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人，传人，中国人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可有资格称为龙之传的，不首先应该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吗？从西安半坡的龙纹陶壶，到甘肃武山的人面龙身纹陶瓶；从河南濮阳的蚌砌虎龙，到辽宁牛河梁的泥塑猪龙、玉猪龙，以至蒙古翁牛特玉龙，不是我们文物工作者捧传这一尊尊“在天之灵位”，谁记得龙曾、龙祖的衍生和图腾？谁知道自己何以会是龙的骨殖、龙的血脉？
——一位老文物的天问
第一章 寻找那颗星
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星斗，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苏秉琦
劝君更进一杯水
吉普车在无边无际、无烟无人、无路无障的茫茫戈壁纵情飞奔。风驰电掣、首次闯入这一神秘境地的我，瞪着惊异的眼睛，跟着敦煌市博物馆荣恩厅奇馆长，追追逐逐，寻寻觅觅。寻觅他和“汉长城考察队”队员们的＊Ｗ慵＃寻觅那个明星闪耀的日子——1979年6月17日。
这一天，荣恩奇和他的同伴们，在漠深处的马圈湾烽燧遗址，霍然发现了56枚敦煌汉简；在接着进行的发掘中，他们又获得汉简1200枚，一举实现了几传人的孳孳梦寐。
而在此之前,敦煌汉简的两次大发现,都出自那个盗掘成性的洋人之手。那个洋人,就是英籍匈牙利窃贼———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1907年2月,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疏勒河流域,盗掘出705枚敦煌汉简;7年后的1914年6月,他又在同一地域盗掘出84枚。这些敦煌汉简,连同他从道士王圆硎种衅取的34箱敦煌写卷及绢画,都成了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打那以后,中国学者的多次寻找,几乎都一无所获,以致近代学者在编撰《流沙坠简》时,不得不依据斯坦因所盗汉简的照片,而那些漫漶的照片,还是好不容易从法国人沙畹的书里翻来的。无怪乎国学大师陈寅恪这般疾首叹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眼下,我们来到了影子的故土———干涸苍凉的疏勒河谷。我的右侧,是“军储在彼”(《敦煌录》———伦敦藏石室本!)的河仓城;左侧,是春风不渡的玉门关;身后不足70公里的墩墩山顶,是“在县西十里”、西出无故人的阳关;而我的面前,便是蜿蜒萦曲、浩浩荡荡的汉长城。迎着啸啸的漠风,我抚勘、凝望着这座未曾相见、不是砖石壁垒,而是用芦苇、沙砾和戍边将士的血肉夯筑成的浑褐躯体,凝望着这尊饱经沧桑、觊觎和劫难,并且在与强虏、贼寇和风沙雷电的鏖战中,麟甲折损而神韵却依然固若金汤的大漠之魂。
凭着地图和指南针的标示,荣恩奇他们曾向甜水井以北的大淤滩搜寻。一丘、一壑、一坎、一坷、一抛朽骨、一堆沙砾,都要寻个究竟,搜个实落。一连跑了1000多里,仍几乎一无所获。60年代发现过的汉代烽燧和墓葬等遗址,也被淤埋得无影无踪,连起码的参照物都无从见到。队员们的鞋帮儿开了花,有的脚板儿打了泡,有的实在走不动了,一看打头儿的老荣仍骆驼一样噗哒、噗哒地走着,又都噗哒、噗哒地跟了上来,一直跟到他爬进那个长不足两米,宽、高仅有0.8米的随时可能坍塌的坟窟窿……
荣恩奇他们骑着骆驼,向斯坦因未曾涉足的生命禁区挺进,向大漠深处挺进。漠风呼号,飞沙剥面,他们抱住驼峰,梗着脖子往前拱;热浪蒸腾,咽喉冒火,他们抿口凉水,润一润焦敝的口舌;给养短缺,饥肠辘辘,他们啃几口干馍馍,权当例行了一日的三餐。他们满面龟裂,嗓音像破锣,头发像鸡窝,手掌像木锉,腿、裆磨得洇血渗脓,以致血、肉、衣、皮都粘在了一起;大小便解,竟成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在长达三年的考察中,队员们禁不住生命禁区的禁遏而换了一茬又一茬,荣恩奇却一如曩昔,苦熬苦挺。当他终于从马圈湾捧出敦煌汉简,并带着20多处古墓群和30多座汉烽燧等新星恹恹回来时,邻里不敢认,馆里人认不出,结发的妻子竟也相逢不相识了。
进入大漠之前,我在敦煌市博物馆的《汉长城》展览中,见过一幅考察队的工作照。上面,除了帐篷、炊具、测绘器材和3峰骆驼,还有7名正在小憩的队员。我瞅了半天,竟没认出哪是老荣。当他指着那个蓬头裂面的眺望者说“这就是我”时,我一下子怔住了,半晌没能说出话来。我到过不少普查现场,也看过许多这方面的工作照,可如此异化的形象,还是第一次目睹。我实在想象不出,洪荒古漠的风刀沙剑,何以能把个儒雅雅、好端端的容颜,剥蚀、“沟灞”成这等模样。惊异之余,我愈发感到了悲苦,感到了一种同命怜惜的悲苦……
直到抵达墩墩山顶的阳关,这种悲苦的心绪都未能被居高野阔的景致冲散。而此时的老荣,似乎早已脱解了影子的罩龊,竟情不自禁地甩开了“格涩”多年的天津腔。原来,他并非地道的敦煌人,而是来“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天津知青。这个蓬头裂面、昏厥栽滚的老荣,以及他那近乎憋气的决心:一定要再入大漠,再行考察,一定要彻底查清敦煌的文物家底!我甚至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不安:就凭老荣这多病的身躯,一旦再入大漠,势必会遭致更惨重的暴裂和摧残,也愈发需要更周到的照拂和救护,而自己这个匆匆的大漠过客所能给予的,至多,也只能是些无关痛痒的祝愿:“恩奇兄长,大漠荒戾!出门时,要多穿些衣服,多备些给养,多带些水;干热的时候,您要多喝水,多喝一杯水,您可要———更进一杯水呀!”
