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四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来外调。路过北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车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面只垫了一张报纸。早上醒来，脚背像发酵的面团似的冻出了鞋口。那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像现在这样再来北京。
我没有所谓踩着"红地毯"的志满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惧惶恐。建筑物空旷如苍穹。我尽力保持镇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
"你从江西来?"
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立刻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我是在中学的课本上读到这个名字的，那么神圣!但茹志鹃的样子，却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样子。她马上就谈到她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儿："你们要上文讲所的，是吗?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因为慌张，我不能确信我当时听清了或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才，开办了文学讲习所，据说负责人是丁玲。办了几期，出来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倒了霉，文讲所也完了。"文革"结束，许多人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接受。许多当时的文坛新星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短篇的人，其中我想应该有王安忆。她填的个人表格里，发表作品一栏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她自己也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听到议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似乎有一点不入流的意思。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当时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挤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王安忆早已端坐的那张桌子边，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选择跟她同位，则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却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至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
尽管已经虚弱得可以，但在骨子里，我却是个有卖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的听课。因为懒，我自己是从不做日记、笔记的。而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这更使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做她的教师。我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告诉她这一段那一段"值得记"，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记的认真，同时表现自己的高她一筹。但诗词我却背她不过。她晓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开学不久，省里开文代会，我回了一趟家。在单位的资料室，我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读完之后，我实实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将近廿年，今天回忆起来，仍像是昨天读过：一个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错过了末班车，正踌躇着，有一把雨伞无声地移来，然后在橙色的路灯光芒照耀的雨中被护送回家，然后那个人和那把伞又无声地走了。那么悠长的温暖和惆怅)。我这才发现，我在对王安忆的认识上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王安忆早已达到和将要达到的高度，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我的浅薄和轻率，使我显得怎样的可笑(好几年之后，我在江西的一个边远小城的书摊上，读到王安忆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关文讲所种种的文字，脸也不由得腾的烧得厉害，仿佛是一桩私下的丑行被公开检举出来。在王安忆，自然是满怀善意的。而在我，却是羞愧有加、无地自容)。
回文讲所，一见到王安忆，我就说了读《雨，沙沙沙》的心得。说完头两句，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口气仍没有改过来--我的话听起像是居高临下的赏识。赶紧又明白无误地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这样说话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忆则平淡地笑笑。
王安忆的性格中最可贵的就是不做作--这本来是许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天性。她已经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现有的认识对她而言是远不充分的。《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的一点点端倪，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从此我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真正明白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成为一个怎样了不得的人物，却也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小丑。
但同时我忽然觉得孤单，有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我开始考虑该不该在这地方混下去。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吃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穷极无聊地去嚼那些谁也不要嚼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两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哪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问我：你觉得好吗?
