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虐症与折磨的爱
19世纪的法国人，将同性恋称为“德国病”，将被虐症称为“英国病”。当然。被虐症并非英国所独有，不过英国人却为这种不虞之毁找到了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公立学校必须为“将一个绅士转变成变态者”负责，小孩子从小就受到奶妈及学校老师的调教，这些人深信“丢掉棒子，失去孩子”的教育哲学，因此，上阶层的男孩可能会将这种习惯带进成人期中，需要痛快的鞭打来激活他们体内的血液。
事实上，如果小时候受鞭打是形成被虐症的条件的话，那么它不仅是上阶层的玩意，更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瘟疫，除了印度及某些原始部落外，史上绝大多数的小孩都是在大人的责打下长大的。当然，挥舞棒子的是何许人可能会带来一些差别，一个男孩子被他童稚的性幻想的对象——妙龄的女仆或奶妈鞭打，或被他青春期时心仪、认同的老师鞭打，他在日后可能会发现受鞭打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但绝大多数的被虐可说与此无关，它更可能来自一种天生的异常倾向。
“被虐症”是在19世纪末，由奧地利的一位警方精神科医师克拉福·艾宾在其所著《性心理变态》一书里首先加以定义。这本讨论病态性行为的专书，较庸俗的篇章被译成拉丁文，很快成为所有色情刊物参考的圣经。“虐待症”一词是以描述折磨他人而获得性快感的沙德的名字来命名，照理说，因受伤害、折磨、支配而获得性快感的“被虐症”也应冠以艾宾之名才对，但结果这个头衔被沙克·马叟克抢走，马叟克也是奥地利人，他从1870年开始大量出版以男人渴望女人折磨他们为主题的小说及短篇故事。
马叟克最有名的小说当推《穿皮衣的爱神》，它为后世的被虐症提供了所有基本的“行头”。冷艳、傲慢、着皮衣、皮靴、皮手套的女主角婉达，在引诱男主角西佛林落入爱的陷阱后，将他吊起来，然后手上拿着皮鞭出现在他面前。皮衣、鞭打与高贵而如恶魔般的美女是马叟克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主角。“美女自她的绿瞳中发出冰冷、贪婪而怪异的眼光，扫向他的俘虏。她走过房间，慢慢穿上一件系着红丝带的貂皮大衣，拿起一条短柄的皮鞭，准备惩罚她的爱奴。“你渴望受罚，我就要鞭打你!”她的爱奴双膝跪下，哀求说：‘请你鞭打我吧!。”
当然，马叟克并非第一个文学上的被虐者，事实上，支配男性，甚至如母螳螂般将其做爱的男性置之死地的“要命的女性”，在文学史上有其深远的传统，而男人似乎也十分喜爱这种调调。但直到19世纪之前，对这种“女性掠夺者”迄无一个明确的典型，而维多利亚时代，在公开的优雅与私下的罪恶五味杂陈的激荡下，遂产生了为“她”创造典型的需要。
当时的一位伯爵维格尼说：“我喜爱人类受苦的庄严”，但他一点也不曾经验过受苦的味道。很多上层社会人士在感伤主义的薰染下，认识到受苦有其高贵的一面，但他们却看不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贪民窟与工厂内的实况。有不少人，好似为了补偿这么多人类不幸的漠视，而培养出一种人为的、信以为真的被虐情怀。中古骑士的优雅之爱为此提供了“优雅”的素材，骑士因他所挚爱的女人之高不可攀而深受苦，这种“爱的折磨”在19世纪中异样地膨胀起来，虽然在世纪之初，因诗人拜伦而兴起的“要命的男人”风尚(拜伦让爱他的女人饱受折磨，甚至寻死)，但为时短暂，不久就又让位给“要命的女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家中天使”的一种反动，纯洁、无知的家庭妇女在男人眼中逐渐成为引不起兴趣的可怜虫。
