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

　　理性的力量最坚强

　　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惟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

　　人最可惜有才而不得用

　　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哲人者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

　　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人 生 圆 桌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可舍其事而成其心。

　　真理无需装扮

　　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不需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真理不要过多的形式来打扮，不要端着架子来公布，它只要客观真实，只要朴素。

　　人格力量超越时空

　　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空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思想需要距离

　　实践出理论，但是实践需要总结，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进行观察和反思。就像一个画家挥笔作画时，常常要退后两步，重新审视一番，才能把握自己的作品一样；革命家有时要离开运动的旋涡，才能看清自己事业的脉络。

　　伟人落难与常人受困

　　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赋《骚》，孙子论《兵》，置己身于度外，担国家于肩上，不名一文，甚至生死未卜，仍忧天下。

　　不要把思想家降低为行动家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们却硬要把他降低为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既然是一个“幽灵”就幽深莫测，它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可是我们急于对号入座，急于过渡，硬要马克思给我们说下个长短，强捉住幽灵要现灵。现在回想我们的心急和天真实在让人脸红，这就像一个刚会走路说话的毛孩子嚷嚷着说：“我要成家娶媳妇。”马克思老人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先得吃饭，先得长大。”

　　灵魂有不同的躯壳

　　思想家只管想，具体该怎么做，是我们这些后人的事。既然是灵魂，它就该有不同的躯壳，它就有永远的生命。

　　领袖是主义的形象

　　把领袖神化、偶像化不好，但一个民族，一个大国，没有一个领袖的形象印在人心里，时刻出现在人们眼前，那么就失去了可贵的凝聚力。而且一个领袖的形象代表一种主义，一种信仰，这种主义和信仰又是经过反复的理论的升华和实践的检验之后留存着并固定下来的，它和人物本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以这时的领袖形象也早不拘泥于人物形象，而是一种思想信仰的象征了。这不是将领袖神化，而是将主义形象化。

　　缘是一张网

　　缘是什么?缘原来是张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张网就越张越大，它有无数个网眼，总会让你撞上的，所以好人、名人、伟人总是缘接四海；缘原来是一棵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树的浓荫就越密越广，人们总愿得到他的荫护，愿追随他。佛缘无边，其实是佛学里所含的哲学、文学、艺术浩如烟海，于是佛法自然就是无边无际的了。难怪我们这么多人都与佛有缘。富有深山有远客，贫居闹市无人问，资本是缘，但这资本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识、人品、力量、智慧。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一个在精神上平淡的人与外部世界是很少有缘的。缘是机会，更是这种机会的准备。

　　少数人被历史擢拔为神

　　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己；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被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

　　算盘人生观

　　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意志、学识、环境统统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 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松子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出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那一点信息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理想中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传统的两面性

　　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

　　理性最美丽

　　人有多重价值，是需要多层次开发的。有的人止于形，以售其貌；有的人止与勇，而呈其力；有的人止于心，只用其技；有的人达于理，而用其智。诸葛亮戎马一生，气吞曹吴，却不披一甲，不佩一刀；毛泽东指挥军民万众，在战火中打出一个新中国，却从不授军衔，不背一枪。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恃于技。他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着地进取，直进到智慧高地，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若是如蜡烛，不变光焰就变泪

　　钟声一响，已入不惑之年，爆竹声中，青春已成昨天。是谁发明了“年”这个怪东西，它像一把刀，直把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寸寸地剁去。可是人们好像还欢迎这种切剁，还张灯结彩地相庆，还美酒盈杯地相贺。我却暗暗地诅咒：“你这个教我无可奈何的家伙!”人生原来就这样被年、月、时，一尺、一寸、一分地度量着，人生又像一支蜡烛，每时都在做着物与光的交易。但是总有一部分蜡变成光热，另一部分变成了泪滴。年，是年年要过的，爆竹是岁岁要响的，美酒是每回都要斟满的，不过，有的人在傻呵呵地随人家过年，有的却微笑着，窃喜自己用“年”换来的胜利。

　　人的形式和内容

　　一个人归根到底还是要有自己的内容，即知识和能力。泰戈尔说：“你可以以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一只蝴蝶，但你不能这样评论一个人。”人既要讲形式更要讲内容，秀发之下该有一颗聪明的头脑，明眸之后该是知识的海洋。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初观其形光彩照人，再听其言立见浅底。其实外表美只是立身做事的起点，是别人的第一印象，比如儿童的天真，可爱是可爱，但并不能做永久的本钱。一个人如果错把自己的形式当了内容，并以此立身，便是真正的悲剧。因为形式有时也会妨碍内容，就如写诗，格律就常妨碍内容的发挥。顾影自怜的人多乏奋发之力，极少孜孜以求。因此其貌灼灼其才平平者大有人在。

