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渐坤

　　我为戴厚英编辑《人啊，人!》

　　一

　　1981年12月10日，我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这样说道：

　　“亲爱的朋友，我首先得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因为我做了戴厚英长篇小说《人啊，人!》的责任编辑，而这部作品在社会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你为我捏着一把汗，并且频频来信问我：你为什么要编发这样一部书稿呢?你不怕担风险吗?你对这部书稿的看法到底如何?我坦率地告诉你；担风险我是不怕的，记得看完这部书稿，我就表明我的态度了，我怕的倒是，一部见解尖新艺术手法独特的书稿，由于编辑的平庸和自私胆小而被扼杀；而对于这部书稿，直到现在，我仍是取了肯定的态度的。”

　　二

　　戴厚英遇害之后，我又重新翻出了这封信的底稿。目的不为别的，只为激活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其时，已是《人啊，人!》出版一年有余，批判《人啊，人!》一月有余的时候了。

　　1981年10月17日，上海《文汇报》率先发表了姚正明、吴明瑛题为《思考什么样的“生活哲理”——评长篇小说<人啊，人!>》的长篇文章，拉开了这场长达数年之久的大批判的序幕。尽管该报在“编者按语”中一再声明，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然而，其批判的动机和性质，明眼人一看也就明白。这篇长文措辞之严厉和定性之吓人且不去说，单是那作者署名所取的谐音：姚正明——“要正名”；吴明瑛——“无(不)明其因”或“不明白这个戴厚英在于什么”，就很能使人联想起“文革”中“梁效”(即“两校”，以清华和北大组成的写作班子)一类的名字来，紧接着，上海高校中文系接到了指令，要组织班子批判《人啊，人!》，戴厚英也被免去了复旦大学分校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都相继发表了有关《人啊，人!》的争鸣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不能不有所反映了。1981年12月4日和10日，省委宣传部邀请省直和广州市文艺、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人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对长篇小说《人啊，人!》的看法，研究广东对这部长篇小说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会议由宣传部长陈越平主持，副部长张作斌、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长黄文俞等有关领导人，均参加了座谈余。作为演书责任编辑之一的我和负责决审这部书稿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岑桑，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岑桑在会上发表了充分肯定这部作品的意见，我以文学编辑室名义呈交了说明该书编辑情况及肯定该书理由的书面报告。在这两次会议上，除一人对《人啊，人!》持否定意见外，其他发言者均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黄文俞还就广东如何对待《人啊，人!》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广东对《人啊，人!》的方针应该是自由讨论而不是批判。

　　我给友人的信就是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写的。

　　现在看来，这两次会议对决定《人啊，人!》及其作者戴厚英的命运，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尽管批判并没有就此结束，以后还有一次可怕的升温，并且据说，上面还有一个大人物点了戴厚英的名，说《人啊，人!》是一本自由化的坏书，《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也因此一再受到种种压力，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是最终经受得住这种旷日持久声势凌厉的考验了的。

　　《人啊，人!》是作者直接寄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关于这部书稿的来历，在批判它时有一家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说它是在上海不能出版后才转来广东的。事实是；其时在上海出版受阻的，是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而不是《人啊，人!》。作者当时尚未撰写《人啊，人!》，广东也还未知道有个作者叫戴厚英。大概是1980年的三四月间罢，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著名作家黄秋耘，才从友人处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作者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在上海某出版社已打好了纸型，但因人事关系上的纠缠被压着，一时说可以出版，一时又说不能出版，几次三番反复无定，作者为此事也被弄得苦恼万状。从此我们才知道有个戴厚英。又或许是出于一个前辈作家的爱才之心和一个老出版工作者对文学出版事业的责任感罢，黄秋耘对上海此举颇不以为然，便叫岑桑致电戴厚英，广东愿意出版她的书。岑桑的电报发出不久，戴厚英回信了。她说上海知道广东要出版她的《诗人之死》后，又说该书上海仍要出版，既然如此，她就不好把书稿要回来了。她将另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我们(但事后表明，上海说出版她的书稿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因该书最终还是未能在上海出版，就是后来易地出版时，也仍然受到来自上海方面的干扰)。

