家一起进餐。品尝中国菜，喝着法国酒。双方再次见面，已经熟悉，相谈甚欢。普萨又提出了他的建议：“设计之都已经有人申请了，深圳是不是另选一个?听说深圳是个移民城市，荟萃了全中国菜肴精华，申请‘烹饪美食之都更有把握。”胡洪侠、李宁一听急眼了，不等普萨说完打断了他的话：“No，No，No，我们不想要别的，就想要‘设计之都……”

　　普萨一看胡洪侠这么坚定，也开始变得认真起来。他问：“你们申报的执行团队是什么级别?

　　由谁负责?”胡洪侠一时拿不准普萨问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一咬牙回答说：“我们的市长亲自负责。”普萨又问：“还有什么官员参加?官员的级别能够说明对这项工作的真诚程度。”嘿!这联合国怎么与中国的情况一样呢?做一项工作首先强调领导重视。胡洪侠庆幸自己应对正确，看样子打动了普萨。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普萨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4个问题：1、深圳政府关于设计工作的目标和政策。2、深圳的设计机构和队伍现状。3、深圳的设计教育情况。4、深圳设计的国际合作。4个正式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深圳有没有确定一个学习榜样?例如，蒙特利尔。看着这些问题，胡洪侠感觉自己的头变大了。这些问题很专业，虽说新闻工作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专业的问题还是回答不了。好你个普萨，看来意大利分手这几天里你没有闲着，做了一些功课。他对普萨的敬业精神产生了敬意。普萨接着说：“这些问题你们不用现在回答，回去准备一下，尽快答复我。”

　　起草申报报告

　　联合国的工作方式与中国政府不大相同，没有那么多正式文件，而是重视官员个人签署的信件。后来弄清楚，普萨给的提问信，是表示接受了深圳申请，深圳已经抢到先手，超过竞争对手了。下面就要做好回答4个问题的功课了。工作组立即与市平面设计协会商量如何回答这4个问题。此外，赶紧了解普萨提到的蒙特利尔城市的情况，从网上下载了该城市申报“设计之都”的工作报告，学习研究申请报告的写法。研究发现，蒙特利尔与深圳有点相似，都是移民城市，市民年轻，充满活力等。于是决定提出以蒙特利尔为深圳学习的榜样，这也是普萨的建议，对这样的决定他一定会高兴。所有问题仔细研究清楚后，写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李宁。他曾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岸边的南岸大学留学3年多时间，拿到了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英语呱呱叫，国外情况熟，写报告是他的长项。为了节省时间，李宁直接用英语写作，针对普萨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英文报告写好后，另找人翻译成中文，足足3万字。

　　报告发出去半个月后，普萨回信了。信中说：“你们对我提出的4个问题回答得很好。如果在此基础上起草深度报告，将会是一个很精彩的报告。”普萨的回信大大地鼓舞了大家的信心。“深度报告”的起草开始了。这一次组织了一个写作组，胡洪侠负责，成员有李宁、姚正华和刘瑜。从收集资料到写作报告整整用了3个月。最后写成的报告分为3大部分10个章节，从深圳城市的设计理念到设计队伍，从城市基本情况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设计教育到国际交流等，内容全面详尽。中文报告完成后，由《Shenzhen daily》(深圳英文日报)的编辑们翻译成为英文稿。11月，报告初稿发给普萨的助理莎利小姐征求意见。一周后莎利回信说：“报告内容看起来很好，如果能请深圳的一位平面设计师对装帧做设计，相信评委们看了会非常兴奋。”

　　莎利的建议是个重要的提醒，工作组决定对内容精彩的报告在形式美上再下一番功夫。设计任务委托给了深圳韩家英设计公司和雅昌印刷公司，分别各拿出一个设计方案。结果，两个方案都做得非常好。韩家英的设计使用了深圳市花勒杜鹃的图案表现深圳的形象，粉红色透出浪漫的情调；雅昌的设计使用绿色调的竹笋节节拔高的样式，象征着深圳城市的年轻、环保和积极向上的理念。面对两个出色的设计方案，舍取颇为作难。还是蒙特利尔申请报告使用英法双语的做法给了启发，工作组决定印制中英双语两个报告，竹笋是中国元素，用作中文版·勒杜鹃十分浪漫，用作英文版。为有把握，将最后的定稿用PDF格式刻成光盘，由DHL公司快递到巴黎请莎利再看看。莎利看后拍手叫好。

