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西·科热杜布（Алесь Кожедуб），1952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波利西亚，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作家联盟会员，现任苏联作家出版社主编，俄罗斯《文学报》副刊主编，国际肖洛霍夫文学与艺术奖得主。先后出版了《黛安娜》、《节日》、《为俄罗斯干杯》、《宿舍管理员》、《回到从前》、《未患思乡病》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
阿列西·科热杜布的作品深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读者的喜爱，作家善于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攫取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凡人琐事，通过自己细腻的描写，刻画当下俄罗斯人的生存景观和心灵轨迹，从而引发读者对现代人生存环境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同时，作品中还渗透着作家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哲学思考。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里·波利亚科夫说：“风格独特、简洁明快、贴近现实生活是阿列西·科热杜布作品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
《我们去瓦努阿图》是作家的又一力作，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2005年第6期上。作品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语言幽默，叙述简洁，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同样展示了作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风格。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塔季娅娜的形象在今日俄罗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她的遭遇极具代表性和普遍性，反映出了众多俄罗斯女性的生存状态。塔季娅娜结了三次婚，但“一次不如一次”，离异后她独自支撑着一个家，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又把她“塞进了大学”，但女儿有一天却突然告诉她要与一个在网上认识的还没见过面的法国未婚夫结婚，而且婚后将去太平洋的岛国瓦努阿图生活。身心疲惫的塔季娅娜决定去瑞士度假，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但没想到滑雪时因遭遇不负责任的俄罗斯“黑教练”而摔伤，柱着双拐回到家，家里又被小偷洗劫一空。在小说的结尾处，塔季娅娜感叹，不知“自己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
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网恋和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不仅困扰着今日的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阿列西·科热杜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作品中未能正面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良策，但作家对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和命运安排足以引起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
译者
“好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去瑞士度假，”公司总经理阿纳托利·米哈伊罗维奇·马柳金说，“你最后一次休假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年前吧，”塔季娅娜叹了一口气说，“去了一趟尼泊尔，在那儿逗留了一阵子。怎么，去瑞士滑雪？”
“对呀。”
“我不会。”
“我教你，”马柳金笑了起来，“你要是不想学，我也要强迫你学。你不用担心，很简单。先学会站起来，然后就能滑了。这是一种传染病。”
“什么病？”塔季娅娜认真地问。
“高山滑雪，只要试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我就是去年‘传染上的。”
“晚了点儿。”
“是啊。什么塞浦路斯，什么加那利啊，想真正去度假，实际上，还是得到山上去。手续我都办好了。”
“没经过我同意你就办了？”塔季娅娜大吃一惊，“我不签字。”
她是公司的总会计师，后来她当然知道了，旅行社正在给马柳金、他的两个副手和她办理出境手续。
“这是出差，”领导对她挤了一下眼睛说，“应该去了解了解那片山地和周边地区。”
上山就上山吧。塔季娅娜突然意识到她实在是太累了。最近这五年好多事都挤在一起了：和丈夫离了婚；把女儿送进了大学；最主要的是翻修了那套位于马罗谢伊卡的住宅。假如事先有人告诉她翻修会遇到什么难题的话，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冒这个险。把三个房间重新布局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欧式装修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当然，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她的性格。她不会直接雇佣别人干活而自己安安心心地等待结果，都是自己去买建筑材料和卫生设备，自己重新设计房间布局，还要和那些不好好干活的工人吵架。比如，浴室反复改了三次，客厅挨着厨房也是第三次改动的结果。不过，她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她住的这套房子完全符合她的要求了。
“妈妈，这样不行！”她的女儿达莎时常神经质地又喊又叫，“这么修就没完没了了。我的上帝呀！等结了婚，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家。”
“你先结了再说，”妈妈冷冷地说，“我结了三次婚，结果又怎么样了呢？一次不如一次。趁着还有机会，还是好好学习学习吧。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达莎回自己房间大哭。
“怎么就我才能把你塞进大学里去呢？”女儿的哭让塔季娅娜莫名其妙，“要是没钱，你怎么上得了大学？”
“那我自己也能考上的……”门里传出这么一句。
塔季娅娜早把女儿的话忘到脑后去了，但半年前女儿的一个决定却验证了那句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妈妈，我要结婚！”女儿有一天突然宣布。
“和谁？”塔季娅娜并不惊讶。
“和波尔。”
“黑人？”塔季娅娜扬起眉毛问。
“白人。”
“哪儿的人？”
“巴黎人。”
说到这儿，塔季娅娜开始不安了。
“哪个巴黎？”
“法国的巴黎呗。”
“他，怎么，和你一起学习？”
“不是。我们是在因特网上认识的。”
塔季娅娜慢慢坐下身去，幸好椅子就在旁边。
“就是说，你从来没见过他？”塔季娅娜回过神来问。
“没有，但我们互发过照片。”
“他干什么的，你的波尔？”
“在罗马尼亚教法语。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那儿了。”
“为什么？”
“他的合同要到期了。他在一个国家工作最长不超过三年。我们现在有四个地方可供选择：阿根廷、莫桑比克、波兰和瓦努阿图。”
“你说什么？”
“你没听明白？”
“最后这个国家是……”
“瓦努阿图。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一个国家。我看了地图册，离澳大利亚两千公里。”
这时塔季娅娜才明白，这不是开玩笑。
“连未婚夫的面一次都没见过，你就要结婚了？！”塔季娅娜大声喊了起来。
“他马上就来。”
波尔真的来了。人瘦瘦的，很有礼貌，一句俄语也不会。
“你怎么和他交流？”妈妈问。
“我已经学会法语了，”女儿耸了耸肩膀说。
“我是无法理解这些网上的孩子了，”塔季娅娜想。“也许永远也理解不了。可他们彼此多像啊！”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塔季娅娜说，“他总有父母吧？”
“他们邀请你去做客。”
“去巴黎？”
“对。”
“很遗憾，我现在没时间。也许，夏天吧。你们要在哪儿举行婚礼？”
“在布加勒斯特。那儿办手续简单。你别难过，我真的很幸福。”
“我看得出来……可你的学业怎么办？”
“先休学。”
达莎跑到布加勒斯特结婚去了。一个月后，她告诉塔季娅娜说她和波尔决定去瓦努阿图。
塔季娅娜已经弄明白那是什么地方了。在达莎上中学时用的地球仪上，塔季娅娜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太平洋上的那些小点点儿。说实话，地球仪把它和现实拉近了。在地球仪上，所有的地方都不遥远，连俄罗斯都不显得特别大了，只要稍稍转动一下地球仪，就能看见勘察加半岛。唯一让人害怕的就是太平洋的面积太大了。这个太平洋可比俄罗斯大多了，而且那儿还经常刮台风、龙卷风和飓风，能把那些小岛子都淹没了，连个影儿都看不着。
“顺便问一句，那儿有吃人的野人吗？”她第二天打电话问达莎。
“你说什么呢？那种吃人的野蛮风俗五十年前就消灭了，”女儿安慰她说。
塔季娅娜手里的听筒差点掉下来。俄罗斯九十年前发生革命，可直到现在一提起共产党很多人还心有余悸。
“你们什么时候走？”塔季娅娜强打起精神问了一句。
“一个星期后我顺路回莫斯科取夏天穿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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