　　就这样在1980年6月下旬，《人啊，人!》如约寄来了。

　　应该说，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无论是对书稿还是它的作者戴厚英，我们都是取了相当客观、冷静、认真、严肃和负责的态度的。不但负责终审工作的岑桑自始至终关注着这部书稿，单是做具体责编工作的我，在审阅初稿时，就对书稿进行了反复的掂量。记得当时我曾在家里写一短简托人带回单位给岑桑说：这是一部很有意义很有艺术个性的书稿，修改后完全可以出版。它的意义不在于展示伤痕，而在于提倡以求实的态度去总结历史和对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的呼唤。但这些问题不但是严肃的尖锐的而且是相当敏感的，有些还是我先前一直没敢接触甚至是有意地躲开的，估计出版后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又以为无论如何都是批不倒的。为了将来一旦真的遭到批判甚至棍子漫天扫来的时候，我们能毫无愧色地对作品负责并能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请允许我以几天时间在家过细再看一遍，逐章逐节地对各个问题进行推敲，然后拟订出具体的修改方案。此后，当我们被岑桑指派到上海(同去的还有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杨亚基)与戴厚英当面商谈修改方案时，我又认真听取了戴厚英与书稿所写有关的一些人生阅历，以及她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体认等等，并据此建议她调动有关生活对初稿进行修改。此外，因为听说戴厚英在上海是“有争议”的人物，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破例到作者所在单位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是否可以出版戴厚英的书(对一般作者来说，出版社在当时已是可以无须这样做了的)。在有关领导表态可以出版戴厚英的书，并同意戴厚英来广州定稿后，出版社才最后敲定出版她的书并邀请她尽快来广州定稿。

　　但是，尽管如此，当我们到上海找作者谈书稿的消息传开后，上海即有人打电话给广东出版局领导，劝阻不要出版戴厚英的书，接着又有人写信说戴厚英是“漏网的三种人”，出版她的书会影响我们的声誉等等。当我们的局领导明确表示，除非上海方面发来正式公函，说明戴厚英已被依法剥夺了出版权利，否则，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上海还有人说，此书一出版他们就批判。这在当时是很唬人的。但同时又让人觉得蹊跷：这部书稿还未出版，他们还未看过《人啊，人!》，还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怎么一出版就批判呢?幸好当时局、社两级领导人的意见都比较一致，才使这部书稿不至于中道夭折。

　　《人啊，人!》由作者于1980年5月开始撰写，6月下旬完成初稿寄来广东人民出版社，7月初经初

　　审并由责任编辑到上海与作者商谈修改方案，7月下旬至8月中旬由作者推倒原稿重新改写一遍，并由原来的17万字增加至24万字，9月初经责任编辑改定、岑桑最后签发，11月出版，比戴厚英于1979年开始撰写而几经折腾后不得不易地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还早出版一年多，这不能不说是戴厚英的悲哀，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文坛的悲哀。而《人啊，人!》初版就印行了12万1千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争相购阅，编辑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收到了二百多封读者来信，除少数来信对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外，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褒扬。此后，出版社又根据读者要求先后10次重印，总印数不下百万册，国外也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正清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还辟出专节对《人啊，人!》作了记述。一部书稿能获得如此成功，这或许又是对它发起批判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三

　　如果说，决定《人啊，人!》命运的是这部作品在当时能否顺利出版，以及出版后作品本身能否经得住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批判狂潮的考验，那末，决定戴厚英另一部作品《空中的足音》的命运的，则是戴厚英本人在撰写这部作品过程中，能否经得起种种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了。是的，《空中的足音》的撰写过程是多灾多难的。其创作起始于1982年初春，按她的才华，她的勤奋，她的如泉涌流的写作速度，是应该很快就能完稿的。但这部作品从开始撰写到最后定稿发排，却整整拖了三年时间。究其原因，一是《人啊，人!》一直在受到批判，尽管戴厚英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对这种批判不在乎，甚至说过欢迎这种批判；一部作品出版后能受到批判总比无人问津好一些。但这种异乎寻常的批判给她心灵所造成的阴冷却是不言自明的。二是在那一两年，上海以种种的理由一次二次地召她回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或“说清楚”，，加上广州某个好事之徒对她“采访”后在香港发表文章所造成的风波，反复无数的折腾，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情绪，损耗了她的精力和时间。三是她原来所经历的个人感情生活上的磨难：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与她的离异，她后来与著名诗人闻捷的苦恋，以及这种本属合法、纯真的恋情却受到横蛮无理的干涉而造成闻捷自杀身亡给她带来的永难平复的心灵悲伤，以及长期的奔波劳碌，清苦的生活等等，使她先后又患了急性肝炎和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她不得不一次再次地中止写作，有时甚至想什么也不写了，甚至想以一己之死来谢天下。然而她的《空中的足音》终于不致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空中，而是实实在在地降生到了大地上，成为人类文明的又一财富，不能不说是这个命运多舛的作者在身罹百难时强吞悲声奋力创造的结果。

