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渐坤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会上有人谈到对某位学者的散文有不同的批评意见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以为是好事。因为这表明散文界不再寂寞了。回想文学新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整个80年代，各种文学样式，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报告文学，都各有其蓬勃兴起争雄一时领尽风骚的荣光。其中尤其是小说，从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到王蒙、张洁、李国文、谌容、梁晓声等人的一大批小说，以及戴厚英的《人啊，人!》等，那时真是作品一出万人争读，言传纷纷，蔚然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可是散文呢?却是无人问津的一片死寂，在各类报刊上，充其量只能充当“搭配”、“凑数”一类的角色，成为“报屁股”或杂志上可有可无的东西。那时我编《花城》杂志，每期发稿，操心的只是能否组到可做头条二条的压阵的好小说，只要能组到这样的好小说，我就放心了，而对散文却并不怎么在意的。可是，到了90年代呢?情况却大变了，整个文学被关注的热点已经让位于散文。不但写散文的人非常多，学者、作家、教授、诗人及各色人等都纷纷介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出现了许多真正回归散文本义的，有思想、有个性、有特色的好文章，发表散文的园地也越来越广，不少报刊还把增扩散文(或曰随笔)版面作为吸引读者救活报刊的招数。真可以说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某些作品提出不同的批评意见，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不是吹毛求疵，不是恶意攻击蓄意诋毁，而是言之成理的，我以为都是大好事。它说明散文有人关注了，并在关注中有不同的声音了。而这种关注中的不同声音，又正是促进当下散文繁荣不可少的。否则，散文创作的繁荣方兴未艾，各家各类的散文正在竞相出现之时，就匆匆地树样板立权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是又会重新把散文引向窄路和沉寂吗?多少年来散文所缺少的正是不同的批评意见。说道这里，我不由想起1957年中国作协编选的《1957年散文选》一书上，周立波在序言里敲定了有代表性的刘白羽、杨朔、秦牧三大家，结果被散文界奉为样板，多年来南北群起效尤。可是刘白羽那种激情无法学，秦牧的广播知识和丰富联想很难学，于是人们便学杨朔。学杨朔的谋篇布局、启承转合、遣词造句，结果许多人把散文弄成了中学生做作文那样的东西，形成了一个僵死的套路，再加上那时的社会气候，散文都成了无“我”的无独创的甜腻腻的形式。这是应该引为前车之鉴的。

　　因此，在欢迎批评界和读书界对散文有不同声音的同时，我又特别支持散文写作人要敢于和善于写真正属于“自己的文章”，即敢于和善于在散文中亮出自我，亮出自我的思想、情感、学养、识见、秉赋和个性，显露自我的人格力量。我以为这对促进当下散文的繁荣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在《随笔》杂志上表明认同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的本意就是在此。我提出“《随笔》要坚持高档开放，提倡关注现实直面人生，而不再现实面前闭了眼，提倡抒发真灵性而不为文造情”，以及“高扬起‘五四以来新文学优秀传统的旗帜”等，本意也是在此。我在《随笔》上较多地编发带有作家独立思考的含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质的“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本意皆是在此。因为我以为，在文学诸种样式中，散文是最具个人性的，它不能像小说那样靠情节取胜，而要靠散文家独特的这一个“自我”的学养、识见、情感、秉赋、气质、个性和文采征服读者，靠他的人格力量征服读者。当然，写“自己的文章”也有高下优劣之分，因为人的学养、识见、操守、气质和文采各不相同，所谓“文如其人”是也，所谓“风格即人”是也，所谓“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是也。但无论如何，当下还是应该支持写“自己的文章”的。惟其如此，方能造成一个活跃的思想解放的气氛，形成一个万花纷呈优胜劣汰的局面，并在优胜劣汰中求取散文的繁荣。

　　此外，我还想说一说散文的概念和疆界问题。我不是主张太死地命定散文的概念的，我也不主张在当下散文熟潮方兴未艾之时，过早地划定散文的疆界。我在《散文·海外版》上读到贾宏图的一篇叫《散文的话题》的短文，内中有这样一段话：“Essay是起源于法兰西而繁荣于英国的一种专于表现自己的美的散文。Essay这一个词的语源是法语Essay－er，即所谓‘试笔之意，后来中国有人把它翻译成‘随笔，又有人把它翻译成‘小品文。无论翻译成什么，我倒是赞成鲁迅先生的说法，散文就是‘想谈什么就谈什么的‘即兴之笔。这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感觉。对作家来说，感觉是比概念更重要。我们写什么东西，往往不是弄懂了概念再写的，而是有了感觉就要写了。”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这个说法的，我以为这是贾宏图也是许多散文写作人的经验之谈。把握一种散文精神，或许比界定一种概念更有意义一些。在《随笔》1995年第5期上我也写过这样一段话：“《随笔》甚至认为，过早地划定了散文的疆界，以为什么才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写不该如何写等等，都是会束缚作家们的手脚因而是于散文创作之繁荣无益的。《随笔》提倡作家们大胆地无羁绊地去进行他的创新和探索，在这样的创新和探索中，求取散文的繁荣。”可是我看到散文界中有些人总爱画框框，总爱把散文搞得门户森严，以为无疆界就没有散文存在的必要了，无概念也就无法在科学化的比较上见出散文这个物种的优劣高下，甚至据此而提出要清理散文的门户等等。这其实是削足就履的一种机械的“研究法”和“批评法”，是把蓬勃发展的散文拉到他那个既定的框框中去取舍和定优劣，而不是把眼光始终追踪当下散文蓬勃发展的态势，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引出有利于当下散文创作的“理论”。省力当然是省力的，但于当下的散文创作却是无益甚至是有碍。我以为这也是值得我们这些散文写作人和办刊人注意到。