国宝无价
全绫装帧的封底封面,典雅肃穆,蕴透着幽深莫测的神秘和强磁巨场般的诱惑;三层宣纸的19折册页,天大地小,以不同书体昭示着内容迥异的上下两阕。上阕的宋体,方正圆润,舒展苍劲,是“应殿试举人”赵秉忠的曾、祖、父“三代角色”并诗、书、礼、易和春秋、论语等“所习经书”,活像现在的准考证而被一连加盖了三个“礼部之印”。下阕的小楷,秀健遒逸,虚和婉丽,是一篇2460字的八股文。而这篇股制规整、朱笔断读的“美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和入手来起、承、切、入,又以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来开、合、收、束,循规蹈矩又纵横捭阖地“策对”了万历皇帝的殿试:安邦治国,要立实心,务实政,谨小慎微地为臣民百姓垂范筹谋。美文的篇末,依次署签着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位等九名阅卷官的官职和姓名。册页之首的下方,赫然戳盖着竖长硕大的“弥(弥)封关(关)防”;上方,则是朱笔顶天的浑然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这,就是填补我们国家宫廷档案空缺的绝世瑰宝———300年前的金科状元赵秉忠殿试卷。1983年6月5日,这一重大发现的通稿刚刚被新华社播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港澳台等160多家媒体,纷纷以最快的速度频频抢播。遗憾的是,捧出这一瑰宝的传人,却被遗忘在角落。
现在,这个被遗忘的人———山东青州市文管所所长魏振圣,正向我迎面走来。他身材短粗,步履稳健,看起来似乎硕硕壮壮。可他落座时,却不住地虚前,不敢后倚,硕壮的身板儿,像是断了脊骨。这一感觉,我从《革命伤残军人证》上得到了印证。上面说:魏振圣在抗美援朝中,于1953年“腰椎负伤,第五腰椎脱位,(用不锈钢板)行固定术……”而国宝殿试卷,就是他拖着这副断了脊骨而不能骑车的伤残身板儿,一步步跑出来的。
1983年的4月初,魏振圣偶尔听到这样一个传闻:青州城东40里的郑母村,有个什么明朝的卷子,八成是那个赵秉忠———赵状元的考卷。言者无意,魏振圣却拿着棒槌当了针。他风风火火赶到“状元府”———赵秉忠13代嫡孙赵焕斌的家里。没想到进门撞山,满腔热望被凉了个透心儿。焕斌老汉摸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他们祖上确实出过状元,也当过大官儿,可卷子是朝廷的紧要物件,哪能随便往家里弄哩?就是真的弄来,十几老辈了,兵荒马乱的,早就完球了……
真的“完球”了吗?回青州的路上,魏振圣走着、寻思着:殿试卷确系宫廷要档,落入民家的可能几乎没有,否则,“殿元”800甲、“开科”1300载的殿试卷,就不会在改朝换代的兵燹中毁之荡然。从焕斌老汉的举止中,也没看出丝毫的那个。可不知咋的,魏振圣就是觉得不那个。回到家里,他顾不得钢箍的创痛,一头扎进赵氏家谱和光绪《益都县图志》等故纸堆,想从茫茫史海中找出几乎没有的可能,还果真有所发现:第一,中榜时朝里有人。赵秉忠之父赵僖,曾在京为官。万历二十六年,赵秉忠金榜题名之时,赵僖正在礼部右侍郎任上,想必能浏览殿试卷一类的要档,也难免会将这件光宗耀祖的“信物”据为家私。第二,中榜后有职务之便。赵秉忠金榜题名之后,曾做过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也当过阅卷的主管,想必能查阅自己的暴鳃之作。在遭受奸党魏忠贤们的“构陷”而被迫告退时,怕落下讽谤朝政的把柄,兴许会携卷归家。第三,家传中未曾断代。从赵僖到赵焕斌,赵家15代香火未断,如果殿试卷成了家私,有可能被奉为至宝而传至今日……
可能虽未必可靠,却给了魏振圣莫大鼓舞。从此,他的腰板儿似乎硬朗了不少,脚板儿也快当了许多,三天两头跑到焕斌老汉家里拉呱、串门儿。一次串门儿回来的途中,魏振圣遇上了瓢泼大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儿,一马平川都是呜呜呜、哗哗哗。可怜他满天串门儿,心劳力瘁,又受了30多里的瓢泼、攮戳,以致腰腿麻木,瑟瑟发抖,不得不在泥拉河淌的路旁,圪蹴了很久、很久……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５郊沂,已是二半夜。此后一连几天,魏振圣持续发烧,疲惫不堪。可稍微有了点好转,他不顾家人的拦阻,再次去了郑母。除了几乎每次都带的烟酒,还买了蜜食,称了桃酥,割了猪头肉……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眼瞅着病歪歪的老魏还来串门儿,焕斌老汉再也那个不下去了。他一步赶到床前,一把扯开枕头,小心翼翼地捧出了祖传至宝,并在如此这般地托付了一番之后,比比划划地说:“老魏啊老魏,24趟,整整24趟,你可真能跑啊!”是啊,魏振圣着实能跑。30多年来,他跑遍了青州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他先后从荆棘缠绕的乱石岗上,从腥臊烂臭的破烂堆里,“跑”出了10000多件文物。其中的铭文铜觚、战国铭文铜剑、工城左递昌卯戈、西汉铜狩形水滴、东汉宜东孙玉璧、北魏黄良造像、陆子彰造像、张丙惠造像、宋代铜锭和明代赵秉忠殿试卷,已被鉴定为十大国宝(国家一级文物)。无怪乎知道根底的人们这样睹宝兴叹:假如国宝有价,单是殿试卷的买方价值,就足以使断了脊骨的魏振圣,还复它十副、几十副金身、银身、玛瑙身。更不用说什么凡脊俗体的一副好身板儿啦。
难办的是,国宝———无价!
舍他一顿饱饭吧
怀生:今夏(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钻探时,发现一杀淤土沟,看探象是夯土。因有些拿不准,想请你来看看。最好能呆上3至5天……专候!
奕丰实这是一份颇为常见的便笺。从内容的专业和行文的老到可以看出,一位修炼颇深的考古专家,在探沟中挠到了拿不准的探象,想请至少是旗鼓相当的同行来帮着定夺;这,又是一封极不寻常的请柬。邀请人奕丰实,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被请者姓孙名怀生,是在聊城博物馆干临时工的当地沙镇乡孙丰村村民。一位名牌大学的考古教授,如此谦恭地谒请一个山野村夫来业内释疑解惑,说来似乎有些蹊跷。
还有更蹊跷的。
那年秋天,孙怀生在泗水发掘龙山墓葬时,日本山口大学教授近藤乔一等来工地参观。他钩、挠、刷、强力的娴熟技艺和层位打破关系的准确划定,使教授们意夺神摇,眈顾不舍。他们毕恭毕敬地尊他为师长、先生,不断向他询问、讨教,又一再追问他的学位、头衔。
头衔?孙怀生顿时茫然。不过,老实巴交的庄户孙,还是蒜臼子砸磨盘———实打实地招了:“……我是———乡巴佬,临时工。”“田舍物?———临时职员?———烧嘎!”老模喀嚓眼的教授们,眼珠子都直了。可他们还不知道,眼前这位老实巴交的临时职员,光是在中国国家级的《文物》、《考古》上发表的论文,就有十多篇;他们更不能相信,这个曾不知文物是啥物件的“田舍物”,竟奇迹般成了搞文物的行家里手。用他们科班儿的眼光来看,这,确乎是烧嘎,大大的烧嘎!
十多年前,在聊城博物馆打杂儿的孙怀生,来到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当探工。这是个舞锹弄担的力气活儿,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像散了架。尽管如此,当别的探工在四仰八叉地歇乏、消闲时,他独自躲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啃那本少边儿缺沿儿的《考古基础》,边啃边照划着整理“仅供自己参考”的发掘日记;次日天一扑亮儿,他悄悄打完水,扫好地,又悄悄啃起了那本“基础”。好容易碰个休息日,他也一天到晚泡在探方,对着文饰、物色、质地、年代等疑难、困惑问题,仔细揣摸,冥思苦索,在用心灵触摸历史的根须和“叠压关系”的“打破”……
一天下午,T504探方的主持因故外出,孙怀生被破格重用,以所谓正式技工的身份,主持这一探方的发掘。之后,他又相继主持了曲阜苗甫和斗鸡台等许多探方。鲁国故城完工后,60多个探工都“毕了业”,只有他被留下来“继续深造”———参与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从此,他成了山东省考古所的“临时长工”,长年奔波在日照尧王城、阳谷景阳岗和临淄齐国故城等考古工地。那葬埋完整的龙山畜墓,那形制完好的春秋墓和齐国大夫墓等一颗颗新星,相继在他的探方腾空而起。而在这十多年的刷挠中,他自家又是咋挠的呢?新婚伊始,他闻讯去了尧王城。尽管这是庄户人不小的忌讳,他一去就是大半年;妻子临产了,屋里冷得跟外头一样,而此时的他,却远在异乡的齐国故城,正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打得火热;夏收秋种了,羸弱的妻子愁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他却疯癫癫钻进阳谷八里庙的坟窟窿,疯癫癫忙起了狩猎图、子见老子和周公辅成王等汉画像的“抢收抢种”……