法国是率先在文学里大量制造这种“要命的女人”、以及被他们称为“英国病”的国家，譬如高其尔将埃及女王克丽奥帕特拉描述成一个淫荡而残酷的女人，每天早上均下令将昨夜陪她睡觉的男宠杀头。而其后继者则将目标转向有“东方麦克白夫人”之称的娅西亚、特洛伊的海伦等，到19世纪末，箭头则指向神秘而野蛮的苏俄女人。
但对“来自地狱的美女”做最怪诞而甜蜜之描述者，当推一位完美的英国绅士史温本，史温本强迫性的被虐观念使他相信，男人在“美女的盛怒下显得无助”是最令人心向往之的，他向往中的美女有着“深藏如宝石般的冷淡眼眸，会滋生温柔的严厉眼光，丰实而雪白的肢体，像毒花一样的残忍红唇”，在她的责打之下，“痛苦溶成快乐的泪水，沾血的死亡就是生命的喜悦”。这种意境显然比马叟克高出许多。
但在文学作品里讴歌被虐幻想的多属浪漫主义者，女人的鞭打对他们而言具有比痛苦更多的含意，他们可说是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这种幻梦与现实世界里的被虐症有相当大的差距。
真正的被虐症是不受异性鞭打、虐待、就无法产生性兴奋，也就是说被虐有其“机能”上的需要。这种“机能性的被虐者”，有些是性的压抑者，有些是对正常的性行为感到厌倦者，有些则是像法国学者田恩所说的“只能以声音及感官刺激获得最后满足的人兽”，田恩认为英国人的饮酒及肉食过量使他们对“棒子的滋味”上瘾，但个中的原因可能是心身性的，对某些人来说，肉体的痛苦不仅不会压抑性反应的神经，反而能够刺激它们。愤怒具有同样的效果，因此，被虐症与虐待症常是一体的两面，施加痛苦或接受痛苦都能带来性神经的兴奋。
对浪漫主义式的被虐者来说，想象与私下安排通常即已足够，但机能性的被虐者，则需要有其实际需要的妓院，或者藉阅读专门性的变态色情刊物来获得安慰。有些手册是专门为妓院老板或独立营业的妓女而写的，书中介绍各种迎合顾客口味的方法，妓女接客时，将书交给顾客，由顾客指定他需要的是哪种“惩罚”。
在19世纪，伦敦最有名的“被虐妓馆”当推由柏克莱夫人所经营的香巢，她认为妓女的手腕跟她所用的道具一样重要。她将带刺的长鞭浸在水里，使它们柔软且生苔，使用起来更具刺激效果。但她最大的发明是一种叫“柏克莱之马”的道具，那是一个有支架和衬垫的梯子，嫖客被绑在梯子上，他的脸从一个框框里露出来，生殖器则从另一个框框露出来。一个妓女站在他身后，用鞭子抽打他的背部及臀部，另一个妓女则站在他的前面，抚玩他的生殖器。“柏克莱之马”使柏克莱夫人在8年之间净嫌了一万英镑，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由此可知它受欢迎的程度。
当时一本有名的鞭打手册《女教师之爱》，将有这种变态倾向的男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喜欢受女人鞭打，一类是喜欢鞭打女人，另一类则是喜欢窥视鞭打的情景(妓院会为这种有窥视癖的男人做特别的安排，以满足其需求)。换句话说，由精神分析学派所定义的三种性变态；虐待症、被虐症与窥视症都包括在内，这三种性变态在其心理成因上实亦有类似之处。
但维多利亚时代人士对性的变态倾向是否纯属精神分析的模式倒是颇有争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个风貌是人们对自己有过度的自信，因此，即使是与妓女做单纯的异性恋交易，也容易滋生一种由理性或道德上被虐的罪恶感。福楼拜尔曾说：“一个男人如果未曾在早上自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身旁睡着一个以后永远不会再碰面的女人；如果未曾在清晨像为了摆脱对生命的憎恶，而自桥上跃人河中般地离开一家妓院的大门，那么他的生命将是残缺的。”这句话对19世纪人士对性的暧昧、矛盾与不安做了一个深刻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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