　　2008年3月，莎利发信来说由于深圳工作积极，有效率，申报过程可以加快，希望深圳5月份来巴黎正式递交报告。王京生立即分别向刘玉浦书记等市领导汇报了情况。玉浦书记十分高兴，又向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汇报了此事。汪洋书记也完全赞成，强调要把“申都”工作作为提高澡圳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品牌建设的大事抓好抓实。4月，正式成立深圳市申报“设计之都”工作领导小组。市长任主任，王京生、闫小培副市长任副主任。4月底的一天，在五洲宾馆召开欢送会，市领导亲自欢送申都代表团赴巴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宣柱锡任市长的特使和申都团团长。市领导热情洋溢地说：“你们勇敢地出征吧，整个城市是你们的后盾。”

　　成功答辩

　　5月4日，申都团由香港起飞到达巴黎。6日中午11点30分，申都团一行西装革履、神态严肃地来到了米尔里斯路1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建筑规模不大，时间给这座建筑镀上了历史的沧桑色彩。总部戒备森严，在大门口通过门卫打电话联系时被告知：“莎利在第二个门口等候。”到了第二道门果然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站在门口。直到这时李宁才知道这位就是经常通电话的莎利小姐。莎利个子不高，面容姣好，小巧玲珑。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见面，大家十分高兴。莎利小姐挺健谈，很快就知道了她个人的情况。莎利原籍日本，1976年出生在法国。算起来三十出头了，但是看起来要年轻很多。大学时学的专业是平面设计，懂得法英日三国语言，熟练程度也是这样排列。可能就是她的这些条件，被教科文组织聘为职员，任普萨的助理。李宁对她的评价是：敬业，专业，礼貌，善于与人沟通。

　　申报会议开始了。

　　首先由深圳市长特使宣柱锡向普萨递交了深圳关于申报设计之都的报告，报告分为中英文两个版本。接着，汇报开始。宣柱锡代表市政府述说深圳市申报的意愿和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市文联副主席谢君心介绍了深圳设计协会和设计队伍的情况；胡洪侠宣读了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李宁用英语解释了两个报告的理念和设计制作过程。深圳市外办的谢洁女士担任法语翻译。由于行前在深圳反复进行过模拟练习，4位报告人的述说清楚简洁，说得非常好。

　　教科文组织的几位官员认真听取汇报。普萨一边翻着手里的报告，一边听着翻译的讲述，感到亲切、兴奋，又有一些感动。他对这个报告不陌生，深圳将这个报告图文并茂的PDF电子版本发给莎利，莎利看过后又报给他看了一下，因此大概了解报告的内容。普萨没有到过中国，根本不知道有深圳这么一个城市。但是，自从与深圳的人员接触以来，特别是看了图文并茂的申都报告，他开始对这个城市有感觉了。他知道中国南方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城市里有着一支数量庞大、年轻活跃的设计队伍。尤其是近十年来，深圳的设计行业在全国乃至亚洲具有领先优势，使深圳成为亚洲设计的重镇以及中国现代设计的核心城市。深圳现有6万多名设计师、十多个创意设计基地、6000多家设计企业。深圳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已占GDP的4％，计划未来5至10年达到10％，将与创意文化强国英国的比例相当。这个城市出了很多优秀的设计师，设计作品有北京奥运会申办标志等。在国际最权威的世界设计师协会(AGI)里，中国成员6名，其中陈绍华、

