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智利圣地亚哥一家医院里与世长辞。多年前他就患了癌症，1972年他辞去驻法国大使的职务，回到位于太平洋岸边的住所——神秘的黑岛。黑岛既不是岛，也不黑，而是一处离首都一百公里的浴场，诗人异想天开，便把它命名为黑岛。如果说在那片“在波涛和奔腾下说是说不”的大海边他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希望找到使他身体恢复力气以抵抗疾病的天然安身处的话，那么他最终找到的却是在阿连德政府和它的反对派之间发生暴烈斗争的流血的祖国。反对派放弃了良好的方式，以暴动的恶毒形式涌上街头，要求军队推翻社会主义总统。
诗人在国家运动场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受到欢迎，因为祖国人民一直期待着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在前一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十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有一次他这样说：对列入竞争者名单，他都感到厌倦了，仿佛他是一匹赛马。他必须从庆祝活动转向实际行动；由于他在本国和世界上的巨大声誉，共产党和社会党都请求他提醒世界人民注意：智利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甚至爆发内战。
根据他作为外交官和西班牙共和派拥护者而经受的痛苦经验，和他亲爱的兄弟加西亚·洛尔卡被杀害给他带来的不可挽回的哀痛，聂鲁达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以免历史在他自己的国家重演，他提议召开大会让世人关注在天涯海角、在那块“由于明显的地理状况而同其他所有国家分离的领土上”发生的事情。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枪炮发生威力的时刻到了，诗歌未能以其威望进入兵营。1973年 11月9日，武装力量对政府发动了准确而无情的袭击，成立了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以野蛮的镇压开始了它的统治，造成了一起起谋杀案，多少人被枪杀，多少人失踪，多少人被关入集中营，多少人失去工作，有的进外国使馆避难，无数人流亡。
肿瘤医生们知道，如果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他很可能多活一段时间。但是政变发生后，聂鲁达站在面向大海的窗前，身上发烧，幻觉重重，不停地喊着：“他们在屠杀所有的人，他们在屠杀所有的人。”为了毁坏他的肉体，疾病在痛苦中找到了可靠的地盘。两个星期后，一辆急救车把他拉向圣地亚哥，在傲慢无礼的军人监视下，他被送进一家医院，几个小时后他就死了。与此同时，他在圣地亚哥的家被极端分子侵占，被他们破坏和淹没。在其遗孀玛蒂尔德的明确指示下，诗人的棺木被抬到成为废墟的家，就是在那个地方，人们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举行了守灵礼。真相比流传的任何报纸的错误描述都具有说服力。诗人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崇拜者明知有生命危险，仍然在数百名士兵的严密监视下参加了他的葬礼。在墓地附近，他那些最富有斗争精神的朋友视死如归地高声唱着《国际歌》。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比喻：诗人死了，民主完了。
在把诗人变成20世纪一个巨大的谜的许多路标中，这样的结局也许是最悲惨的，这无疑会在世界上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他的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的注意，然而聂鲁达这位熟练的艺术家却用另一类作品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欢迎。
比如他对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所唱的轻松而流畅的赞歌就是这样。这些赞歌甚至教会了最朴实的人们如何以诗的激情和隐喻的才能观察世界。赞歌具有流传的特点。通过提高声音歌唱形象的事物来赞美生活的艺术：连缺乏诗意的刺菜蓟也“闪着斗士的光辉”，洋葱也好像是“水灵的玫瑰”。
但是这种能把人压垮的名声根本不可能和他的爱情诗为他塑造的偶像同日而语。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行为放荡的人或卑劣下流的人承认，他们曾对某个姑娘悄声朗诵《二十首情诗》中的诗句来引诱她；在这些诗篇中找到特殊的饶舌方式的女人也很多。他的爱情诗的崇拜者们怀着盲目的信仰毫不犹豫地认为，作者本人应该从他那些由于他的诗而爱上他的女人那里得到回报。然而，从作品中留下的生平踪迹看，诗人一生有许多机会，但往往达不到目的，或者只是面对十分严酷的选择，围绕目的转悠。
关于爱情诗人聂鲁达的神话很早就开始流传了。他是从智利南方的特木科来到首都圣地亚哥的，特木科是地球上的一个潮湿而凄凉的地区，少年聂鲁达在那里接受了初级教育，他特别喜欢化学课。他畅想：美好的岁月一定到来。根据他在《特木科笔记》一书（仅仅在一年前，这位天才最早的作品才得到抢救）里的记载，几乎还是个孩子的聂鲁达这样看自己：“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由于心中的痛苦而做诗／他品尝过悲惨的教训／许多人则享受着欢笑和柔情。”
在圣地亚哥，他的衣着突出了他的痛苦面容。他面孔苍白或发黄，面颊瘦削，没有笑容，穿着坎肩，又长又细的手指夹着香烟，一只手藏在口袋里，戴着一顶宽沿黑帽，尖尖的鼻子像一把刀子一样从帽子底下伸出来，只有一件一直垂到膝头下的长袍使他显得高贵，可惜它千百次被雨水溅脏。
1924年他的第二部作品《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版，取得了爆炸性的成功，这种情况在智利是很稀罕的，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她的儿女“在国外得胜”的时候，智利才承认他们。作品的成功超出了读者圈，扩大到了文学新手和在书中找到护身符的渴求爱情的人。这本书我读过十余遍，我曾千百个夜晚一遍遍地读它，死记硬背书中的诗篇，以便把诗句送入某个女朋友的耳朵。我掌握了他的诗歌的艺术结构形式，并在大学里教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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