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在东方,东坡堪称“说不尽的苏髯”(莎士比亚也有一部大胡子)。这不仅由于东坡的诗、文、词、书、画都享盛名,是文艺上的全才、通才,还因为他博洽多闻,于儒学、老庄、释氏,乃至荀、墨、申、韩、纵横家之说,无所不窥,思想体系十分复杂。至于他作品的丰富内涵(佳作自有其多义性),早在南宋就有记载。据说范成大曾希望陆游为苏诗作注,陆游谢以不能,说:“坡诗用事多,犹可注;其用意处则有不能尽知。”对苏词、苏文,也应作如是观。
正因为东坡之“说不尽”,笔者不揣浅陋,于林语堂先生等诸多前辈写了有关苏东坡的佳著之后,也力图将自己所理解的东坡绘出。林氏之著,雅俗共赏,涉笔成趣,甚为笔者所爱。但林著系英文,读者对象不同,写作环境不同,笔者的侧重自然有相异之处;且笔者从东坡及其同时代人的遭遇里,发现了“放逐与回归”这个类似之处,因以命题。背景拉开了,头绪增多了,角度也随之有一定的新意。
所谓“回归”,当然不是指他们生前遇赦北归或身后被追封高官,而是指:他们从京城外放,更能体验地方上的民情,从而恢复自己身上的人性:也是指:他们向往事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因刚直不阿,在官场上处处碰壁,这反倒使他们退而求其次,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艺术的王国里去建立丰功伟绩,成为一代文宗(如东坡)与英才(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当然,没有对残酷的政治斗争与苦难的底层生活的切身感受,这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苏东坡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大起大落,思想上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但不管是时济还是运蹇,有一条线索却贯彻始终、鲜明凸现:“民者天下之本。”他主张轻徭薄赋,认为民裕才能国富,反对以“国用不足”为由,“求广利之门”,这是他反对新法的主因。在为民请命的众多奏章中,危言峻词,急切淋漓;在为民造福的众多事例中,殚精竭虑,身先士卒,常常“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大则身首异处,小则削籍投荒。”而对个人境遇的顺逆则安之若素。这种难以摧毁的乐观精神,使他在人生的每一阶段,既构筑自己的人格(美丽的灵魂),又建立周围的文明环境(如徐州抗洪、杭州筑堤、海南讲学等)。
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使东坡不仅在当时,而且到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并为广大百姓所爱戴。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东坡那样,身后留下那么多的轶闻趣事。
德国的海涅在《精印本(唐吉诃德)引言》中说:“诗人的身世该向他作品里去追究,因为他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加上东坡生性率真,这便更为可靠。本书正是以东坡作品为主线,参考正史、野史,以求再现北宋一代士人的悲患与风流。至于是否如愿,还恳请有关方家与广大读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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