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刘利

　　经常是在天气阴霾或细雨纷纷的日子里，我坐上地铁到科隆去。

　　在波恩和科隆之间是有火车的，十分钟就到，未免有点太快了。我喜欢坐地铁，一站一站地晃过去，看着窗外湿润润的四季变换的风景，地铁那种缓慢的节奏总是和天气，和心情很相适应。在那种时候我总会想起海利希斯·伯尔，想起他书中的某些章节，比如他的《小丑汉斯》。伯尔的小说全是以科隆和波恩为背景——他也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使得他的书让我更觉得亲近。而每次再读他的书以后，也让我对波恩和科隆多一种情感：这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伯尔，和他的小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和我，我不会像德国人那样很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波恩人——特别是一个科隆人，但我喜欢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

　　像德国大部分城市一样，波恩有一个很老旧的火车站，德国政府搬迁柏林以后，波恩在搞规划，想要建成像柏林那样的“现代化”城市，我很怕把这个老火车站划掉。在伯尔的书里，对这个火车站和火车站附近主人公的住所，有过很细致入情的描述，这让我每次进出火车站，上下台阶的时候，都有一种走过伯尔小说里的特别的感觉。每次坐地铁到科隆去，我总是在“新市场”那站下车，穿过科隆曲曲折折的步行街区的石砖路。在一条老街尽头的拐角处，有一家专卖绘画、摄影等艺术印刷品的小书店，每次去，总是可以意外地发现一些美术精品的复制品。我就是第一次在那里见到DiegoRivera和FridaKahlo-——两个本世纪著名的墨西哥画家的画的——当然是印刷品。每一年的十二月份，我都会从那家店里买回一本来年的挂历，第一次是一本十二张玫瑰花的照片，有着鲜艳浓郁的色彩。第二年再去，又买回了一本玫瑰花，是18世纪的工笔画，笔触色泽浅淡清雅，稍稍带一些古旧意味，好象前一年的玫瑰花珍藏而成的艺术标本。

　　在波恩市政厅附近，有一家位于地下室的酒吧，叫JezzGa-lerie，在那里经常有一些小型而精彩的音乐演奏会，从古典音乐到爵士乐，还有我喜欢的萨克斯风，从前我每次去的时候，即使人再多再拥挤，也总有特意给我留下的小小的一席之地，这是最让人感到亲切和感动的地方。让我觉得这是我的城市，不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国籍又是什么，很重要的你是一个“本地人”。

　　科隆好像比波恩更富于情调。在大学区，有格调的小酒馆一家挨一家。几年前有一家名叫“马卡罗尼”的意大利餐馆，一向以文化界和演艺界名流的光顾而声名显赫，店主是一位著名的以色列前球星。那时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店里总是坐得满满的，稍晚的时候会有钢琴或萨克斯风的演奏，听得人心神俱醉。我们常在科隆畅饮过夜半，然后再若无其事地轻声说笑着飞车回波恩。幸运的是一次都没有被警察撞上。后来这家店据说转卖了，我只再去过一次，楼上也开了，音乐响得刺耳，像个大学食堂了，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克劳蒂娅

　　那几年，克劳蒂娅似乎一直在扮演着我的德国教母或类似的一个什么角色，她几乎每天中午都会来看我，随便聊聊天，带一些书给我读。那时候，正是我跟我丈夫闹“冷战”的时期，这位五十多岁的德国太太，显然是我心理上的一个依靠。

　　克劳蒂娅是金发，但是不卷，长直至肩，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和保养很好的几乎没有皱纹的皮肤，尽管她又抽烟又喝酒。她年青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她告诉我她年青的时候想到美国去，于是就去了，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回到德国以后，她认识了她日后的丈夫，他比她大许多，有钱有地位，对她一见钟情。这段幸福的姻缘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她丈夫在西班牙的摩尤卡岛上去世。之后她就一个人了。她是一个安静的人，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她丈夫的妹妹和她的丈夫，既是亲人，又是朋友。她丈夫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这让多事的左邻右舍们经常议论。但是她一直工作，在一个什么机关里作秘书，每天上午工作半天，中午回家的路上，她会路过我们住的地方，她很喜欢来看我。我们讲一些读书的事情。有一次她介绍一本书给我，还专门发传真到台湾去订了中译本。那本书叫《圣境预言书》(《Thecelestineprophay》，JamesRedfield)。这本书中讲到的“觉悟”(insight)对我日后的生活和生命都影响不小。