　　在此期间，1982年12月，戴厚英还在广东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这也是由我责编并收入了当时出版的大型文学丛书“潮汐文丝”第2辑的一部作品。该书共收戴厚英中短篇小说5篇，16万字，全部都是她在这年春天心境特别忧郁压抑时写成的，由此也可见其与厄运顽强搏斗之一斑。

　　四

　　因为广东出版过戴厚英的三部书，这些书又都是在戴厚英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广东为她出版的，所以戴厚英从此便与广东结下了难解的友情。戴厚英是很重感情的，她和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至交好友，几乎每年都来一两次广州，或写稿或改稿或定稿或避难，她曾不止一次地把广东的这种深深情谊写在她的文章里，哪怕是有谁为她做过一点帮忙的事情她都表示着衷心的谢意。

　　广东的许多人对她都是非常友好的；上至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下至青年学生乃至招待所的服务员。记得当她精神极度悲苦几近崩溃的时候，吴南生书记就曾请她到家里吃饭，并送给她一条香烟，以后又特邀她到广东汕头大学讲学。而当她因无法忍受外界压力而躺在床一上欲哭无泪凄楚万状之时，招待所的服务员不但在床前守候她安慰她，在大门口挡驾不让陌生人去干扰她，有的还特意从家里熬鸡汤送来劝她喝。出版社当时的领导更不例外，无论是岑桑、王曼还是李士非皆如此，经常请她到家里作客，陪她去白云山、西樵山、罗冈、鼎湖山等风景区走走，帮助她度过一次又一次精神难关。

　　我也正是在责编她的上述三部书稿时与她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于以后我编《花城》、《随笔》杂志时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或许是我小她几岁因而在她眼里我总是个小弟弟的缘故罢，她有时也不大不小地与我开点玩笑。她的骨子里其实是大方的爽朗的欢乐的甚至是有点调皮的童心未灭的。记得有一次我与岑桑、王曼一道送她去广州市郊增城县居住。岑桑、王曼和增城县文化局的丁枫在前面并排着走，我与她在后面走，走着走着，她突然忍俊不禁地咯咯地笑了，因为她看见岑桑，王曼和丁枫个子都不高，而且一个比一个矮，此时又都整齐的阶梯似地排列着，大踏步地向前走，她觉得非常好玩，于是又强忍住笑用手比划着说，“小杜，你看，他们三个多好玩呀。”又记得她平时总叫我小杜，到了要我办事时就一本正经地叫我老杜。有一次我也笑着对她说：“老戴呀，你好功利呀，怎么平时叫我小杜，一到了要我办事就叫我老杜了?”她也咯咯地笑着说：“小杜呀，此时不把你叫得老点，怕你办事不牢呀。”只是这种本该欢乐爽朗的天性，却被她所经历的许多荒唐和严酷一再地压灭了，由此而滋生起无尽的悲酸、痛楚、狂躁、压抑和忧伤。但是尽管如此，最终却不能压灭她那颗为仁厚的淮北乡土所培植起来的质朴良善之心。那种敢于直面严酷审视荒唐的勇气，那种剖析自我清算自我的坦率和认真，那种关心民瘼的热忱，因而才使她读懂了“人”与“社会”这两部大书，也才有了《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一、二部)，《心中的坟》等十多部作品。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作品无疑都将会愈益显出其历史价值和理性光辉，并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其不可忽视的位置。坎坷历尽西去不归的戴厚英啊，这是你不幸中的万幸吗?