她是认真的。我一点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没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几个朋友展示。此后好几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关于儿子的话题里。儿子出生的时候，外公给他起了个单名"炀"，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读书人，起名字总归有讲究的，我没有异议。而且，"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而我母亲却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后又赶紧写了信到我住的小镇来，说儿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了。我父亲又接着来信，说他想了个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鲤鱼跳龙门在里面。同时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陈氏的祖脉也在河南。但我嫌那传说太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还不大么?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当晚就给妻子去信，让她赶紧去派出所把"川"字改掉。(十几年后儿子要上大学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给王安忆去个电话，问她在上海的大学有没有熟人，招生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我的儿子。王安忆真的去找了人，又来电话，很急切。儿子后来却考进了别的城市，辜负王安忆白忙了一场。)
因为家事，我们想起王安忆还没有结婚。就有朋友建议她到文讲所举行婚礼。届时有如许著名作家参加，蔚为大观，堪称盛典。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站在北京前三门的大街上，大都市华灯初放，车流如涌。我在心里是反对这个建议的。我觉得，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跟有没有人、有什么人到场一点没有关系。实不必沾什么贵人、大典之类的光。我自己就是在小镇说到省城的家里去办事，到了省城又说在小镇办了事，两头蒙过完事的。当然，我同我的妻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总有小人物的自足。我静静地看着王安忆，想象着她可能的反应。
王安忆说："不会的，我要回去结婚，还要去他的老家。"
彩色斑斓的灯光在王安忆脸上闪烁，照出她一脸的严肃。我很想叫一声好。我想，只要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就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
三
文讲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散的时候似乎有些兵荒马乱。我同屋的北京作家瞿小伟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我连故宫还没有去过。王安忆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一点不知道。这使我事后很难过。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信赖、可以求教的挚友的寂寞中去了。这寂寞由于一度的短暂的不寂寞而更显得难于忍受。
从文讲所出来，许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让文坛一阵一阵激动不已。王安忆更是用一次又一次轰然的爆炸，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嫉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也正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地卷在这潮流里，跟着得了便宜。回到小镇不久，就被错爱调到省城，交待我的是"专写小说"。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灾难性的日子。
一个"专写小说"的人，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写出了的，也是屡遭退稿。所有对我怀了莫大期望的人，都已莫大地失望。一些自己不写小说、专门以指点别人小说谋生的人以这"现象"作为谈资赚稿费。指示我应该深入火热的基层。仿佛几个月前还在乡镇粮店打米吃的我已经做了一百年贵族。我自然是极度的沮丧。我拒绝了一切关于谈创作之类的采访、稿约和座谈会邀请，拒绝了一切可以拒绝的文学活动，包括文人雅集的笔会，以免难乎为情。社会对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错误，而我自己则是误入歧途。
在这些日子里，给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忆的来信。她一再给我出主意，劝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对我充满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闭着的才气，只要触动一个什么地方，那才气就会像液化气一样冒出来。
后来在什么地方读到陈村的文章，说王安忆写信是极吝啬的。我这才知道这些信是怎样的珍贵。
那一年，我总算在《人民文学》发了一个短篇(《惊涛》)，王安忆仿佛捕获了我的一线生机，便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足我的绝望之后，以此作为我临难生还的一种证明。但那其实是一部并不怎样的作品。王安忆用意当然只在让我有所鼓舞。五次作代会，在京西宾馆，王蒙跟我说，他读过那篇印象记，最欣赏的是说你吃瓜子吃得没了灵感那一段。我苦笑。我真不知道灵感是什么东西，怎么对别人那么大方，对我就这么小气呢。开会的时候，我去向王安忆讨教。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楼座。下面的大厅，中央首长在讲国际国内形势。我向王安忆说，事情怕是真得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写小说?王安忆说，你该写你自己的事情。我讲了我在农场插队的经历。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这是她的切实经验。我后来看到她关于小说的格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那时的王安忆正在写《小鲍庄》。开大会时常常中途退场，一面喃喃说："没有办法，稿子得改动一下。"她横跨太平洋转了一圈回来，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我却只有循序渐进。京西宾馆那次谈话的结果，使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梦洲》。但小说出版后，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王安忆还是写了信来，说，前面部分写得还是蛮自然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议论纷纷要砸作家的饭碗，"断奶"、"不养了"云云。写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忧虑。因为别无长技，我开始做上街替人擦鞋的打算。王安忆却比我镇静得多，来信说：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饿死你一个。
我就这样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半死不活、灰不溜秋地在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挨到今天。没有包括王安忆真诚的友情在内的种种拉扯，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我为此对王安忆怀了深深的感激。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流露过，我觉得很难有适当的方式。我给她写信，即便是推崇，也还总是用老前辈式的、有时甚至是教导的语气。