　　自从我从我丈夫那里搬出来以后，便很少再见到克劳蒂娅了。后来听说她退了休，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在一个人安静地读书。晚餐不吃，只喝一两杯红酒，那是她一向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她是个有些太过于刻板的人，书和红酒，似乎就是她生活内容的全部。她从不出门旅行，也不喜欢和别人交往。离开我丈夫以后，我的日子开始如繁花绽放，忽而忙这个，忽而忙那个，但我时常惦记着克劳蒂娅，毕竟在那些暗淡的时光里，多亏有她几乎天天的陪伴。我送过一两本我喜欢的新书给她，但是后来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去年夏天，我偶尔见到以前住处的几个意大利人，他们曾是我以前丈夫的朋友和工作人员。那几个人和我年纪相仿，那些年我们总是混在一起，一起过生日和圣诞，一起开车出去玩。一起去访亲探友，也有时一起受我先生的“训”，我们几乎是情同手足一样，一起再一次长大的。他们告诉我克劳蒂娅去世了，是在五月问，很突然，前一天晚上还有人看到她在小院子的长椅上看书，面前是一杯红酒，第二天却被人发现，她已经死在她的公寓里了，是心脏病突发。

　　我听了以后，不知该说什么好，但好象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以前的丈夫，告诉他这件事，他说他也听说了，在电话的另一头，他沉默着，似乎也不知该对此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便谈起了别的事情。

　　一个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我们中间消失了。

　　向野外出发

　　七月十八日星期五，是个周末，天气微晴微阴，气温大概二十二三度。我在小背包里放进一瓶水，两只小布袋，一把包好的用来切沙拉的刀子，圆珠笔和记事本，一切都很原始，没有现代工具。

　　出门在街对面坐公交车，六七站以后便是终点站大学医院，下车穿过停车场，便是野外林地了。

　　这一周基本上都是在阴天下雨，气温不高，日间在二十度初头，夜间在十五度以下。我主要想再一次看看在这个季节我们附近这一带野外树林间蘑菇的长势情况。

　　按照惯例，走我每次走的路线，把这一带林间大致看过来，要五到六个小时的步行时间。本来这一个星期我都在巴黎，心里其实却一直在惦记着我野外的蘑菇们，每天晚上盯着气象预报看我们这里的天气如何。回来以后，早上打过几个必要的电话，中午就跑出来，这样我就可以有整整一个下午的充裕时间，直到傍晚。出乎我意料的，蘑菇们的长势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首先很少，从种类，到数量；其次很小，并且遭受各种病虫害。我一一将种类、数量、和大小都作了记录，给一两个异常漂亮的“小红帽”和“小白扇”特别拍了照片。幸运的是，还见到了两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品种，但是我熟悉它们，是从各种与蘑菇有关的书上，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却有亲切感，有和在网上认识的好友第一次晤面的感觉。

　　经过几天的阴雨，野外的林间湿漉漉的。因为天还没有晴透，可能还会继续下雨，气压低，所以空气并不爽透，缺乏那种通常的雨后清新之感，但跟巴黎那种大城市的空气相比，却好像是“世外桃源”了。我一边走一边想，我到底还是个“自然之人”，而非“都市之人”，尽管我先前是在大城市里土生土长的。我需要像农民一样，与土地接近，与之有关的一切都使我深感兴趣，因为它们使我感到亲切。我很愿意动手劳作，栽种蔬菜、沙拉，各种热带植物，还有其他花卉，还会自己从日常生活扔掉的垃圾中制作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肥料。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应该去嫁给一个农民，这样我就有足够大的地方不仅可以种植任何我想种植的东西，还可以养鸡鸭、小兔子和羊。当然不要太多，要保障它们全都可以幸福生活到寿终正寝，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对了，还要开一个鱼塘来养一些鱼。这是我的“乌托邦”的理想之梦。

　　很可惜今生今世此梦无实现之时，可怜我们在都市里唯一能作的，便是准备好小小的行囊，等待时机许可，而向野外出发了。

　　春暖花开

　　每年早春，大概二月中旬前后，玉兰花总是先开，在我们住的附近到市中心，有几株有名的玉兰老树，花从白色，到浅粉，到深紫，花瓣有圆有尖，朵有大有小，直接开在毫无绿叶的干枝上，在尚冷的冬末日子里，美丽之中有一种感人的热烈坚定。接着便是盈盈的单瓣桃花，粉白；梨花，纯白，在未暖的春天里有一种林黛玉式的叫人伤感的薄命相。接着是樱花，单瓣先开，重瓣后开；还有杜鹃花，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就是波恩植物园，那园里有一个杜鹃花的花坛，浓浓密密地围了几十株各色各样的杜鹃花，春风一来一齐开，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在波恩大学汉学系前的草坪上，有三株很大的重瓣樱花，春光明媚之中，繁花满枝。我以前住的叫“玫瑰谷”的那条街，右边的一条街上，两边是单瓣樱花，先开，左边的另一条街，两边是重瓣樱花，后开。花开时，人走在粉色的花朵拱桥下面，花落时，满街粉色的尘埃，所谓花开花落，春去春来。后来我搬离“玫瑰谷”以后，每到春天，如果有时间，我总还是要回到那里，只为从繁花下走过，只为那满地红粉尘埃。

　　近几年经常出门旅行，如果刚好是在春季，在路上的我总是有些隐隐约约的惴惴不安，等回到波恩一看，果不其然，波恩的春天已经过完了，所有的花都已经开过了，居然没有等我，让人暗暗跌脚：只有再等明年了。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