　　记着老师

　　上海《语文学习》的王为松先生来信说，我的散文《落叶》，已被选人徐中玉先生主编的上海H版新教材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泰戈尔的《对岸》、柯罗连科的《火光》、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组成一个单元。通过这五篇写景状物的散文，使学生深入体会情与景的内在联系，领悟这类作品的深刻含义。为此，他开列了七道题，嘱我一一作答，以便在他刊物上发表，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王先生的一片热心实在可嘉，然而在我，却是十分犯难的事。因为这千把字的一篇东西，当时写完就算，此后还要说什么话，是未曾想过的，更何况是七道题?然而，王先生的好意却之又不恭。那末，好罢，就硬着头皮答罢。

　　开首的一题是，要我谈经历。虽然是简历，但还是逼得我不能不从头阅此半百人生的。而一阅此半

　　百人生，我就发现一位老师了——我不该忘记的老师!然而不幸的是，我竟已把他忘记得太久。

　　于是我心上感着了不安。

　　我曾经一直的这样想：人，不管其以后在社会上混得怎样，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是凡夫俗子还是伟丈夫，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名流，还是腰缠万贯的巨贾，或是权柄在握的达官显贵，当他愚昧未开的时候，大概总得有三二老师教导的罢，我未曾见过无师自通的天之奇才。因此，老师是万万忘记不得的，对于那些因发迹了便贱视当初老师的人，我同样报之以贱视。然而唯其如此，我心上的不安，便又加重几分了。

　　是我读小学的时候罢——套用现在又时兴了的一句话，那时真是好运得很。有好几年，几乎都是在一片“好学生”的赞扬声中度过的。然而，这所谓的“好学生”，又无非是学习好一点，外加听话守纪律罢。奖赏却是年年都有的，有时是一张奖状，外加一支铅笔，有时是外加一瓶墨水或一本练习本。现在的贵族学校的子弟们，是否把这些放在眼里，我不知道，那时的我们，却是觉得很贵重的。笔墨和练习本，大都悉心保存，轻易不肯动用。奖状却是端端正正地贴在床头上，每日必三视之而后止。

　　这样的到了三年级，要上造句课了。其时有一位老师，也就是此刻我所记得的这一位老师，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叫我们造一个主谓宾结构的句子。也不知当时什么心思，我竟乌里麻叉地，一口气写了四百来个字。事后我知道要糟。然而就在第二天，当我放学回家后，母亲却满脸辉煌地对我说，老师来家访过了，他说你不错，竟造了四百多字的一个句子。这话现在听来当然可笑，尤其出自一位语文老师之口。因为这四百多字的不知所云的一大篇，是无论如何也算不得规范旬式的。假若现在的小学生们这么造句，说不准老师会把它拿来“示众”。然而那时这老师，非但说我“不错”，从此对我还另眼相看。我也不解这老师是什么心思，是他的教学也如我造句一样的乌里麻叉呢?还是另有高招在手，一味的要让学生放开思路?

　　而且，每到星期六下午，这老师又必把一些同学招集起每人凑一角钱，3分钱买米熬粥吃，7分钱买票看电影。没钱的他就代掏腰包。那粥自然是很穷酸相的，现在的学生们，当然不会如此吃稀粥，起码也要斩烧鹅，或到郊外烧烤，但那时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吃得很隆重，且美其名曰“聚餐”。7分钱的电影票，位置无疑是最差的，即最前头的几排木头条凳。许是电影院为了多放几张座椅赚钱的缘故，那条凳靠得很前，简直是伸手即可触到银幕，而且既高且窄又粗，坐在上面极不舒服。然而，我们又都看得很幸福。我们就晃荡着两条短腿，大睁着眼观看那银幕上的故事，然而又都看不懂，这时就想起老师了。他就站起来大声地给我们解说，惹得后面的观众向他怒骂或扔果皮。这老师就只好中止了解说，一边抹去身上的果皮，一边欠身向观众道歉。然而不一会，他又站起来了。于是后边的怒骂声再起。但我们委实不懂得这银幕上的故事。我们需要解说。我们是很使这老师冤屈了的。

　　然后就是送我们回家了。无论是镇上的还是乡下的，这老师都非要一个个送到家长手里不放心。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很美的夜晚——有月的或无月的深夜，淡淡的夜风，清寂的古镇的石板路，黄沙铺出的乡村小径，吱吱喳喳地走着我们这一群，当中就有一个我们的老师……