那一年，省里一家对国外发行的画报社委托我开一个文化栏目。我马上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建议开一个《作家书斋》，第一期就让上海的王安忆来壮声势。获得同意后，我构思了很久，最后觉得，对于王安忆，别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不如让她自己站到版面上来。就摘编了她的语录，开列了她的书目和简历，选登了她的十几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很专注地踩缝纫机。最好的是她丈夫李章为她拍的一张大逆光《阳台上》。我请编辑把这一张做了题头。
但画报社的主编还是要求栏目主持人一定要有几句话。画报是人家的，却之不过，我只有挖空心思拼凑了下面一段话：一位绝对朴素绝对真诚的普通女性；一位特别灵性特别智慧的杰出女性；一位从不趋时从不媚俗的淡泊女性；一位独步文坛掀起一次又一次文学高潮因而令海内外瞩目的女性。
这段话，尽管包含了我对王安忆的全部认识，但一旦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怎么看怎么别扭，透着俗气，不伦不类，像广告词。问题是，却又苦于没有别的招。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一期画报出来，在栏目主持人我的照片上，编辑加了一个头衔：中国著名作家。我当时只差没有气晕过去。在编辑，也许是好心，觉得王安忆这样一位作家，必得由一位"中国的""著名的"作家来捧场。在我却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完全毁灭了我应约主持这期栏目的那份虔诚。把一种恰恰因为长期的苦闷而怀有的虔诚变成了一种狐假虎威的小人伎俩。这与其说是一种无意造成的幽默，莫如说是有些恶作剧的嘲讽。
这一期画报出来，我犹豫了好久给不给王安忆。想想石头抛上天终要落地的，还是硬了头皮寄去，随着写了一封有气无力的信，做了一点自己都以为很没有意思的说明。
我的尴尬不安，纯属庸人自扰。那之后不久，我因事路过上海，给王安忆去了电话，她很欣然地说，到家里来吧，正好还有朋友，我给你们做饭。
四
文讲所之后，除了两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还有两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过，十几年来，我和王安忆再没有别的见面机会。我对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过她的小说和其他著述。对她创作的恭维多如潮水，但我从来也不能完整地读完一篇--其中有许多让我越读越不懂王安忆。我对她的理解，完全基于我自己的认识。
王安忆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她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有一次见面她跟我说，沪上的一家时装店想用她的名字做店名，为此每年付给她一万元，她觉得有些滑稽，婉谢了。我有些为她惋惜，也为这世界遗憾。
王安忆在《神圣祭坛》中写道："也许是软弱不堪重负，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部分人去写小说，他们找到了艺术的依傍，而写小说的命运却要求他们有另一种勇敢与献身，好将他们的心灵牺牲，那便是祭坛的由来。我只可献给我的神圣祭坛。"在《重建象牙塔》里，她再次强调："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接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精神这东西有时候大约就像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星体，光芒是穿越了凉冷的内核，火热的岩浆，坚硬的地壳，喷薄而出。现在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时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那时可以超脱真实可感的存在，去热情追求精神的无感无形光芒的时期，我心潮澎湃。我有种回了家的亲切的心情，我想我其实是又找寻回来了我的初衷，这初衷是一个精神的果实，那就是文学。"
当我读着这些语感接近汉译《圣经》，深沉灼热却又怀了义无返顾的严峻的宣言，我感到震悚，同时不免苍凉。
王安忆将自己作为牺牲，完全地奉献给了文学。而在她写出的全部文字里，我读出的却只有两个字：体贴。她安静(不是冷静)地、敏锐(不是尖锐)地、细致(不是细腻)地、精确(不是精致)地、真实(不是忠实)地摹写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命历程，从中透露出她对于在多变而又呆滞、浮泛而又凝重、喧嚣而又沉闷的生存情境中顽强忙碌或听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的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悯；其中更多的是对于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无援的、被人忽视甚或受人歧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关怀。她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着这些，仿佛履行着神赋予的使命。她说："任何虚伪与掩饰都是深重的罪恶。它必要你真实。"面对着这样的真实，除了随之陷入对人类命运的深长的沉思，你还能怎样?在她的笔下，即便是七天七夜的性交，对于一个阅读心态正常的人，引起的也不会是敏感器官的激动。
王安忆的精神上的高远和艺术上的深刻，造就了当代文学的瑰丽景观，成就了她人生某一层面的成功，却使她失去了多少世俗的快乐。那快乐或许很表面却也是很实在的。极端的精神化使她像一个概念一样变得抽象了。也许王安忆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却以为王安忆对于她所说的"神圣祭坛"的完全奉献，是文学残酷性的一种。
当我蛰居于一个除了天灾人祸便难得被人记起的外省的角落，时常一整天一整天孤寂地枯坐，拿回忆往事，回忆往日的朋友打发日子的时候，我耳边时常会响起那片在橙色的灯光照耀下的迷蒙的、沙沙沙的雨声。我的这种感慨当然是不必要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宁愿王安忆依然是那个在雨夜被人送回家的女孩。
但她却成了庇护别人的伞。
很长时间，我们的音问荒疏了。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走遍中国，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她的世界像星空一样那么广大，那么广大，有越来越多的人，要人、名人注视她、包围她、追随她。我和当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坛的许多平庸的朋友如今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来读她的小说和著述，从中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认识她当然是我的一种骄傲。但她毕竟那么遥远了。
却意外地接到何镇邦的电话，他正为一家刊物主持一个关于作家话题的栏目，说王安忆点名让我写关于她的文字。我很感动。岁月削弱了、磨灭了、淹没了、废弃了许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王安忆的真诚，对人的关怀的真诚。
王安忆自己就是一部书，从中我也只读出两个字：体贴。
面前又亮起那一片橙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蒙而又明亮的雾一样的雨，雨中那一把伞，伞下面那一个人，人的那一颗温暖、智慧因而优美的心。
永远的雨。永远的沙沙沙的雨。1999.10.15-16ぁ苍鹑伪嗉李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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