春末夏初的一天上午,我在龙山文化的命名地———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见到了孙怀生。他个头儿不高,很瘦,眼睛很大,透着聪颖之气。作为“特需人才”,他已被特批为国家干部,被指定为考古队长,主持龙山文化发现60周年的纪念性发掘。在他的引导下,我顺着宽两米、深7米的探沟,走进了历史深处……公元前2800至2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公元前21至16世纪的夏代,这里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面积达17万平方米的岳石文化城;而本世纪30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当龙山、岳石们交相辉映的华夏文明跌至谷底,中国远古文化正被“西来说”给说得晕头转向的最危险的时候,吴金鼎、李济和梁思永等开路精英,就是从这里,捧出了石器时代的第一颗明星———龙山文化。这一晴天霹雳般的发现,不仅将西来说的阴霾一扫而光,更为刚刚萌芽的中国现代和田野考古,拓开了一个星光灿烂的创世纪……如今,岳石文化城址这颗填补我们国家早期城市发展关键环节空缺的新星,又是从这里大放异彩。而主持这一重要发掘的,就是孙怀生这个烧嘎的乡巴佬。
那是在一次文物普查途中,孙怀生和4名同伴儿来到东阿县的××乡,想在乡里吃顿饭、歇歇脚儿,可人家“根本不尿”。甭说吃饭、歇脚儿,水都不让打牙,就红脸嘟噜儿地撵着去赶门儿。可怜他们已赶了8个县、市,179个乡镇的7600个自然村,赶出了2500多处文物点。他们实在是太饿、太渴、太累,实在是赶不动了,只好就近歪栽在路旁困着了,睡挺了。冷风呼呼地撞,他们一点儿都不觉;汽车噌噌地开,他们一点儿都不知;拖拉机突突地跑,他们也一点儿都不晓。万一从他们身上开过、跑过、碾轧过,恐怕“连个响屁都哼叹不出来了”。直到“太阳晒腚”,才好歹撕开眼皮,可浑身上下,都被露水打个精湿;眉毛、胡子,都结满了霜花。他们一行5人,竟有3个几乎同时躺进了医院……
尽管怀生在尽力淡化过程,曾经沧海的我,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相历、相痛的感觉———
也是在一次文物普查途中,湖北汉阳县文管所所长邓显尧,来到××乡里赶热的。他在荒郊野外已啃了两顿冷馍,七病八痛的胃袋儿一直在抗议,在强烈要求来顿热的。人家也果真给了一顿,很热!可惜不是热汤、热饭,而是热呛、热嘲,是热辣辣的嘲讽、嘲弄。时至今日,老邓还时常回味那顿透彻心骨的“热的”:“哼!打鼓(考古)的也配在乡里吃饭!”也还是在一次文物普查途中,闽东畲族博物馆副馆长张登贤和5名同伴儿,来到××乡里赶“硬件儿”。早晨喝的清汤面,已经消耗一空,非常需要顿顶劲儿的硬件儿,也来得正是饭时。可人家“根本不睬”,说是“早就没了饭,封了火”。再三恳求,仍不为所动。就在他们要走未走之际,酒肉的香味和杯盘的撞击声,突然从食堂飘来,酽酽地飘来,沁人脾胃,勾人魂魄,把他们给勾得馋涎欲滴,翘首巴望,直到看清县××(机关)的轿子,才恍然大悟……
读者诸君,兴许你觉得,这都不过是饭食之类的些许小事,无足挂齿。但,我敢说,只要您能到考古工地上,看看我们蹲在风里雨里,一点点地挠,一点点地刷的情形,只要您亲眼目睹、甚至想象一下,我们普查途中的那种奔波劳顿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哪怕您铁石心肠,恐怕也不能不动容。何况这一顿饭食的“层位”,还叠压着一处更深厚、更凝重、更发人深思的文化堆积:读者诸君,想必您知道,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举世公认的惟一没有断代的文物大国,也相信您一定会为之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可您是否晓得,我们真正拥有的文物,却不能不说是非常有限,与文物大国的地位,相差得实在是太远,太远。截至目前,全国查出的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点,拢共是35万处,而在我们的唐宋之交才“新荷弄晚”、面积仅有4.3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岛国丹麦,文物点竟有10万处之多;我们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的世界文化遗产,拢共是750和13处;我们全国各级各类1500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拢共是800万件,而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一家馆藏,竟多达1700万件……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是我们一穷二白、江郎才尽了吗?不是。绝对不是!船破有底,底破钉三千。我们200万年(巫山人)的皇天后土,拔根汗毛,也粗过他们新荷、断代和明偷暗抢们的牛腰。但是,但只是,除了“历史上被运走的文物”,我们那些无与伦比、无可计数的“汗毛”,还在后土中分布着、潜在着,还尚未被我们真正拥有。要把潜在变成现实,还有赖于我们几代、十几代传人的捧传,有赖于我们一点点地挠,一点点地刷,一步步地寻找、普查。由于设备简陋,更由于学科本身的限制,我们的寻找、普查,不能安车蒲轮,不能骑马观花,而只能“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战国策·齐策四》)。这,势必会带来些些许许的饭食之类的小事。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肠辘辘、心慌慌、挎着考古筐,到大门、叫大娘:拿块硬干粮”的孙怀生、张登贤们晚食到社宅、乡里,晚食到您的府上,那么,读者诸君,我好心的读者诸君———好心的婶子大叔、大爷大娘们,您可千万别红脸嘟噜儿,别不睬、不尿!看在皇天后土的分儿上,您就可怜可怜、行行好!您,给他块干粮,匀他口“当肉”,您就舍他一顿饱饭,舍他一顿顶劲儿的饱饭吧———求您了!
第二章 传递
祖辈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才把文物传到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应尽最大努力,继续传给后代子孙。
———李瑞环
再缓三天,死也瞑目
不听使唤了,又不听使唤了。柴泽俊的头脑、手臂和整个身躯,又都不听使唤了。写到了哪里,他已浑然不知;手中的钢笔砰然落地,他也木然未觉。他散架似的瘫软在病榻上,连阖动眼皮的气力都没有了。过了许久、许久,他渐渐地返醒,手臂也渐渐有了些力气。未等完全恢复,他便强撑着欠起,又吃力地、一笔一颤地写将起来。
他,不能不知加倍珍惜尚存无几的时日。直到被送进医院的外科第三病房,他还以为是仅剩四分之一大小的小半边儿胃又犯了老毛病,调养个十天半月的就没事了。他甚至有些庆幸:总算有了闲暇,能把崇福寺的维修方案斟酌一番,好好地斟酌一番,写出个眉目,出院后,就可以紧锣密鼓地张罗、动工了。那,可是各漾他已久的一大心病啊!作为古建筑大省———山西省的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尽管他成功地主持过南禅寺和广胜寺等著名古建筑的维修,但对于崇福寺的修缮,却一直心里没底。在他看来,这项工程,已经远远超出了难易的界定。它,简直就是赌博,是决斗!始建于皇统三年的崇福寺,不仅规制独特,其金代脊兽、隔扇棂花和人字大叉手等构件的造型和工艺,以及背面明间与左右稍间的三道板门等结构形式,都在古建筑中极为罕见,而它的损毁,更是登峰造极。它整体歪斜,结构变形,瓦脊残破,殿顶塌漏,梁柱弯垂拨榫,墙面空鼓开裂,斗、共、昂、枋、檐口、耍头等构件,也都松脱、劈断,大有危若朝露、瓦解土崩之势。正因为如此,柴泽俊非常理解想揽下“瓷器活儿”的不少同行,在权衡利弊之后,何以会旗偃鼓息。而他自己,尽管深知“梁山”必上,别无选择,也曾多次到该寺进行过勘探考察,方案却迟迟难定,生怕因考虑不周给修拧了这座历史瑰宝。而一个紧接一个的维修工程,又使他一直苦于没有从容思考的闲暇。如今,闲暇骤降,巴望已久的柴泽俊咋不庆幸,咋不如鱼得水般地斟酌开来、写将开来哩!