　　但是有一天，这老师突然不见了，从此再无人招集我们吃稀粥，也无人再带我们看电影。我们感着寂寞了。我们从此不再知道银幕上有什么事。我们不知这老师去了哪里。这样的到了学期结束，偶尔有一天，记得是放暑假后的一天，我正百无聊赖，站在自家的老屋门前数麻雀，忽而看见远处一个人，在八月盛暑的烈日下，竟穿着一件破棉袄，低头戴着竹笠，腰深深地弯着，背后拉着一架大板车，正吃力地一步一步地走来。走近了我才看清是老师。我惊叫了他一声，他惶惑地抬起头来，清黄的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样子很虚弱。我想他一定是病着，他只茫然地某呆视了我一眼，便又无声地把头埋下去，埋得比先前更低。我想他一定已身陷囹圄了。然而因何如此，我却无从得知。

　　从此我便不再看见这老师，也不知他脱出囹圄了没有，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更无从准确评判；许多先前倒霉透了的人，以后不是很光彩了么?他当时正年轻，不过二十多岁年纪，而且据说未婚，倘若还活着，现在该挨七十边儿了罢。他瘦弱的身材，和学生一起的时候，脸上总挂着笑。他是一个曾经很爱过我们的老师，他的或许并不规范的教学，曾开发过我们的心智——他确凿的名字叫“劳思光”迷乱的旅程

　　今夜横竖睡不着，遂翻身坐起，来写我的西北纪行。头上立即出现一片幽黯的穹苍，冷月如钩，疏星在闪烁。我知道这又是大漠深处我所见到的一幕：夜间，当我一个人失落在鸣沙山上。而这一幕，此刻正争先恐后地浮现在我脑际，仿佛怕我遗漏了它似的。然而，我这一篇劳什子，今夜真不知从何写起。

　　人，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中国人，是应该时常到什么地方去走走的罢。最不应该的是，在一个地方老呆着，让心儿筑成老茧，让感情的流水结出厚厚的坚冰，或是让那些令人厌烦的人际纠纷缠绕着，使你工作不能顺心，生活不得欢快。似这样的窝居又有什么意思!而不时地背起行囊，走向遥远而又陌生的旅途，一路去承受那天风的吹拂和野景的招引，把负累得太久了的心，无限大地释放开去。这等样的人生，我以为才是愉悦而又洒脱的人生。

　　然而，以这样的心境去行旅我又时常不可能。我不能放其宽心。我不知道这是我性格所使然还是别样。总之，我是无法抹去我心中那一脉苍凉。在遥远的旅途上，我时常捡拾到的又是一首悲歌。

　　茫茫大西北，天设地造的河西走廊，在凉秋九月，我正是怀了这样的悲哀去际会你。然而，在我心版上，你究竟能留下一些什么?

　　9月9日下午五时十五分，我们乘坐飞机从北京出发。向西飞行不久，苍莽的黄土高原就无遮挡地袒露在眼底了。它果然是那么黄，那么干旱而且单调呵!似乎很难寻觅一点绿的影子。绿，在南国充盈得满眼的绿，你是勃发着旺盛生机和昭示富足的征兆吗?那末，在无绿的黄土高原上，我亲爱的西北父兄，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未几我们又看到了黄河。乍看像倒地的干枯的巨树，再看似苍龙，在万里风烟中旋卷盘曲着，其状揪人心魄。黄河，你流淌在北中国大地上的母亲河，记得在中州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我就曾经两次寻问过你。一次是在郑州，十里宽的河床躺在昏黄的野地里，中间只有一道浅浅的黄汤也似的浊流，不见帆樯，不见号子和艄公。那时我感受到的黄河竟是那样寂寞，仿佛一个北方大嫂，衣衫褴褛地枯坐在自家老屋前，四面滚动着的是无边血红的高粱的波浪。第二次是在开封花园口，远远地，我便看见你与开封铁塔一般高的河堤了。待到我爬上河堤。又看见那重浊阔浪，听到那如老牛负重般的粗重喘息。而这一次在西去的万米高空上，我凭舷窗俯看着你，胸中滚过的是这样一支歌——

