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畅

　　谭畅:您好!很难得和您一起坐下来静静地谈谈文学。我们知道您最初是个诗人,在《羊城晚报》副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编辑和记者,去年开始调到广东文学院任院长。您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上都取得了成就。您是怎么理解自己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向的?文学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熊育群: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个诗人,灵魂是诗人的。我的创作从诗歌开始。第一首诗是在我上大学时的一个春天写的,少年内心的躁动、离家思乡的情绪,自然而然流淌成为一首诗。直到来到广东,我才开始散文创作。我的散文是比较诗化的,而且很唯美。我自己觉得我早期的散文是诗歌的一种展开。散文能把日常的东西带进文字中,内容更为丰富,因此也更吸引人。

　　文学帮助我思考,让我知道怎样去把握世界。它还是我人生的一个支撑。有时甚至是一种信仰与宗教,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在我现实生活遭遇困顿时,给我以精神的力量。

　　我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作家,一直都不满足于现状,希望超越它,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到了我这个年龄,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生的领悟和认识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你对世界的认识发生改变的源头。譬喻我那篇《生命打开的窗口》的散文是写我母亲的。那年,母亲去世,我回老家奔丧,在火车上,车窗玻璃中映现出我的影像,窗外的景观,那些树、那些建筑、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耕作的农民,随着呼啸的火车也一一在车窗玻璃上映照,像从我的脑中穿过。那一瞬间,世界重叠而又虚幻。我一片茫然:母亲从此离我而去,这个世界只是我自己的了,它不会因为少了母亲而不存在!但是,这个世界——我母亲的世界——是随我母亲而去了,进入死亡的黑暗之中。我再也没有了自己生命的来路。对于死亡的体悟,我又有了与从前不一样的感觉。我写出了这篇文章,同时也完成了我对世界认识的一次改变。

　　谭畅:听闻您并不赞同散文界盛行的文化大散文的说法,但有不少人却赞扬您的散文充满了文化气息,“圈内人”关注评价的也大多是您的散文,不少人认为“您的散文是‘大散文,看您的散文是在看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种生命的生存状态”。您认为您的散文创作与所谓的“文化大散文”有何根本区别?能否跟我们具体阐述一下您的散文追求?

　　 熊育群:文化大散文我不清楚准确的界定,就我看到的一些被称作文化大散文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的写作是取文学的方式传播知识。我这里用了“写作”而没用“创作”。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创造,创作才是属于创造的。文学是要有作者自己灵魂的,有他的气息与体温,有生命的感受与体验,追求独创性。如果一种写作可以成为模式遭遇复制,就证明了它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因为真正的创作是无法复制的。这样的文化大散文我当然不会赞同。但一个散文作家写文化的历史的题材却是无可厚非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文学作品。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我个人的文学追求以前曾经说过,简单来说,有下面几点:一是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敏感地、深刻地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二是强调在场,就是写自己身体在场的事物,哪怕历史,也不是来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现实的存在,哪怕只是一物一景,却是一个时空的物证,是时空连接的出发点,重视身体,身体生理的心理的反应是我得以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三是正因为个体生命的短暂,才具有强烈的时空意识,才打通历史,连接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是文字记载、不再是知识,而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幽深的体验,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四是表现方式上重视东方式的“悟”,文字灵动,摒弃套话空话,语言是人的灵魂,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情绪一样起伏,像站在你面前一样真实;五是文字以最大限度逼近体验,因此,独特、别样是必然要求,个性是自觉追求。

　　 这种散文或可称作体验主义的散文。以自己的体验带来新的感觉和视角,刷新散文的概念,使这一几乎被全民写作淹没的文体得以重生,获得独立的文学体裁意义。

　　 谭畅:现在文学圈可谓热闹非常,但在推杯问盏、众生喧哗下真实的心灵纷纷退场,繁荣与荒芜构成奇特的文学景观。上个世纪80年代的理想和激情似乎已退缩至岁月深处。当前文坛,一方面是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的勃兴,新人辈出,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对其质量的质疑,对中国籍作家至今未获诺贝尔奖的无奈和不甘。我想冒昧问一下您对当前中国散文界乃至文学界在世界上有种怎样的定位?您看好哪些作家?

