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山西人,一个凝聚着山西的特别韵味、或者说将阔大的胸襟与近代商人的精巧融于一身的山西人走到我们身边———他就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太原汾机档案柜厂厂长朱柱金。在他笑意盈盈的谈吐间,在他稳健自然的举止里,我们感到历史的风云散去了,岁月的脉络清晰了,历史文化与人类精神的连结似乎正在得到某种指证。
是他把一个6人小厂变成了一个总产值6000至8000多万元、年销售6000到8000千多万元的集体企业;是他保证了全厂600多职工无一下岗,生产越来越红火;他也正在将人们关于山西的误会消除……
一、难忘羊城1989年,广州。
朱柱金在羊城的滂沱大雨中等着一个人。朱柱金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高大、稳重,肤色略白,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此刻他双眉微锁,凝视着窗外如织的雨帘。
他是苦出身。然而山西五台县普通农户的日子却滋养了他的灵气,使他从小心灵手巧,聪明过人。解放后不久,他跟着一位本家哥哥到太原某建筑公司当了木工,随后便凭着天资聪颖把木匠活儿的十八般武艺练得圆熟精通,在做门窗之余,还给人家做各式各样的家具,当时颇有些名气。至今在他的办公室里仍放着他亲手做的一只三开门的大衣柜,造型大方,做工考究。最为令人也包括他自己称道的是,在大衣柜中门上下及两边,是他用樟木精心镶拼的花边和图案,既照顾花形对称,又讲究明暗对比,的确好手艺。也就是靠着这一身功夫,他一直是单位的技术革新能手,并终于在国有汾西机器厂稳当当地做了一名六级木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也许就作为一名普通技工而终老此身了。
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大潮由南向北逐渐汹涌的时刻,在汾机的车间里默默干活儿的朱柱金忽然感到脑际间有一片光亮,一个大胆的想法使他的脑脉冲分外活跃。朱柱金想:一个人光凭两只手能干多少活儿?靠国家养着有甚出息?人家南方都组织起来办厂哩,为甚我就不能学学走这路呢?
朱柱金开始了奔走游说。没有人,他叫上了自己的徒弟贺金孝和董学森(这两个人后来不仅是他的左膀右臂,并成为档案柜厂的元老级人物,董学森还担任了档案柜厂的副厂长),外加三个知识青年;没有工具,自备刨子斧头,又借了一台电锯;没有厂房,找了个废旧的汽车库,一间不到50平米的砖房;没有钱,找到要做活儿的主顾,跟人家商量要点预付款……就这样,1983年,一个6个人办的“铁木加工厂”正式挂牌了。朱柱金担任了厂长,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叫他“朱厂长”一直至今。
那时朱厂长惟一的行动纲领就是找活儿干活儿,多干快干,不计时间也不计报酬。他常常吃住在工厂,几乎天天加班。不过他没有加班这个概念,干累了就在厂房的旧沙发上眯一觉,醒了就接茬儿干。只要有活儿干就不停手,一干就是几个月不回家。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连续三年的努力,使这个小手工作坊式的工厂逐渐积累了140多万元,算是攒下了一点家底。1985年又抓住了一个大主顾,一个军队的单位要生产一批军用器材箱,原先人家生产2000只箱子要半年时间,而朱柱金却只用了4个月就生产了4400只箱子,而且保质保量,因而大获好评。朱厂长的好名声,他的铁木加工厂的好名声渐渐传开了,资金有了保证和周转,铁木加工厂买了不少设备,又租了一些设备,增加了厂房,增加了20多个工人,小作坊终于变成了一个有些模样的工厂了。
朱柱金厂办起了,可心下并不满足。如果说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的话,一副永不愿停歇的大脑是他明显区别于他人的地方。可以说每天除了睡觉,他每分钟都在想事情,而且想得很远,也想得很细。此刻他想:铁木加工厂只做些木匠活儿,箱子柜子的,毕竟有限。如果不开发新产品,不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恐怕以后很难发展。他没有把工厂定位在可以维持的单一化生产上,而是搜集各种信息,研究什么样的产品最有生命力。他不想像别人似的跟着市场跑,什么走俏搞什么,而是观察什么产品别人做不了,或是市场潜力很大,值得开拓。由此可看出他的远见,或者说他很有一些地道的、超前的经营意识。发掘市场,占领市场,这是当今企业家们几乎每天都要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朱厂长没把它当成理论反复“研究”,而是凭着感觉和魄力身体力行罢了。