　　祖祖辈辈留下我，

　　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

　　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黄河，你就是这样地一次一次从我眼底流过呵!一条伤心的河，一条疲乏的河，一条令人茫然不知所以的河……

　　然而，当飞机降落在兰州大地上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另外一条黄河，一条年纪轻轻年方十八的黄河。

　　飞机是在黄昏时降落兰州的。甘肃省作协的朋友用小车接我们进城，竟又把我们送到黄河岸边了。夜来我们便枕着黄河涛声入眠。次日清晨，我们跨过黄河第一大铁桥，登上北岸的白塔山看黄河和兰州市景，然后，又回到黄河边上踱步。

　　在黄河边上，我们寻到了黄河母亲的塑像。这塑像很年轻，很漂亮也很壮硕。同伴中有人开玩笑说，这不是黄河母亲而是黄河情妇，我却说黄河母亲为什么不能如此?黄河母亲就应该如此年轻漂亮而且壮硕。

　　黄河母亲旁边有羊皮筏子。18岁的驾筏者用嘴将皮筏吹胀。待我们坐上去，他便一桨一桨地把我们划至河心，然后停桨让筏子荡乎中流。

　　黄河，现在我是簸荡在你的怀抱里了。现在我是真切地看到你的真面容了，我听到了你粗急的喘息看到你强健的腰身……

　　黄河之上朔风呼啸，河水湍急如箭。驾筏者说，眼下是枯水季节，要是在初夏，你们老远便能听到震撼天地的涛声，你把一根木棍扔下河去，它一下子就直直地没入旋卷飞逝的波涛，然后，在几十米之外直直地冒出头来。

　　黄河，你就应该如此刚烈，应该如此旋卷着强劲的青春活力的。

　　然而18岁的驾筏者为什么一脸沉重?沉重得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沉重得就像黄河两岸的那些黄土塬。

　　黄河，我现在是簸荡在你的怀抱里，然而我这芜杂的心绪却无法梳理。

　　9月11日天未透亮，我们又乘小车向西渡过黄河，翻过乌鞘岭口，进入了千里茫茫的河西走廊。

　　祁连山在左。磅礴的祁连山!据说在匈奴语中是与天相齐的意思。你绵亘两千里，做了走廊南面的廊壁，令人起古远庄严嵯峨之感。然而，你却是那样的灰暗赤裸，灰暗之上覆盖着白色的雪线。祁连山，你有山林的叫啸麂鹿的奔跃飞鸟的鸣唱吗?听说你的雪线一年年上升，向山下流淌的雪水一年年减少，而无雨的戈壁滩正是靠了你雪水的灌溉才有了生命的；你是否真的如此?在飞驰的小车上我无法看清你，为此我更加记挂着你。

　　北边的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在远天中显出一线模糊。此外就是无际涯的单调的戈壁滩不时向我们浮出海市的奇幻。

　　千里茫茫的河西走廊，你汉唐以来的古战场和丝绸之路的通道，我在你这无尽的长廊中飞驰，从凌厉的戈壁风中我似乎听到你无数攻战杀伐的声音，听到你古远的商队艰难跋涉的脚步响。然而这些远古的幻梦般的陈迹我且不去管它罢。眺望着戈壁滩，我已为这里一丛那里一簇艰难地生长着的杨树黯然神伤。

　　这些戈壁滩上的杨树，据说，有一些便是当年的红军西路军栽种的，当年的红军西路军与马步芳的骑兵在这千里长廊上血战失利，为了保存剩余力量，便仓促化整为零，四散奔藏于戈壁滩上和祁连山中。然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却逃不出马步芳骑兵的追剿，女兵们一个个惨死在兽兵的奸淫戮杀之下，男兵们一个个却被驱赶去栽种杨树，然后就被集体戮杀或活埋。被戮杀的最多一次竟达一团人。现在我终于懂得了为什么“杨树多悲风”。

　　这一日我们掠过武威和张掖，夜半两点到酒泉。在这里，我做了许多久远的不知是悲壮是苦涩的梦。12日清晨继续向西驰进，擦过嘉峪关，傍晚进入敦煌县境。

　　至此，已是河西走廊的西段了。西北望玉门关，西南望阳关。此两关一出，便是古之所谓西域。戈壁滩至此换成茫茫大沙漠，景色愈见荒凉。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看见沙漠我就想起王荆公这两句诗了。然而此刻我却不想看到什么“孤烟直”，据说那“孤烟”乃是漠风旋卷起来的沙柱而非炊烟。