　　至于今后散文的发展态势如何，在社会生活形态急剧变化，特别是商品经济大潮和商业运作不断入侵文化领地的情况下，散文会有哪些变异?我们都不是气功大师或算命先生，当然不敢妄加预测，但有两点是明了的，一是将来出现的各类散文作品，无论是消闲的还是别样的，又无论其取哪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是于世道人心有益无害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有人爱写有人爱读。第二，就是对中国文明史负有责任感的散文写作人和散文办刊人，无论在何时，又无论面对怎样的散文创作态势，都是应该自觉地坚守其精神品格和文化品格的。在全国首届报刊杂文编辑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会议主持者要我谈谈《随笔》的办刊经验，谈什么呢?我所编的《随笔》，不是专发杂文的，也没有专设杂文栏目，甚至在我的头脑里，从未出现过要把杂文、随笔、散文、小品这些最具个人性的、非韵文的文类严格区分的概念。我是主张各种文体不必严格区分的。我所编的《随笔》，就是定位为“广收一切有思想、文化内涵的大散文刊物”。这不是我的想当然，五

　　四时期把这一类文体弄得很有成绩的，以鲁迅为首的众多前辈大师们，他们就是这样做的。鲁迅就曾经明确地将随笔称之为“杂文中的一体”，又将杂文称之为“短评”、“短论”或“杂感”。在他的杂文集里，还大量地收入了他的序跋、书信、读书笔记和日记。五四时期这种各类文体不分家，杂糅相混相互渗和的现象，与其说是新文学运动初期前辈大师们未能来得及严格界定，毋宁说是社会生活形态急剧变动时期，这些前辈大师们不受羁绊的思想、情感、学养、胆气、识见和个性不择地而出的自然涌荡吧。

　　是的，处在社会生活形态急剧变动时期的作家们，无论是随笔作家还是杂文作家们，他们的思想、情感、学养、胆气、识见和个性，都是无法被某个凝固的文学范式羁绊，因而要进行突破、探索和创造的。

　　因此，倘若要说有什么“经验”的话，那么，第一，我以为无论是杂文或随笔，在编刊人眼里，都应该有一种大散文意识的——在杂文界或许也可称之为大杂文意识吧。就是，无论在思想、文化内涵或文艺表现形式上都尽可能宽广多样，以求得思考的尽可能活跃，言路的尽可能开阔，而不是把作家们的思想、情感、学养、胆气、识见和个性局促在某个严格界定的文学范式里，甚至以是否中规中矩来定作品之优劣。我以为此点在当下是至关紧要的，它实乃繁荣当下杂文或随笔这一类最具个人性的文体的关键。

　　为此，在我所编的《随笔》里，不但明确地提出了“《随笔》是广义性大散文刊物，我们无意将之视作散文中的一个分支”的口号，而且提出要把《随笔》办成“当代诸子百家言”那样的办刊构想。

　　第二，就是无论杂文或随笔，都应该具有杂文、随笔作家的风骨和文采。《随笔》对此点也是十分看重的。杂文或随笔能够获得成功和能够征服读者的魅力是什么?不是什么辞章之法，而是杂文、随笔作家自身所具有的人格力量，以及由这人格力量所引发出来的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换言之，就是要敢于说真话不说假话，敢于关注现实直面人生，而不在现实面前闭了眼，敢于抒发真灵性而不为文造情吧。好的杂文或随笔，是应该敢说真话的；好的杂文或随笔，应该对我们这个国家、时代乃至人类生命群体有大关怀大忧患；好的杂文或随笔，应该在文采风流之上站立着一个有特操、有热血、有品格的，为众多读者所景服的作家。

　　为此，进入《随笔》组稿视野的，大都是胆识兼备才华横溢的著名作家和学者，或虽未著名，却是具有深厚艺术潜质的新进作家和学人。《随笔》倚重这样的名家学人办刊的。《随笔》致力于“依靠全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人，办成全国第一流的刊物”的努力。这不是我们盲目迷信名家，而是觉得名家之所以成为名家，自有其成为名家的理由。我们不能认同有些人对名家所持的偏见和非难。在我们所联系的为数众多的名家学人中，他们的来稿大多是写得非常深刻、老辣、耐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理性锋芒的。《随笔》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上乘之作。当然，名家的稿子写得不理想的，我们也不会采用的。未名家的优秀之作我们一样非常欢迎。《随笔》在重视名家的同时，也是很注意联系这样的新进作家和学人的。

　　最后一点，就是杂文或随笔的编者吧。能否写出好的杂文或随笔的关键在作家，能否编出好的杂文或随笔的关键则在杂文或随笔报刊的编者。编者是负有“守关”和“介绍”作品的双重职责的。编者在“把关”时既可能把住那些平庸之作，不让它们滥竽充数，单把优秀之作介绍给读者，也可能把某些有胆、有识、才华横溢和个性独特的好稿拒之门外，使读者无缘看到这样的好稿。而且，编者喜欢什么，提倡什么，具体组织编发什么样的稿件，对创作无疑也起着很大的左右作用。因此，在振兴当下杂文、随笔、散文、小品这一类最具个人性文体的各个环节中，加强编者自身的胆气、识见和素养，也是不容小视的事情。

　　至此我还须强调的是，胆气不是“憨大胆”，不是一些人说的所谓“打擦边球”。胆气是必须建立在编者自身的学养、识见和艺术良知之上的。胆气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生命群体所拥有的大关怀大忧患中的大清醒大自在。编者在刊物上编发的作品，无论是抨击时弊、揭出病苦，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还是对现实、历史所作的某些深层的思考，乃至对东西方某些重大问题所作的探究，都是必须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