过了不多久,他愈发觉得不对劲儿了。他的胸闷、恶心越来越重,喝水、进食越来越难,身体更是越来越羸顿消瘦。他1米82高、180多斤的块头儿,竟瘦成了80来斤,盖着厚厚的两床棉被,仍显得瘪瘪塌塌。更让他觉得不对劲儿的,还是人们表情的变异。听说要动手术,单位上老老少少290多口子,都一拨拨儿地来了,而每位探望者的脸上,似乎都明匝匝地写着两个字:诀别。轮流守护的妻女,每次来到病房,泪罐子都刚刚抹去。他终于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了其中的原委:自己的肝硬化已是晚期,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指望几乎没有了。他是多么不甘心就此撒手啊!他不顾病痛的折磨,一再恳求推延手术日期,说是自己不能亲手维修崇福寺,已是天大的憾事了,咋着也得把方案留下来,完整地留下来。主治医生深知手术愈晚,成功的希望愈渺茫,仍不忍心违拗这个特殊病人的“最后心愿”,只好将准备就绪的手术往后拖延,从11日推到15日,宽限了整整5天。对于柴泽俊来说,这是与命运抗争的5天,是和死神鏖战的5天。在这弥足珍贵的时日里,他几乎一直在斟酌,在赶写,在拼命赶写。坐着写累了,就躺着写,趴着写,跪着写;实在支撑不住,就吃些个药片,又挣扎着写。同室的病友在百般劝阻之后,无奈地说:“老柴啊老柴,您哪是来治病,简直就是在玩儿命啊!”然而,由于“眉目”繁琐,更由于身体羸弱,玩儿命赶写,仍未能如期完稿。1月14日,也就是即将手术的前一天,柴泽俊再次要求往后推延。“不行啊,老柴,实在不能再拖了!”医生十分为难地说:“不光因为病情,还有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您,已经是大动过一次手术的人了,莫非您忘了?”柴泽俊缓缓地摇了摇头。没忘,咋会忘哩!就连“大动”前后的光景,都记着哩,都实实地记着哩……那时节,柴泽俊和其他专家一起,正主持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最庞大的迁建工程———永济县永乐宫的迁建。为了使迁建后的神宫保持原有风貌,他一直吃住在离家千里远的工地,9年仅回过5趟家,7个春节,都是在工棚里度过。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妻子是怎样拉扯的3个孩子,怎样在养过猴的臊屋里居住,怎样在没有床铺、没有褥子、没有枕头的破门板上睡觉,以及女儿水玲为什么会长到5岁还站不起来,又何以会不认识他这个爸爸……他似乎都不知道,都没想过。他想的、做的、知道的,似乎只是迁建、迁建、迁———建。十多万砖、瓦、椽、檩,他一一过目、过手;960平米壁画的切割、揭取、装运和镶嵌,他形影不离的扌票着。永乐宫主殿———三清殿的基槽被雨水冲灌时,他泡在齐腰深的水中抢险护槽,连干了两天两夜。好容易从水里上来,他吃着饭就睡着了,一觉睡了30多个小时。醒来之后,他的心口时常作痛,有时疼得直掉汗珠子……迁建工程,以“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典范”的崇高声誉,获得了文化部的奖牌,柴泽俊却因胃溃疡严重发作,躺在了无影灯下。从此,他成了仅有小半边儿胃的残疾,而几十座古建筑的加固、维修,都是他拖着残疾的身躯完成的。这期间,那不堪重负的“小半边儿”,很大程度上靠药力的撑持,而几乎每次“抓药”,医生都这般告诫:你是大动过一次的人,不能再硬拼了。万一再动,就难办了!
“难办”二字意味着什么,柴泽俊自然十分清楚,尤其眼下就是难办的时候。他神色凝重,像恳求,又像在自言自语:“……医生,您的心意,我明白。也不该再难为您了!可我———实在是不能不这样啊!我是个半路出家的古建筑,接触这项工作的时候,仅上过俩月零29天的‘完小,是组织上手把手的培养,是老一辈古建筑专家手把手的指点、帮助,才多少长了点儿能耐。古都恩人罗哲文先生再三嘱托,说山西是古建筑大省。有我这个小半边儿胃,他就放心了。要是我就这样撒手走了,这咋叫罗老放心哩!医生,我也早知道自己的实底儿,说不定哪天会突然撂倒,可没想来得这样快。请您无论如何再缓三天,让我多少弄出个眉目。万一难办,也就瞑目了!”静默。久久的静默。面对这样的患者,面对这样一位把所钟所爱,看得比生命还紧要千倍万倍的患者,谁还能再说什么,谁还有什么能再说呢?直到离开病房,医生再也没说话,什么都没说。一向严肃、厉害的护士长走过来,默默地走过来,手里掂着半包金丝猴烟。昨天巡查时,她发现柴泽俊一边疾写,一边又在作弊,很是光火儿:不仅没收了“赃物”,还没轻没重地数落了一通儿。如今,护士长似乎换了一个人,那副令人生畏的厉害劲儿,没了,一点儿都没有了。有的,是哽咽,吞声忍泪的哽咽:“……抽吧,柴工!想抽多少……抽多少!没了,我买!买石林,买中华!”1985年1月20日夜晚,耗尽心力的柴泽俊,终于为方案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第二天上午,便被推进手术室。在排、摘除了“肝硬化”和整个胆囊之后,竟奇迹般活了下来,又奇迹般主持完成了崇福寺的修复。对这个特殊病例,有人从神学的“高度”,做过一番考究、论证:老柴整天撇家舍命地修神补庙,那神呀仙的,咋着还能不显灵、不保佑?而在日本讲学的古都恩人罗哲文的“论证”,似乎比高度的神学更考究、更高唱入云:“想知道我们中国怎样维修古建筑,请去看看山西塑州的崇福寺!”
幸亏有个王冶秋啊!否则,许多东西就保不住了
老局长,您听到了吗?
您听到了吗,老局长?!这可是您“走”之后到任的、咱们老少文物有口皆碑的知音———李瑞环同志的声音,是政治局常委的声音,是党的声音,是党对你敬业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褒扬啊!
像您的许多后来人一样,乍听这言辞极重的“幸亏”时,我惊异极了。我甚至觉得,一向务实的李瑞环同志,也未免有些虚誉,有些溢美。可是老局长,当我遍读了您30多年文物主管的风雨历程、遍读了您老部下们心幕的底片之后,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瑞环同志的“幸亏”,没有虚誉,一点儿都没有,更没有任何溢美的成分!
老局长,恐怕您自己都未必料到,在所谓人走茶凉的世风之中,又在您走了这么多年之后,您的老部下,甚至是许多曾被您〉帽乔嗔持椎睦喜肯,至今仍挚诚地想着您、念着您,又时常口头禅似的说起您,而且说得那样真切,那样动情。他们说,您对文物,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您在倏忽转瞬的间隙、在地覆天翻的巨变中,能及时、准确地发现文物、保住文物,使流星变成闪光的永恒。
他们绘声绘色地说起了那些如烟往事。那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您在北平阜成门的内宫门口,不意发现了那座“西三条21号”,就是被叫做“老虎尾巴”的鲁迅故居。您立刻感到了它的特殊价值,也萌生了保护的念头,可当时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不容您守候,更无从保护。于是您急中生智,以自己“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少将参议”的身份,公然指令北平法院“把它封了!”随着这一声令下,戳盖着法院大印的封条啪然叉立,门神般守住了“老虎”,一直守到北平城门四敞大开,解放的铁流,浩然流进“尾巴”们的所有角落……
也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听说李大钊同志赴难的绞架还“健在”时,您那个欣喜若狂的神态和力找力保的劲头,曾使多少人惊诧莫名呀!现在看来,若不是“幸亏有个”您,那具罪恶的绞架和刘胡兰就义的铡刀,以及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制手铐等血债累累的“反革命文物”,恐怕早就被深仇大恨的人们砸个稀巴烂了。那也是极应该、极自然的呀!就连山西侧光寺和承德避暑山庄等“封建堡垒”,若不是“幸亏”有您的顽强据守,也早就被运动的热浪给席卷一空,被建设的热潮给日新月异了。您保住的东西,像卢沟古桥的石狮,看得见,摸得着,可就是数不过来呀!
不过,老局长,您的老部下们似乎至今也说不清,您对文物的情感,何以会那样深厚、那样难以割舍。尽管他们从鲁迅先生的书信和日记,从革命史册和您的《青城山上》、《王冶秋选集》等著述中已经知道,您是我们国家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社团———未名社的早期成员,和鲁迅先生过往甚密;您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领导下从事军政情报工作,曾发动、组织过学生运动和革命暴动,曾两度入狱、历经严刑而宁死未屈……总之,您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是深得鲁迅先生赏识的学者、作家,而对于搞文物,您,毕竟是半路出家。可我更觉得,正是那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和种种的血雨腥风,铸就了您对革命和革命事业、对党和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而您对文物和文物事业的难以割舍,正是这种情感的最集中、最自然的表露。
不是这样吗,老局长?那年,宋陈炽的革丝画等一批珍贵文物图书,从海外赎回时,您拖着因肺气肿等病症而刚刚咯血的身躯,赶到广州接运。同志们心疼您,给您安排了舒适些的住处,可您更心疼文物,执意要跟它们住在一起。您说:“这批东西,是咱们国宝中的精华,不守着,心里不踏实。”于是,病态龙钟的您就这样守啊守,寸步不离地守,一直守到它们安全住进京城的“卧室”。那年,长沙马王堆老太太被蜂拥不堪的人流竞相参观时,您急如星火地赶去制止,甚至寸步不离地为老太太守灵。这期间,即便是必须进行的拍照、取样,您也得眼巴巴地盯着,生怕伤害了无可再得的千年古尸。有位同志不意触摸了一下随葬的绢帛,且只是极其轻微的触摸,您竟大惊失色,伤心惨目。那种极度的痛楚,就在您病笃咯血,甚至在反动派和造反派的严刑拷问时,都未曾流露。到了晚年,脑软化的顽疾使您思维断续,口不能言,以致木讷呆滞,成了失去知觉和记忆的植物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哪方来的探视者,也无论您是否能辨识、辨认,只要一说及文物被损、被毁,甚至一说到文物,您就心感神应、就老泪纵横、就失声恸哭———嚎啕大哭……在场的人们至今谈及此事,仍禁不住掩面泪,就像我写到这里一样,怎么也抑制不住满眶的泪水……老局长,我们的老局长啊,您是带着惟一保留的记忆、惟一保留的牵挂和眷恋,难撇难舍地离开文物,离开这个世界的呀!
