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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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里列举了这样一个实例：2010年春天，冰岛的火山喷发产生的云团导致了绝大部分欧洲航班停运——这提醒我们尽管人类拥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其依然不过是地球行星上的另一个现存物种，言外之意，人类永远都是在自然的牢笼之中，在适应中改变，所谓的战胜不过是一个善良的意愿或暂时的境况，而且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也验证了电影《非你不可》里的一句话：大自然总是胜利，因为大自然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类处境的真相。面对疫病曾经的汹涌蔓延，人们的心态或许更为复杂。身陷灾难中人的恐惧、无望与祈求，居于偏远、疫情较轻之地的轻视与倦怠，二者形成对照，心境各不相同。在诗坛也有相似的情境，一些诗人对始于人的贪婪而泛滥于人为的怠慢、遮掩与推拖，陷入痛心、焦虑与悲愤之中，在每日的自我闭居中关注与思考，书写的文字也颇为低调、内敛与凝重——似乎并没有陷入写作的“伟大激情的自由活动之中”。

　　与之不同的是，一些写作者在疫病爆发之际，总以旁观者的姿态予以审视，且过于乐观，以为消灭疫灾轻而易举，指日可待；加上某种不正常写作心理的触动，于是发出以诗抗疫的呼喊，行动、加油、挺住之声不绝于耳。事实上，当一场灾难降临，面对受难者，我们其实是很无力的，能够做到的惟有祈祷或给予遥远的安抚之心，而这些也几近于无用。作为一个诗人，耽于不在场的文字浏览后的昼思与夜想，总会有某种情绪带来的语言冲动。而你也可能总是无言。因为有时候，一种语言行为并非被看做适当的行动，就是说，诗人的正当性往往不被认可。面对如此荒诞不经的景况，诗人在无奈之中，最好的选择或许只有沉默，若去写作，诗行间也必然留下更多的空白和那种无以言说的怅惘和心痛。

　　而从米沃什诗的见证的意义上，诗人们对于灾难中的写作又拥有着普遍的认同并有自己独有的理解，那便是诗人对于经验的有力回应，而最终转化为“唯一的现实是那艺术作品本身。……在诗歌中这现实恰恰正是词语”的最高期许。在当前的疫病灾难中，诗人们亲历其中并施与极大的共情，以不同的方式写出了既符合人之常情又以“新的感觉为基础的”（塞萨尔·巴列霍）诗的文本。让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转化为诗，无疑会构成一个有力的见证，或者说，这是一种直接拥有的诗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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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发生是一个复杂而隐秘的话题，跟诗人的经历、感受、想象力以及语言都有关涉，在灾难之中，一定也会有不同于往常的情状，或者说，关乎灾难的写作更有待“一种善的力量”（希尼）的渗透与拯救。故而，我们看到，同是身陷这场疫病灾难之中的诗人，对于写作就有着不同的思考、理解与把握，有的诗人觉得能够把耳闻目睹的情景经过反思，写出自己的独有感受，即便是随笔也好，或者说，在诗的感觉尚未到来，就不去勉强。正如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废墟与诗歌》这篇文章里的坦言：一旦现实超越了任何命名它的方式，则我们只能以绕道的方式袭击它，例如以某个人的主观性来反映它（黄灿然译）。巴勃罗·聂鲁达在《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这篇文章里则说：“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在灾难面前，任何轻浮的文字都是不足取的，不妨说，没有发自肺腑的心声，宁愿不去触动策兰所标识的“黑，如记忆之伤”。那么，作为一位诗人，身处灾难中，既不要放纵自己的激情——因为激情在本质上是无情的人性（柏拉图）。自然，也不妨放弃习以为常的冷漠，放弃日常中对习以为常的东西的熟视无睹，而代之以在至为日常的东西中洞悉它的惊世骇俗，更为要紧的是：保持住洞悉，并在此一洞悉的光芒中沉思地驻留，让灾难及其一切沉入内在的诗性感受，或许在某一时刻，语言就会到来，诗便会顺理成章地发生。

