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昊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院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机制洋纱洋布开始大量输入国内市场，国内的原始手工棉纺织产品面对大工厂机器的制造品本应不堪一击，但结果却不是这样。洋纱洋布虽在后来的市场上占据了大量份额，不过却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并且洋纱洋布的命运也大有不同。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生产结构是小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同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的根基是棉纺织手工业。[1]正式手工棉纺织业与农业的难以分离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输入，同时由洋纱洋布缓慢输入而导致国内的劳动力转移又使其有着不同的命运。

一、洋纱洋布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问题

19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自然经济没有受到内力的推动，反而却被外力强行打破，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疯狂的商品输入。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洋纱洋布的进口使得土纱土布的销量减少，手工纺织业开始衰败。郑观应曾说：“我之受害者……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2]马建忠亦说：“进口之货，洋药而外，以洋布洋纱为大宗。中国进口之洋布，值银三千万两；岁进口之纱，值银一千三百五十万。”[3]虽洋纱洋布的进口导致中国大量白银外流，但此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仍有许多问题存在。

(一)市场份额增长缓慢

西方的洋纱洋布是典型的近代大工厂的机制纱布，在生产成本及质量上都好于国内的土纱土布，理应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该迅速占领市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璞鼎查曾说：“庞大的市场已向英国棉货畅开,倾尽兰开夏纺织厂的全部产量，亦未必能够供应中国的一省之需”。不过，这种乐观的预想很快成为泡影，因为中国家庭手工纺织的土纱土布仍然是国内市场的主体。直到1894年，洋布进口量折合土布虽由最初的273万匹增至9170万匹，也仅占到全国棉布消费总量的13.5%。[4]具体见下表。

　　

　　表1 中国洋纱土纱用量表 (单位：万市担)

　　

　　表2 中国洋布土布产量表 (单位：百万匹)

　　虽也曾出现“近日洋布大行，价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5]的情况，但只是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总的来说洋纱洋布的进口量在逐渐增长，但比较缓慢，中国的土纱土布仍然是市场主体。

(二)洋纱、洋布的接受程度差别较大

近代中国对于洋纱洋布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差异，“棉布进口的增长速度比棉纱慢得多，这主要是手工织布的规模和力量造成的”。[6]例如，根据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中数据可得，在1872-1890年这十八年里，进口洋纱增加了2.064%，而进口洋布最多也只增加了66%。洋纱和洋布都是凭借低廉的价格渗入中国社会的，但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起洋纱代替土纱来，却是缓慢得多的。

　　综上来看，西方洋纱洋布在进入中国市场前期，并没有像正常的先进生产力摧毁落后生产力那么快速完成对市场的占领，而且在此过程还出现了市场份额增长缓慢和中国市场对洋纱、洋布的接受程度差别较大一系列问题。

二、内因与外因

究其原因，大概可分为内因与外因。内因就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所具有的的坚韧性和中国人民对待近代化的观念不同，外因则是纺、织机器代替人工的劳动力价值不同和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一)内因

1、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坚韧性

　　中国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自织的布匹，其品质从最粗到最细的，都是农舍里生产出来的，其成本真正地并不在原料价值以上。……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这或许要算是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国家了。在庄稼收割后，在下雨天，在田地无工可做的时候，总之，在全年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里，农夫就动员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雇工从事纺织。这个民族之不息的劳动则代替了蒸汽动力，他们人数庞大，因而他们就胜过蒸汽动力。[7]

　　马克思也曾说过“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对大工业的生产物做出了极顽强的反抗”，[8]也正是这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定的内部结构，阻碍了资本主义近代商业化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解。

　　在耕织结合的结构中，农民在农忙之余进行棉纺织的手工劳动不仅能自足，甚至还能够出售补贴家用。例如湖北大冶县“棉布多销往江西，仅西乡机户每年出口棉布即达千担以上，每担48匹，每匹长36尺，宽2尺”。[9]棉纺织业是农民除了农业之外最关乎一个家庭生存的重要事业。人口的压力，耕地的缺乏，农村经济的普遍贫困化，使家庭手工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力的天然出路，一切仅有小块耕地而不足于维持生计的小农，在贫困化的沉沦中都必须紧紧抓住这一谋生手段。

　　2、中国人民对待近代化的观念不同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以洋纱洋布为主的近代化商品开始大量输入中国的内地市场，但中国疆域辽阔，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等情况都各不相同，对近代化的看法也是各不相同。

　　广东佛山：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他们大约在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厂中工作。这已算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组织形式。对于江南以及广州等沿海地区来说，其本身在棉纺织业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比较接近于近代化的程度，对外来的洋纱洋布排斥较小，也导致土货在该地区的销量锐减。但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手工棉纺织业并没有没受到洋货的太大冲击，之所以这样，主要还是因为农村道路不利于产品的运输以及土布生产的成本之低。

　　穿洋布者大约以通商口岸地区和城镇居民为多，内地乡村穿洋布者并不多见。在闽粤的通商口岸地区，长期受外洋风习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习惯和内地截然不同。《番禺县续志》记载：“洋纱幼细而匀,所织成之布,自比土布可爱,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项背”。与之相反，僻处内地的广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纺织砧声四起。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不难看出，洋布主要还是集中在通商口岸和城镇地区，在广大农村还并不受人们的欢迎。

　　因此，这种排斥大大阻碍了洋纱洋布对乡村市场的占领，以农村手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自然经济“对于外国商品的容纳量是很有限度的，而摧毁这种经济结构，却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二)外因

