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是在滨城大连出版的文学月刊。改革开放,百花争妍,全国上下刊物林立,读者万千。但等到古耜2003年担任《海燕》主编时,历时20多年的文学热潮已经周期性地退跌而下。与国内上千家文学期刊同一命运,《海燕》也几乎沉落到了谷底。古耜一到任即行改版,《海燕》刊题里添加了“都市美文”四个字,在期刊凋敝的原野上竖起进军散文的旗帜。
我与古耜16年前就有文学交往,得到在这种狂澜颓落、前景暗淡的形势下被推至主编位置的消息,真替他捏一把汗。他在评论界正当年、正看好的上坡途中,如此换马,这不是寻着跳井吗!
到了2008年年底,事实证明我这是杞人之忧。《海燕》以稳步上升的作品质量,好评如潮。《海燕》的作品不断进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读者》《读书文摘》《作家文摘》等重要选刊,以及多种权威的散文年选,每年的转载率都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散文选刊》主办的“中国散文排行榜”,六年中选出上榜作品120篇,其中出自《海燕》的作品竟占了百分之十八。国际龙源期刊网连续四年发布阅读双百期刊排行榜,《海燕》两度进入海外阅读的前100名。在经费窘迫、人力不济的条件下,《海燕》能取得如此成绩,使我对古耜其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文学不可能与时代脱节,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的小说、诗歌、戏剧都在与时俱进,蜕变更新,率尔操觚的结果怎样?社会上已有公论,毋庸我置喙,我只感觉到我们的散文也在前行,也在进步,因为行进的步伐调适得宜,反而相对的显得稳妥一些。尤其是《海燕》近年间的行进辙印,很值得思索。
古耜心中有底,我们作为散文传承悠久、积淀特别丰厚的国度,太平年月的佳作只能出之于低徊返顾者历练成熟的手底,在一些刊物上反复出现过的“新潮”、“后现代主义”、“小女人”、“无标题”、“新新”、“八十后”、“原创”等名号怪异的散文招牌,《海燕》上是找不到的。“轮舆大匠劳绳墨,锦绣文章费剪裁”,《海燕》作者队伍中坚力量的强壮与稳定,为刊物的突破与开拓于静默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期刊要集结一支经过锤炼的精悍的作者队伍,又谈何容易。阅历深、有见地的作者,是不屑于让自己的作品在那些没情况的刊物上闪面的。而《海燕》上时相出现的余光中,林非、梁衡、王充闾、石英、朱增泉、李元洛、李国文、张炜、唐浩明、韩小蕙、陈启文、韩少功、蒋子龙、陈忠实、张抗抗、梁晓声、叶延滨、刘兆林、卞毓方、肖复兴、王开岭、王兆胜、素素、邓刚、裘山山、彭程、王开林……哪一个不是耕耘有方的实干者呢!原本在石化行业宣传和文化部门供职而且并不喜欢交往的古耜,是凭什么“法术”将这批作者吸引到《海燕》上来的呢?这里,我想谈一点个人感受。
前年年底,我将小报小刊上发过的三则短文归成一组,题目拟为《世相三题》,随便寄给了古耜,其所以随便,因为我估计这类文字属于个人之私心偏爱,高雅刊物是看不上眼的,古耜也很可能出于友情,浏览后拍死而已。想不到,《海燕》2008年第二期就发出来了,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散文年选》里收入了此文。古耜待人,友情是友情,文字是文字,有时我郑重地将某一稿件给他,他阅后也拒绝得挺为干脆。这篇《世相三题》,让我进一步认准了古耜衡文有自己的取舍准则。他在审稿时将心力全部投放在文字上,文字之外的东西概不理会。
由于“国学”热,也由于“百家讲坛”极度红火,我给古耜从电话里推荐自己欣赏的有关论题,古耜不温不火,却听得出他在冷静地审视着红火旺烈过后所隐伏着的另一个侧面。实际上呢?翻检刊物,我发现历史散文在《海燕》上一直沿着既定的方向“地火”似地涌动着、运行着。
