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某一天,我正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最后一节车厢里,眼见门开门合,人进人出,做那繁华俗世的幻象。
地铁或急或缓,或颠簸或摇晃,适合闭目养神,亦可景观乘客百态。
我正游思无端间,忽然听到自己的口袋在召唤,找到那个嘀咕作响的塑料小方块,听到了育群君亲切的声音。这声音带着亚热带的果香味,越过几千里的距离,穿透十几米厚的地铁隧道掩体,在急速行驶的轰隆声中,吩咐我给他写一篇“印象记”。
育群君客气地强调说,这个建议是美眉提出的。我不知道他认识的哪位美眉,给了他这样一个提示。
得了育群君的吩咐,我口中诺诺心惶惚。
育群君是著名的现代行家,履迹麻麻,遍布大江南北,神思渺渺,飞越雪山险崖。他的朋友遍天下,名人巨贾颇熙攘,每一位都比我更合适写这篇“印象记”。
育群君挑了我,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如果六合彩的头奖像育群君这样以我为目标,那才真是上上大吉了。
育群君有这么多比我更合适、当然行文更加曼妙、笔力也更加雄浑的有名朋友,哪个都不找,单单找了我,这似乎暗示着什么,也似乎什么都没有暗示。我试图发掘其中的隐秘联系,又盼望得到什么美人的指引。
我在地铁车厢的摇摆中,思考忽断忽续,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一个既了解育群君又认识我的巨眼英雄,给了他这样一个建议。不知道她的这个想法,是基于对育群君的信心呢,还是想给我出一个难题?
世界上有人提了这样的建议不奇怪,奇怪的是竟然会被育群君接受了。
一不小心答应了这个吩咐,过去了很多天,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虚假的指令。
我出了地铁闸口,穿过人行天桥,在寒风的微醺中,渐渐地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我不得不使劲地在虚空中寻找线索,好把我和育群君这一对奇妙的组合联系到一起。
往大而论之,我和育群君都算是五湖四海者,南腔北调人。育群君是湖南人,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四年,毕业后回到湖南老家,在省建筑设计院跟钢筋水泥打交道,一点文艺色彩都没有。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他居然来到了广州,在《羊城晚报》文艺部吃上了文艺饭,成了半个广东人。我是广东人,在上海念书若干年,靠祖宗荫庇,也大概因为前世有修,我荣幸地留在上海,忝居幸福小市民行列,过着皮囊温饱、胃肠满足的庸常生活。日常间,不免常常得为自己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的指标高低,而瞻前顾后,进退失据,幸福地惆怅。
我终于找出了一点跟育群君的相似之处,但相似得极为有限。
我的性格和爱好跟育群君大相异趣。
育群君长时间地在江河川岳间游走,努力地倾听那些早就已经消失了的万物窃语。在科技理念早已经变成新的宗教伦理的时代,他这种反向运动有悖时俗。他天生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的身体里叮咚着万年汨罗江的水声。这水声,在屈原的身体里流淌过,在冬夏变换飞翔姿势的候鸟羽毛上滑行,也在这几十年的湖山变换,堤岸禁声的喑哑中回旋。我想像,育群君的身体是一个上古的陶器,在夜深人静之际,会发出一些神秘的声音,雅则可称为内心的呼唤,我却觉得这是至上者的召唤。在上方,有一种比内心更高、更纯净的声音,超过了自我迷恋般的认同,而让被召唤者不能停下脚步。
育群君的身体,大概就是由水声、风声、万物的窃窃私语声而充盈。
我是一个懒散的、不好动的人。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窝在家里,找一个合适的姿势,看书,或者发呆。在冬日的阳光下,让全身浸在阳光的乳液里,被这种穿透寒冷,经过双层玻璃过滤的纯净的光液煮沸,融化。在这光的乳液里,脑浆渐渐升温,发出汩汩窃语,咕噜咕噜正要沸腾。这时,有一股惬意的酥麻,从后脑勺闪电般缓慢地沿着颈椎、越过肩胛,向腰背推进,最后传遍全身。之后,是一种彻底融散了的感觉,好像漂浮在水面上,漂浮在遥远的云端。在这个时候,我既可以仅仅呆在房间里,又可以精骛八极,在实在和空无间随意切换。
就让我享受这无边的虚空好了。
育群君在大学里受到的理性思维训练,可能在他的身体里营构起了坚硬的骨骼。他必需在可感,可触,可丈量的空间,展开自己对时间的想像。
在成打的小资悠然想望丽江,为香格里拉而体温升高之前,育群兄已经在湘西的凤凰,包装好了历史的糕点。对我来说,湘西仅仅是一个名词。我知道的另外几个名词,沈从文、黄永玉、赶尸、土匪、张家界,在湘西的时间里沉浮。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在虚与实之间,在幻与真地轮转。
我只能依靠这几个词来想像,最多加入一点点《边城》里的翠翠,加入一点点湘江水和大山川。在我这个屡次被阳光煮沸的脑袋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剩下。
在贵州西部的那个小得像一面镜子的贞丰县里,我的眼睛刚张开一道缝,就看见了三岔河秋天的全貌。我看见的全都是表象,而真实的客体在水面之下,在水草和游鱼之间流淌。在那种地方,在那种不真实的气氛中,我们的交谈带着虚幻的气息。
我和育群君,我们都是东部的人,我们像一个场地宽至千里的足球运动员,大幅度地交叉换位,我从广东换到了上海,育群从上海换到了广东,最后我们都来到了贵州,在高原的边缘,在地球褶皱的深处,谈话声全都被过滤了。
