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霜为树干和树枝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寿衣，丛丛草簇冻得僵硬直立。
浓淡不均的雾气低垂着，包围着我们，在脖颈后追逐着我们；严寒也无情地刺透了我们鼻子周围一圈的肌肉。在这11月的午后，我和埃德温穿着短裤，紧了紧脖上的围巾，一边奔跑，一边像旋转的汽船明轮一般挥动着胳膊，以保持身体的温暖，还时不时停下来提提长袜，嘲笑这冰冷而不同寻常的薄暮天气。那场足球赛还在慢吞吞地进行着；板球场中央已经被践踏得一片青黑，边上一圈却洁白如故，而球门附近橙黄色的黏质泥泞已经冻硬，上面还能看出以前较温和的板球比赛中留下的木钉痕迹。不远处则能看见奇形怪状的灰色榆木，缀着一圈清晰的细枝边儿；而再远几码，就只能看到残缺不全的模糊轮廓了。遥远的地平线不复存在，最多也只能辨认出那球场尽头，小路后的山楂树篱在雾中若隐若现。我和埃德温都庆幸自己找对了地方。这应该是在六十年前的一个星期六。
“该回去了。”我说。我的年纪比埃德温小些，总是第一个开口说要回家去。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是下午几点钟。唯一的一场足球赛仍在继续，哪两个队在比赛我们也不清楚；只有一两个观众静静地站在球场边线上，一言不发。趁着和守门员一齐朝那团昏暗中凝神细看的当儿，我们问了他几句。守门员正勉强地蜷缩在一件奇怪形状的深蓝色大衣里御寒，从他衣领下传出的回答让人莫名其妙。在远离他的球场上，地面陡峭地倾斜着，所以即使在雾中也很容易预见敌人的动向。一看见敌人逼近，他立刻把衣服脱掉甩在球门线后，踢这种无足轻重的足球，球网是用不着的。张开四肢，准备抵御敌人的进攻。现在猜想起来，他也只有二十来岁，虽然还是个小伙子，他还是为了比赛安全起见把假牙托摘了下来。口齿不清，竖起的衣领屏障和他那频频的向东张望使他的回话令人无法理解。
“他刚才说啥呀?”尽管泰得只大我两岁，但他的胆子却比我的大得多。“他们是哪个队的?”
“没听见。”
“再问他一下呗，”那粗暴的口吻刺痛了我的耳膜。
“你刚才说你是哪个队的啊?”我老老实实地问了。
缩在大衣里的守门员嘀咕了些什么，我拿不准他是在说他的队名，还是在骂我们两个。他的话里含着怨愤，我俩都听出来了。
“我倒希望他们输了才好咧，”泰得说道，“撒曼汀海盗队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哪怕就在那个时候，泰得还是个有些固执偏见的孩子，而且他也意识到那守门员此时正被困在球门柱间。后来，得益于同样的判断能力，他在内务部平步青云，还被授予了爵位。
“零鸭蛋比十六。”他用这句话结束了对守门员的辱骂。
“比二十六。”我在一旁火上浇油。
“比一百二十六。”
这下子守门员受不了了。
“看我不揍扁你们两个小混蛋。”听到这句话我们乐不可支，撒腿就跑，剩下那守门员懒洋洋地追着我们。从后场传来的一声警告迫使他重新回到了球门线上。我们开怀大笑，张开双臂像给飞行队护航的战斗机一样盘旋乱跑；对守门员的傲慢无礼已经让我们感到厌倦了。
我俩挤过一片长着野蒜的小灌木林(我们管这林子叫“小臭气弹”，就是从那些叫“臭山羊”的野蒜那儿得名的)，径直来到战壕跟前。这些沟壑是在一战期间为军事演习而挖掘的，离这会儿也不过十二年。尽管战壕上杂草丛生，对小男孩来说它们依然很深，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游乐场。平时，我们经常在这里玩“英德大作战”的军事游戏：在长时间的卧倒隐蔽和诡秘的匍匐前行之间，突然爆发出一阵短促的机关枪声，然后是双方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然而，我记得，那天下午战壕里都冻得硬邦邦的，跳下去不是没有危险；还有那冰冷刺骨的鬼天气，都让我们尽情玩耍的希望泡了汤。战争话题在孩子们中间广受欢迎，即使对那些像我一样出生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听那些孩子们讲他们父亲在法国作战的故事。在我们那条街上就有两三个这样的退伍兵，但我从来没有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提起过这段经历。他们或步行，或骑车，或乘电车，去做那些为战争英雄们提供的半日工。如今，我虽已年近黄昏，但依然能够记起那些父亲们的脸庞：消瘦、忧郁、年轻。而他们的眼睛——与我一样看到同样的石板瓦、铺路石和漆成木纹的上下推拉窗的眼睛——曾经真真切切地目睹过文明开化的政府对平民百姓施加的累累暴行。
我和泰得又蹦又跳，又喊又叫，以保持身体的暖和。
当我们摸索着爬出一个稍微宽敞点儿的裂口时，我的伙伴突然把头伸出了护墙，然后用他那僵直的左臂一把把我推了回去。
“怎么回事?”
