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语教育经历了服务于“四化建设”的恢复和重建阶段、服务于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服务于面向国际市场的强化阶段、以及服务于“走出去”战略的外语教育新时代等四个阶段。外语教育40年来的发展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国民国际素质、拓展国家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期，外语教育还不能满足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只有总结问题，才能有效地提出对策。
一、高校英语教育缺乏科学定位和定向
我国成人英语水平在亚洲排在韩国、日本甚至越南之后，属于低熟练度水平。高校英语教育定位在通用英语，导致学生语言基本功不扎实、专业知识学习碎片化，使我国40年来高校英语教学陷入同质化困境。我国高校开设英语专业和公共英语课程的最大目标应是为国家服务，即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既有专业能力又有较强英语交际能力的大学毕业生，以满足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往的需求，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而不是简单地使大学生接受一定时间的英语教育、拿到四、六级证书。二、对高校英语教育工具作用认识偏激
有的高校无限扩大英语教学的工具性，无视提高学生能力和综合素养；有的高校则认为“工具理性”、“市场导向性明显”是错误。我们不应否认英语教育的人文性教育价值，其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不容磨灭。但是，英语教育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区别，它绝不应该是所谓的“全人教育”，应达到其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对立统一：学生掌握好这门“工具”，只会促进他们成为“复合性”人才，而在语言文化的熏陶下，他们也会在“应用型”的路上越走越远。三、人才存在结构性短板、创新能力有限
当前，国内能满足一般岗位需要的通用英语人才(包括语言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供大于求，而高水平、高素质的英语人才(主要是研究型人才)短缺，特殊职业或领域如外交、军事领域需要的英语人才(可以是研究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不足。究其原因，是很多高校英语教学不以需求反以考试为驱动，教学不是为了满足学生今后职场工作对英语的需求，而是为了让他们通过一个或几个全国考试，导致教学水平在低水平徘徊。学生的学习仅停留在语言、技能方面，能看懂、听懂，但是难以运用英语研读、应用、表述某专业领域内容。高校的英语教学应贯彻“质量引领、多元培养、分类卓越”的基本精神，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日常语言技能、知识、文化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逻辑推断等能力，让学生敢于、善于“探求新知”，使毕业生具有创新能力、能胜任新领域的工作。四、英语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脱节
我国英语教育小学、中学、大学阶段教学内容缺乏衔接并存在不合理的重复，这是多年来“费时低效”的症结所在。高校英语的教学目标并未明晰区别于初高中的教学目标，学生在高中就学习英语的听、说、读、写，到大学还是聚焦于这些语言技能。应做好基础英语教学和高校英语教学的衔接。五、课程设置不合理
很多高校未能根据社会需求及自身实际情况确办学方向，缺少办学特色，课程设置一味模仿英语语言文学方向课程，大多数课程依然停留于知识输入或技能训练。课程结构比例失衡，语言技能类课程压缩了其他课程的空间。学科知识构建缺乏系统性，课程之间的关联性有限，学生分散掌握课程知识、很难形成知识网络，更谈不上触类旁通、谈不上知识的递进、融合和衍生。很多学校的毕业论文选题脱离实践。课程中缺乏研究方法等课程训练，学生在有量性研究的论文中仅会简单罗列材料，或者借用别人的数据结论，毕业论文质量堪忧。如今，中国高校英语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英语专业人才的就业空间逐渐萎缩。英语人才不是为某一特定的专业或行业培养的，对其他专业或行业依赖性大。而多数非英专本科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基本上也能满足其专业领域内对外交流的需要。另外，经贸、法律等专业已采用“专业+外语”的培养模式，英语专业优势会随着这些专业改革的日趋完善而逐渐减小。再者，新世纪的涉外活动例如我国举办的国家间、地区间的国际性政治论坛、经济论坛以及各种大型商贸和科技文化交流活动将需要高精尖的外语人才，只掌握英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英语通才竞争力将丧失殆尽。目前，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面临战略转型任务：国家外语能力导向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国家外语能力需求从“内需型”转向“外向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引进来”战略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懂外语的科学技术人才，新时期外语能力建设要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大局，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服务。
高校英语教育要从以下几点迎接挑战、解决现存问题：
(一)设立国家英语规划部门、明确高校英语教育水平目标和英语人才培养目标
我们亟需统筹规划、制定、指导、监督、评价和调整国家重大英语教育政策。开展英语需求调研，制定英语能力标准。制定多层次、多样化的英语教育水平目标，夯实学生语言基础，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有更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继续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制定面向社会的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国家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对英语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国应构建多元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传统语言-文学、外语+区域研究等不同的培养模式。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受制于“市场驱动”，过于“实用主义”的专业培养目标会导致狭隘的人才培养模式。应琢磨国家语言政策，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英语教育。(二)改革不合理的课程结构
用跨学科、超学科的视角，在课程设置上要考虑英语与不同学科例如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关联，构建“基础课+知识课+能力课”的课程体系。基础课包括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的课程；知识课包括语言知识、文学知识和文化知识以及相关其他学科知识；能力课包括,如口译、商务翻译实务、旅游英语等面向社会需求所开设的课程等。课程设置既要考虑学校类型,也要考虑当地社会对应于人才的需求,还要考虑给学生最大的选择余地；既要平衡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输入，也要考虑如何培养学生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还要处理好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特别注重毕业论文环节，鼓励学生和教师创新和实践。教师们应继承传统教学手段中好的一面，学习、擅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语言服务技术，问课堂要“质量”。同时，在课堂教学之外，要监督学生自主学习，着重培养自学能力、营造良好学风，而不是机械统计真实性可疑的“学习数据”，为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发展打好基础。(三)加强外语人才规划，推动外语学科转型
面对我国外语教育偏重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重语言，轻文化”的弊病，面对外语人才从业空间日渐萎缩、专业优势逐渐减小的现状，外语学科需要创新培养模式、加大转型力度，着力提升外语教育的效率，使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能够获得必要的语言技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探索培养多元化的国际型外语人才。外语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紧密关联。中国高等英语教育伴随着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风雨历程，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走上了一个新台阶。“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中外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等，都对高校英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在总结40年快速发展中的问题的基础上，我国应该确定新的英语人才培养目标、改革课程设置、推动外语学科转型，使外语人才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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