　　人是一首格律诗

　　一个人能以最美的外貌，在最佳的年龄，成就最了不起的事业，就像用极严的格律写出潇洒自如的诗，像一首最好的诗又谱上最美的曲，这样的人真是千古绝唱了。

　　崇名是病

　　在我们背着的许多包袱中有一种就是“崇名”，凡名人，小事细物都要尽全尽备地去费力搜集、堆积，许多人居然以此为衣食。吃古人饭是我们除造神之外的又一大毛病，教我们总爱向后看。

　　无端付出，作践自己

　　大凡给予有两种，一是对对方付出劳动的补偿，是平等的交换；二是对对方的爱或怜，是愉快的奉献或捐助。当对方既无付出劳动，又无可爱可怜之处时，你无端地付出倒是对自己自尊心的践踏了。

　　钱是社会的润滑剂

　　总之，我在美国街头越走就越觉得，在这里钱是一个黑洞，把人的心力体力直往里吸；钱是一种润滑剂，调整着社会的劳动组合，只要缺什么，就有人愿出大价钱买什么，也就有人去干什么；钱就像水银一样，它在社会上无孔不入地渗透，使社会上很难再找到空白的行当(甚至街上随时都可看到有三个X做标记的脱衣舞厅)；钱是一种驱动器，它在不停地开发人力物力资源，驱动着社会这架大机器。

　　人格是另一个价值系列

　　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外在的功业有大小之分，内蕴的人格也有高下之分，这是另外一个做人的系列，另一种标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多么惊天动地的功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包括身处要位、执掌大权的人。人格所展示的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发，一旦与其他外在的力量相结合，便威力无穷，就像蕴藏在铀原子里的能量裂变释放一样。

　　悲剧更能考验人格

　　人格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就是说外部条件能更深地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锻炼成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出一个人的人格。

　　自然是永难企及的艺术高峰

　　自然中永远有我们难以企及的作品，谁能向自然求得一点相似，谁能摸住一点自然之脉，得到一点自然之灵，谁就是那个顽皮的牧童突然撞开了维纳斯的山洞，他的作品，包括诗、词、文、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便有新意，有创造，就会突然跃上一个新的高峰。

　　以自然为镜

　　当我们对自己感觉到有什么不满意时，就可以跳到大自然中去打个滚。就像山坡上的一头小牛犊，在微风中撒一阵欢，跑到泉边喝几口水，再斜着身子到石头上蹭几下痒。细想，我们这一生要在大自然中做多少次的调整，多少次的治疗，要做多少次环境的转换与心灵的补给呢?泰山之雄可使懦夫顿生豪勇，武夷之秀可使宦臣忽生归心。大江东去不由人追慕英雄伟业，杨柳依依却叫你享受幸福人生。唐太宗说处世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其实他还少说了一面，以自然为镜可调身心。

　　人在海里照见了自己

　　船在月光与水波织成的羽纱中飘荡。我躺在铺位上，倾听那海风海浪的细语，身子轻轻地摇晃着，不由想起那唱着催眠曲的母亲，和她手里的摇篮。本来，地球上并没有生命，是大海这个母亲，她亿万年来哼着歌儿，不知疲倦地摇着，摇着，摇出了浮游生物，摇出了鱼类，又摇出了两栖动物、脊椎动物，直到有猴，有猿，有人。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大海里走来。难怪人对大海总是这样深深地眷恋。人们不断到海边来旅游，来休憩，来摄影作画、寻诗觅句，原来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影响，自己的足迹。无论你是带着怎样的疲劳，怎样的烦恼，请来这海滩上吹一吹风，打一个滚吧，一下子就会返璞归真，获得新的天真、新的勇气。人们只有在这面深蓝色的明镜里才能发现自己。

　　人可包容宇宙

　　那些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们将自己融进这漫漫的长夜里，用生命之光，来为宇宙这部无头无尾的巨著，做一个小小的注脚。人的躯体在宇宙中只是一微尘埃，但他的思想却可以包容宇宙。我们仰观河汉，你看那星，哪一颗不都是根据三大定律和相对论，在牛顿、爱因斯坦的脑海里运行!人生于永恒的宇宙，如火花之一瞬，可是他创造的事业却会永恒，你看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他们不是分别被命为星名，已在宇宙中获得了永生?

　　不平则呼，遇强则抗

　　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挟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壶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

　　人须常登高采天地之气

　　我想要造就一个有作为有思想的人，登高恐怕是一个没有被人注意却在一直使用的手段。凡人素质中的胸怀开阔、志向远大、感情激越的一面确实要凭高御风、采天地之正气才可获得。历代帝王争上泰山除假神道设教的目的外，从政治家的角度，他要统领万众治国安邦也得来这里饱吸几口浩然之气。至于那些志士、仁人、将军、诗人，他们都各怀着自己的经历、感情、志向来与这极顶的风雪相孕化，拓展视野，铸炼心剑，谱写浩歌，然后将他们的所感所悟镌刻在脚下的石上，飘然下山，去成就自己的事业。