“有一个鬼，”他的窃语声忽然降低，落在了最后一个音上，嘴里的牙齿也露了出来。“一个格一格一格一鬼。”他模仿着漫画书上的音调，把每个“格”字都故意断开来念。
我们咯咯地笑了，一齐跌倒在地上。我们两个(那时我俩一个9岁，一个11岁)都已经不再相信那些鬼怪显灵的故事了，当然那些主日学校里讲的十分夸张有趣的故事除外。学校里的书本也不是毫无用处，我们现在反而绞尽脑汁想在所玩的游戏中加点书上那种让人兴奋的情节。现实生活更加坚定了我们这一念头。黑绰的人影沿着遍撒光芒、飘曳不定的煤气灯投下的阴影，在深夜的大街上阔步前行。北边的墓地阴森恐怖；每条夹在房屋中间的狭窄巷道都有着可怕的传奇逸闻。
“在哪儿?”我问。我们抬起了头。
“嘘。”
什么也没有。只有凝霜的洁白草地。看不见铁路路堤、铁轨或零星的树木，只有令人迷乱、遮蔽一切的浮雾。我极目凝望，盯着那渺无人迹的大地，好像是在期盼一个幽灵。泰得吓了我一大跳，但同时又逗乐了我，对此我很是感激。
“那儿，”他的声音有些刺耳。
一个暗灰色的阴影，戴着一顶宽边帽，系着围巾，在灌木丛中移动。暗影时隐时现，决不是什么幻觉。它消逝隐形了，就像廉价的惊险小说上写的那样。
“是个女巫。”我说。
“是幽灵。”泰得转动着眼珠，紧紧抓着自己的腹部。
在那个寒冷的午后，我们趴在那儿，我再也不假装说笑了。但是，它不见了。灌木丛隐去又浮现。突然，泰得一把抓住我的腿，把我拉到沟底。我摔在他的身上，他一把推开我，狂奔起来，一边还冲我大喊：
“它跟着咱们呢。你会给抓住的。危险，快跑。”他拍着屁股，一副牛仔的派头。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足球场，心里怦怦乱跳，却兴奋得无以复加。我们刚好赶上看见在球场上低洼的那一端，我们敌人的敌人一脚攻门，让那个没牙的守门员扑了个空。我们将戴着手套的双手举过头顶庄严鼓掌。我们已没有力气喊出声来。那守门员一点儿也不理睬我们，只顾抱怨着他的后卫。雾似乎愈加浓厚了，远端的球门柱已经隐匿无踪。人影恍惚，好像都变成了虚无一般。
开球后不久，我们就听见了裁判尖利的哨声。全场比赛结束了。他们已经玩够了。守门员拾起衣服，笨拙而又匆忙地穿戴好，扣上大衣。但与此同时他转过身来做了个鬼脸，冲我们大喊：
“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两个了。”
“把你妈的衣服还给她。”泰得嚷道。
那人摇了摇头，好像并不明白这句话中的玄机，然后从容地默默走开，跟在正在离去的队员后面斜穿过球场。雾气似乎转向了。
“要是他们还没把她关进感化院的话，”泰得叫嚷着，他被对方的沉默所鼓舞。
“或者是精神病院。”我又补上了一句。
守门员继续小跑前进。他肯定听到了我们的话，却压根没有理睬；对他来说我们根本算不了什么。
“该回家了。”我又说了一遍。
“再到湖边走一圈去，”泰得命令道。我不太热情，但他已经出发了，而我则像一只温顺的小老鼠一样紧跟在他后面。所谓“湖”不过是我们所喜欢的一个不当称谓，它实际上是在富裕的乡绅时代，人们沿着一条小溪挖掘出的两个长长的鱼塘罢了。如今它已被人们遗忘了。湖边长满了芦苇，湖水污浊不清，黏土堤岸也早已坍塌。我们一直走到了更远处的湖岸边方才停下脚步。
“瞧那冰，”泰得说，“厚得跟铁似的。”
我们一路走一路找小石子，朝冰封的黑色湖面打水漂，石子在冰面上激起些细碎的冰屑，又滑行了一段距离。这会儿，只见泰得拣起半块砖来。
“瞧这个!”他摇摇晃晃地站在岸上，一边说，一边把那半块砖从胸前用力推出。那砖在空中高高地打了个圈儿，落了下来，在冰上砸出一个印记，停在离落点约一码左右的地方，却没有砸穿冰面。砖和湖面上的冰一样，脏兮兮的，很难看。
“我跟你说了，”他说，“你都能从这儿走过去。”
“你能行，是你说的。”
他咧嘴笑了笑。我俩谁也不会一试身手的。这里曾经有人自杀过。
“你们两个孩子在这里干什么?”
