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汪曾祺最初在文坛引起注意，是他还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沈从文觉得，汪曾祺的小说比自己写得好。在四十年代的评论界，他和路翎被看作最有前途的两个青年小说家。一九四八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第一个小说集——《邂逅集》，共收八个短篇。关于书名的由来，汪曾祺解释说：“我小说的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因此，我把第一个集子定名为‘邂逅。”作者的解释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在我看来，之所以定名为“邂逅集”，潜在地受到了法国作家纪德的影响，只是作者没有意识到或忘记了。

　　先从我这次发现的《小贝编》说起。

　　《小贝编》连载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一日在昆明出版的《大国民报》第九期、第十期《艺苑》。《大国民报》创刊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为三日刊，停刊日期不详，国家图书馆存有缩微胶卷一卷，仅有二十余期。我无意中翻检，看到署名“汪曾祺”的《小贝编》。汪曾祺是我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作家，在我的记忆里，汪曾祺没有这样一篇作品，便顺手记下了报纸的卷期版面。现代作家常将作品改头换面重刊，因而我也不敢断定《小贝编》就是佚作。后来仔细阅检汪曾祺全集、文集以及这几年陆续“出土”的佚作。断定《小贝编》是没有被发现的佚作。惊喜之余，遗憾亦至，《小贝编》的续篇怎么也找不到。国图的《大国民报》缺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七日。后来去了北图、社科院文献中心，都没有找到这份影响并不大的报纸，就这样搁了下来。前几天去国图，又想起汪曾祺的这个小说续篇来。民国期刊库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缩微中心的文献资料和他们存有的期刊是一样的。我看看时间，吃饭还早，就说，我还是看看吧。结果，看到了《小贝编》的续篇，民国期刊库存有的《大国民报》和缩微中心的并不一样。真好，总算把这个作品找全了，不禁想起了汪曾祺赠宗璞画题诗的一句——“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这个“侧枝花”终于可以全貌呈现了。

　　汪曾祺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九四。年开始小说写作，是沈从文最为器重和欣赏的学生。他一九四一年与同学合办校园刊物《文聚》，在一二期合刊上刊有小说《待车》，此后不断在校刊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聚》杂志是西南联大学生杂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刊名为沈从文所起。西南联大作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渊薮，非常注重英文教学和外国文学的译介，因而《文聚》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聚集了西南联大当时最具创作活力的一批师生，教师中有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琳，学生中有汪曾祺、杜运燮、穆旦，外校的学生有金克木、何其芳、靳以等人。汪曾祺回忆当时外国文学的影响说：“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复解志熙函》中，他说得更为具体：“纪德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田园交响乐》和《纳蕤思解说》。纪德把沉思和抒情结合得那样好，这对我是有影响的。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很难说。”沧海桑田之后，汪曾祺可能淡忘了他的少作，从《小贝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他早期创作与纪德的关联。一九四三年，二十三岁的汪曾祺因未参加体育必修课和大二的英语考试而不能此年毕业，留校补修课程，《小贝编》即写于这一时期。在不能毕业的苦闷和前途渺茫的忧郁中，他模仿纪德的风格，淡淡忆儿时，忡忡吐心声。

　　根据汪曾祺在《西窗雨》中所列的纪德书目来看，他所阅读的纪德作品主要是卞之琳和盛华澄翻译的。不过就《小贝编》来看，很明显借鉴模仿了纪德的《新的粮食》(又译《地粮》)，其思绪、印象、感觉错杂，簇集了一堆观念和情感，正如耶克·里维埃及论述纪德的艺术风格时候所言，“每一个感情都牵连全颗心”；诗歌、哲学、宗教规训融为一体，字句的运动则如同水流一样充满了方向，乃典型的纪德风格。甚至在一些细节上，我们也能发现两人的相似之处。如《小贝编》中“一切光荣归诸神”、“一切不灭”等句子很明显模仿《新的粮食》第一卷中将福音书中的句子嵌进去的做法；小说结尾“每一个字是故事里算卦人的水晶球”，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纪德的艺术主张——“艺术品是一个结晶——一部分的乐园”(见《纳蕤思解说》，《浪子回家集》第一篇)。另外，甚至《小贝编》的段落格式，也和《新的地烟》如出一辙。一九三〇年，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张若名在其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中精辟地分析了“纪德对待感官事物的态度”。她说：“纪德在《地粮》中一点点地表达感情，他把它分解成一个个的感觉，而每个感觉都很独特，有具体的界限，以便它们会聚集起来，形成一股强烈的感情。一首流畅明快的诗会激活所有的感觉，引发读者心灵的共鸣。”在《小贝编》中，我们亦能清晰地看到这种风格。

　　这个时期，汪曾祺有一个艺术雄心——“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那么，汪曾祺的艺术支撑从何而来呢?纪德。纪德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伪币制造者》中借主人公爱德华之口说：“我想把一切都放进这部小说。”在《新的粮食》第一章第一节中又说：“我梦想种种新的和谐。一种文字的技术，更微妙，更坦白，没有修辞，不想证明什么。”我们再来看看汪曾祺关于小说观念的思考，他在四十年代致友人的信函中说：“我现在似乎留恋光景，我用得最多的语式是过去进行式(比‘说故事似的过去式稍胜一筹)，但真正的小说应当是现在进行式的，连人，连事，连笔，整个小说进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样。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的反拨，参差……绝对的写实，也是圆到融汇的象征，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尽善矣，又尽美矣，非常的‘自然。”(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如此对照一番，我们可以看到纪德对汪曾祺早年小说观念及创作影响之巨。因此，汪曾祺在给自己第一个小说集《邂逅集》取名时，可能无意识地挪用了纪德《新的粮食》第一卷中反复出现的章节标题——“邂逅录”，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自己也忘记了。

　　另外，从《小贝编》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对童年记忆不断书写的连贯性。他曾说：“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义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我有些作品在记忆里存放三四十年。好几篇作品都是一再重写过的。”(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生活》)《詹大胖子》明显如此。在《小贝编》中，他八十年代所写的《詹大胖子》中的主人公詹大胖子以及《我的小学》等文章里回忆的小学校出现了，“我记得小学校里许多事情，其中最切的两件，姓詹的胖斋夫翦冬青树和我们的书”。在《詹大胖子》中，作者对詹大胖子剪冬青写得很详，剪“我们的书”却没有出现。少了冬青上留画的细节以及我的画没有了的细节，便少了些许童趣，可能作者后来想不起了，也可能作者觉得要写詹大胖子，这些成了芜笔了。詹大胖子变了，他不再是四十多年前那个落魄大学生眼中的“斋夫”。

　　客观地说，《小贝编》不过是汪曾祺早期文体实验的一个尝试，并不是其圆朗通润的成熟之作。但是，“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也是一种可爱的境界，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青春与战乱氤氲的不安、逡巡、感伤、摇曳，乃至于颤抖与悸动……

　　三月草于成阳师院，五月改定于清华

　　[责任编辑徐则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