而今,当我在满蓄着您的拳拳温润和滋滋心血的文物跟前驻足凝视的时候,人们噙着泪水、怀着崇敬而又郁悒的心绪说,当年,为了守住这些瑰宝,为了能使它们免遭厄运,您顶扛过何等巨大的压力,冒担过何等巨大的风险啊!人们甚至不愿、不敢触及那些过于敏感的秘史,哪怕是轻微的触及,也觉得有失妥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作为后来人的我,落笔,更不能不慎之又慎!
———可是老局长,您该记得,就在那股“黑线”的恶风向文物扑来时,您是以怎样的“气焰”,“负隅顽抗”的呀!您与“恶风”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您在拳脚恫吓之下不卑不怯、不屈不挠,就是被1974年4月16日的《文汇报》大张挞伐,被押进批斗的“法场”时,您仍是“又臭又硬”,铁嘴钢牙:“我就是坚持17年的文物路线是红线,就是坚持!”您甚至以审判者的口气反唇喝问:“17年文物工作的大政方针,是周总理亲自定的,好多事情是周总理亲自批的,谁能说是黑线,谁能?!”———您该记得,就在有关(故宫单士元先生“人民来信”上做的)“卖些重复文物”的批示,作为以文养文的建议,发至文物局、发到您的案头时,您是以怎样的耿倔,硬是抗旨不遵的呀!作为40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司局级的“文物之局”,您有严明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也晓得不遵从领导建议,会意味着什么,可您更明了出卖文物的无穷后患,更信奉自己恪守多年、并极力倡导的信条:文物是民族历史的载体,出卖文物,无异于出卖祖宗!在权衡利害之后,您毅然挥毫,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回禀:“绝对不能出卖文物———退××同志———王冶秋。”———您该记得,就在“有人要盖房子”,要在故宫建造高大豪华的涉外宾馆,又居然是打着小平同志的旗号时,您是以怎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硬是“当仁不让、据理力争”的呀!尽管您深知,刚刚结束动乱的共和国和共和国的当家人小平同志,急需涉外、急需创汇、急需用钱,也十分清楚小平同志力搞两油(石油和旅游)的战略举措,可凭着对故宫“不可移动”的坚定信念,凭着自己曾经顶回过以各种旗号要在故宫身上动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更凭着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重和信赖,您就是醉死不认这壶酒钱,就是不相信大智大略的小平同志,会有这样的旗号。老部下们再三劝您要慎重、要灵活,可您非但不为所动,反而用小平同志珍爱文物、关心文物事业发展的事例,来证实自己的判断,来为大家、更为自己撑腰壮胆。您情笃语重地说,就凭小平同志对文物的情感和他伟大的人格,这回就是真被冒犯,也不会怎么怪罪,绝对不会!岂止是不会怪罪呀,老局长!当您因所谓“给康生搞过几百件文物”的莫须有罪名而蒙冤受屈、被打入另册时,是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和极力干预,才使冤案彻底昭雪,更使您任职30多年而从不收藏、馈赠文物的亮节高风,得到盖棺性、历史性的正名———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您成了植物人,成了完完全全的植物人之后才发生的,而在当时,在那位居高临下的“有人”出言如山之时,您竟是这样“据”出了震今烁古的四大天理:“第一,自从八国联军之后,没有外国人在这里住过。现在,这里是中外游客最多的地方,你倒要让些外国人住进来。这算哪档子事儿?第二,你要兴土木,要盖宾馆,要改造,可你知道不知道,这本身就是对故宫的破坏,是对文物的破坏。这是在犯罪!第三,这里有无数的珍宝,万一出现闪失,谁负责任?谁负得起责任?第四,你要起炉灶,要生火做饭,一旦发生火灾,谁又能负责任,谁又能负得起这个历史责任?!”被“据”蒙了的“有人”在呆愣之余,愈发凛凛耿耿,咄咄进逼:“你的———这些话,是不是———就这样向———小～～～平～～～同志———汇报?!”静场。“口安!!”还记得吗,老局长?听到这里时,在场的人们一下子都怔住了。有的在悄悄嘀咕:老局长您就忍了吧,认了吧,千万别再硬犟了……可是,老局长,您过了许久、许久,都一声未吭;又过了许久、许久,您,还是一声未吭……但,终于,您从紧咬的牙缝中,迸出了音量极低、却极为清晰的答复:“行!你就———这样———汇———报!!!”(一字一顿!字字千钧!黄钟霹雳!大吕雷鸣!)啊!老局长啊,我不敢说,您这字字千钧的雷鸣霹雳,就是华夏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凝聚、升华和裂变般的释放、爆发,可我更不敢想象,假如不是“幸亏”有了您,不是“幸亏”有了您的赫然存在,有了您这裂变般的释放、爆发,举世无双的皇家宫殿,该会成怎样一副模样?但,我敢说,那副模样倘若真的现眼,不光会贻笑大方,更会遭到子孙万代的无情指责和切齿唾骂!
这该不是在危言耸听吧,老局长?几年的工夫,才短短几年的工夫,人们偶尔提及这档子事儿,甚至偶尔说说要在故宫盖房子,都不能不感到拗口,不能不感到极度的拗口和费劲,都不得不变着法儿的弯弯绕。1990年3月16日,视察故宫文物工作的李瑞环同志,就是这样绕的。他说:“王冶秋当局长时我在北京。当时,有人要盖房子,他就是不批,大家都说他很厉害。现在看来”———接下去,就是那句言辞极重的“幸亏”,我就不再绕了,老局长!
对了,老局长,您是晚辈景仰的文章宿老,您锤字炼句的功夫,比我这个初学乍练的后来人,不知要老到几千万倍。倘若真有所谓在天之灵,请您在九天之上帮我推敲,托我幽梦:依照语境和语法的顺理成章,在“有人要盖房子”的“要———盖”之间,是否该有个“在故宫”之类的字眼儿?否则,甭说有人要盖房子,就是有人要盖摩天大厦,要盖一座崭新锃亮的紫禁城,谁还稀罕找你这八竿子打不着的“文物之局”———审,审,审批哩!
是这样吗,老局长———您说?