　　王粤飞、韩家英和毕学锋4人是深圳人。深圳的自主创新实力非凡，仅2007年申请专利35808项，其中发明专利19198项，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深圳制造享誉海内外，拥有80个中国名牌产品，位居中国内地城市第一名。深圳与世界设计界同行联系广泛，举办“平面设计在中国”双年展、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连续举办4届飞亚达杯手表设计大赛、5届三诺杯中国工业设计精英赛等。从2005年开始策划开展“创意十二月”活动，提出“我的创意·我的梦想”、“设计因生活而丰富，生活因创意而生辉”等口号，已举办3届，规模越来越大，吸引市民积极参与。这个城市有创意，有热情，有激情，在创意设计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这正是“设计之都”城市所需要的最宝贵的素质……最后，请普萨总结时，他的评价很简单：“你们的陈述和报告都很好。”

　　又到了吃饭时间，申都团请普萨和他的同事们吃饭，地点还是安排在上次的中国餐厅里。餐厅的温州女老板精心准备了中餐，烧了一条红斑鱼，炒了几个拿手的中国菜。将几个小桌拼成一张长台，显得蛮有档次。申都团从国内带来几瓶茅台酒，普萨虽然喝过中国白酒但是对茅台不熟悉，同意试一试。浅黄色的酒液入杯，香气溢满整个餐厅，普萨急不可待，也不客气，端起酒杯尝一小口，连说“好酒好酒”，一饮而尽。

　　一杯酒干了，宣柱锡问道：“普萨先生，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普萨说：“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下一步需要中国全委会的评估意见……”“中国全委会?”这是怎么回事?谈了一会儿才弄明白，原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各国政府中都有对应的机构，中国对应的机构是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国家教育部，主任由教育部的副部长章新胜兼任。本来按照正常的程序，深圳应该先向中国全委会申报，认可后推荐给教科文组织。但是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深圳直接找到了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深圳申都这回事。

　　宣柱锡说：“哎呀，坏了，跨过锅灶上炕，越级了。”如果拿不到中国委员会肯定的评语怎么办?普萨安慰说：“不要紧，我们有自己的程序，有中国全委会积极的评语最好，如果评语不理想，我们也会把你们的申报书提交5位评委审查，最后结果由专家们决定。”

　　噢，原来是这样，看来5位评委是最后的关键!宣柱锡拿起酒杯再次敬酒，开始套话：“普萨先生，参加深圳申都评选工作的5位评委都有谁呢?”别看普萨喝得脸色发红，但是头脑清醒，装傻打哈哈，把话岔过去了，一点口风也没露。普萨最后安慰深圳申都团的话是：“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没什么事做了，等待就行了。”

　　虽然普萨肯定了深圳的工作，但是申都团明白，由于不了解程序，深圳申都工作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向中国全委会汇报深圳申都工作。从巴黎回来向市委领导汇报情况后，领导们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积极行动弥补这项失误。2008年5月28日，由闫小培副市长带队的申都团进京，向中国全委会主任、国家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汇报工作。听完汇报章副部长立即表态完全支持深圳的申都工作，明确指出深圳“申都”是“国家行为”。10天后，中国全委会对深圳申都工作写出了积极肯定的评语，交给了教科文组织。

　　评委方面真的没有办法可想了吗?工作组对此不敢大意。既然普萨嘴严。就在莎利身上想办法。她以往多次热情帮助深圳，算是老朋友了。莎利果然够朋友，她的回答既有原则又帮助深圳解除了担心：“负责评选工作的5个评委，是教科文组织从世界设计协会中选择聘请的设计师，不属于哪一个独立的机构。对他们资格的要求是必须了解亚洲和中国设计行业的情况。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但是请放心，参加评审工作的都是志愿者，免费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因此他们一定会客观进行评审……”莎利的这番话使大家对教科文组织公正严格的工作制度肃然起敬，对普萨、莎利这样有职业操守、有很高素质、有工作效率的工作人员感到钦佩。