这时,一条来自大同煤矿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1986年3月的一天,大同煤矿的一位矿长打电话找他:“朱厂长啊,你们能不能生产密集柜?”“密集柜?”朱柱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东西,不由竖起了耳朵。
“密集柜就是放档案的架子,我们这里的都坏了,要换哩……”电话那边,矿长还在不厌其烦地解释换密集柜的原因,朱柱金却已经对这尚未谋面的柜子产生了兴趣。还没有收线,他已决定亲赴大同。
当时没有小车,火车又不方便,他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像坐船似的一路颠簸到了大同。没等颠散了的骨头架子复原,他就一头钻进了大同煤矿的档案室。不多久他明白了,密集柜是个档案装具,铁的,要焊,要铆,要能拆能卸能组合。他估摸着这玩意儿能做,工艺上钻研一下,问题不大。于是把这活儿应了下来。
回到厂里,他立刻把仅有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纠集到一起,开始向这个从未碰过的新领域进军。在他的指挥下,绘图的,做模具的,买设备的,购材料的,全部按部就班行动起来,用了三个月,新型的档案装具SMJ—1型手动密集柜问世了。之所以称其为新型的档案装具,是因为朱柱金他们根据档案及各种资料的存放要求,在工艺和功能上进行了改进,使其存储量大,管理方便,一面世就大受欢迎。紧接着,太原公安局等单位用了他的柜子,订货单位越来越多。就这样,3月试制,5月出产品,7月经山西技术标准局鉴定,评为山西省级新产品,8月,汾机铁木加工厂与汾西机器厂联营,改名为太原汾机档案柜厂;第二年,手动密集柜在北京亮相,随即赢得业内人士的赞誉,汾机档案柜厂也被国家档案局确定为全国档案装具定点厂家。
本来一切都一帆风顺,朱厂长了解到,全国有3600多家档案馆,有3700多家图书馆,而且档案装具普遍老化,市场潜力极其巨大。他先到了上海,在上海摸了些行情、签了些合同之后,又一路南下去了广州。
这就是开头提到的他在大雨中等人的原因。
他等的是广东省档案局长柯义林。他并不认识柯义林,但他觉得,这位柯局长对他的事业至关重要。并不完全因为柯局长掌握着广东市场,说老实话,仅是广东已不能满足朱柱金的胃口,他惦记的是全国市场,而现在正有一个全国档案系统的会议在广州召开,柯局长是东道主,通过他便可能在全国各省市档案局一二把手面前亮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说来也巧,广州城建局曾用过朱厂长生产的柜子,评价不错,而城建局李局长与柯局长相熟,知道消息就告诉了朱柱金,朱柱金得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当然无论如何要南下广州了。
正思忖间,大门一响,伴着呼啦啦的风声雨声,柯局长已站在面前。
柯局长也是一个高大爽朗的汉子,在南方人中不太多见。他一见到朱厂长就热情地说:“刚才李局长已带我看过你们的密集柜了,不错不错,我们的需求量可是大大的。”可能这就是缘分,朱厂长和柯局长一见面就觉得很投机,话越说越深入。当柯局长知道汾机档案柜厂隶属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时,打趣说:“好呀,天上的没有飞过来(他是指国内另一家生产档案柜的厂家,原是制造飞机的企业),你们水上的倒漂过来了。”对于朱厂长来说,这次会见非比寻常,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因为回太原不久,他就接到了柯义林电话,说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进了一批日本的档案柜,由于运输问题蹭掉了皮,广州没人能修,叫朱柱金来看看。朱柱金一到大亚湾看到日本货,立即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方向。他围着柜子转来转去舍不得走:唔,漆好,工艺考究,设计也科学,索性提出把柜子“借”回去修,并语气坚定地说:“借一个还三个,保证比它的还好!”人家见朱厂长这气势,半信半疑,不肯允许。又是柯局长作保,而且他还邀了深圳市及广州市档案局局长。三位局长出面联保,终于朱厂长把柜子拉回了汾机。
