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良

　　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又授给了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世界公民——法国作家让－马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MarieGustave le Clezio，1940－)。

　　克莱齐奥在法国文坛上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他生于法国尼斯，拥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是在法国文化熏陶下长大成人的，对盎格鲁撒克逊(中古英语)文学也颇有鉴赏力，声称自己的文学灵感不仅来自于左拉等法国作家，英国的斯蒂文森及爱尔兰的乔伊斯也对他产生过影响，但他童年也到过非洲，成年后在亚洲、美洲大学任教，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成为他的文学元素，似乎总是处于氏族、流派及时尚的边缘。有评论认为他属于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但评论家大多觉得他难以归类，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或流派。自从他1963年(23岁)凭借其处女作小说《诉讼笔录》获得勒诺多大奖(RenaudotPrize)以后，他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拾，迄今已经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大多是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集、散文及翻译作品等，重要作品有《战争》(1970)、《巨人》(1975)、《沙漠》(1980)、《寻金者》(1985)、《革命》(2003)、《非洲人》(2004)等。他的作品反映对生态的关注，对西方理性主义那种缺乏容忍性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他对于孩提时代就发现的美洲印第安文化的迷恋。关于与印第安文化的接触，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这一经历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我对世界和艺术的看法，我同其他人的关系，我走路、吃饭、睡觉、恋爱及做梦的方式都随之而改变。”

　　克莱齐奥与我国颇有缘分，从年轻时代就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曾三次来过我国。2008年1月28日，克莱齐奥凭借着《乌拉尼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2006年度最佳外国作家奖，他亲自来到了北京领取奖项。他非常喜欢《红楼梦》，赏识老舍的作品。在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学者中，有好几位都成为克莱齐奥的好朋友。南京大学的许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这样回忆他与这位诺贝尔新科状元的接触过程：“初次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当时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其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Desert)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后，就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译为《沙漠的女儿》。”虽然瑞典学院在宣布克莱齐奥获奖时国人大多不知道他是谁，法语作为一个小语种，关注的人毕竟不比英语这种强势语种，但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还是做了不少的译介工作。迄今已有八种克莱齐奥作品见诸中文，除了上述三种，还有《战争》、《金鱼》、《流浪的星星》、《偶遇》、《少年心事》。

　　译者

　　《今日法国》(Label France，以下简称LF)：您的作品被描述是神秘玄奥，哲学意味浓厚，甚至是自然生态性的。你自己认可这些说法么?

　　让－马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以下简称LC)：想要描述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很难的。如果要我自己评价我的作品，我会说它们都是最像我的。换句话说，对我而言，我更期望表达我是谁和我信仰什么。当我写作的时候，我首先会努力转述我跟岁月和事件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苦恼的年代，一个令我们自己饱受理念及意象的混乱所轰炸的年代。而当今文学所起的作用则是回应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

　　LF：您认为文学可以影响着这种混乱，可以改变它吗?

　　LC：我们不再冒昧地相信如同萨特时期所说的“小说可以改变世界”。今天，作家只能写下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但当你读着萨特、加缪、多斯·帕索斯或者斯坦贝克的作品时，你会清楚地看到，这些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作家对人类的未来以及对其笔下文字所具有的力量抱有无穷的自信。我记得18岁的时候曾在《快报》上拜读过萨特、加缪和莫里亚的社论，这些社论文章在当时给读者指明了方向。而现在又有谁能够想到报纸上的某篇文章能够解决破坏我们生活的问题呢?当代文学是一种绝望的文学。

　　LF：如果人们把您视为无法分类的作家，可能是因为法国从来就不是您创作灵感的唯一源泉。您的小说是一个已经全球化了的虚构世界中的一部分，和兰波或塞加朗有点相似，对于这些作者，法国文学评论界难以将其分门别类。

　　LC：首先我要说的是这种说法并不让我难过。我想小说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分类的，换句话说，它是多形态的，是最终反映我们这个多极化世界观念的交融和酝酿。我想也就是像你所说的，法国文学上的成就归功于百科全书派所谓的万能观点。这种成就一直以来有一种令人叹息的倾向，通过“另类”的描述来边缘化来自其他地方的想法。兰波和塞加朗已经在那个时代付出了代价。即使在今天，如果同意自己被列入“奇特”这一行列中，来自南部国家的作家是同意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例子是一位名叫阿南达·德维(Anan-da Devi 1957－)的毛里求斯作家，我曾大力推荐过她的作品。而他们的反应是她的作品不够“另类”。

　　LF：为什么您对其他文化如此着迷?

　　LC：西方文化已经变得单一了。它把最大的关注力放在城市与技术上，因此阻碍了其他各种表达方式的发展：比方说虔诚与感觉。在理性主义的名义下，人类不可知的一面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是我在这方面的意识促使我了解其他文明。

　　LF：在你曾经寻找过的其他地方中，特别而言是墨西哥，一般而言是美洲印第安世界，它们占据着重要位置。您是怎样了解到墨西哥的呢?

