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黄　军

　　“一条嫁娘一条崽，一只年猪一栋屋”，麻阳民谚如是定住理想的生活境界。老婆孩子是家的温馨真实，一年有一头猪是家的温饱殷实，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是家的温暖踏实。妻儿是缘分的牵挂，年猪是勤劳的收成，房子或许是终生的追求。爸爸的一生便伴随着房子的追求磕磕碰碰。

　　少时爸爸的房子很小。那时，太公去世，太婆持家，一家七八张嘴，糊口有余，但只有一栋四间住房的木屋。公公被抓壮丁离家不知生死，婆婆天生赢弱是全家的“累赘”——尽管她成天背着满公盘下的幼小子女舂石碓、推石磨，碾出数升大米保证一大家子的日用口粮——被安置在堂屋后端的“倒弄”小间里居住。爸爸就在倒弄里出生、长大……当爸爸分开独居阁楼上时，公公带着朝鲜硝烟的伤疤和战后余生的军人特有的耿直和火暴回到家。面对拥挤的木屋，太婆决定再起一栋房子，备的都是上好的木料。然而，那木匠迫于新房屋基后堂太公的强梁压力，有意把屋柱锯短了两尺。那堂太公常讽刺太婆：“一大家子，养人都难，还树哪样屋?”时任生产大队长的公公充耳不闻，太婆时常憋气流泪。正是糙糙后生的爸爸，倔强地到半里外的坡地里挖挑泥土填屋场，硬是用十四岁稚嫩的肩膀运土把三开间的屋基足足填高了三尺。新屋落成后，紧邻屋后的堂太公家——当时全村最高大的房子——猥琐在阴森的漆黑里，成为我们儿时最感恐惧的地方。但住房依然很挤，随着我的几个堂叔、姑姑的相继出生，爸爸依然每晚在阁楼上喝北风数星星。

　　青年的爸爸仍旧与房子较着劲，但他的房子却仍然小。十七岁，爸爸当了兵，在部队上很玩命，半年做班长，两年升排长，一路提拔到营教导员。提干后的爸爸有了积蓄，回家成亲时，拿出钱要公公另建新房子。公公带着全家搬迁新屋后，两个日渐长大的叔叔与公公婆婆挤居一间屋子。爸爸又掏钱建了厢房、配了二檐房，但公公听信妄言——二檐过高挡风水——擅做主张把三开间二檐房建得低矮无比，只能当作柴房用。爸爸复员转地方工作时，大叔结婚占了一间主房，公公婆婆、小叔各居一间厢房，我和弟弟栖居阁楼。这时，大叔闹分家，这由爸爸出钱建成与我同岁的老屋，划到爸爸名下只有主、厢房两间。

　　中年的爸爸又忙碌着建房的事，不仅因为随着妹妹的出生、我们兄弟俩日渐长大带来的住房局促，更因为儿时顽劣的我失去左手掌。爸爸担心，再过几年，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我，手的残疾是障碍，如果连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会很难找到嫁娘成家的，就在老屋背后，上初二的我，每天从屋场穿过上学，看着屋基两丈石坎垒砌，看着木匠发墨、夹磉、排扇、树屋、上梁，看着爸爸费尽心血满脸疲惫地打理着一切……四开问配厢房、栅栏间的新屋建成后，爸爸又花了大量心思砌天井石坪、安地脚岩块，并买回来相当数量的水泥砖，准备钱米方便时修茸房子围墙，中考时，我上了中专录取线，爸爸停止了时房子的修缮。我们不解，他说：“我盘你们读书，不就是盘房子吗?”确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上了学，无疑便有了铁饭碗，还有工作单位提供的公用住房。爸爸以为，我读书狠，不愁饭碗，更不愁嫁娘，没必要负债急着修建那乡里的木房子。所以，老家的木屋至今晒簟当墙，茅扇遮风。

　　后来，我考学谋了份公职，弟弟招工有了职业，妹妹虽无工作，但凭着医学中专的文凭也不愁生计，而且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再后来，公房商品化，爸爸和我在县城购置了两套住房，妹妹出嫁后也有一套宽敞的住房，弟弟更争气，自己起了一栋三层豪华楼房。只是，在弟弟建房前，弟媳埋怨：曾经执政一方的老爸，为什么不像其他职位相当甚至还不如他官大的人们那样，起一栋大楼房?即使给我们兄妹几个一人弄块宅基地也好，爸爸闻说，沉默良久，问现在他曾经工作多年的地方上班的弟弟：“你见到在当地低价买地建房的人是哪样下场?”

　　弟弟回答：“老百姓都在骂，有时候都不敢出门。”

　　“你的工作开展还顺利吧?”

　　“顺利，好多别人干不了，我一般都能完成，接触到的人都认识我，还常问起你……”

　　望着拂袖而去的老爸的背影，猛地想起老爸的执政为官名言。不是“老百姓是天”之粪豪言，只有“每次廉政检查，我睡得最香”、“工作不要和老百姓敌对，让子孙后代好混口饭吃”之类浅白的说辞。

　　我顿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老爸爱屋，更求心安。少时的爸爸为家族建屋，青年的爸爸为大家庭建屋，中年以后的爸爸为小家庭建屋，但更多地是在建造心灵的理想房屋。

　　爸爸的房子，不仅是现实的住房，更是理想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