这只柜子真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在密集柜准备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时候,接触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无疑如虎添翼。一只柜子虽小,但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没有对这只柜子的分析和研究,没有这种参考与借鉴,后来朱厂长也许不会继密集柜的SMJ—1型之后,那么迅速地推出SMJ—1型改SMJ—2型、SMJ—3型、SMJ—4型及SMW—4D型等系列柜型,抽屉式0号底图密集架,TLJ—2型推拉式密集架,CLJ—2型侧拉式密集架等极其众多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以至在产品规格、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上终于遥遥领先,坐稳了全国档案柜生产的第一把交椅,朱厂长也成了全国同行中大哥级的人物。
可是,他不会忘记,这个翻身仗的第一枪鸣响在雨中的广州。
二、属虎的人
朱柱金属虎,今年正好满一个花甲。人说属虎的是那种吃苦耐劳、责任心强、热情慷慨、诚而有信的人,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属虎的人命运都起伏不定,属于大起大落那种,要在40岁以后才逐渐平稳,或许有大的发展也说不定。先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是唯心主义的,对于朱柱金来说却概括得大致差不多。
1989年朱厂长从广州回来并试制成功一系列手动密集柜后,一连打出了四张牌:在国家商标局注册自己的“中宝牌”商标,评为省优产品,评为部优产品,是国家档案局确定的档案装具定点生产厂家。这四张牌一出,吸引了大批客户,生产任务激增,原有的设备和规模都大大不足了。加大资金投入进行技术改造,这是朱厂长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初步估算一下,所需在1000万元左右。当年的销售总收入才762万元,利润才130万元,为了打知名度,他的许多柜子都是以极薄的微利出售的,赚的这点钱离他真正的需要还差得远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一大笔钱呢?
朱厂长着急,他的几个副手也跟着着急。副厂长杨洋、李万顺、董学森还有孟湛儒(这几位副手都是朱厂长近几年来网罗的精兵强将,这是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特别善于发掘和使用人才,从而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再加上书记王建国,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最终逼出了个贷款的主意,得到了领导班子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先给上级打报告,主述技改的迫切与重要性,然后报到山西省计委立项,计委批到了山西省二轻局,二轻局上报轻工部,经过一两个月的奔波,终于从轻工部拿到了700万的技改贷款,加上自筹资金100万,技改资金基本落实了。
有了钱,朱柱金这只“虎”就有了山中大王的气势。企业添置了专业设备,保证了先进的工艺规程及加工精度,扩建了厂房,建筑面积达37421平米,生产建筑面积16500平米,各种机械220余台,汾机档案柜发生了全面的质与量的飞跃。
此时朱厂长他们生产的密集架可真今非昔比。
首先,产品的规格增多。不仅适用于机关、工厂、院校等企事业单位的档案馆、物品库存储档案和图纸资料,以及机电器件等各种资料和物品,推拉式密集架还特别适用于楼房高度低或楼板承重力低的高层建筑的档案室及办公室。密集架比旧的存储柜存储量增加两倍以上,占地面积却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底图密集架则分架板式和抽屉式,分别适用于1号和0号底图平放使用。如果要存储音像、计算机磁带盘,还有专门的防磁、防潮柜架。而且,产品的结构形式、尺寸规格都能按用户的要求设计制作,完全令用户满意。
说得再细一点就以密集架为例吧,节型、架宽、层数和列数均可按用户需要选定。350毫米宽的开式(闭式)固定架和500、650、750至800毫米宽的密集架,最宽可达12节,最长可达几十列,每节层数可根据需要由2层调至20层,每层架板均布承重60公斤,以每列6层架板算,360公斤的重量,摇力不足一公斤。我们实际操作了一下,装满了承重块的柜子,只需一只摇柄,就能轻松移动。密集架还有轨道,分地面式、斜板地面式和埋入式三种,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要求。为了查阅资料者的安全,每列架均装有制动装置,当列架摇开后,可将其闭锁固定,这个设计思想应当说非常精细和人道。而谈到精细,他们甚至在小小的摇把上也大动脑盘,不仅外观上分棘轮式和花键式两种,而且设计得均可折叠,以免柜子闭锁后的通行障碍,真可谓精到了顶点,细到了极致。
