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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张爱玲和鲁迅联系起来，做或明或暗的比较评价，说来也是个老话题了。在这方面，1940年代的无行文人胡兰成和1960年代的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均曾留下过色调驳杂的印记。不过，这一话题真正进入中国大陆的学术领域，并引起广泛关注，无疑是在张爱玲“热”形成之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那时到现在，不断有学者和评论家将探索的目光投放于张爱玲和鲁迅之间，或梳理从“呐喊”到“流言”的文学进程；或解析由“孤独”到“苍凉”的精神落差；或认定张爱玲是“女的鲁迅”，“只有张爱玲可以同鲁迅媲美”；或断言张爱玲延续着鲁迅的方向，张爱玲作品“被腰斩”则意味着鲁迅“传统之失落”。平心而论，诸如此类的说法，并不缺少推陈出新的高蹈和烛幽发微的精妙，只是作为不同作家的文学对读，它们殆皆集中在了以客观阐发为主旨的“平行研究”的层面，而无形中回避或者忽略了另一个更为质实也更为细致的视角——“影响研究”(为简明扼要的说明问题，这里姑且借用比较文学的一对术语)。后者需要从特定的材料出发，通过实证性的分析，搞清楚张爱玲究竟以怎样的心态、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和理解着鲁迅?套用一下张爱玲别出心裁的句式，也可以这样说：“张看”鲁迅包含了怎样的主体评价?而她最终又看到了鲁迅什么?显然，对于准确有效的张鲁比较与评价而言，这是一项无法省略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

　　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张爱玲一向有着非常个人化的、明显区别于一般的阅读兴趣。譬如，她对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萦怀终生，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高度痴迷，对市井小报、流行读物的津津乐道等等。不过，所有这些，都不曾妨碍和取代她对“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作品的关注和接受。事实上，在这方面，张爱玲同样投入了很高的热情和足够的精力，不仅实现了相当充分的资源占有，而且很自然地将自己的一些阅读感受与文本评价，融入了笔下无拘无束的“私语”“流言”乃至《红楼梦》研究，进而形成了与新文学作家自由而坦率的对话或潜对话。不是吗?她毫不掩饰对老舍作品的称赏，一再表示偏爱小说《二马》和《离婚》。她也无意遮盖对张资平小说的反感，公开承认“我不喜欢张资平”。对于丁玲，她分明注入了发展的眼光，认为：《梦珂》“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莎菲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对于冰心和白薇，她则流露出“童言无忌”式的不恭，明言“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如此这般或褒或贬、或扬或抑的文学评价，还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胡适、刘半农、俞平伯、张恨水、曹禺、路易士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作家与新文学难以切割的因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向度之下，作为新文学泰斗和旗帜的鲁迅，几乎是毫无悬念、势在必然地进入了张爱玲的视线。关于这点，我们自可从张爱玲作品和相关资料里得到证明。

　　先来看张爱玲笔下的鲁迅。依照笔者未必全面的阅读和检索，在已经公开出版的张爱玲纪实和议论性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提到鲁迅的地方主要有六处。兹按大致的写作或发表时间引述如下：一，《忆胡适之》写于1960年代后期，收入197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一书。该文开篇就回忆了作家1954年秋寄《秧歌》和短信给胡适的情况，并复述了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自然。”注意!当年最先将“平淡而自然”的评价贻以《海上花》的，并不是胡适，而恰恰是鲁迅。关于这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写得明明白白；胡适在为《海上花》作序时，虽引用了鲁迅的评价，但亦说得清清楚楚，实在无意掠美。但作家却似乎无视这些，硬是将“平淡而自然”的版权塞给了胡适，个中缘故既令人费解，又让人回味。二，写于1976年前后、收入198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续集》一书的《关于(笑声泪痕)》，是作家为澄清香港市场的盗版图书所做的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这里的阿Q无疑指的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三，同样收入《续集》之中的《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沿着作家关于“吃”的记忆谈到鲁迅的译作：“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鲁迅译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说《包子》(作家记忆中的篇名有误，从情节看当为淑雪兼珂——今译为左琴科——的《贵家妇女》)，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这说明作家对鲁迅的译作是熟悉的。四，刊于1983年台北《联合报》副刊的《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围绕刘半农对该书的评价写道：“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徐廑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以下还有介绍胡适分析许、鲁所记传闻并列举其矛盾之处的文字。看来作家对于作为学者的鲁迅亦不陌生。五，《小团圆》是作家写于1975至1976年间，此后又不断增补修订，直到近日才刚刚面世的自传体小说，书中托名盛九莉的作家在谈到恋人邵之雍——即胡兰成时，曾认为他“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质之以胡兰成的文本，此话难免攀附与溢美之嫌，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在无形中流露出作家对鲁迅文笔的肯定与欣赏。六，《四十而不惑》初载1994年二月《皇冠》第四百八十期，系作家为皇冠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献上的祝福。内中这样写道：“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看来，作家涉猎的鲁迅小说还具有一定的广度。以上几段文字表述，虽然各有各的语境，也各有各的所指，但作为张爱玲直接和具体的涉鲁之谈，却又不无明显的相通之处：第一，从时间刻度看，它们均出现在作家离开大陆，定居美国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这是否意味着作家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或者说她直接谈论鲁迅需要一个远离中国现代文学现场的海外环境?第二，依言说方式论，它们都是作家在讲述其他问题时，无意中借用或扯出了鲁迅，而不是正面针对鲁迅的有感而发，因此也就不曾涉及有关鲁迅的具体分析与评价，这难免让人生出猜测：在公共空间或公开场合，作家是不是故意回避着对鲁迅的发言?

