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耜

　　在我的心目中，问世于清代初年，署名西周生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又名《醒世姻缘》，张爱玲习惯以此相称，因本文旨在探讨张氏与《醒世姻缘传》的关系，故以下对该书的称谓从张)，虽然拥有某些独特的优长，但就其整体水准而言，恐怕只能属于中国小说史上二三流之间的作品。回想若干年前，我忍着南方夏日的溽热，硬着头皮通读全书的近百万言，凭的是学术占有的贪婪，至于文学欣赏的愉悦却己在很大程度上逃之夭夭。正因为如此，当我后来在鲁迅写给钱玄同的信中，看到先生读《醒世姻缘》时那种“其为书也，至多至烦，难乎其终卷矣”，“不佞未尝终卷也”的告白，遂感到由衷的理解和彻底的认同。也正因为如此，我又觉得，当年徐志摩为亚东版《醒世姻缘》作序，称其为“我们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是一幅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里图》”，不啻于结结实实地当了一把“书托”。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并非一流的长篇说部，却极大的吸引了张爱玲的阅读视线，成为她既熟悉，又喜欢，并且给予了很高评价的一部作品。关于这点，我们从张爱玲自己的文字中，即可看到明确的表述乃至清晰的线索。譬如，1954年10月，张爱玲在香港将自己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秧歌》，寄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同时附了一封短信。信中提到：“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1955年2月，张爱玲在收到胡适的复信后，又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最后一段写到：“《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如果说在以上二信中，张爱玲是将《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相提并论，从而披露了内心的某种文学情结，那么她写于1968年前后的《忆胡适之》一文，则将自己早年由阅读胡适小说考证文章而痴迷《醒世姻缘》的情况，做了单独的、也更为详细的说明：

　　《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的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此后，张爱玲走上孤岛时期的文坛，且一度大红大紫，《醒世姻缘》仍是她喜欢常读的作品，其喜爱的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海上花》。可以证明这点的是，在当年由《杂志》举办的女作家座谈会上，当张爱玲被问及喜读何书时，她例举了《醒世姻缘》而未提《海上花》。之所以如此，固然不能排除作家即席回答的疏漏，但她对《醒世姻缘》的高看一眼，依旧可见一斑。综合以上材料，我们或许可以断言：一部《醒世姻缘》曾经充当过青年乃至中年张爱玲心中的文学经典。

　　文学感觉一向机敏和发达的张爱玲，为什么会对艺术上并不十分高明的《醒世姻缘》情有独钟?这便涉及到文学欣赏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多见现象，而要厘清此中壶奥，则有必要借助发源于当代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按照该理论的说法，任何一个读者阅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处于绝对被动、僵硬、封闭的状态，相反，它是一个相对主动、活跃、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先在和原存的知识、经验、意趣、偏好等等，每每产生着积极、能动的作用，直至影响到对作品的接受与评价。说具体点就是，原本属于读者特有的知识、经验、意趣、偏好等等，一旦同作品所承载的社会、人性和艺术内涵，发生潜在的碰撞与对接，形成深层的契合与共鸣，那么，该读者对该作品的感受与评价就很可能偏离正常的尺度与轨道，而表现出特别的、格外的喜爱与激赏，即一种文学阅读上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张爱玲对《醒世姻缘》的态度，庶几可作如是观。这当中包含的主客体之间的对接与共鸣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没落贵族的家庭背景、父为“遗少”、母为“海归”的文化反差，以及以上海为主，天津、香港为辅的成长与生活经历，把张爱玲打造成了既传统又现代的都会众生中的“这一个”，同时也培养了她浓郁、奇特，几乎无法摆脱的市民趣味。她热爱人间的世俗之美，留恋社会的时尚与华丽，欣赏庸凡人生的状态、情调和智慧，她明知自己的名字“恶俗不堪”，但却没有想过更改，因为它可以随时提醒自己不过是万千人群里的一个俗人。这一切反映到作家的题材向度和阅读喜好上，便形成了她对寻常世情、普通人生的高度专注，特别是形成了她对饮食男女、两性纠葛的锲而不舍和津津乐道。而《醒世姻缘》恰恰是一部描写明代社会世风、世情与人伦的小说。这部作品虽然搭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两世姻缘，果报轮回的故事框架，但其笔墨渲染的重点，却分明是透过晁源和作为其转世投生的狄希陈一家，来写封建大家庭里的纲常伦理，婚姻情态，夫妻恩怨，财势沉浮，以及由此腾挪牵扯，广泛展开的社会场景。其中包含的世俗意味和民间气息，大抵可谓郁郁勃勃，一派强势，而人情物态，市井风光，倒也显得穷形尽相，栩栩如生。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心仪和嗜读该书，将其当成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情趣寄托与文化储备，实在是顺理成章，近乎必然的事情。