其次,他们还开发了众多各具功能的同类产品。有与密集架配套使用的MLG—2型和MLG—3A型目录卡片柜,有内设可调节架的资料柜,有架板可以直立平放互相转换的期刊架,有简洁实用的账卡柜,装有万向轮的资料车,收放自如的柜式床,还有豪华考究的礼品柜和展品柜———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站在密集架系列产品前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看到的国内最好产品。它们美观大方,结构合理,拆装方便,而且坚固耐用,在功能上还具有防尘、防光、防鼠、防盗、防火等特点,经过静电粉末喷涂和电镀表面处理,外表看起来精致典雅,并且有很好的防腐性能。所以,密集架获得了国家档案局DA/T7-92档案密集架行业标准以及GB/T13667.3-97图书密集架国家标准的认证,在同行中名标榜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汾机档案柜厂的礼品和展品柜还送进了中南海,作为国家领导人存放礼品的专门用具。“江泽民、李鹏都用我的柜呢”,朱柱金不无自豪地说。
在同行中名列前茅,朱厂长是否感到了满足?对这个问题,朱厂长用他那特有的温和目光看了我一眼:“说甚哩?”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市场就像战场么,你拿不出新产品,你就得败阵,所以我得天天琢磨着开发新产品。”“那您的新产品……”“我现在试制着防磁防潮柜。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朱厂长加重了语气,“我查了因特网,世界上有防磁柜,也有防潮柜,但没有把两种功能合在一起的,我是第一家。”原来朱厂长要填补世界档案装具的空白!
的确,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档案装具的要求越来越专业化,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化。生产若不能随之更新换代,肯定会被淘汰,况且生产档案装具的厂家全国已有一百多个,与其抢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不如开发新产品,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实,防磁防潮柜的开发实属偶然。那是朱厂长去台湾访问的时候,发现台湾的档案柜多有防潮的功能,可能由于地域原因吧,台湾普通的防潮柜也销路很好。据一位台湾朋友说,台湾不少老百姓家里都有防潮柜,讲究的女士甚至把皮鞋也放在防潮柜里。朱厂长访台归来后,台湾有位热心的朋友谢清泉还特意寄了一只防潮柜给他。然而他不愿意单纯地模仿,台湾既已有了防潮柜,自己就要在功能或工艺上加以改进才好。他把那只台湾的防潮柜放在会议室,没事就瞄上两眼,琢磨琢磨。
朱厂长没有秘书,也很少用笔纸,但他能把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各种信息丝毫不乱地全装在脑子里,堪称一绝。别说是开发新产品,厂里各种柜型的每个微小改进都渗透了他的心血。因为他从不满足,一件事干成了,就想着下一件事,而且一想就要干成。
他随时想起的事情会随时吩咐,有时半夜想起了什么,他不管你休不休息,立刻打电话叫你过去。不知防磁防潮柜的想法是否是朱厂长在半夜获得灵感的,这一点还有待于与各位副厂长核实,但当他知道柜子能有防磁性能后,的确是突发奇想将两个东西合二为一的。
下面的事情似乎就变得很简单了,朱厂长可以不必亲自出马,深圳中宝扬装具开发有限公司凭着对朱厂长的信任和他在国内的声望,毫不犹豫地投了资,由档案柜厂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试制。没过多久,设计独特、国内首创、具有防磁防潮防尘等良好性能的防磁防潮柜问世了。它科学地解决了磁性载体档案存储之必备条件,无声、无耗材,可长期连续运转,并具有电子自动控制柜内相对湿度,循环吸排湿气功能,真正做到了性能可靠,高效节能,为我国档案装具的设计与生产开拓了新的前景,也填补了国际档案装具的空白,堪称里程碑式的杰作。
“头几年,我净为档案系统做贡献了,”朱厂长幽默地说,“现在我还想为广播电视系统做做贡献。我的防磁防潮柜存放音像档案最合适了,而全国有几百家广播电视台,不愁出不上力。我已经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商量好,今年由他牵头,我来做东,邀请中国广播电视保管协会的有关领导来山西省开个会,到那时候,”朱厂长狡黠地眨了眨眼睛,“不是我做贡献的好机会吗?”借助全国专业会议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将取得多么好的广告效应,又是多么有效的促销手段啊!