　　熊育群:文坛好玩,玩上瘾了还会走火入魔。现在有了网络这样的东西,不用纸笔、书信就可直接面对荧屏写作、交流,这是科技世界改写人类生活的一大景观。文学的生存形态变了,相信它还会变。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畅想共产主义的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们按需分配,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闲,都去发展个人兴趣,譬喻从事文学创作——这似乎提前实现了——漫天开花的博客,让我们走入了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人是一种需要被他人关注、需要他人肯定的动物。众声喧哗,是这个年代的特点。这也证明无论社会怎样变,文学是不会消亡的,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新人辈出,日新月异,这也是新世纪的特征。但新世纪的事物也是最经不起时间沉淀的,因为一切是以消费主义的方式存在的。而文学恰恰是靠时间来沉淀的事物,快速变化是娱乐的特性而非文学,文学须直指事物的本质。写作的便捷与消费社会的合谋让文字洪水泛滥。这会冲击严肃的文学,精英的文学。好的文学一定是精英的文学,雍容、大气、深邃,直抵人类灵魂。

　　这个时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不再迷信谁,更不会把哪一个人当作什么大师,谁行我们的媒体就一窝蜂去踩谁;另一方面,我们又比任何时代更迫切地呼唤大师。这就像我们把所有的树木都蹧踏一遍后,却期望有几棵大树奇迹般出现。中国作家没几个不被弄得浮躁的。写作就像跑马圈地。客观地说,一个开放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写作的技术水准进步是明显的。优秀的作家也是有的。好作品取决于作家个人的修为。我们这一代作家在个人的修为上却很难与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一批作家相比。

　　你说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这还是西方的一个奖。中国作家对它已经没那么在意了。当高行健获得这一奖项时,那一年,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就在我面前突然消失了。这几年获奖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一些,他们并非有多么了不起。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缺少可读之作,欠缺的是思想高度上总不能站到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要么特别地逼近现实,只沉湎于现实的问题,这种作品,现实一旦改变了,它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我个人偏爱的作家有阿来、韩少功、张承志等。

　　谭畅:当代文坛熙熙攘攘的同时,又在文学追求、审美理念、甚至是江湖地位等方面纷争不断,比如批评界被权力左右,与市场合谋,在创作文体上对小说过度重视,对散文等其他多种文体相对忽视,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熊育群:这都是市场的效应。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退场了。我们大刊物的主编们最关心的是发表的作品能否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发行量是否稳定。他们靠杂志养活,这也无可厚非。只有极少数刊物在取稿上看重作品的艺术性、探索性,我对这样的刊物表示极大的敬意!小说与散文渐渐分成了两个世界,大型刊物专攻小说,散文有一大批专门刊物,各是各的市场。评论家们更愿意评论小说,相比散文,小说的社会性、包容性可能更适合评论家发挥一些,散文要做许多文章之外的工作,要思考许多文本之外的问题,在一个快速化的时代,真正愿意沉潜下来研究问题的人毕竟不多。

　　谭畅:回到散文创作本身,您认为当前出现了哪些最值得肯定的新趋势?您对当前散文写作的多样化探索有何看法?有无具体建议?

　　熊育群:我每月都收到很多杂志和书,但真正能看得下去的太少。每年推荐散文排行榜作品时,我很是茫然,甚至对散文感到有点绝望。有许多文章根本就不是文学。没有个人的生命体验、感悟,没有“在场”感,甚至没有个人的经验,写个人生活的又只是纯粹的宣泄,没有自己的发现,人云亦云。散文这些年来在概念上的改变,上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转变是值得肯定的,出现了一些有个人风格与追求的作家,但越到后面就越浮躁。现在出现了很多标榜“流派”的散文新人,他们的作品却并无多大新意。这种探索的意向还是难能可贵的。如“在场”概念的提出就很有针对性。“原生态”的想法也是好的,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质。但散文是最唬不得人的文体,凭的是作家自身的修养与心灵的丰富,艺术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忠实于自我的感受,才会有真正个性的作品出现。

　　 谭畅:有人称赞您是路上的思想者,无论是欧洲、非洲还是西藏、云南等边地,到处都留下了您深深的足迹和动人心弦的作品,您的游记散文作品以情带思,夹叙夹议,兼有诗人的狂野浪漫和文化考古者的耐心严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但也有人质疑游记散文的文学价值,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熊育群:这是一种偏见。一个作者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游历并认识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这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很难想像一个关在书房里的人,能有对这个世界独到的见识与宽广的眼界。我在这样的游历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生命与人生的疼痛,这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每个走出家门的人都会写一样的东西。作家永远是个数而非复数。我们不能以游记就把一切独创性的作品抹杀了。用题材去否定创作是没用的。我能理解现在写游记的作者多如牛毛,各种报刊充斥了这样的作品,我当过编辑,看多了这样的作品同样生厌。但那些真正独异的富有探索性的写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中国的散文游记是一大传统,历代都留传下来了许多佳作。我们能够否定传统吗?

