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偶然看到一部《巴尔扎克传》，我在一个文学被彻底摧毁的年代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文学，梦想成为一位像巴尔扎克一样伟大的作家。那年我十四岁，正在一座煤矿中学补习小学课程，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遥远得几近荒唐。但再荒唐的梦也是梦，在一个无梦的时代，有梦就有希望。我文学的跋涉由此开始，十三年痴梦不改，在退稿复退稿的循环中，固执坚守着。灰暗的日子曾那么漫长，命运曾是得那么惨酷，那时候，谁会相信一个文学少年的梦呢?讽刺挖苦一直伴随着我的孤独奋斗。这期间，我先从中学生变成了小矿工，又从小矿工变成了南京一家文学杂志的年轻编辑。27岁那年终于以一步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走上文坛，成了专业作家，并在其后这场以生命燃烧为代价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坚持到今天。蓦然回首，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不能不为自己因坚守而创造出的奇迹感到自豪：在这场人生的豪赌中，我赢了，赢得好像还挺漂亮。

　　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朋友们相比，我似乎有些另类：我不喜欢按一般规则出牌，不喜欢随大流，不喜欢被动接受程式化的教育。我成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有人讥讽我为“文盲作家”。其实，我完全可以像大家一样，在社会潮流的裹挟下进入大学，拿张文凭。可我没兴趣，我热爱的是文学，不是文凭。说来也有趣，就在那时，我被南京市某高校一个干部班录取，班主任恰是我的朋友兼文友叶兆言。可我一直没去报到，这让叶兆言耿耿于怀直至今日，经常说，周梅森差点儿成我的学生。每逢这时我就很得意，回道：“所以，大哥还是大哥，老弟还是老弟。”今天回忆起来，我仍认为自己的选择没错，命运如此垂青，让你做了一棵自由生长的树，你就好好享有那份成长的自由吧!学历只是一纸学习的证明，对文学和人生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学习却是伴随着人生终身的一种良好习惯，根本就没有必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与其花几年时间求取这一纸证明，倒不如用这几年时间好好读一点自己想读又必须读的书，挖掘一下自身的潜能了。

　　一个人的生命潜能不知会有多大，“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说错了。如果在十四岁的时候，我有了这种“自知之明”，今天就多了一个下岗工人，少了一个成功的作家。我不具有谦虚的美德，也没必要假做谦虚状：在当代作家中，我是很少的一部分能靠版税和稿费保持体面生活的作家之一。我的诸多作品不断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各大出版社不断再版重印，在一个市场经济年代很好地维护了我的尊严，虽然还没成为巴尔扎克，但这个结果逼抵了我人生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