　　喜讯传来

　　2008年11月21日，盼望已久的深圳终于收到了来自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信件。通知说，11月19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松浦晃一郎签署给市长的信，批准深圳成为垒球创意城市成员，称号是“设计之都”。深圳成为该网络的第16名会员，并成为继布宜诺斯艾利斯、柏林、蒙特利尔、名古屋和神户之后，第6个获得“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见到成果。大家又高兴又吃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2月7日，北京深圳大厦多功能厅会议室里，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全球创意城市联盟“设计之都”新闻发布会。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辛格先生宣读了松浦晃一郎的信；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高度评价了深圳申都成功的意义；闫小培副市长介绍了深圳申都工作的经过。会上公布了深圳打造“设计之都1+6方案”。其中的“1”是《深圳市全民创意行动纲领》；“6”是6个具体的工作方案：包括高端学者访问计划、创意书籍出版计划、创业人才培训计划、全民创意活动计划、城市品牌推广计划以及创意氛围营造计划。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为“设计之都”对深圳意味着什么呢?

　　说明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件事开始就是一个创意，是一次思想冒出了火花，而大家紧紧抓住这个思想火花不放手，大做文章，锲而不舍地追求，使之最后成为了现实。

　　说明了深圳提出“设计之都”理念的正确和多年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在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眼中，深圳只是一个来料加工的城市，是靠肢体做活而不是靠头脑创意发展经济的城市。现在有了联合国承认的“设计之都”称号，使人们对深圳刮目相看：原来深圳不仅手脚灵活，而且头脑聪明，不怕与世界上的任何人竞争。

　　说明了澡圳不是文化沙漠而是创新文化茁壮成长的绿洲。一段时间里，深圳总是被一些人瞧不起，认为是文化的沙漠。深圳在创意设计方面表现出来的强大能力说明，深圳能够设计出最先进、最新颖、让消费者喜欢的产品，让产品表现出深圳人的智慧和文化积累，在生产新产品、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深圳人精神面貌也相应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能够不断涌现新思想、不断创造出新事物的城市，不能被说成没有文化的城市，沉浸在创意氛围中、生活在设计火花迸射的深圳，不能被说成没有文化的城市。

　　因此“设计之都”的称号是一种承认，说明深圳的创意理念和设计能力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是一种荣誉，证明深圳已经进入了世界创意城市联盟的行列，可以与垒球最有设计能力的城市对话，是一个机遇，使深圳登上了垒球设计产业的广阔平台，加入了国际文化产品营销网，是一种品牌的打造，深圳确定了自己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将沿着创意“设计之都”的路子继续探索向前迈进。

　　普萨来到深圳

　　2009年5月13日，普萨受邀来到深圳参加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热情的主人为新朋友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参观活动。

　　王京生等市领导会见了普萨。会见时普萨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联盟已经确定全球创意城市2010年年会在深圳举办，对将大会主题确定为“新技术、新媒体与创意城市发展战略”表示非常满意。市领导承诺深圳将举全城之力，把大会办成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一届盛会。普萨还建议深圳能够参加11月份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层大会，在大会上展示深圳城市的形象。

　　普萨参观文博会来到了6号馆的“设计之都专题展区”。在这里他看到了大量精美的设计作品。普萨露出笑容说：“‘设计之都的名号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座城市在设计行业上没有新的突破，这个名号将面临被取消的危险。而深圳在获得‘设计之都称号后，政府更加重视设计行业，大力推进设计业发展，这一点令人欣慰。”

　　普萨还参观了一些创意园。在雅昌艺术馆参观时，普萨一眼就认出了摆在展台上的《设计之都申都报告》。他很有兴趣地拿起这本书，摆出一个姿势，让记者为他拍照留影。

　　普萨还乘车游车河饱览城市美景，上街闲逛体验居民生活。几天下来，对再次会见他的京生部长说：“深圳之行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这座城市，我感受到创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创意，享受着创意的快乐。自己接触到的深圳人都很有责任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认为创意城市有一个定义，即创意不是一部分人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全球创意城市联盟将为深圳带来无限可能，深圳也将为全球创意城市联盟带来无限可能。”

　　李宁感觉到，性格直爽、情调浪漫的普萨与深圳很有缘分。看来他确实对深圳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对赞美深圳使用各种美好的词语绝不吝啬。普萨为深圳申报“设计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普萨是深圳最好的朋友。

　　注：全文采访、参考、引用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聿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