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把这女人，就是我娘，当作自己的对头。我做啥事儿她都肯定要误会我，而且后来竟发展到这地步：在我看来，她不仅是误会我，还明摆着老是找我的碴儿。我在家是独生子，可对我娘来说，光我这一个就已经够她受的了。
她恨我爹，一直到我爹死了都还恨他。
她会跟我说：“给我滚开，该干啥干啥儿去。你四(是)你爹他崽子，听好了你，不算俺的。”
我跟我娘真正意义上的决裂，不是在米格尔大街上，而是在乡下发生的。
我娘决意要跟我爹分手。她还想把我带回她老娘家那儿去。
我不干。
爹已经病了，成天躺在床上。另外，他还跟我保证，要是我跟他过，他就给我满满一盒的蜡笔。
我要蜡笔，还有我爹。
那阵子我们一家住在库努比亚。我爹在那儿的蔗糖园里当司机。他从来没装过奴隶，只开车装过自由农。但我爹那时也曾经不可一世，就好像那帮子自由人也成了奴隶似的。他曾经骑着一匹高大笨拙的灰棕马绕着园子转悠，朝那些苦工们挥舞鞭子。有人还说——这个我可是一点儿都不信——他还曾对那些苦工们拳打脚踢呢。
我可不信这些。要知道我爹在库努比亚待了一辈子了，他知道可千万不能把这儿的人压得太狠。他们不是心狠手辣之徒，可他们认为杀人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们会准备着待上好几年来找个机会把哪个自己讨厌的家伙干掉。事实上，库努比亚和泰伯兰是特立尼达两块凶杀最频繁的地段，案子多得能让驻守当地的巡警立马升职。
一开始我们住在兵营的临时工房里。但后来我爹想搬到离家不远的一间小木屋去。
我娘骂开了：“你就会在我跟前装样儿!听好了你，要去你自个儿一人住去。”
她心里当然害怕了，但我爹坚持着要搬。于是我们就搬了过去，接着麻烦真的就来了。
一天正午，一条汉子跑到我们家问我娘：“你男人在哪儿?”
我娘说：“不晓得。”
汉子操着一根木槿枝儿剔牙。他吐口唾沫：“没啥儿。老子有的是时候。老子能等。”
我娘说：“你啥儿都甭想。老娘知道你想啥呢。俺姐可是马上就要过来了。”
汉子咧嘴笑了：“老子又没干啥儿。老子不过想看看他啥时候回来。”
我吓得大哭。
汉子咧嘴笑了。
我娘冲我喊：“你这会儿给我闭嘴，不然待会儿真有你好哭的!”
我跑到另一间屋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叨着：“拉玛!拉玛!希塔拉玛!”这是我爹教我的，他告诉我要有任何危险就这么喊。
我朝窗外看去。外面亮堂堂的，日头正毒，满世界除了灌木和树林子以外，什么人都没有。
就在这时，我看见姨妈正朝这边路上走来。
她走到我娘跟前：“你们这儿出啥事儿啦?我在家正待得好生生的，突然觉着有啥事儿不对劲。我想我还是过来看看的好。”
汉子嘟哝着：“没错儿。老子晓得这感觉。”
我娘，刚刚一直都威猛无比的娘，这会儿哭了。
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是要吓吓我们，而我们也确实给吓坏了。打那往后，我爹总是挎着他那杆大枪，而我娘手头上总攥着把开了刃的短弯刀。
后来，在夜里，会传来说话声，有时从大路上，有时从屋后的灌木丛里。那些人有的说他们迷了路想借火照个亮，有的说他们来给我爹带个信——我姑妈在德比刚刚突然死了，还有的不过是来告诉我爹说糖厂起了大火。有时会从不同的方向传来两三个这样的声音，而我们就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睁眼坐着，干等，等那些声音归于沉寂。而它们真的消失后，一切反而更可怕了。
我爹说：“他们还在外头。他们要的就是让你出门往外看。”
清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光初现，我们听到有踩着灌木的脚步声，渐去渐远。
夜幕一降临，我们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等着。有时一连好几天没啥动静，然后，我们又会听到那些声音。
一天我爹牵回来一条狗狗。我们管它叫“泰山”。它是个很好玩的家伙耶，一点也不像条看门狗。就是一条棕色长毛的大狗狗嘛。我喜欢骑在它的背上玩。
到了晚上，我问：“泰山也跟我们一块儿进屋不?”