　　漠风旋起的沙柱有什么好?景色再雄奇，也终究是漠风旋起的沙柱罢。有炊烟才是好的。有炊烟就有人家了。“白云深处有人家”，这杜牧所吟诵的江南小景致虽也令人神往，但它终不过是人烟稠密的江南小景致，比不得大漠深处有那么直直的淡蓝色的一根炊烟升起，给疲乏的旅人几多欢悦和慰藉。

　　晚饭后有沙漠中的朋友来闲谈，从他的谈吐中我知道，可敬爱的敦煌人，在这大漠深处，硬是靠了自己的一双手，开沟渠而植树，造田亩而种庄稼，穷困而又坚毅地存活了下来。沙漠中的朋友说着这些的时候，刀刻似的脸上满布了严峻。

　　夜半又尽是和古人打交道。梦见三苗人在这里劈荆棘而斩草莱，旋即便消失得无踪影；梦见羌人在这里逐水草而居，瞬间也销声匿迹；梦见一个叫大月氏的马背上民族击溃另一个叫鸟孙氏的马背上民族，声威赫赫独霸敦煌：梦见强悍的匈奴风暴般席卷河西，马蹄藉乱黄沙蔽日；梦见汉家大将西出关，戈矛挑着冷月，重甲凝结寒冰。此后便是丝绸之路茫漫漫，东来的胡人在马背上反弹琵琶，汉人的商队顶着漠风一步步踏向西域。就中也有三五个瘦诗人，策马拈须而吟边塞诗，诗成而风云变色大漠动容。然而曾几何时，大唐东土的太阳陨落了，万顷平沙复归寂寥。历史在我迷离的梦中繁复更迭的就是这一幕幕。

　　13日一早洗漱毕，我们一迭连声说，去看莫高窟罢。

　　三危山在远天闪着佛光，朝阳红如血。干涸了的党河在大漠中静静地僵卧着。排了队的杨树却在刚烈的漠风中齐唱悲歌。蜂巢也似的莫高窟，一窟一窟地镶嵌在沙岩上，勾勒它的苍古粗犷和玄秘。

　　伟大的莫高窟，举世瞩目的莫高窟，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莫高窟，大漠深处的奇珍莫高窟，五千年来华夏民族与西域民族文化撞击交媾而成的产儿莫高窟，今天，我来了。我从“地陷东南”的“花柳繁华地”来礼拜你，然而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对你叙说些什么?

　　你这过往岁月的骄子，你这历史老人襟上的徽章；你所有的辉煌和斑斓，博大和精深，幽秘和雄奇，难道都只能证明过去而不能激发现在?正如阿育王柱之于印度，空中花园之于巴比伦，金字塔之于埃及，古罗马大教堂之于古罗马，都只能作为历史的印记覆盖着厚厚的尘埃，供远方的游人凭吊：唏嘘太息!

　　你一窟一窟的佛子，你一窟一窟的真经，你一窟一窟的宗教艺术，你一窟一窟的凝固了的时间流驰，在荒凉得太久了的大漠深处，我委实不知如何读懂你。

　　晌午后我们去寻阳关古隘。一踏上去阳关的路径，不期然我又脱口吟出王摩诘的那旬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然而这王摩诘也真是，在草色青青客舍新的渭城，你因何吟这种诗?你怎知阳关以西无故人?你不见古丝绸之路上曾经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吗?阳关以西有故人。现在，只要我继续向西迈进，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将会有剽悍的哈萨克青年骑着噱噱嘶鸣的骏马来迎接我，而在葡萄架下，也将会有穿花衣裙的维吾尔姑娘为我跳舞唱歌。

　　但是现在我在阳关古隘只寻得一截残存在风沙中的孤苦独处的烽墩了。

　　上得口来有万钧分量的阳关古隘，在中断了的历史中你昏睡了几多世纪?你也曾梦见蔚蓝的海波青青流云么?

　　晚饭后便去攀登鸣沙山。又是大漠深处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