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亮

　　1945年8月6日，父母为了第一个孩子的呱呱落地，便取了我的出生地——宜宾——作为名字，尽管我的原籍是安徽六安。从此，我便随双亲沿江流徙：南京、汉口……最后在上海定居。七岁时，进了霍山路第二小学。

　　我天性沉默，怕生，记得有一次与一伙孩子在马路上玩，我把弹弓暂时放在某个角落，有个中年人路过瞥见便顺手捡走了，我连叫都不敢叫一声，但幼小心灵里对这种公然的窃夺行为充满忿恨。

　　然后是在继光中学就读。1963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还经不住诱惑，挤在落考的同学中听新疆建设兵团前来招工的说客侃侃而谈，甚至想弃学去那儿，像闻捷那样，写一本《天山牧歌》。

　　大学没读多久(三年不到)，便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下，参加了大小“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潘旭澜先生在《洪亮其人其诗》(1989年3月22日《作家报》)中回忆道：“我同洪亮相识二十多年了，1965年下乡搞‘四清的时候，被分配同住一户农民家里两三个月。那时，我只觉得他为人正直、诚恳，不两面三刀，对一些极左的玩意儿甚为抵触，只想读书而不爱政治运动，所以时常若有所思，郁郁不欢，寡言少语。他同我这个名为工作队员，实际上已经挨整了两三年、赶下乡去改造的人，不宣也没有显得亲热，交谈也都是与下乡有关的事，但决不监视我的行动更不打小报告，总是保持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革文化命一来，整我越狠便越能表示自己是左派，可他放着这种包赢不输的好事不干，甚至连表示提高觉悟的大字报都不写一张。”

　　社会是一所真正的学校。它使我懂得：现实生活并不是牧歌。1968年毕业后，我被分配至江西鲤鱼洲农场锻炼，当时那里正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血吸虫窝。许多清华、北大的教授也下放于此。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江西水电工程团工地打风钻。这种体会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当年驱使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人所始料不及的。

　　也许正是有了这种积累，1979年我调入江西人民出版社后，除编《百花洲》杂志外，还在业余时间开始写诗。1988年出版诗集《太湖蝶》(江西人民出版社，忆明珠先生作序)。潘旭澜教授在同一篇文章中评道：“洪亮的诗，深深地打上了他的个性烙印……在这些诗里，处处可以看到一个对生活非常执著，顽强地同命运抗争、不承认人民之外有什么上帝、有傲骨而无傲气、坚持自己所信奉的是非观以至有时有点偏激的歌者，向读者袒露灵魂。他对历史、现实、人生还没有看透，所以书生气就多，时而近于天真。”

　　1990年，我以逸钟为笔名的长篇小说《孟丽君》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这是以清代杰出的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为发端，再创作而成的。梁笈先生在《追求小说的诗化倾向》(1990年3月19日《书讯报》)中引了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喷涌的血意味着死亡，又更像播种，他们并不孤独：坟上常有花圈，怀念的歌曲追踪着依旧在大地上流浪的脚步。”

　　但这还不能化解我的精神危机，于是开始了长篇传记《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的写作。

　　苏东坡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可以对个人的荣辱处之泰然，却不能无视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疾苦，这种精神正是苏东坡身上的人格魅力所在一也是他的作品永葆青春的秘密。他的年寿当然决不止他所达到的六十六岁。这使我想起一位命运多舛的前苏联作家，他把普希金称为“伟大而可爱的旅伴，永恒的同时代人”。我想对苏东坡，也应作如是观。

　　此书出版后，恩师潘旭澜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精神美食》的评论，陆续引发了一些反响。来自民间的议论也令人感动。前几年一位素不相识的山东网友还提起：“这本书最巧妙的地方是其叙述视角，这一点从标题上就能获得一个初步的印象。它既有一般传记的大体情节，也有评传式的深入剖析。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用苏东坡作为中心磁场，周围吸附着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利用他们来衬托表现传主的形象，品位高雅读起来也颇为轻松。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样的传记叙述方式还是第一次……不仅值得一读还很有收藏的必要。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一位很要好的书友调回杭州时，行前就曾委婉地向我表达了想带它同下江南的愿望，当时我没舍得松口。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因为后来我又在书店发现了它重印的版本。”

　　风雪鲤鱼洲，风波《百花洲》。2000年我被追离开《百花洲》，2005年退休。正是恩师潘旭澜(愿他在天堂安宁1)和许多师长、学友，支撑我走了过来，至今笔耕不辍。

　　请允许我用拙诗《太湖蝶》中的一段来结束这篇短文：“也许受一种信念支配／要在奋斗中才有安慰／才能平息内心的风暴／才能感到生命的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