不。我们把它留在了门外。它呜咽着，一直用爪子抓着门。
不久，泰山就死了。
一天早晨，我们发现它被砍成了几块儿，扔在最高一层台阶上。
前天夜里我们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
我娘开始跟我爹吵嘴，但看我爹的样子，这一切他好像根本不在乎。
我娘冲我爹吼：“你装什么样儿你!你有胆儿可没法儿给我们保命啊，听好了你。咱们快离开这鬼地方吧。”
我爹开始往墙上到处贴写着鼓劲儿话语的纸片，上面有些来自《吉塔经》和《圣经》，还有一些是他自己临时编的。
他跟我娘发火儿，越来越频繁。后来，我娘一走进屋子，他就会大声尖叫，朝她扔东西。
于是，我娘回姥姥家去了，我留在爹身边。
在那段日子里，我爹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我也只好跟他一块儿躺着。我和他之间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交谈。他教会了我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这么回事。
“孩子，”我爹问我，“你爸爸是谁?”
我说：“是你。”
“不对。”
“怎么不对?”
我爹说：“你想知道你亲爸爸是谁么?是上帝，上帝才是你爸爸。”
“那，你又算啥?”
“我?我算个啥?我算——让我想想，嗯，我算是你另一个爸爸，但不是你亲爸爸。”
这次教育后来给我带来了麻烦，尤其是跟我娘在一块儿的时候。
第二样我爹教我的东西是万有引力。
我俩坐在床沿上，他丢下一个火柴盒。
他问我：“现在，孩子，告诉我火柴盒为啥会掉地上?”
我说：“但它们肯定要掉地上的。你想它们咋样?往旁边飞吗?”
我爹说：“我来告诉你为啥它们会这样。是因为有万有引力它们才会往下掉。”
接着他给我玩了个小魔术。他往一个桶里盛了半桶水，举过头顶在头上飞快地转。
他说：“看，水不会泼下来。”
可水泼下来了，把他浇了个精湿，地板都打透了。
我爹说：“没啥儿。水装多了点儿。再看。”
第二次，他成功了。水没有泼下来。
第三样我爹教我的是色彩的调和。那以后没过几天他就死了。他当时病得很重，好长时间里都在发抖，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什么。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听见他在呻吟。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陪他呆在床上。
有一天他跟我说：“你还有彩色铅笔没有?”
我从枕头下边儿抽出笔来。
他说：“想不想看我变个戏法给你?”
我说：“啥?你还真会啊?”
他拿出黄铅笔画了个正方形，涂上色。
他问我：“孩子，这是啥颜色?”
我说：“黄色。”
他说：“现在给我那根蓝的，然后把眼儿闭紧。”
等我把眼睛睁开，他问：“孩子，现在这是啥颜色?”
我说：“你当真没唬我?”
我爹笑了。他给我看黄色和蓝色怎么混合变成绿色。
我问：“你是说，要是我拿片叶子洗啊洗啊洗个干净，等洗完了它就会变成黄色或者蓝色的喽?”
他说：“不。你看，是上帝把这些颜色混在一起的。是上帝，你的亲爸爸。”
我花了老多时间想变戏法儿，可我就会一个——把俩火柴头搁在一块儿，点着，然后它们就会粘在一起。但我爹知道这个。不过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我敢保证我爹从没见过的戏法儿。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就在我要给他表演的那天夜里，他死了。
那天屋外头热得要命。到下午，黑沉沉的天就低低地压在我们头上，屋里都变得冷飕飕的了。我爹裹在毯子里，坐在一张摇椅上。雨点开始一大滴一大滴地往下落，听上去好像有一百只拳头打在房顶上。屋子里暗了下来。我点着油灯，往灯心上插了根别针，好把魔鬼都赶到屋子外头去。
我爹忽然停止晃悠，小声地说：“孩子，今晚他们来了。听，听!”
我俩都屏住了气息。我仔细地听着，但除了风雨声别的我啥也没听见。
一扇窗户“砰”地开了。狂风夹着豆大的雨点呼啸而人。
“上帝啊!”我爹狂叫起来。
我来到窗前。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整个世界疯狂而孤独，只有狂风和击打在树叶上的雨点。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挣扎着把窗子拉上。关牢之前，我看见一道闪电划破了整个天空。
我关上窗子，等着那声雷响。
好一声闷雷，听上去就像有台压路机从房顶上碾了过去。
我爹说：“孩子别怕。把我教你的那些话喊出来。”
于是我过去坐在摇椅旁，开始喊：“拉玛!拉玛!希塔拉玛!”