听到这里,你还记得他出身农民、记得他年届六旬吗?不,你不会记得这些,也不会感到这些,你只会感到他精明的头脑、扎实的作风以及开阔的胸襟,或许你还会形象地感到,他真的像一只虎,迈着虎步、唱着虎啸、挟着虎虎生气从太行山中奔腾而出了!
三、嫁出去的女儿
汾机档案柜厂现在用户众多。作为国家档案局的定点生产厂家,中宝牌密集型档案柜系列产品已蜚声中外。在1993年第一届全国档案设备办公用品及科技成果展览会上,它被授予“用户信得过产品”称号;1996年,它被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确定为大会惟一指定产品,同年被全国消费者协会推荐为十大名牌产品之一;1997年被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用户委员会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等等,总而言之,它在用户中享有很高声誉,而且用户还越来越多,颇有些“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味道。
仅以北京为例,档案柜厂的用户就有640多个,其中既有显赫的部委机关,也有严谨的学术机构。如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工商银行、国家档案局、故宫博物院、北大图书馆等。除北京外,上海有259个用户,广东有413个用户,山西有773个用户,山东有120个用户,河北有110个用户,湖北有81个用户,加上江苏、浙江、新疆、四川、河南、天津、陕西、湖南、内蒙古、云南、甘肃、宁夏、西藏、贵州等地,他在全国的用户达3000余个,这里还不包括香港特区政府、蒙古国额尔登特公司等海外用户。
按说用户多了,朱厂长应该松一口气,只需埋头生产,搞好质量就可以稳坐钓鱼台,财源滚滚来了,可他偏偏“标新立异”,指出要全面负责产品的售后服务,并响当当地提出了“终身保修”的口号。当时便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
的确,注重产品的售后服务是近年来才开始流行的理念,在当时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朱厂长这样彻底地、不留任何余地地推行他的售后服务的思想,未免有些太超前了,难怪有人不理解。不过,不理解也丝毫影响不了朱厂长的实施行动。因为他是厂里的“大哥级”人物,既有威信,又有威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生产—质检—销售—售后各个部门都必须成为有效环节,形成一条龙服务,硬是要把“嫁出去的闺女”管到底。
也巧,那天厂里接到了一个深圳长途。一位深圳用户在电话中批评档案柜厂的柜子有质量问题。他说,他买的是SMJ—4型手动密集柜,一共买了48列,用了不到一年,现在有几节柜子的漆面开始起皱,还有的漆脱落了,因此他要求返修。
在办公室听完了有关这个电话的汇报,朱厂长好一会儿没有言语。其他人知道他在思考处理的办法,也都静静地陪着他沉默。忽然,他把茶杯一放,猛地甩出了四个字:“停产整顿!”这一下让在座的其他领导吃惊不小。“现在生产任务紧呢,为这么点事停产,值不值?”有人问。
“怎么不值?批评批评,检讨检讨,不能引起思想的重视,尤其不能引起我们领导班子的重视。这种小事多了就成了大事,等成了大事再整顿就晚了,怎么不值?”第二天,朱厂长召开了全厂大会。也许人们早已知道了会议的内容,会场气氛凝重,没有了往日的打闹和喧嚣,几百人表情严肃地望着厂长拉长的脸。大家知道,厂长平日和善,出了问题可是丝毫不留情面的。看这样子,厂长已决心弄这个事,不知哪个家伙要倒霉了。
朱厂长用威严的目光在全场扫了两遍,终于开了口:“我们厂的柜子出了质量问题,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有人说,掉了点漆,不是了不得的大事,我看,这是大事,而且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它反映了我们的质量开始下降,也反映了我们的质量意识开始下降。质量,就是我们厂的生命。忽视了质量就是忽视了生命,没有了质量就是没有了生命,我们厂要是连命都没有了,你们说,是不是大事?”全场鸦雀无声。