我们都是自己生活和思考的那座城市中的客人,然而我们在神思渺渺中,都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
育群君在那个静谧得针声如雷的高原小镇边上,跟我谈起了他穿越雅鲁藏布江的经历。他在跑过羌塘草原,攀过珠峰之后,进入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是一个据说连鸟都会迷路的地方,对这样的深密腹地,我从来只能依靠可怜的想像,在地图上,那是一条条抽象的线,用不同的颜色标记着。许多年后,他又沿着云南的崖边,在怒江的千仞峭壁上,回溯而前,穿越了滇藏不存在的边线。
他的身体里,灌满了峡谷的风声,他的骨骼里,响彻了奔腾的江水。
后来我才知道,育群君用自己精心推敲的美文,记录了自己进藏探险的经历。在我悠然聆听之前,已经有无数的读者,分享了他的切身感受。
育群君生活在广州,比我的兄弟还要热情,比我的乡亲都更亲切。
而在广东,我的祖先有一丛漫长的根须,可以一直延伸到明朝以前。从我的祖先到我这一辈,我们的祖祖辈辈已经在广东最南端的雷州半岛,那个大陆最性感的身体部位,绵绵不绝地生存了十八代。我的家族,是实实在在、一点都无法吹嘘的客家人。
在我的家乡,沿着黎湛线,一直向北,穿过玉林、黎塘、贵港、柳州、桂林、冷水滩、衡阳,可以通向四面八方,这条隐秘的铁路线,让我跟北方的河、南岭以北的这汨罗江之子,串联在一起。南岭群莽,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还是一个文化分界线,在南岭的两边,似乎有着不同的时态。在我们小时候,南岭以北,一概称为北方。因此,育群君,这个楚国文化涓涓滴漏着的后民,对我来说,就是北方人。他本来是生活在一个与中原文化绝然不同的地方,然而,无论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是西域文化,全都被我这饱经洗刷的空洞脑袋混淆了。在我受教育的中小学时代,这个世界只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光明文化,一种是黑暗文化,而光明必将战胜黑暗。我和育群君,似乎都是在光明文化中长大的,而没有什么荆楚文化,没有什么高原文化,我们被光明文化漂洗,刷白,脸色一致。我对这个世界缺乏兴趣,光明底下没有新鲜事。
然而,育群君却是不同的,他毕竟是汨罗江之子,他的身体里,有一种质疑的稗籽,正在发芽生根。
小时候,我最大的乐趣,是在没有火车经过的空隙,把耳朵贴在闪闪发光的铁轨上,倾听那传自遥远的、超出了我想像力之外的北方消息。我的耳朵里听到嗡嗡声音,好像从空无中传来了,那唼喋不已的游鱼,那无声无息驶来的长蛇阵。
在这条铁路线的一南一北,有两颗稗籽正在微不足道地发芽。
上大学之前,我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百公里。
我们家乡的那个鹤地水库,就是我的整个宇宙。
我在河岸的这一边驻足,凝视着波光粼粼,不知道几千米的对岸,今夕是何年。
我凭什么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育群君产生关联呢?
我对育群君的印象,只有零散的碎片。
这些碎片翻飞,做着鹞子翩然的姿势,在记忆中腾挪。
我不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育群君,我只能告诉你一些印象,一些需要粘贴起来的不规则图案。
我甚至都无法描述。
曾经是建筑设计师的育群君,最后离开了钢筋、水泥、红砖,放弃了那些具体的结构,而在柔软的文字中,重新搭起另一个世界的空间。育群君在这个世界里行走,这个世界在他的脑袋里成型。
育群君写过一部格调奇异、带着淡淡忧伤的散文《路上的祖先》。在这部作品里,那些被排斥在官修历史之外的祖先们,以我们所不能明白的方式,令人敬佩地迁移。为了生存迁移,为了隐名埋姓迁移,为了更好的生活迁移,历尽艰难险阻,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他们在迁移中,殉难、失踪、就像种子一样,漂浮在空中,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落地生根,发芽开花。这是一个从中圈向四周迁移的路线图,是从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向美洲迁移的漫长过程。如果我们能够画出这些大多数不知名的祖先们的履迹图,那可能会是天书般复杂,甚至可能带着某种神启的隐喻。
阅读育群君最好的方式,是在我迷恋、并且做窝的小市民家中。找到一张软软的卧椅,那就坐上去,靠着背,甚至把双脚支起来。再做作一点,可以泡一壶茶,放在小几上,或窗台边,营造合适的气氛——我不能越过自己虚实的界线,如果倒一杯葡萄酒,于那些西人可能抒情画意,在我就虚假到融化的程度了。
最好有阳光,晒得煊煊软软的——据说渐渐就要灭绝的小资们,不妨容许他们做一点姿势,粉饰一点态度——终于,我们要繁文缛节地捧起了熊育群君的书了。不必给自己预设阅读多少章节,只需要跟随他的脚步,一步一步地离开,然后朝着远处走去,让自己的身影成为一个小小的黑点,然后,消失在云烟氤氲中。
我想像,育群君是一个需要距离来思考问题的人。也许是他思考的力量具有原子裂变般的奇力,需要求得一个安全的距离。他在城市的角度思考野地,他以山川的视点反观城市。
在育群兄的精美散文里,人类一旦离开了森林,就被放逐到了草原。人类一旦搭起了房屋,就永远背负了硬壳。
我不知道自己写下了什么。
剩下的,都交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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