我爹也跟我一块儿喊。他又冷又怕，浑身发抖。
突然他大叫起来：“孩子，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我听见他们在屋子底下说话哪!现在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啦，没人听得见它们。”
我对我爹说：“别怕，我这儿有刀，爹你那儿还有枪哪。”
他没听。
他叫着：“现在黑啦，小子啊。太黑啦!太黑啦!”
我爬起身，来到桌前正想把油灯拿得近一些，这时，一个炸雷像是就在屋顶上炸开了。雷声轰鸣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又一扇窗户被刮开了，狂啸的风雨扑进黑洞洞的屋子里。油灯灭了。
我爹又尖叫了一声：“哦，上帝!黑暗!”
我在黑暗的深渊里迷失了方向。我不停地喊，直到雷声渐远，暴雨也已变得淅淅沥沥。我把给我爹准备的小戏法统统抛在脑后了。本来，我是把肥皂涂在掌心，等肥皂干了，它们就会消失不见的。
大伙儿都认为我跟我娘该离开这儿，而西班牙港则是最安全不过的地方了。许多人嘲笑我爹。看样子我在余下的日子里不得不背负起这样的耻辱：我有一个给自己活活吓死的爹。但不出一个月我就把他抛在了脑后。我开始把自己当成没爹的孩子。这听起来挺自然的。
事实上，等我们搬到西班牙港，我发现人家父子之间的正常关系无非就是一个揍人一个挨揍而已。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对我爹十分感激。
我娘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把我关在我该待着的地方，要把我爹教我的那些乌七八糟的鬼玩意儿从我脑子里统统赶出来。我不晓得她干嘛不再费点神儿。她很快就对我丧失了兴趣，听任我在大街上疯来疯去，只是时不时会冲上来揍我一顿。
不过，偶尔她也像过去那样凶巴巴地对待我。
一天，她把我关在屋里。她跟我说：“今儿个你也甭上学了。每天都让我给你系鞋带我可受够了。今儿个你怎么着儿都得给我学会!”
我觉得她真不公平。再怎么说，在这块儿地方我们谁都不穿鞋，更何况我也不习惯穿鞋。
那天，她不停地揍我，揍我，让我打一个个的结，可到头来我还是没学会。许多年后，我仍然以此为耻，觉得自己连这样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真够丢人的，就像我不会剥橘子皮那样丢人。但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从不让我娘给我买尺码合脚的鞋子。我总是装作鞋挤脚，然后让她给我挑一双大一两号的。等售货员给我系好鞋带后，我就再不解开它们，就直接把脚捅进鞋子里再拔出来。为了能让鞋跟脚，我还往鞋尖里塞了纸团。
听我娘说起话来，你肯定会以为我是个小废物。她知道的那些小孩子几乎个个都比我棒，比我聪明。有个小孩会帮他妈妈刷房子，还有个小孩会自己修鞋，还有个13岁的小孩每个月能挣二十美元的钞票。而我呢，总是游手好闲，靠着她的血汗钱养活。
然而，有些时候，她还是会流露出一丝令我吃惊的关爱。
比方说，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正帮她清洗一些大玻璃杯子。有个杯子从我手中滑脱出来，掉在地上摔碎了。我还没来得及做点啥呢，我娘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她问我：“咋整的你，好端端个杯子碎了?”