“还有人说,搞终身保修影响了质量,这是两码子事。质量好,是对我们厂的声誉负责,终身保修,是对用户负责,我们永远对他负责,他就永远是我们的用户。反过来说,他花了钱买了不称心的东西,会骂你、记恨你一辈子,人家外国人说,用户是上帝呢,我看这话对……”最后,朱厂长说:“出了质量上的毛病,没说的,重罚!谁出了问题就罚谁。这次的事,说到底是我治厂不严,先重罚我。杨洋,”他叫着管财务的副厂长的名字,“告诉会计从我这月的工资中扣500块钱!”会场哗然了。原先准备挨扣的工人们见到厂长罚自己,有的惊异,有的感叹,有的激动,有的眼角已闪烁着泪花……朱厂长此举不仅使全厂上上下下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而且那分挥之不去、日久弥深的影响,至今仍被厂里的大小人物津津乐道。
从那以后,谁出了问题罚谁款成了严明的制度。当然大家也明白,问题不在于罚钱,钱是可以量化的东西,关键是人们看到朱厂长抓好质量、抓好工厂的决心。汾机档案柜厂正是因为有了全厂上下不懈的努力,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直位居全国同行业榜首。1993年,档案柜厂的销售总额为1851万元,1994年为2155万元,1995年为2783万元,1996年为3847万元,1997年则为4046万元,直到现在的6000到8000万元,一路直线上升,这不能不与当年朱厂长的远见卓识有关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情况是,停产整顿刚完,孟副厂长就带着车,拉上48列柜子向深圳进发了。他们要找到那位深圳的用户,换回有问题的柜子。
在南方的骄阳下晒得大汗淋漓,档案柜厂的人才与用户接上了头。
“什么?要把我们的密集柜都换了?”对方看着这几个风尘仆仆、从几千里之外赶来的北方大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们打过电话,说柜子有问题,我们厂长指示,让把柜都换成新的,今天我们给拉来了。”那位用户自己感动得不得了。他一会儿招呼水,一会儿又张罗饭,结果档案柜厂的人既没喝水又没吃饭,他们娴熟地装好崭新的密集柜,便拉上卸下来的旧柜马不停蹄地北归了,临走,对那位用户的千感万谢只留下一句话:“应该的”。
后来的事几乎不用说了。这位用户简直成了朱厂长的义务宣传员,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厂长为了他的电话自我罚款,全厂因此停产整顿后,更是一有机会就宣传档案柜厂的产品,宣传他们对质量毫不含糊,称赞他们完美的售后服务,“不愧是名牌,你们是没有见到,那真是大家风范,大家风范啊!”显而易见,他已不仅是档案柜厂的用户,而且如朱厂长希望的,成了他们永远的朋友。
也是从那时起,档案柜厂牢牢扮演着“娘家婆”的角色。只要你买了它的柜子,你就等于“娶”了它的“闺女”,和它就成了一种剪不断的“亲戚关系”。不管多远,新疆也罢,西藏也罢,只要你有要求,它就几百里几千里地赶来,包你满意。而且,不管你是高兴,是生气,还是委屈,也不管你和他涉及怎样的话题,他都会为你留下一份温馨的回忆。
四、“不是”和“博士”
朱厂长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次和玛利亚大学的几位教授座谈,吃饭时说起学历,才知在座的不是硕士就是博士。玛利亚大学的张教授问朱柱金是什么系的,又问朱柱金是硕士还是博士,朱柱金忙说:“不是。”哪知这一说大家都肃然起敬,原来山西方言中“不是”的发音与“博士”相同,人家看到朱柱金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以为他肯定学历高深。朱厂长连忙解释:“我不是博士,是什么都不是的‘不是。”可是大家怎么听怎么是“什么都‘博士的‘博士”,待弄明白以后自然是一场大笑。笑过之后,博士们却得出一个结论,说和朱厂长相比,他才是真正的博士,我们则是“不是”,枉读了些书而已,谁有他那样的事业?