　　谭畅:近来,您写了不少南方历史文化的散文,看得出您对岭南文化的偏爱,而您本人又自幼生长在汨罗江边,饱受湖湘文化的浸淫,能谈谈您与这两种文化的纠葛吗?

　　熊育群:来到广东后,我真切地感受到岭南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巨大区别,它是一种商业的、务实的市民文化,似乎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精神的价值是被否定的。这对一个看重精神价值并矢志以求的人,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有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轻。以前写出诗歌与友人一起阔谈的那种满足、那种虚荣在如此现实的世界中一文不值,写诗只是你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一切劳动都成为职业,创造性的劳动也不例外,一个拿笔杆子的与一个拿斧头的,他们有的只是职业的不同,都是谋生的手段。而拿笔杆子的甚至因为没有市场足够的支持,而成为一种可笑的努力。这种状况是可怕的。我当然不能适应。虽然后来我克服了种种不适,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蜕变,把文学看作只是个人的“私生活”,有几年时间,我自己写了就把它丢进抽屉,没有一点发表的欲望。但我骨子里的血毕竟还是湖湘文化的。我内心的感觉当然很孤寂。

　　但是离开广州,我到了潮州、梅州,才知道岭南文化的丰富多彩。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是广府文化地区,通行粤语。而潮州是潮汕话通行的地方,他们的文化与广州全然不同。潮州的民间艺术、潮菜,那种精致与细腻的美的追求让我感到震惊,它是我见过的中国最有文化水准与气息的城市。梅州是客家人的地区,说的是客家话。几年前,我到了与梅州相邻的福建永定县,在古老的土楼里住了一晚,那一晚我感触良多。主要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来的时候我背了一大堆关于客家人迁徙、生存和闯世界的书,之后我写了《迁徙的跫音》。客家人的迁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是一种生命现象、社会现象。客家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热爱上了客家文化。后来,我到了梅州、河源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也是同样的感受,就是回家的感觉。客家的价值观、生活习俗与湖湘文化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它让我觉得不再孤独,让我从精神、灵魂上感到温暖。接着我写了《客都》。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我面对世界,眼里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东西,一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也同样在我眼里呈现,它从未曾消失。这是我的真实感觉。

　　渐渐地,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进入了我的血液,与湖湘文化的务虚精神融合在一起,一种空灵飘逸的精神与具体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悄悄改变了我写作的风格,我的作品不会因为空灵而空洞,也不会因为具体而失去诗性。我写具体的事物,却从中寻找到空灵的诗意。事情是骨架,诗意是灵魂。没有了虚荣,一种坚实、大气的品质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我从内心感恩这两种文化对我的哺育。

　　谭畅:读到您之前写的一篇名为《无巢》的新闻纪实小说,小说通过对衰败乡村的描述,对都市社会底层生活真实而苦痛的揭示,以及人物心灵在黑暗现实揉搓下发生灾变,却最终在乡土文化和亲情的抚慰下走向忏悔和救赎。读后很受触动。这篇小说在《十月》发表后还登上了《小说选刊》头条,并被多本中篇小说年选收入,社会反响很好,这凸现了您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深厚潜力。不知您是否打算弃散文而转攻小说创作?您的下一部小说会是哪方面的题材?

　　熊育群:从诗歌、散文到小说,是我写作的一个自然过程。就像我现在写散文仍然写诗一样,写小说也谈不上弃散文。接下来小说会是写作重点,这是我现在的想法。《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都在约我的小说稿,题材嘛,有很多,现实的、历史的、虚幻的都有,哪个会先写,我还不能回答你。

　　谭畅:呵呵,看来属于您的悬念还有很多,用现在的流行语,叫做“值得期待”,我们还是耐心等待您给读者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熊育群:那就耐心一点吧。我不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