　　第二，张爱玲生长在一个十分压抑、极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父亲的吸鸦片，逛堂子，养姨太，放弃责任，挥霍遗产，坐吃山空；父母亲的严重龃龉、激烈冲突直至最后离婚；继母的刻毒阴鸷，心理变态，对非亲生子女的敌视和虐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从家族到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使张爱玲过早地领略和体验了生活的黯淡与人性的险恶，进而衍生了她对人生“苍凉”和社会病态的高度敏感，并形成了她习惯用“苍凉”的目光和笔调，来打量病态世相、描摹诡谲命途的意识或潜意识，而一部《醒世姻缘》所提供的文学图像，正好暗合或者说呼应着作家的这种意识或潜意识。这部作品的观念层面尽管穿插着一些所谓“父慈子孝”“夫义妻贤”之类的封建说教，其某些局部甚至拉来了若干“乡贤”“清官”“义士”“节妇”等等，以强化主体劝善惩恶的意图，但作为直观形象画卷的多妻制度下的官绅家庭生活，以及由此所辐射的封建制度下的明代官场，却早已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以致不断催生着种种痈疽，般般荒谬。而置身其中的人物形象，如晁源、珍哥、狄希陈、薛素姐、童寄姐们，则每每呈现出矛盾、畸形、甚至是疯狂和倒错的生态关系，从而酿成了家反宅乱的“恶姻缘”。借用该书“引起”里的话说便是：“或是巧拙不同，或是媸妍不一，或是做丈夫的憎嫌妻子，或是妻子凌虐丈夫，或是丈夫弃妻包妓，或是妻子背婿淫人；种种乖离，各难枚举。”显而易见，一部《醒世姻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沉落、人性扭曲的逼真反

　　照。惟其如此，我们说，该书凭着特殊的人性承载与精神指向，满足并激活了张爱玲潜在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定势，进而获得了她超常的喜爱与称赏，似乎也并非是郢书燕说，不着边际。

　　第三，特定的出身、阅历、教养和性情，孕育了张爱玲特有的艺术兴致与审美偏好，这一切反映到作家早期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便酿成了其高度个性化的文学与文本取向：如对平凡生活中“传奇”因素的追求，即《传奇》卷首所谓“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对语言感觉和阅读效果的注重，即《天才梦》所谓：“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对参差之美和斑驳风格的崇尚，即《自己的文章》所谓：“我喜欢参差的对照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以及对人物口吻的精确驾驭，对反讽和比喻的巧妙使用等等。而所有这些偏偏又在不同程度上联系着《醒世姻缘》的艺术特点，如它平中见奇的情节设计，铺张艳俗的语言表达，鲜活泼辣的人物描写等等。凡此种种印证着张爱玲所欣赏的《醒世姻缘》的“浓”，同时也告诉人们：在张爱玲最初的审美偏好和《醒世姻缘》的艺术特点之间，是不乏相通乃至相同之处的。换句话说，张爱玲早期的文学创作，明显接受了《醒世姻缘》的启迪和影响。有了这样的背景和前提，张爱玲看重和称赏《醒世姻缘》，便显得合情合理，全无疑窦。