比较而言,散文承载的文化内涵厚实沉重一些。在目前的散文原野上,渐渐崛起的历史散文,乍然看去,是我们数千年传统散文的悄然回归,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之风在文化领地上别萌生意的推陈出新,实质上则不失为民族文化进程中颇见力度的一种掘进与开拓,视作散文界创新势头之一脉,也未尝不可。
去年初秋,我给古耜寄去一篇题为《魏武、唐宗、宋太祖的背后》的散文,因年老昏吒,我这题目上就将明太祖误写成“宋太祖”了。宋与明一字之差,历史上一下就提前了400年,真是一字失误,谬之千里。等我省悟之日,刊物己该印出来了,我心里很为不安,准备向古耜道歉。岂知刊物到我手里,古耜已经将这个实难原谅的错误更正过来了。我打电话过去,古耜淡淡地说:“我如果连这个也发现不了,算个什么主编嘛!”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底暗暗叹服古耜扎实的功底、严谨的作风和勇于承担的度量。
一个作者遇逢上这样难得的编辑,假如有新作出手,他的首选对象还会有迟疑么?由此推理,《海燕》作者队伍形成的前因后果也就显出些眉目了。
时下有的刊物不愿意刊发历史散文,我感到奇怪,便请教古耜这是何故?古耜答道:“现在的编辑年轻人居多,历史知识受限,编发这种稿件往往出力不讨好。”与其编这等费心费力且容易出纰漏、留硬伤的文章,不如拒发。小资小调,闲言碎语,奇闻异遇,自我陶醉,年轻人喜欢,编起来也轻松,何乐而不为呢!年岁在人与人之间划出的代沟,在编辑工作中也无从讳饰。
我这里将历史散文之方兴未艾视之为创新势头之一脉,古耜认可吗?2006年第10期有古耜以“莫可轻言的散文创新”为题的刊首语,内中有这样的文字: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散文的文体形态,始终堪称五花八门、自由不羁,它既鲜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又不见稳定的程式、规范,甚至难以找到独特的修辞技巧和表现手法,这使得散文成为文学家族中最缺乏形式感和约束力的艺术样式。而如此中外一致、东西成同的“文无定法”,不仅让习惯于横向移植的中国作家失去了模仿和借鉴的对象,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散文形式创新的可能——面对一种全无形式特征的文体,作家任何形式的创新企图都将变得无济于事,乃至无从谈起。
这是见地之言,也是肺腑之叹。在西风东渐的大局下,什么是“横向移植”?古耜之言也着实委婉了些。有鉴于我们的作家在别的文体上已然试过身手了,古耜面对散文之创新,取的是慎之又慎却又顽强坚韧的编辑方略。
从《海燕》落而复起的历程中,我感到文学期刊的主编的作用举足轻重。孙犁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期刊主编作为赋有抉择权的文章组织者,个人素质更其紧要。不少论家认为现在的文坛上阴盛阳衰,缺乏钙质,这难道会是众多作家的失误与过错吗?倘真这样,中国作家实在是有负于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了。我这里忽发奇想,假如允许起死复活,我们让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这等艺术上的“高手”分别来担当文学刊物之主编,情况会怎样呢?随着时光推移,我以为刊物软骨而缺钙的本相会毫发毕现。作如此恶作剧式的假设,我只是想说明,文坛其所以阴柔而缺钙,诸多刊物的主编恐怕难辞其咎。
眨眼间,古耜也年逾半百了,回思往昔,我觉得“生姜还是老的辣”,刊物主编不宜走马灯似地换代,在年轻化方面是否要一刀切,还是慎重为妥。
大连是常能见到海燕的地方,海燕的羽翼,是在搏击风浪中渐次丰满强劲起来的;在翅膀硬了之后,切勿敛翼息羽,隐身崖角,应当像高尔基所歌颂的那种海燕,迎着风浪勇敢地、高傲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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