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筒子楼的故事，到了我这一代，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好玩的，可乐的，艰苦的。辛酸的，昂扬的，奋斗的，都被我的老师一代经历过了，体会完了。说到筒子楼，首先想起的不是我自己，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温儒敏、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等老师。尽管他们早就住上了宽大的N室M厅，但他们的身影，总觉得贴在筒子楼的背景上更合适、更配套。温儒敏的煤气罐，钱理群的破铝锅，陈平原的跨栏背心，曹文轩的搪瓷饭盆，陈列在筒子楼的走廊里，那就是充满仙气的宝贝，倘若荟萃在公寓楼的阳台上，那就是一堆破烂儿。

　　我一九九六年博士毕业，那时的筒子楼早已是个贬义词，是知识分子待遇低下的象征。从八十年代的本科开始，多数的优秀毕业生就不愿意留校，其中住房长期不能如意，是关键问题之一。到八十年代中期，找工作基本上还是毕业生的“卖方市场”，特别是北大的博士硕士，找个待遇好的单位，颇不费力。我曾写过一篇《分配狂想曲》，调侃毕业分配的辛苦遭遇，但那是一九九。年的特殊情况。到一九九六年时，我们基本上不用去“跑单位”，更不曾捧着简历和写真，到人肉市场上去沿街叫卖。相反，好多用人单位主动到宿舍里来招人。有家外省的单位，皮夹里放了一大串崭新的三室一厅的钥匙，拿出来哗棱棱一晃：“只要合同一签，钥匙留下，这房就是你的啦。”但也许是他们要人心切，表现得太热情了，居然没有人去。还有一家北京市的政府单位，跟我说可以马上解决一套两室一厅，去了就是副处，两年以后保证上正处。这话要是一九九。年说，还有商量。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只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北大高。跟一群达官贵人工作在一起，就是住八室八厅，我也憋闷得很，还是留在北大，继承老师们的筒子楼吧。

　　于是，在每个人顶多只能经历一次的世纪末，我就住进了紧靠北大南门的二十四楼。可以算是末代筒子楼吧。

　　我是住楼房长大的，因此对于楼房的生活方式了如指掌。知识分子回忆往事的时候，有时不自觉地会美化过去，忽略丑恶。其实想想那么多入住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可能没有矛盾吗?知识分子的心胸一般比较小，而且专业方向的宽窄，似乎恰与心胸成正比。跟我小时候住过的普通市民区相比，高校筒子楼里为一寸两寸之地而勾心斗角的事情显得非常可笑。这些知识分子又是来自东南西北，文化背景兴趣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有些矛盾其实源自误解。

　　我刚住进去时，受到邻居排挤，不让我用厨房，还把杂物一直堆到我的门前。但我知道这就跟犯人刚进“号子”一样，是先要经受的“杀威棒”。贸然反抗和一味逆来顺受都是不行的，对此必须先礼后兵。我就先去房产处申诉，房产处的王老师非常热情，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就看你是大博士，欺负你!你要是工人，看他们还敢，捏不死他!”我虽然没得到中央的帮助，但领会了中央的精神。俺从小就是工人堆里长大的，当个工人还不会吗?于是先对左邻说：“必须让我使用厨房，我饿着不要紧，把我儿子饿坏了，可别怪我影响安定团结。”左邻看我来者不善，低声说不是他的问题，一个是他老婆爱干净，另一个主要是右舍在迫害我。我说你老婆的问题你负责解决，你解决不了我亲自解决。他答应说行行行，我便去找右舍。右舍其实也不是故意跟我对抗，而是两口子正闹矛盾。他们夫妻二人各找了一个情人，我懵懂无知，错把女主人的情人当成男主人了，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于是他们夫妻都挺恨我的，谁也不愿意给我厨房的钥匙。经过坚韧的战斗，几天之后还是在北大工作的男主人比较豁达，把钥匙给了我，说他老婆有精神病，马上就办离婚了，还是咱们北大人互相体谅吧。他暗示我不要管他们家的闲事，也别惹他老婆。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想别的?于是弄了个煤气罐，有吃有喝地过起筒子楼生活来了。

　　二十四楼住得很混杂，我最喜欢来往的是后勤人员、工人、体育老师。我按照小时候住单元楼的方式跟他们打交道，比如一起蹲厕所时，问候一声“吃了吗”?一起在水房洗菜时，送他们一棵葱、两头蒜的。另外拖地的时候，把邻居门前也一起给拖干净了。很快我就和七八家邻居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但是我发现人们都不像我小时候那样淳朴和安闲了，用我母亲的话说：“我看你们北大这些人啊，都心里长草似的。”邻居们住在筒子楼，但心都飞向远方，没有一个把此处当成自己长久的家。所以楼道里就弥漫着一种“末代”气息。有天天念外语准备出国的，有天天找后勘要求换房的，有把房间租借出去自己住在别处的，还有把房间当成办公室在这里开办小公司的。就说我自己吧，也料定在此处住不上两年。我把母亲从哈尔滨接来，一方面请她帮我看孩子，一方面要补偿我离家读书十几年未尽的孝心。于是我另外找了个平房住，每天白天在二十四楼，晚饭后就离开。这样，我就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筒子楼”这玩意儿，已经到了“残灯末庙”阶段了。