　　LC：我曾被派往墨西哥服兵役。在这两年期间，我有机会旅行。特别是我去了巴拿马，在那儿遇见了恩布拉斯人(Emberas)，我花了四年(1970-1974)时间与这些印第安丛林人群在一起。这是一次令我深深触动的经历，因为我发现一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恩布拉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们周边环境和他们自己和谐相处，完全不需借助法律和宗教的权威。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回国之后想讨论这个群体的社会凝聚力时，批评家却指责我，说我幼稚、单纯，迷恋“高贵野蛮人”的神话，尽管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我决不能说那些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是野蛮人，或是贵族。他们按照他们的标准和价值观在生活着。

　　LF：这些年来，您会将您的生活时间分成几块，分别居住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你们家族的来源地毛里求斯，以及您成长和您母亲居住的地方尼斯。如同您一样，在您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也挣扎割裂于各大洲。比方说，《烧伤的心及其他浪漫故事》部分背景设置在墨西哥。集子中的第一篇讲述了住在那个国家的两个年轻女人童年的故事。这是一个悲伤的童年，她们似乎困惑于她们的

　　过去。难道这样就能说这两姐妹是游牧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吗?

　　LC：她们是处于同一时期却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受害者。对于儿童来说，要将两种像墨西哥文化与欧洲文化那样完全不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困难的。墨西哥文化是更直接、外在的文化，而欧洲文化是建立在家庭、封闭及学校规定的基础之上。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种文化冲击。

　　LF：那为什么是一种“浪漫故事”呢?

　　LC：以这样的词来描述一些悲剧性的情形有些许反讽的意味。这本书由七个短小暗淡的故事组成。在浪漫虚构的故事中，感性胜于社会现实。我想虚构的作用在于去强化情绪和社会真实世界持续的滑动。另一方面，书中的所有故事是基于事实。因此，它们是真实的故事。它们有一种内在的感伤，这种感伤你也可以从报纸的简讯中找到。

　　LF：在您的书中，流派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传统的虚构叙述中走来需要很长时间。你是否相信小说作为19世纪传承下来的一种体裁，仍然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印记，因此它不能反映后现代、后殖民世界的复杂性了吗?

　　LC：小说是一种显著的资产阶级体裁。通观整个19世纪，小说突出表现了资产阶级世界的幸与不幸。之后，电影来了，它掠走了小说的光芒，并证明它是更能展现世界的方式。因此，作家开始延伸小说的类型，使它表达观念和感觉。之后他们意识到小说是多么具有可塑性和流畅性，从而引发了各种形式上的实验。从此以后，每一代都修订小说，使用新的元素重新塑造它。这让我想起了毛利小说家阿比曼宇·乌纳斯(AbhimanyuUnnuth)，最近他的作品《拉尔·帕西那》(Lal Pasina)出了新的译本。这部小说在某方面让你想起了尤金·苏(Eugene Sue)。乌纳斯使用了传统的小说方式，但是推翻这种传统更好的方式是引入史诗元素、歌曲以及印第安诗歌的韵律。《流浪的犹太人》(TheWandering Jew)或者《巴黎的秘密》(Les Mys-teres de Paris)、《罗摩衍那》(Ramayana)便是运用这种方式的产物。

　　LF：您的小说也有自传性的一面。您有成为自己故事和自己生活经验的档案管理员那种感觉吗?

　　LC：我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史蒂文森和乔伊斯。他们从自己的早期生活中汲取灵感。通过写作，他们再次体验他们的过去，尽力弄清楚其中的“为什么”和“怎么样”。你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乔伊斯不会关注现时的故事，而是表达他的过去，表达每一件使他之所以成为他的事情。他重述了街道上最细微的声响，对话的片段，学校的体罚，以及那些仍然如幽灵般萦绕着他的东西。奈保尔也是如此，他回想起他受教育的初期。文学只有在努力表达最初的触动、最初的经历、最初的理念和最初的失落时才是强大的。

　　LF：人们在读您的作品时，常常有这样的印象：小说人物在您创作的意象中是在寻找家园，一个超出传统的、略显狭窄的民族观念的家园。在描述流亡作家试图建立与他的祖国的一种新关系时，拉什迪谈到过“想象的家园”。您想象中的家园是什么样子的呢?

　　LC：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流亡者，因为我的家族完全属于毛里求斯。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毛里求斯的民间故事、食物、传奇和文化中走来的。这是一种混杂的文化，糅入了印度、非洲和欧洲的成分。我生在法国，在法国的文化中长大。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告诉我自己有一个地方和我心中真正的家园是紧紧相连的。有一天我会去那里，我会去了解她的过去。所以在法国，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局外人”。另一方面，我热爱法语，它或许是我真正的家园!但是，要把法国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我必须说我几乎不认同其优越性。

　　LF：您的祖先是法国人吧?

　　LC：事实上勒·克莱齐奥家族来自布列塔尼的莫比汗。在大革命时期，我的一个祖先因为他们坚持要他剪掉长发而拒绝参军，结果他被迫逃离法国。他带着全家人上了一艘叫“印度信使”(Le Courrier des Indes)的船，希望能到印度。但船抵达毛里求斯时，他下船了，因为他妻子来自这个岛，那里还有亲戚。我们家族的毛里求斯分支就是从这个爱冒险和具有反叛性的先祖开始的。实际上，他是我下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现在，我正在写他怎么在毛里求斯定居下来的故事。我感觉到我和这个为了逃避某些东西而被放逐到世界另一端的男人是如此的接近。我觉得我了解他。

　　LF：据说您很可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您明天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您会在颁奖仪式上说什么呢?

　　LC：这是一个很具有假设性的问题!至于诺贝尔奖，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公开讲些什么。我想说的是战争杀害儿童。这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文学也是一种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悲剧并把它置于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方式。最近在巴黎，女性的雕像被蒙起来了，目的在于谴责阿富汗妇女被剥夺了自由。这种做法非常好。同样，我们应该把所有小孩的雕像在心脏处标上大红点，提醒人们在这一时刻，在巴勒斯坦、南美洲和非洲的某些地方，一个小孩被子弹杀害了。人们从来不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