我俩大吃一惊，回过头，张嘴望着。
那巫婆就站在小路上一丛无遮无拦的灌木旁，戴着一顶宽边帽，整个头和下巴都包在围巾里，看上去就像是贺加斯的油画“小女子”中的那位女子。她穿着一件暗褐色的雨衣，比里面长及脚踝的黑裙子略短些，面带菜色，两只眼睛又大又黑，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没有什么血色。她的手上戴着一双破旧的连指手套。
“我们在检测这里冰层的厚度，”泰得回答道，那口气就好像我们正在正儿八经地做科学实验似的。
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尽管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细细的黄牙。她离我们不到六英尺远，身上的雨衣用带子束起来。
“你俩小心点儿，”她说，“玩什么都好，只是别走到冰面上去。否则很危险，你们会被淹死的。”她无力地说着，眼神也转向了别处。“你们是两兄弟吗?”
“不是，我们刚才一起在看球。”
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她静静地望着远处，突然轻声问：“你们的妈妈知道你们在这里吗?”
“知道。每个礼拜六我们都来这儿。”我把借口留给泰得。
“回家去吧，她们会担心的。”
“能告诉我现在到底几点了吗?”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三点半吧，没准儿。”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要把她的肺装满似的，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像条鱼一样滑出我们的视线，消失了。只有那灌木丛、浓雾和清冷的小路依旧。
过了一分钟，泰得才敢吐出一声“噢……”来，重新振作起精神。
“我知道她是谁。”
他忽然用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傲慢表情瞪着我。我平时可是逆来顺受，不怎么出声的。
“谁?”
“她的名字叫马里奥托夫人。”我故意停了停。要知道我不是经常这样占上风的。“她住在格拉杰斯或者是纳森街。”我说出了街名。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她的呢，无所不知的布赖恩先生?”
“我们去梅布尔索普度假的时候碰到过她。她丈夫跟你爸和我爸是同事。”那该是十六个月以前的事了吧，去年8月我们在雅茅斯度过了一周。
在某个不同的场合偶遇你认识的人，这并非稀奇，却令人难忘。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在镇中心的斯莱博广场上闲逛，或是排队等候看一场精英队或者竞技队的球赛，或是坐在一个陌生的小教堂长椅上参加主日学校的周年庆典，这些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都值得一提。首先，他们，还有你自己，都会在这些特定的庆典场合穿上特定的衣服。在海滨，我父亲会戴上一顶灰呢帽，有时穿一件开领板球衫和一双白色的胶底帆布运动鞋。那双鞋子他每晚都要用布兰可擦白剂擦洗，以便第二天早上可以穿上海滩去。在家里他也会穿那双帆布鞋，而在教堂做圣礼时他都要穿着工作靴。我们都会穿得体体面面。我穿着一件带有衣袋和V形翻领的色彩鲜艳的运动夹克(注意不是那种不起眼的普通运动衫)，脚上什么袜子也不穿。母亲则戴着一顶花边帽子，裹着一条带有斑点的方头巾。出去散步时，父亲一路挥动着他的手杖。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停下脚步和马里奥托一家搭话，仅向他们示意我们已经认出了他们。照父亲的话说是“我们问候了他们一下”，或者更恰当更简练的说法是“我们向他们走去”，也就是说，对他们点头致意。我爸妈不习惯更夸张的社交礼节。那次的迎面相遇后，父亲对母亲说起了他们的名字。这些话马里奥托夫妇自然听不见，却逃不出我的耳朵。我都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她根本不认识你，”泰得嘲笑我说，“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她。”他还不信呢。
“你听说过，”我们就这样对着干上了。
“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
“现在你说一句我可以回你一百句。”我针锋相对。
泰得有点明白了。听到我信心十足，他上下打量着我，眼中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敬意。
“讲下去，”他宽宏大量地命令我道。
“她的儿子杀了人，现在正在蹲监狱呢。”
“卢克·马里奥托?”