1、纺纱和纺织机器代替人工的劳动力价值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代替手工，并不是没有限度。资本家所关心的，不是机器能够节省多少人类劳动力的消耗，而是能够为他节省多少劳动力价值的支出，是否采用机器代替手工，要看机器的价值能够为他代替多少劳动力价值而定。所以说如果纺、织机器代替人工的劳动力价值不同，那么资本家对于两种机器所采取的态度也是极为不同的由国内数据可知机纺工的出纱能力是手纺工的出纱能力的80倍，而机织工的出布能力只是手织工的出布能力的4倍。由此推断出，纺纱机器为资本家所节省的资本支出是远大于织布机器的，所以纺织两业的发展速率必然产生很大的差异。

　　而且资本家投资一个纺纱机厂与织布机厂的成本也是大不同的。华资纺纱机的投资额是每锭50.5元，而织布机的投资额是每台630.5元。如用一百万元的资金建纱厂，可装纺机约两万锭；建布厂，可装布机约1586台。纺机两万锭约需纺工370名，这370名机纺工的产纱量和29600名手纺工相等；而另一方面，布机1586台需要397名织工，这397名机织工的产布量和1488名手织工相等。这更能说明两者在发展速度的大差异，也恰恰说明十九世纪销入中国市场的洋纱和洋布，从其自身来说，对中国的土货竞争潜力就是完全不同的。

　　2、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体系，是立足在劳动者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的事实上。自操纵工具的事务归于机械以来，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其使用价值一同失效了，劳动者变成了不能出卖的东西，就像不许流通的纸币一样。因机械之故而被转化为过剩人口的那部分劳动阶级，一方面，在旧式手工业经营对机械经营的不均衡斗争中被消灭，另一方面，流入较容易接近的产业部门，拥挤在劳动市场内，使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其价值”，即劳动过剩和劳动转移。

　　用马克思的说法来分析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就是棉纺织业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些过剩劳动力则产生了转移。尽管是由于西方的机制商品在中国造成过剩劳动力的，而不是中国的近代工厂；尽管还是手工业部门将这些过剩劳动力吸纳进去，而不是所谓的近代工厂。但其根本原则是相同的：过剩的劳动力，宁愿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卖的劳动力泛滥着。若分析到具体问题，人们为什么相对较为迅速地接受了洋纱，对洋布的接受程度却极为缓慢？是因为洋纱和土纱都可作织布的原料，英国纺纱机代替了中国手纺车，造成了手纺业大批的过剩劳动力。而迫于生活的压力，这些过剩劳动力宁愿以低于自身劳动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或转入到其他的相近行业。

　　事实上，中国手纺业者放弃纺纱之后，转入的“比较容易接近的产业部门”就是棉织业。中国人民在西方机制纱布的输入之下，一部分是将手中的纺车和织机一并放弃了，一部分却仅仅放弃纺织业的一半工序—纺纱，同时又抓紧了另一半工序—织布。即中国人民利用输入的机制洋沙来抵抗输入的机制洋布了，这就是为什么进口洋纱数量远比进口洋布增涨得迅速的缘由。

三、传统化与近代化的博弈的结果

(一)阻碍了洋纱洋布对中国市场的输入

首先拿洋纱来说，机制纱代替手纺纱的具体过程，一般都是机纱先代替土纱作经线，然后再作纬线，是因为机纱远比土纱坚韧，当纱支同等粗细时，机纱更适于作经线。英国纱布输入中国的情况远不如印度效果好，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殖民者是印度人民政治上的主宰，他们可以采取暴力手段向印度输入机制纱布，但他们在中国却没“直接的政治权力”来帮助其推销货物。因此英国虽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开放了几处通商口岸，不过也仅限于一些较大的城市，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内陆来说影响不大。

　　再从洋布来看，首先中国农民需要做大量农活，土布厚重耐穿符合他们每日劳作的需求，洋布的质地轻薄却成了缺点。所以人们喜爱土布而拒绝洋布，这也是近代前期洋布难以在中国内地打开市场的缘由。其次，在洋纱逐渐取代土纱之后，由洋纱制作的土布又开始与洋布竞争，使得洋布始终难以大量占据市场。

　　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的前期，洋纱洋布对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形成摧枯拉朽似的冲击，输入与抵抗既是一个相互交叉的复杂过程，也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直到1949年甚至解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棉纺织户中还存在大量的自纺土纱与自织布。

(二)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棉纺织业的近代化

对于棉纺织业的近代化来说，首先是棉纺分离，其次是纺织分离，再到最后的耕织分离，彻底达到棉纺织品的近代商品化。

　　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在地区上是与植棉事业的发展密切吻合的。在一些不植棉或少植棉的地区，就出现了许多非植棉纺织户，这表明“棉与纺”分离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如植棉业衰落后的闽粤地区，以及邻近江南棉区的某些地方，纺织户主要从市场上购买棉花。与此同时,在集中产棉区，亦即棉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如江南、华北等地，棉布商品上市量是大于棉花的。这说明已经有很多地区做到了棉纺分离。

　　但在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却一直走的很缓慢。中国的纺织一直结合的很牢固，这种紧密结合既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阻碍了棉纱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也说明了，光靠内力推动，要想实现近代化是非常缓慢的。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进口洋纱开始侵占内地市场，破坏传统经济结构，也对国内自然经济的分解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刺激了纺织分离。这种坚韧性固然是好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的产生，推迟在外力打击下的自身重构程序。一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才出现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西方资本主义的洋纱洋布对中国市场的输入，受到了中国自然经济中土纱土布的强烈抵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结果就是本应在外力破坏下重新构建的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环境中。土纱土布对西方洋纱洋布抵制的同时，也延缓了中国棉纺织业在不自觉的工具下的近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