第三章 为了烈火中的永生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阿拉伯”的故事。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负荆惹罪
“住手!———”
一声断喝,虽没有张飞———张翼德当水倒流的凛凛虎威,也喝得殿顶檐下正在刨墙揭瓦的凶神恶煞们猝然定格。当他们渐渐看清,颠跛跑来的是“臭文物”刘贷瑜时,不由得咬牙唾骂:“这个刘瘸子,吃他娘的熊心豹子胆了!”骂得确乎在理儿。在那种波澜壮阔的红色恐怖中,面对豪贯牛斗的癫狂肆虐,不是吞下特别提气的东西,谁敢这样在虎头上搔痒,在红卫兵脸上摊煎饼呢?可“瘸子”刘贷瑜,也确乎未吃熊心豹胆。他早已被“文攻”的铁帚扫出了文化馆的大门,关押在一个死人都不屑再躺的(医院废弃的)太平间,谷物充饥,尚且三根肠子闲了两根半,以致不得不时常以槽里的饮牛水打发肠胃,哪有口福消受熊心豹胆一类的腥膻之物哩!直到那伙子凶神恶煞向什么封建黑窝点发起了总攻,刘贷瑜还诚惶诚恐地圪蹴在不知挺放过多少尸首的土台台上,正搜肠刮肚地创作交待材料。已经作了多少份,他自己都数唤不清了,就是通不过。“五湖四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的头头说他就是不老实,就是交待不彻底,就是在扶(负)着藕(隅)顽抗,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于是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刷了出来,罄竹难书的罪状又扯了出来:什么把封建玩艺儿挖出来摆着,把封建字画翻出来供着,还把什么《寿拜图》的封建堆锦掖着、藏着……“刘贷瑜”上面,又冠上了血淋淋的红叉。一起被叉的黑帮,有的架不住震慑而寻了短见。刘贷瑜也非常害怕,比26年前蹲坐日本人的大狱时还怕。那时他14岁,和父亲刘仿迁一起,被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抓了起来。三天后,父亲因拒不认罪被活活捅了。诀别时,父亲唤着他的乳名,摸着他已被打得难以动弹的腿脚,咬着牙说:“敏子,别怕,死在日本人刀下,不埋汰!”可如今,他敏子蹲的,已不是日本人的大狱,而是红卫兵的太平间;挨的,也不是侵略者的刀捅,而是“革命者”的棍棒。可有一天,他突然从过往行人的拉呱中,隐约听到这样的话:快去看哩,造反派要拆清凉寺哩!
“拆清凉寺?”刘贷瑜差点儿没从土台台上轱辘下来。从1951年干上文物,他一直把清凉寺视为至宝。寺院的正殿———建于大德七年的大佛殿,形制独特的悬山式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椽,构架简朴,宏敞持重,既是黄河流域元代建筑艺术的集中展现,更是元代战乱时期建筑结构的难得标本。当年,日寇渡过黄河后烧杀劫掠、狂轰滥炸,芮城境内的近乎所有古建筑,都被“卷浮云片时扫净”,只有地处僻壤的这座清凉殿宇,好歹才“俺一家儿死里逃生”。刘贷瑜万万想不到,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幸免于难的历史瑰宝,竟要在“革命者”的铁拳下垣颓瓦解,毁于一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悲剧,多么不可思议的人间悲剧啊!他不能坐等这可怕的悲剧变成现实。他要去拼,去喊,去做殊死的抗争!尽管他知道自己身陷囹圄、背负荆杖,此去必是“顽固对抗,死路一条”,但国宝大难在即,他这个挨过屠刀的幸存者,也只能走这条死路了。他推开创作着的交待,撞开紧锁着的鬼门,甩开不听使唤的腿脚,一瘸一拐地跑向清凉寺,不顾一切地喊叫开来、斥责开来,说他们———是在胡来是在犯罪是在糟践文物是在干日本强盗要干而没干成的罪恶勾当!
如此嚣张的反动气焰,自然使“横扫一切全无敌”的凶神恶煞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他们抛开揭摔着的瓦桷,撇开刨掘着的木共垣,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围了过来,连吼带骂地喝令刘贷瑜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否则,叫他再好好尝尝铁拳的滋味!
铁拳啥滋味儿,刘贷瑜已多次饱尝;“好好”二字的弦外之音,更让他毛骨悚然。好在他富有坦白经验,对清凉寺的沿革又极为熟稔,尤其是看到殿顶檐下的凶神恶煞已被引了过来,心里也略微松了口气,便“规规矩矩”地坦白开来:从清凉寺的创建、形制,到它反映的元代建筑特色;从它在日本强盗的劫掠轰炸中得以幸存,到它在土改时被分给三户贫农,后来在县上的干预下被赎了回来,被确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上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颇为近乎地说:“红卫兵小将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清凉寺可是在省上和北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备了案的,千万得发个电报问一下。要是就这样三下五去二地拆了,万一司令部怪罪下来,你们可谁也担待不起哩!”诚哉斯言,挚哉斯言。恶煞们面面相觑,茫然无措,在咬耳挠腮地嘀咕了一通之后,便得锵锵地去了,永远地去了。留下的,是800年沧桑的清凉宝寺和近乎瘫软的“臭文物”———刘贷瑜。
钟祥结盟
咣的一声,陈列室门被踹开。随之闯入的“毛泽东思想钟祥县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的一伙子凶神恶煞,像侵入大宋疆域的辽帮,在眈眈虎视,逐逐其欲。钟祥文物专干李登勤上前劝阻,说是请他们到外面造去,这里是文物陈列室。
“陈列室咋的?”一个头目模样的恶煞厉声嚷道:“就他妈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得滚一滚!”“对,滚一滚,试乎试乎!”恶煞们在粗野地附和。
“听见了吗?”恶煞瞪着李登勤,满脸酱赤,口溅飞沫:“你他妈不让进,老子们他妈还不走了,就在这沙家浜住下去了。指挥部,就安在你这个什么室。”“不行,绝对不行!这里是文物,满屋的文物!”“文物?”恶煞用千钧棒捣击着铜佛,“哼,都他妈封建玩艺儿,给我掳走!”一声令下,十几个彪汉蜂拥而上,连搬带扛。李登勤奋力阻止,左拦右挡。无奈他瘦小的身躯,抵不过疯狂暴虐,只能眼睁睁看着九尊铜佛被劫掠而去———成了废品站两毛三分钱一斤的废铜,成了他妈的们打牙祭的下酒钱。接着,“红总”又文攻武卫,步步进逼,启发李登勤自觉革命,限定他在三天之内,把封建玩艺儿统统搬走。否则,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三天后,他们见李登勤按兵未动,便逼他交出钥匙,勒令他滚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批判。
听到这一勒令,李登勤心情十分沉重,甚至有了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今日一别,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宝物,永远也见不到了。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它们呀!他独自站在陈列室,想跟那些凝聚着自己心血、汗水和追求的宝物多呆一会儿,尽可能多呆一会儿……这是730多克的黄金玉带……这是造型奇特的汉代铜人推铜磨……这是公元前771年的西周编钟,比声名火亘赫的楚国编钟还要年长,还要古拙苍郁……这些,都是钟祥历史的见证,都是钟祥悠久历史的活见证呀!有啥子办法,才能使它们在家园沦陷之后残喘苟延,免遭铜佛那样的灭顶之灾呢?
兴许是满腹史乘作祟,经过千百度众里寻它,李登勤居然想到了澶渊结盟,居然想在劳改之前,用这种方式与红总结盟,结下文物保护的钟祥之盟。作为地道的考古,尽管他十分清楚,澶渊之盟,是真宗赵恒帝畏敌、怯懦的产物,是屈辱求和的千古笑柄,但在这是非颠倒的年月,也就顾不了这许多了。屈辱也好,怯懦也罢,只要能拯救国宝。澶渊之盟不也一时盟住了辽帮的侵扰,好歹稳住了大宋的半壁江山吗?再者说,有个约定,也就多少有了点儿揪手,总比啥子都没得好吧!