看来仅仅走出太行山,在全国坐稳首席的位置已不能满足朱柱金的胃口,他已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的生意伙伴、深圳中宝扬装具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亚娟说,在香港港岛的中心位置,爱丁堡广场的威尔士大厦九层和三层都装了朱厂长的柜子,而且引起了香港客户的注意和欣赏。香港人用东西是非常挑剔的,国内众多的档案柜生产厂家,只有朱柱金一家进入了香港,这是他产品质量的一种证明,亦是他成功的一种标识。
如果说朱厂长在那些方面与“博士”的头衔有距离,那么,他精明的头脑和巧妙的经营之道倒是不能仅从书本上学来的。档案柜厂参加过多次展览会,如第一届全国档案设备办公用品及科技成果展览会,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档案装具博览会等等。每次朱厂长都会租占大面积的展台,把他的柜子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然而,他并不像别人似的写上报价,人家要问价,他就说,美国和我同样的柜子要多少多少钱,日本和我一样的东西要多少钱,材料一样,工艺一样,性能可能比他们还好,价钱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他这么一说,很多人就心动了,自然也记住了他的柜子。他巧妙利用了消费心理学,这一点,很让博士们自叹弗如。
故宫博物院的高级设计师、画家徐乃湘先生这样评价朱柱金:他钻研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培养了他,开拓了他的思想,锤炼了他的气质。他现在的言谈举止已经很有现代气息,是个企业家了。
徐先生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因为他了解和理解朱柱金,并且从今年开始成了朱厂长的工作搭档。档案装具这个行业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不是一般消费品,谈不到进商场,但它的市场潜力很大,需要信息灵通,以产定销。朱厂长知道,山西是内陆省份,信息有限,所以他又有了个想法,在北京办一个装具研究所,由徐乃湘出任所长。
其实徐乃湘认识朱柱金的时间不长。徐先生长期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深知我国博物馆装具也是设备老化,技术含量不够,在防潮、防尘、防蛀、防盗等方面存在大量可发展空间,但苦于我们的大多数档案柜生产厂家是作坊式的,没有形成工业化生产的规模,而没有工业化做依托,装具的改进又从何谈起?一次他偶然接到中央档案馆秦馆长的电话,约他到国家文物局,向他介绍了一个挺棒的档案柜生产厂家及其产品,此时正是朱厂长的柜子刚被中央办公厅使用之后。徐乃湘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就是一个推进中国博物馆装具工业化生产的好机会,当即就表示想见到朱柱金。朱柱金得知有专家要见他,更是求之不得。
可以说,两人未碰面之前已被共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见了面当然越谈越投机。朱柱金提出办研究所的想法,徐乃湘爽快答应了担任所长的要求。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并不受时间限制,有的人相处了一辈子,也许还说不上一句心里话,有的人则一见面就成了知己。
现在,由朱柱金出资、徐乃湘挂帅的“北京中文博博物馆装具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将要正式挂牌。所里汇聚了全国博物馆界的最高设计精英,让朱厂长接触了博物馆装具应该具有的理论和技术水准。这样,他不仅获得了许多高精尖的信息,还得到了众多专家为自己的工厂在设计上出点子,在技术上提要求,而他也能保证专家和学者安心做学问。两全其美。
在介绍了朱厂长如此的眼界、如此的手段、如此的气魄之后,我却不得不说几句落套的话:同一切“工作狂”一样,朱厂长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进歌舞厅,总之没什么娱乐,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工作。谈起这个,朱厂长自己还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一个台湾人病了,去看医生。医生问:“你吸烟吗?”“不吸。”“喝酒吗?”“不喝。”“打麻将吗?”“不打。”“跳舞吗?”“不跳。”“有女朋友吗?”医生又问。“没有。”“那你这病不用治了,”医生说,“你还活着干吗?”在大家的笑声中,朱柱金自我调侃地说:“我就是那人,还活着干吗?”然而档案柜厂的全体成员却深深知道这绝不仅是一个笑话,而是老厂长高贵品格的真实写照。与此相比,他的那几分固执、那一点脾气,是绝不会妨碍他们服从他、拥护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厂长有颗纯朴的、一尘未染的心。
他们愿意跟着这颗心往前走,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责任编辑 吴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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