　　系领导认为我住在校内，应该多干点活，于是各种杂事都来叫我。除了担任科研秘书，还要组织“孑民学术论坛”，参与留学生短期班管理以及迎来送往等等。所以中文系一百多位老师，我全部都认识了。偶有余暇，我就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在校园里闲逛。有一次我让儿子骑在我脖子上，他拿着一本画册在看，我一手拢住儿子，另一手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任秀玲老师迎面走过来，呵斥我道：“哪有你这么带孩子的?你这是当爹呢还是耍猴呢?快把孩子放下来。”高秀芹博士在《江湖寂寞》中回忆说：“后来，我在校园里开始看见老孔用自行车驮着孩子玩，在细碎的绿阴里，老孔很大的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小人，极温柔与极粗糙结合在一起，很不相称。”高秀芹这句无心的调侃，却道中了一个“不相称”的意象。每天转悠在校园里，转悠在筒子楼里，似乎越来越跟我们世纪末的形象“不相称”了。

　　那时我也常去别的筒子楼“访贫问苦”。在吴晓东陈晓兰家吃过美味的羊汤，身体紧挨着门，晓东在楼道里忙活着，我和高远东高谈阔论着。远东和李杨住在十八楼，我每每在楼下喊一嗓子“远东”答应了我便上去，如果没答应，我总怀疑或者说是盼望远东师兄“金屋藏娇”。我就不上去了。那时我们“三东”住得如此之近，却未合作搞点什么，想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真是遗憾。

　　其他有来往的中文系的“筒友”，就是黄卉、李更、王娟、卢伟、汪春泓等。还有一位出版社的马辛民，硕士时期跟我同住四十七楼的。我们这些“筒民”，都不做长远打算，因此基本上不买什么“家当”。唯独马辛民，购置了全套的家用电器，电视冰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颇有“终老于此”的气概。我说小马呀，你这是万事俱备，只欠新娘啊。我趁你的新娘尚未过门，先享受享受你这大彩电吧。小马说，没问题，你买了什么臭鱼烂虾，也可以放我这冰箱里。那时候，筒子楼里最豪华的，就要数我们二十四楼马家了。

　　外系的“筒友”，有历史系的黄春高、哲学系的周学农、东语系的姜景奎等，都是我

　　读博士时的朋友，学问都很好。黄春高研究欧洲经济史，周学农研究佛学，后来被选为北大十佳教师，姜景奎研究印度文化，得过一个什么国际大奖。我们几个刚刚买了486电脑后，都沉迷于“扫雷游戏”，我开始时不得要领，全凭眼疾手快，扫九十九个雷用了五十八秒，以为天下无敌。一问他们。只用了三十多秒，原来有一个“双击”的窍门。我于是苦练新招，终于开创了二十四秒的记录。这可能是末代筒子楼里最后的一种娱乐了，至于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下围棋，都已经凑不齐人手或找不到对手了。

　　以前我们的老师一辈住筒子楼时，我们经常去老师家坐坐，老师也经常来学生宿舍坐坐。到了末代筒子楼，我们去老师家已经很不方便了，而学生来我们家也不方便，幸好我们偶尔还去学生宿舍坐坐，跟学生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胡续冬、许知远、张智乾等人的宿舍，我都拜访过。那时学生的“家当”也膨胀起来，宿舍里堆得满坑满谷，到处都给人一种“燕园米贵，居大不易”的感觉。而越住越远的老师们，也开始散布“校园环境衰败论”。例如谢冕先生和钱理群先生，多次批评北大越来越丧失了精神家园的氛围。而高远东师兄干脆直言“北大的风水被破坏了”，说图书馆新楼就像一只庞大地趴在那里乞食的狗，恰好前边的四个大花盆，就像四个狗食盆子。我则在《鲜活的恐惧》一文的开头写道：“北大图书馆东门外，曾有一大片鲜活的草坪。那里养育过数不清的诗歌，理想，信念和爱情。而今，那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地泥的野蛮建筑工地。”工地虽然野蛮，但有了工地，就将会有新的大厦拔地而起。可是我们似乎都不喜欢那新的大厦。鲁迅《影的告别》中说：“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如果不接受吞并，也不甘于消失，那可能就只有退出了。

　　于是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就告别了二十四楼，分到了育新花园一套最小的户型，跟陈平原、吴晓东、龙清涛、姜景奎做了几年邻居。后来我又住上了更大的户型，但心底总觉得没有过足筒子楼的瘾，似乎少了点什么。我与入路过二十四楼，总要留恋地说：“我在这楼里住过。”我曾经把告别筒子楼，简单地看做一种“时代进步”。我在《老钱的灯》一文中写道：“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这句话感动过很多当教师的，不少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诵此文。但我现在想提出另外一个视角，告别了筒子楼，我们就告别了一种生活方式。筒子楼跟大杂院相比，人气和人情都已经削弱了许多。而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种连鸡犬之声都不相闻的“塔楼”、“板楼”，人气已经是“奄奄一息”，人情则比《孔乙己》里还要凉薄。毛泽东在论述“人”与“地”的关系时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毛泽东年谱》下卷一百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毛泽东谈的是军事，我看淡住房，也有道理。

　　筒子楼及早成为末代乃至彻底成为回忆，可能是大势所趋。希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永远不要进入末代吧。

　　[责任编辑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