“对。”
六个月来街头巷尾一直在谈论卢克·马里奥托杀人的案子。卢克是独生子，父母都是正派人，可他自己却是个小混混，一个醉鬼，一个口无遮拦的大嘴巴。战争期间，他父亲去了东部前线，在军中呆了将近四年，而他母亲则在军需处工作，平时对他疏于管教；结果，才十几岁，他已经变得放荡不羁，俨然一个野小子。他不止一次与警察发生小冲突。一天晚上，在马蹄铁酒吧里，他和另一个叫杰基·波伊瑟的小混混吵了起来。酒吧老板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后，两个人便在街上大打出手。卢克疯狂地揍着杰基，把对方的下巴连着打破了两处(马里奥托十分强壮，还在半职业拳击赛上露过脸，但不知那次是赢了还是输了)。波伊瑟像头牛一样倒了下去，头磕在一块街边石上，脑浆迸裂，两天后就死在了医院里。卢克仓皇逃走，但不出二十四小时就在德比市被抓获，并以谋杀罪名受到审判。报纸头版用大标题对此案报道了一个
星期之久。我记得第一次去理发店时(那以前我的头发都是父亲亲手剪的)，我就坐在那儿，手里紧紧握着四个便士，听前面五个人谈论着审判、凶杀。每个人都说自己认识死者或是被告。洪亮的谈话声和剪刀的嚓嚓声混在一起。
“下手太狠了，太血腥了。”
“我知道。我看着他把那黑小子打趴下的，在埃索街。大伙儿都看到了。天呐，真的是一地的血啊。”
“真个他妈凶残的下流胚子。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从来没在晚上九点以后头脑清醒过。”
“我真为他妈难过，真的。那个可爱的女人，就住咱家隔壁。”
他们在那儿肆无忌惮地讲着，却一点没有注意到我这只还没剪过毛的小羊羔正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抓住每一个珍贵的字眼不放，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们一家人都很同情那位父亲。为什么这样一位体面、正经、勤劳的父亲会有这么一个儿子，真让人无法理解。我父亲把原因归，咎于战争。可怜的欧内·马里奥托竟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参加了庭审，还尽可能每个周末去林肯监狱看望他那被判误杀罪的儿子。但他已经被这个不幸压垮了。他变得阴郁怪僻，不再像从前那样乐呵呵的。同事们从他嘴里掏不出一个字来；他开始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一请假就是好几天；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忧郁之中。只有他那一小块菜地能给他提供一丝慰藉，但马里奥托并没有尽心照料它；苹果和梨子烂在了树上，他也漠不关心，懒得料理。我父母都称这是一场“悲剧”；这词对我来说挺陌生的，但我猜得到它的意思。
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星期六下午，我和泰得一路走走跑跑回了家。我们那天肯定谈论过这桩事情，可惜现在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只清晰地记得那个守门员和那个好心提醒我们的脸色蜡黄、表情木然的女人。其实，她的提醒毫无必要，我俩谁也不会傻到真的要去试试那冰面能否承受我们的体重。不过，可能是出于习惯或是因为抱有希望，她当时是像对她儿子说话那样提醒着我们。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到家我就对母亲讲了这件事。母亲还像往常那样心不在焉地听着；然而，到了下一周的礼拜一，当欧内斯特·马里奥托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她记起了我所说的一切。
就在那个雾蒙蒙的礼拜六下午，马里奥托和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和一个邻居打了招呼，一同走出了家门。在离公园不到半英里的地方，他掉头往菜地方向走去，而她则戴着帽子和头巾朝我们和湖这边走来。他把自己反锁在小木屋中，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就在她望着浓雾提醒我俩的时候，他拿出剃刀在手腕上割了一刀，鲜血流将出来，滴在一个他预先拖进屋内的洗衣盆里。他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可想而知他是出门前就把刀片放在衣袋里了。晚上8点了他还没有回家。于是，她又套上雨衣，戴上帽子和头巾，穿过浓雾急匆匆地来到菜地，打破屋上的窗户，这才找到了他的尸体。然后她又差不多跑了一英里才赶到警察局。
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又生活了二十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去世。受悲伤和不幸压抑却依然神志清醒的她一直打理着那片菜地。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卢克的消息。她和她丈夫一起合葬在公墓里，就在我父母和泰得的父母、兄弟的墓旁。
有人为他们购置了一块墓碑，上面只刻着一条简单的墓志铭：“聚”。这个人是谁，我至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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