　　一处好山水能净化人的灵魂

　　人在世上呆久了，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和这样那样的重负。为解脱这一切，历来的办法有二，一是皈依宗教，向内心求平衡，二是到自然中去寻找回归。如果一处山水能以自己的神韵净化人的灵魂，安定人的心绪 ，启示人生的哲理，使人升华，教人回归，能纯得使人起宗教式的向往，又美得叫人生热恋似的追求，这山就有足够的魅力了，就是人间的天国仙境。我登泰山时，曾感到山水对人的激励，登峨眉山时曾感到山水给人的欢娱，而今我在武夷山的怀抱里，立即感到一种伟大的安详，朴素的平静，如桑拿浴后的轻松，如静坐功后的空灵。武夷一小游，退却十年愁。

　　初读桂林

　　在北方，人行山里几天几夜出不去，不知要钻多少个一线天、扁担峡；车行山里，跃上峰巅，倒海翻江。而这山水却奇巧如盆景，美丽如童话。说是盆景，却是真的山水、树木；说是童话，我们又真真切切地置身其内。事物每当真假难分时，就像水墨洇润出一种迷蒙的美，像无题诗传达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像舞台上反串后的角色透出一种新鲜与活泼。

　　创造最多的文明保留最多的自然

　　不知为什么在桂林我总要想起苏州。它们分别是从自然和人工的两头去逼近美，都是想把这两头拉过来挽成一朵美丽的花。人不但美食、美衣，还讲究择美而居。一种办法是选一块极赋自然的地方安营扎寨，这就是桂林。另一个办法是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尽量打扮得靠近自然，这就是苏州。桂林在尽情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既不是如僧看庙般的媚就自然，也不是如上海、广州那样赶走自然，而是在自然的怀抱里把现代文明发挥得恰到好处，把自然的美留到最大的极限，让人对自然永存一份纯真，一份童心，人与自然相亲相融。我才理解到陈毅所说，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神仙虽好，没有烟火。桂林是一个有烟火的仙境，一个真山真水的盆景，一个成年人的童心梦。

　　人在海里最渺小

　　当船冲上波峰时，就像车子冲上了悬崖，船头本来就是向上昂首的，再经波峰一托，就直向天空，不见前路，连心里都是空荡荡的了。我们像一个婴儿被巨人高高地抛向天空，心中一惊，又被轻轻接住。但也有接不住的时候，船就摔在水上，炸开水花，船体一阵震颤，像要散架。大海的涌波越来越急，我们被推来搡去，像一个刚学步的小孩在犁沟里蹒跚地行走，又像是一只爬在被单上的小瓢虫，主人铺床时不经意地轻轻一抖，我们就慌得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海有多深，下面有什么在鼓噪；不知道这海有多宽，尽头有谁在抻动它；不知道天有多高，上面什么东西在抓吸着海水。我只担心这只半个花生壳大小的船别让那只无形的大手捏碎。这时我才感到要想了解自然的伟大莫过于探海了。在陆地上登山，再高再陡的山也是脚踏实地，可停可歇。而且你一旦登上顶峰，就会有一种已把它踩在了脚下的自豪。可是在海里呢，你始终是如来佛手心里的一个小猴子，你才感到了人的渺小，你才理解人为什么要在自然之上幻化出一个神，来弥补自己对于自然的屈从。

　　教堂是一棵老树

　　什么东西都怕老，一老就有了资格，有了说法，有了附会、寄托和蕴藉。比如一棵老树，虬枝拂云，浓荫蔽日，有风吹鸟衔些种子落在糙皮枝缝间又生出些杂花绿草，甚而树上再长出一棵树。这树，枝上噪暮鸦，枯洞里宿野狐。有好事者就来附会鬼仙，寄托精神，披红献祭，焚香顶礼。它就成了一棵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树。但这必须是老树，越老、越枯、越怪就越好。亭亭小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把欧洲的教堂就比做这样一棵树。你总能从它身上读出许多树以外的东西。

　　教堂是艺术家手中的一块泥

　　罗马和欧洲的著名教堂，大多数是经数代名家设计和监督施工而成。世界第一大的圣彼得教堂是公元349年开始建，以后历次重修，到16世纪更有拉斐儿、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大师加入，到1612年才完成现在这个规模，前后1300年。世界第四大的佛罗伦萨大教堂1296年开工，到1461年完成，前后165年。大圣玛利亚教堂是公元352年始建，一直建到18世纪，前后1400多年。一座建筑的修建动辄上百年，上千年，只有宗教的信仰才能维系这样的工程。这在东方也不例外。中国的云岗石窟修了50年，乐山大佛修了90年，大足佛刻前后700年。因为朝代可以更替，信仰却没有更换，并且又只有这种宗教式的信仰才能驱使人们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去做无限的倾注，并代代相续。一个教堂越是这样一代代地往下传，就越显得珍贵，好像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这是欧洲人最爱向客人显示的骄傲。正是在这种传承中，教堂成了一棵独特的艺术大树。我说，教堂对教会来说是布道的场所；对教徒来说，是寻找安慰洗刷心灵的地方；对艺术家来说，那是他手中的一块石料或者是一块画布。

　　〔责任编辑杨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