　　再来看相关资料里的“张看”鲁迅。《山河岁月》是胡兰成最早的著作。其中《平人的潇湘》一文，涉及到作者亡命温州时同张爱玲相见的一些情况。该文写道：“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坦率地说，这段话的用语和断句

　　似乎均有毛病，以致造成了表达的含混——我们搞不清起句之后的一大段议论，究竟有多少是张爱玲的见解，又有多少是胡兰成的发挥。不过从整段文字的意思看，说张爱玲认同从“认真”而又“滑稽”的角度欣赏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恐怕并不算离谱。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应当承认，张爱玲还是捕捉到了鲁迅作品的某些特点的，这当中她自己对讽刺艺术的稔熟和看重，大约起到了桥梁作用。

　　水晶是到美国做过张爱玲专访的台湾作家，他写的《夜访张爱玲》于1971年披露于台湾《中国时报》，产生过广泛影响。在这篇专访里，水晶有这样的记述：“谈到鲁迅，她(指张爱玲——引者注)觉得他很能够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如果说张爱玲认同“认真”而又“滑稽”的说法，还只是对鲁迅作品某种风格和元素的局部把握，那么，水晶转述的这段满是惋惜的张氏话语，则无形中接近了鲁迅思想与作品的内质。因为数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已经证明，深入而无情地解剖和批判国民性，进而达到由“立人”到“立国”的目的，正是贯穿鲁迅全部文学和社会实践的一条基本线索。这里，张爱玲大抵是凭着自己的生活观察、人性体验以及艺术直觉，同鲁迅形成了深层的沟通与呼应，而她的作品也恰恰是在这一维度上，呈现出与鲁迅作品的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当年的傅雷为什么会在张爱玲的《金锁记》里读出“《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而在这一意义上，水晶将张爱玲说成是“鲁迅的私淑弟子”，庶几并非信口开河。

　　在分别梳理和清点了作家作品与相关材料里“张看”鲁迅的内容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前者诉诸笔端，写入文章的公众场合的涉鲁言说，后者只是转述了作家于私人空间里表达的有关鲁迅的一些看法。而事实上，偏偏是这后一种私下里的表述与交流，真正承载着作家对鲁迅的敏锐洞察与客观评价，代表着她特有的鲁迅观。这时，有一种疑问便显得无法回避：张爱玲对鲁迅既然有着独特的把握和深层的理解，那么，她为什么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里畅所欲言，反而有些闪烁其辞呢?毋庸讳言，要圆满可信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依据作家准确无误的“夫子自道”，然而，在此一条件目前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尽可能周延的分析与推测：由于受家庭、阅历、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张爱玲对历史上的左翼文学是怀有诸多不满的，但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却又让她近乎天真地奉行着所谓创作不涉及政治的原则，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边的……”正因为如此，当她面对一向被尊为左翼文学领袖与旗帜的鲁迅时，虽然敏感而清醒地察觉到他与许多左翼作家的不同，以及他较之他们的杰出与高明——顺便说一句，她之所以偏爱《三闲集》，或许就是因为从中看到了鲁迅对“革命文学家”的质疑与反诘——但却仍然不愿意公开赞扬鲁迅，因为那样会破坏她远离政治，独往独来的处世原则，也会影响她永远在潮流之外的自选形象。如果这一番分析与推测可以自圆其说，那么，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和理解，是否也可以由此更加深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