第二天上午,当恶煞们气势汹汹地杀来时,李登勤没再“顽抗”,而是强颜赔笑,毕恭毕敬地请他们登堂入室,毕恭毕敬地咿啊看座,又以那个年代最最走俏的行腔,自艾自怨,自新悔过:说自己蚍蜉撼树,螳臂当车;骂自己十恶不赦,罪该万死;发誓赌咒地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立即把陈列室腾让出来,文物也全都交给红总———只是有个小小的请求。
“说吧,什么请求?”被请得十分熨帖的恶煞,显得大度了许多。
“……”李登勤欲言又止,嚅嚅嗫嗫。“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想跟咱红总,搞个———约定。”“嗯?”“搞个保护文物的约定!”“嘁!”恶煞嘴巴一撇,“管就管呗,还约他娘的啥子腚!”“我觉得———”李登勤赔着笑脸,近乎恳请地仰望着恶煞,极为庄重地说:“为了咱红总,还是搞个好!”至于咋个好法,他更是说得入情入理:这些封建玩艺儿,是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证,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反面教材。指挥部开张之后,人来人往的,没个东西招呼着,万一被谁踢蹬了,不光会影响阶级教育,更会有损咱红总的革命声望……如此这般,直至恶煞们咂嘴称是。又经过讨价还价般地斟酌推敲,推敲斟酌,终于缔结了史无前例———更像偏瘫秘方的“钟祥之盟”:最 高 指 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关于文物保护双方应遵守的约定1焙熳芙驻文物陈列室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有人开门,无人上锁的规定。任何人不得打开橱柜,以免坏人乘机破坏、盗窃。2焙熳芙驻期间,有权制止一切破坏文物的非法行为。若由于疏忽大意和其它原因造成文物受损或被破坏,将承担一切后果。3焙熳芙驻期间,任何人不得以文化馆的名义迁移或借用文物。违者,以盗窃和破坏文物罪论处,并按中央文物法令制裁。4焙熳芙驻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撕毁文物橱柜上的封条。否则,一切后果由撕毁一方承担……
毛泽东思想钟祥县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唐××(签名盖章并加盖红总的血红大印)钟祥县文化馆:李登勤(签名盖章)1967年9月8日结盟之后,李登勤把橱柜等归置在一角,贴上封条,才一步三回头地“滚到”了水库工地。1972年秋末,当他带着劳改中捡回的战国铜剑和北宋银碗等文物,终于被“清理”回“阶级队伍”时,盟住的4355件文物,居然一应俱在,完好无损。
上书康生
1990年7月11日,国家副主席王震观览了“中国文物精华展”之后,在故宫文华殿门前说及文物保护时,发表了一番极不寻常的谈话。王震副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政治上很坏,但在保护文物上,是有功的。”这番谈话,如同赛场爆出的冷门儿,使在场的老少文物和各路记者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以至于媒体在报道《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文物精华展》这一时政要闻时,不得不将其“意译”成“对保护文物有功的人,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
如此意译,虽与真实有隙,却在情理之中。在全国,尤其是在我们文物界,康生,是尽人皆知的窃宝大盗。他巧取豪夺的文物,竟有8000件之多。举办“精华展”的故宫博物院,也曾在该院的奉先殿南群房,专题举办过3500件展品的“康生窃取文物展”。不是国家副主席泄露天机,恐怕没人去往这方面寻思:文物大盗的康生,会有功于文物,而且是在“总理也很难”的非常时期,举足轻重的一功;更没人能想到,促使康生立下这万恶未泯之功的,竟是个身轻位卑的小人物———而小人物所以会开康生的天窗,又是得到了一位羽扇纶巾者的暗中点化……经过打破沙锅般的究底追问,我总算弄清了大致脉络:暗中点化的羽扇纶巾者,是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文韬将军王震;身轻位卑的小人物,则是“文物局一支笔”的国家(图博)文物局业务秘书———谢辰生。
这,确乎是文物保护史上鲜为人知而不该再行意译的“深宫秘史”。
60年代中期,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史无前例的烈火,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烧遍方圆九州。火魔所到之处,百兴骤废,万象俱殇,遗存千古的尊尊瑰宝,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地恸天悲的桩桩凶耗,接二连三传到京城,传到图博文物局:浙江岳飞墓被掘,武穆金身被毁;安徽包公祠墓被掘,省博物馆大楼被强占,文物被毁;福建德化宋、元、明、清的100多处窑址被掘,陶瓷标本被毁;河南少林寺、白马寺被砸,佛祖真经被烧;湖南屈原祠、开福寺被砸,菩萨、罗汉的真身被毁……被砸,被砸,被砸;被烧,被烧,被烧;被毁,被毁,被毁……然而,此时的京城,已是火魔滚滚,浪翻红波;作为“文物天地”的图博文物局,更是自顾不暇,陷于瘫痪。惟一没有断代的人类文明———华夏文明,几乎到了断档的边缘。一发千钧,四面楚歌!
面对这飞来横祸,作为“革命群众”而漏网的文物局业务秘书谢辰生,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能不忧心吗?从1946年参与编撰我们国家第一部历史图谱———《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至今,整整20年,他一直在为文物忙碌。他所思所想,所耳濡目染的,都是文物保护,都是保护文物!现如今,眼睁睁看着文物被烧、被毁,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对他这个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文物的苦心人来说,该是何等巨大的折磨啊!只要一闭上眼睛,京城内外那些令人战栗的场景,就在他脑海中浮现……查抄物资仓库:山一样堆积的木雕、铜塑,大都被砸瘪、踹扁;“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雪一样盖地的陶、瓷碎片,竟有近一尺厚;北京造纸总厂和20多个分厂,开足马力大灭封资修,灭成纸浆的善本书,一天竟有20多吨……老天爷!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自己为之激动为之昂奋为之摇旗呐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不!不!凭着多年养成的并经过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赤诚,谢辰生抱定这样一个死理儿:无产阶级的文化,不管怎样进行革命、大革命,都不该这样糟践、毁坏文物,不该这样大革文物的命!极度的痛惜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日夜不停地煎熬着他、催促着他,使他萌发了一种难以自已的强烈念头:向中央领导反映,给中央领导写信,请中央赶快采取措施,赶快采取保护文物的紧急措施。对,要写,要快写,要赶快写!他相信自己能写好,一定能够写好!建国17年的文物法规,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可是,写给中央的哪位领导才好呢?此举事关重大,谢辰生不能不思虑再三。
毛主席!这思绪和上书之念几乎一并俱来。尽管他从“太阳、北斗”的谀颂中早已知晓,“文革”烈火是毛主席“亲手点燃”,但在心髓深处,谢辰生总是觉得,老人家点火不是冲文物。他不能相信,通鉴古今的英明领袖,对体载历史的文物会率尔操戈———如同不信惜墨如金的丹青妙手,会率尔操觚。其中的原委,他似乎也说不清。他,只是有种直觉,有种近乎本能的直觉。这直觉,又似乎由来已久……
建国初期,谢辰生在为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文物法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而扒翻资料时,看到过这样一则电文:“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毛泽东。”这是平津战役前夕,毛主席发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总前委负责同志的亲笔手谕,也是谢辰生首次捧读毛主席的墨宝。正是这帧渴骥怒猊的墨宝,使他顿然省悟了一个久困未解的悬念:虎踞龙盘中的万千古迹,何以能在地覆天翻的硝烟战火中幸免于难。之后不久,当百废初兴的文物工作步履维艰之时,毛主席亲临安徽省博物馆视察并做了重要指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喜讯,使包括谢辰生在内的全国文物工作者,受到何等巨大的鼓舞啊!他至今记得,当时文物局上上下下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的情形。更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是毛主席观赏“全国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时的那种专注,那种缜密,那种溢于言表的情致。1952年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信步走进故宫午门楼大殿的毛主席,像钻入库房的资深学究,甭说兴师动众,灯都不让打,只靠电筒的光亮在屏息审视,只凭隐隐的手感在轻轻摩挲。过了许久、许久,毛主席指着怆然龟裂的甲骨,对随行的小警卫员说:“知道吗,这就是甲骨文,这就是历史。别的,我都不信,就相信这个!”说得多好哇!谢辰生和所有在场的文物工作者一样,曾不止一次为之激动,为之陶醉。如今,当他再一次想起老人家这番寓意至深的“物语”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他展纸吮毫,奋笔疾书:毛主席啊毛主席,这么多的文物给烧了、毁了,都说是您的意思、您点的火。这是真的吗?您老人家可一向是信奉文物、珍爱文物的呀,怎么会这样……
“这样”什么?谢辰生未及写出,便毛发陡竖,栗然止笔。这可是责谩领袖,冒犯天颜呀!古之屈大夫,今者彭老总,不就是因此获罪而被黜、被贬的吗?何况自己位卑言轻,无以直接面呈,一旦被扣、被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更是罪深孽重,祸患无穷。写不得,万万写不得!可是,除了毛主席,谁还能挽狂澜于既倒,救文物于烈火呢?谢辰生推开信笺,不停地踱着,思索着……