　　毫无疑问，张爱玲是曾经喜爱和看重《醒世姻缘》的，甚至将其视为《红楼梦》《金瓶梅》式的文学经典，只是当我们细读和品味张爱玲作品以及相关资料时，却又能比较清晰地感觉到，她对《醒世姻缘》的这种喜欢和看重，似乎并没有持之以恒，终其一生，相反，倒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悄然经历着某种变更。这里，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然耐人寻味：一，如前所述，张爱玲曾向胡适明确表示，要将《醒世姻缘》和《海上花》译成英文。而事实上，后来的张爱玲历时八年，译完了《海上花》，但却最终放弃了《醒世姻缘》的译事。作家做出这样的取舍当然会有多方面的原因，甚至不能排除难以明言的客观上的生计艰窘和主观上的力不从心，但这当中是否也包含着作家对《醒世姻缘》一书兴致的锐减乃至最终消失呢?二，阅读张爱玲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散文随笔，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再没有一处提及《醒世姻缘》。其中发表于1974年的长篇散文《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说到许多国外作品，也涉及到若干中国小说，但对《醒世姻缘》却是不赞一词，不留一字。即使在《红楼梦魇·自序》《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这样一些多方面涉及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字中，《醒世姻缘》也变得销声匿迹，全无踪影。这或许是作家在无意中提示我们，该书已经淡出了她的脑海与视野。三，台湾作家水晶在1971年曾有幸做过张爱玲的详细采访，并写有采访记《夜访张爱玲》及《夜访张爱玲补遗》。在这两篇文章中，水晶记录了张爱玲所谈到的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一系列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歇浦潮》以及鲁迅、沈从文、老舍、钱钟书的小说，但她对早年时常挂在嘴边的《醒世姻缘》却是只字未提。现场情况何以如此?比较靠谱的回答恐怕只能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谈论《醒世姻缘》的兴趣。

　　如果以上分析和推论并无不妥，那么，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张爱玲为什么会改变对《醒世姻缘》的感情和态度?在这方面，作家不曾留下直接的解释与说明，这使得我们只能透过相关现象去揣测和把握。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大致以1950年代初离开大陆为界标，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艺术趣味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突出表现为，其内容由传奇走向质实，其文体由严谨走向随意，其语言由奇警走向朴素，其风度由张扬走向内敛，一句话，张爱玲的创作由“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关于这些，我相信熟悉张爱玲后期作品的读者，无论观赏其小说散文，还是浏览其学术随笔，都不难有较深的认识和感悟。当然，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张爱玲的这种“创作转型”，学术界还可能见仁见智，还需要深入探究，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就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而言，后期的张爱玲已经同《醒世姻缘》拉开了距离，甚至南辕北辙。“道不同，不相谋”一这庶几就是作家逐渐冷落和淡忘《醒世姻缘》的根本原因。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摘引张爱玲《谈看书》里的一段文字：

　　小时候爱看《聊斋》，连学它的《夜雨秋灯录》等，都看过好几遍，包括《阅微草堂笔记》，尽管《阅微草堂》的冬烘头脑令人发指。多年不见之后，《聊斋》觉得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记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里面典型18世纪的道德观，也归之于社会学，本身也有兴趣。纪昀是太平盛世的高官显宦，自然没有《聊斋》的社会意识，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异代的读者感到震动。

　　请注意，这段文字不仅从独特的阅读经验切入，讲述了作家所经历的审美意趣的变化，而且把这种变化具体坐实到了有关《聊斋》一书前后不同的感受与评价上。要知道，中国小说史上的《聊斋》和《醒世姻缘》，原本不乏值得研究的“互文性”，更何况当年的胡适等人还曾言之凿凿地将《醒世姻缘》的著作权，断给了《聊斋》的作者蒲松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透过张爱玲对《聊斋》阅读的由“热”到“冷”，是否也能间接地领略到她发生在《醒世姻缘》身上的态度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