　　说到底，诗原本就发生于事物的最本真处，不事虚假，尤其在疫病时期，有时候把生活中的某一个断面描述出来就是诗，因为那是用泪水浇灌出来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既不需要空泛抒情也没必要高调呈现。所以，当一位方舱护士弱水吟写出的诗在网络盛传，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当然，还有一种写作情状，那就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里阐述的观点：凭借想象，我们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处境中，设想自己忍受着同样的痛苦，于是当他的痛苦被我们深切感受到时，当我们接受了它们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痛苦时，我们最终受到了影响，在想到他的感受时就会不寒而栗。那么，这同情产生的情感无疑会促使诗的发生。这也就是身处武汉病疫中心以外的诗人比如孙文波、西渡、臧棣、哑石、阿西、海因和冯晏等能够写出优异诗篇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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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病中的人们的求生欲念与期盼，对活着的憧憬以及来自生命欲望本能的毅力与信念和对于病毒的积极防御，体现出作为人类自我救助的巨大的力量，这足以构成难得的肯定性写作的范畴，同时，那么多善良、诚实的医务人员在各个病区冒险给染病患者治疗并给予患者的信心与鼓励，他（她）们甚至因感染而殉职；还有不可胜数的志愿者默默无闻地辛劳于不同的岗位，这些普通的劳作者理应受到尊敬与赞扬。那么，作为一位诗人，面对这些可敬的人，真诚的感受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就以质朴无华的话语把他们在诗里真实地描述出来，鼓励与赞赏人对人的关心与关照，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就足以让人感动。比如写疫病灾区的医护人员，竟有着那么多夸饰之语，只会让人们看到她们虚夸的形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看到，写作文本自身的意义转换也构成了一个悖论，就是说，在对于灾难发生前的口之贪欲，怠慢、隐瞒、推拖与各种旁观者的病态以及内心深处的恶的指责、怒斥与沉思是否定性的，但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作肯定性写作——因为这些诗在对于恶的揭露与遏制层面上起到正面的功效。那么，一种反讽和讽刺与荒诞性的写作，无疑也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种审美转换。在对于疫病灾难的书写中，夸大与讽刺——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形与讽喻以及反讽的技艺的渗透，对那些人为与人伦之恶的挞伐或许更有审美的意义与诗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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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当诗人远离灾难现场的时候，写作仅仅意味着是一个对于灾难的想象性感受，而这种感受依然是诗人自己的，与受难者几乎没有关系。那么即便”写作作为完成意识的过程，能赋予写作生命行为的操作以鲜血的颜色”也只是属于诗人的私有。此时，所有的词语只为这个感受发生关联，其书写行为只为此负责。说到底，只要真实的刻画这份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想象，任务即已完成，不妨说只要这份感受是真实的，而且与现实的本事相符，语言也内在于事实的本质，文本就会拥有某种效果，读者就会从中获得真切的感动。否则，其写作可能就出现了偏差，要么是对现场的内在蕴含没有真实的把握，要么就可能源于某种思想潜移默化地掌控之下的潜意识导致了感受的偏离，而陷入一种并未觉察的一厢情愿的虚假思绪，如此，不论语言多么华丽与精致，情绪多么饱满与豪迈都会归于最终文本的失败。记得有论者说，当人处在绝对的绝望中时，是连笔和纸都找不到的，更何况写诗了。假如一定要写，那只会是空洞的嘶喊或无意义的愤恨与宣泄，而这决非是诗，充其量只能是”让自我变为失去理智的书写游戏”。假如强行进入书写，只会构成词语的空转或某种自我虚假陶醉的语言分泌与表演，那跟灾难可能已不相关涉——能够拥有的期待也无非是借灾难或死亡展示自己虚幻的欲望，以此作言语的狂欢。故而，在灾难深重的时刻，最好的出路可能只是沉默或等待，让灾难现实沉淀与内化于内心深处，或许，在未来或长或短的某一刻，就会实践菲利浦·索莱尔斯曾经描述的情景：当一个诗人处在思想的边缘即无语的状态时，其内在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反而可以激发文字的完整表述。所以，尽管我们看到当下铺天盖地的文本，而最终能够留下的一定会很少，很少。语言表达事物的原本性是一个哲学命题，而在诗里接近事物的本己就是一个基本的欲求，那么，我们力求接近灾难的本相与事实是第一位的，无论是直接的述说还是变形的想象，都应该如此，否则便是无效的。自然，一切事物（事件）都“包含了它们所有的真实性”（佩索阿），作为一个诗人，能够挖掘出来——或对于善的肯定与赞颂或对于丑恶的揭露与批评，已经算是收获，但这仅仅完成了一个向度。诗人更重要的是要“把美奉送给事物”——而美是对不存在的事物的命名，让人悖异的是，在审美的过程中会有“谎言的侵袭”，这才是对于诗人真正的考验。假若要完成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意的追问”和作为诗人的自我完成，就要首先完成作为诗人的自我修炼——既是精神品格的也是诗学的，如是，才能够无愧于时代的书写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