“周总理!”谢辰生脱口低呼。他突然想到了周总理,想到了周总理的胆识、风范,想到了周总理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对北京北海团城和建国门星象台的保护。这两处不可移动文物,虽不如故宫、长城那样声名显赫,却也堪称举世独尊:前者是具有800年历史的世界上最小巧的古城堡,而后者,则是当今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台。不幸的是,它们在势如破竹的城建拆造中,给冠上了“拆除”的标志,判了死刑。是周总理的力阻、力保,才使它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为了保住团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急如星火地赶到现场,绕城、登城、驻足、沉思,足足滞留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做出了令拆除派们大为不解、大为不满而又不能不从、不得不从的决定:拆开国务院所在的中南海的北墙,使北京内城的东西大道,绕(团)城而过。在保护建国门星象台的斗争中,一向宽容大度、极具涵养的总理,竟与那个力主拆除的“天文工作者”,发生了激烈口角。周总理怒不可遏地质问、驳斥:“你知道这座星象台的历史吗?你不知道,你就搞不了天文,你也没有资格搞天文!是的,我们是要荡涤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但是,我们更要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切精华!”在那种特定的背景下,不是对文物刻骨铭心的钟爱,不是襟怀坦荡、无私无畏的总理,谁能、谁敢这样嫉恶如仇,壮怀激烈?可以断定,周总理一旦得知文物的境况,保准会心急如焚,挺身搭救。想到这儿,谢辰生觉得心里有了底。他笔走龙蛇,把耳闻目睹的惨象和自己的看法,毫无顾忌地向总理和盘托出,请总理赶紧以国务院的名义发个文件,发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文件!就在他取出信封,要写下“周恩来总理亲启”的字样时,王震将军的谆谆劝阻,犹如袅袅空中的浑厚天籁,飘然而至:“不要找总理,不要什么事情都找总理!总理也很难!什么事情都找总理,更会给他惹麻烦!!”———不久前,有人去向周总理告急时,被王震将军挡了驾。老将军操着那口特有的“浏阳普通话”,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康(生)老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说话顶用。中央文革的文件,也比国务院的文件顶用。有些事情去找找康老,反倒好办些!”找“康老”,行吗?谢辰生有些犹豫。对康生,他知道得不多,更没见过,只是听说康生喜欢文物,只是记得有次康生办公室(给文物局)来电话,询问《文物》寄了没有,他们至今没收到,说是康生同志每期都看……但转念一想,王将军让找康老,自有其找的道理。老将军耳聪目明,满腹韬略,对政局内幕又了如指掌。若遵从将军的指点,将书信改头换面,寄给康老,事情兴许会好办些。
果然应验。1967年1月27日,也就是信件发出的一个月之后,谢辰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黄景略、中国书店的贾书义等九名革命群众代表,被召到全国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主持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军大衣一ト,指手画脚地说:“你们反映的那事,我们头儿很重视。可当前,运动正在火候上,由中央发文(制止),不太那个。这样吧!你们写个东西,先以倡议书的形式发出去。你们倡议了,中央就好说话了。”谢辰生慨然应允。
2月15日,由谢辰生起草,以北京造纸总厂首都职工革命造反者联络站、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图博文物局劲松战斗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方红公社、中国书店敢字战斗组、新华书店总店五敢战斗队和革命历史研究所文革小组等13个群众组织的名义,联合发出的《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及《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仪书》,以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瞬之间传遍全国。
两份倡议,像两支镇癫祛狂的抑制剂,又像两颗益气强精的壮心丸,使那些热血狂流而又不知文物是啥物件的凶神恶煞,愚妄初凿,蒙昧乍开,多少收敛了些个砸烂一切的混账行径;更使那些忧心忡忡而又“难能犯矣”的老少传人,蹙眉稍扬,闷气略吐,渐趋劲儿足地在街头巷尾,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而又战果赫赫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早闻悉倡议的京城文物和准文物界,行动也最为迅速。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国书店等200多名“红五类”组成的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几天工夫,就捡回了300多吨尚好的善本书和50000多件瓷器、青铜器,包括极为珍贵的宋版书和仅见于《西清古鉴》著录的著名青铜器———西周前期的铜簋。本章记述的湖北钟祥被红总卖了下酒的九尊铜佛,就是这时被从废品站捡回。而全国上下究竟捡回了多少文物,采访时,参加过“1·27”座谈会的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黄景略,摆着手对我说:“老鼻子了,说不清!就像‘文化大革命究竟毁坏了多少文物一样,谁也说不清!不过———”老所长沉吟片刻,凝重地说:“全国好多市县博物馆的家底儿,都是那时候捡来的!”时隔不久,一个自称叫杨松友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来文物局找到谢辰生,说是他们头儿有话,叫他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谢辰生喜不自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文稿。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文革”以来第一份文物保护的红头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至此,史无前例的烈火虽仍在向纵深蔓延,却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毁烧文物了。“政治上很坏”的康生,似乎就这样,在小人物谢辰生的敦促下,成就了被“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了的万恶未泯之功。
第四章 巨龙巨龙,永永远远擦亮眼
无论如何,不能让文物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毁了。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江泽民为了记下传人们的业绩,我利用各种机会四处奔波,八方寻觅。在与全国26个省区的文物局处长和109个市县的博物馆馆长、文管所所长的抵足彻谈,尤其是在与64位文物专家和136位普通文物干部的以沫相处中,我每每为同行们那种爱业、敬业的精神,那种对文物难以割舍的情感所打动,更为他们那种对事业前景的乐观情绪所感染。尽管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尽管他们远处江湖,天各一方,可在谈及文物事业的发展时,几乎是异地、异口而同声道出了一个饱含诗情的话题:文物的春天来了!他们说,文物的春天,来自物华天宝的西安,来自“小平南巡”的1992年,来自那次建国以来最务实、最隆重、最热烈、最恢宏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他们情不自禁地忆起了当时的情形。当文保经费由每年的5000万元陡增到13亿元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从会议上传来时,他们许多人激动得简直要哭了。13亿,这笔不足英国一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半年开销的款项,对于我们这个举世公认的文物大国来说,不啻车薪杯水;但这13亿的底价,更绝非仅限于其自身。它,是对“全社会、全民族的一个号召”(李铁映语);更如李瑞环同志的珠跳妙语:它是“要你各省市再掏腰包,又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为文物花钱应该、值得的钓鱼钱!”而随着这鱼钓出现的,则是省、市、社会和全民族恐后争先的愿者上钩,慷慨解囊———
山东省在450万元的基数上,每年增加100万;山西省在450万元的基数上,每年增加100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30万元的基数上,每年增加170万;河南省在122万元的基数上,每年增加400万……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之后的飙升,势头更劲:河北省三年投入(基数之外的)抢救性专款2500万;甘肃省三年投入3000万;陕西省三年投入9700万……此外,还有层层追加的省长特支费、市长特支费、县长特支费、乡长特支费,有数不胜数的集体、个体和港澳台(人士)的捐献、捐赠,以至三尺孩童的零嘴儿、压岁钱。好似众手添柴,波滚浪翻!河南卢氏县的“文物专干”牛树森,在“高兴得睡不着”时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充分表露了一位基层传人的切身感受:“……我干了40年(文物),要了40年(钱),巴望了40年,总算望到了这一天!我写了个加固库房的报告,县长张嘴就给了四千;省里,一家伙给了六万。六万啊!过去跑断腿、磨破嘴,甭说成千上万,就是百儿八十,都指望不上呀!这还不算,过了不到一年,我又试着去了趟郑州,又弄来五万。我们修了戏楼,加固了重点库房,又买了铁橱、警棍和报警器,还用拇指粗的圆钢,焊制了专门存放珍贵文物的‘老虎笼。人员,也由我一个专干增加成了三个,现在又扩编到五个……今天下午,三门峡市文物局党委的何康民书记和许永生副局长,专程送来一床毛毯,说是代表局里看看我。捧着这从未赠过的慰问品,我止不住地落起泪来。虽然正值隆冬,虽然外面正大雪盖地,我却觉得,真真是来了春天,来了温融融、暖烘烘的春天,我们这些穷文物的春天!”“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礼记·月令》)。你便在这解冻的邓小平理论的东风中“振”了,醒了,激灵灵地醒了。你的血活了,脉旺了,眼擦了,眼亮了。
啊,中国啊中国,我至亲至爱的华夏古国,我魂牵梦绕的东方巨龙啊!面对你的警醒,你的腾飞,你的日新月异,你的明擦明亮、明亮明擦的睿目慧眼;面对你960万平方公里的九龙照壁、历史照壁,我昂奋、我感念、我涕泪涟涟,我以一名文物工作者的挚诚,以一个把身家性命都交给龙肝、龙胆、龙文物的龙的传人的挚诚,殷殷企盼,放声大喊———
巨龙巨龙!
永永———
远远———
擦———亮———眼……
〔责任编辑 李玲修 徐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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