我说：“它滑，掉地上了。”
我娘说：“用玻璃杯子喝水就是不中啊。这么容易破。”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开始担心起我娘的身体来。
她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
在她看来，世界上没有用泻盐治不好的病。每个月我都得应付一次这苦差事。那玩意儿完全破坏了我周末的好心情。要是我出了什么问题连她也搞不清楚，她就会把我送到特拉格瑞特路上的卫生处去。那儿真是个鬼地方!在进门看医生前得等啊，等啊，等个老半天。
进了门，还没来得及说自己啥地方疼呢，医生就已经写方子了。然后又得去等着拿药。卫生处开的药方都一个样儿：半英寸厚的粉红色沉淀物配水吞服。
哈特这么数落卫生处来着：“政府只搞些信仰疗法。”
我娘却认为卫生处对我是个好去处。我得早上八点就去那儿，直到下午两点以后的啥时候才能回来。这样子她就不会担心我调皮捣蛋了，一年也不过花她二十四个美分而已。
不过，你也千万别以为我就一直安分守己。我才没呢。有时候当我不想听某个人的话，尤其是我娘的话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觉得，要是什么人的吩咐都听从的话，我就给自己丢尽了面子。的确，生活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我发起脾气来，正是在我娘急着想待我好些的时候。
有一次在多克赛特，我差点淹死在海里，幸亏后来哈特把我救了上来。第二天，我就拿这事儿写了篇作文交给校长，题目叫“海滨一日”。我想还从没哪个校长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我在里面写到自己怎样差点淹死，写到自己在冷静面对死亡时，脑子里异常清醒地想着：“唉，小子啊，这下一切都玩完了。”校长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他给我打了10分，满分是12分。
他对我说：“依我看你真是个天才。”
等我回到家告诉我娘“今天我那篇作文得了10分，就差2分满分”时，她却骂我：“你咋还敢有脸在我跟前儿扯谎呢?你是想叫我抽你一耳光还是咋的?”
最后我总算让她相信了。
我娘一下子软了下来。她坐在吊床上，
跟我说：“过来，儿子啊，坐我旁边儿来。”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起脾气来。
一股无名怒火直冲我的脑门。我冲她喊：“不!我才不跟你坐一块儿哪!”
我娘笑了。她接着引诱我过去。
这让我更生气了。
慢慢地，友好的气氛消退了，变成了一场两股意志间的对抗。我宁肯淹死也不愿意照她的话做，让自己丢面子。
“我叫你坐过来!”
“我不坐!”
“把你腰带解下来给我!”
我解下腰带，递给她。她狠狠地抽我，抽得我鼻子都冒血了。但我还是没有坐到床上去。
碰上这种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哭叫：“要是我爹还活着，你肯定不会这样对我!”
因此，她还是我的对头。一旦我长大了，我就要从她身边逃开。实际上，这也是长大对我最主要的吸引力所在。
那些日子里，西班牙港的面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美国人在特里尼达投了不少钱，英国人也经常讲起殖民地的发展和福利措施来。
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公共厕所的消失。我讨厌公厕，有时候我会对那些在夜里开着卡车过来拉走粪便的人感到惊讶和好奇。我还总是害怕自己不小心掉到粪坑里。
第一批拥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的人家里就有哈特一家。我们商量着要干一桩大事儿——把他家的老公厕推掉。所有男孩和男人都跑去帮忙。我太小帮不上手，但我还是去看热闹。墙壁一面接一面地给推倒了，最后只剩下一面还立在那里。
哈特吆喝着：“小的们，让咱们把这家伙也整块儿掀个个儿吧!”
他们动手了。
墙壁摇晃起来，开始往下倒。
那一刹那我肯定是发了疯!我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举动：
我跑了过去，试图阻止墙壁倒下。
我只记得耳边传来一阵惊呼：“哦，上帝啊!小心!”
我在一辆汽车里。车子是美国人的急救车，绿色的，正开在从西班牙港到小峡谷医院的路上。车里坐满了老太婆，她们都披着闪亮的大头巾，身边带着大筐大筐的青芋、山药、香蕉，四下还有一些小鸡仔。突然间她们都开始聊起天来，小鸡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的头疼得好像要裂开似的，但当我试图朝那些老太婆们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张不开嘴。我又试了一下，却只能听见那持续不断的闲聊声，只是现在更清楚了些。
有人正往我脸上泼水。
我平躺在一张毯子上。眼前有许多张面孔在朝我看。
有人在喊：“他醒了。已经没事了。”
哈特问我：“你感觉还好吗?”
我努力朝他笑了笑：“我觉得还行。”
巴库夫人问我：“你身子疼不疼?”
我摇摇头。
但突然一下子，我浑身上下都开始疼起来。我试着挪动我的手，可它疼得厉害。
我说：“我恐怕我的手断掉了。”
但我还能站起来。他们搀扶着我走进屋子里。
我看见我娘来了。她目光呆滞，满眼泪花。
我记不清是谁对我说：“小子啊，这回你可把你妈急坏了。”
我看着她的眼泪，觉得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我发现，原来她竟可以这样为我焦虑和担心。
在那个时刻，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位印度教的神灵，长着两百只胳膊，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胳膊都掰断，以尽情地享受那一刻，以重睹母亲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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