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堤

　　此前，我只觉得胃很重要，就像钱一样，离开钱在这个城市便要讨吃度日。为此，我常常去找一个名老中医，开一些药面，煎些汤服，年复一年，乐此不疲。至于肝，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始于某年的夏天，我连续服那位老中医的两个月药面汤，胃病不见好转，我想莫非张医生不灵了，便去验血，报告结果有三个“+”号，医生告诉我患了乙肝。进一步查明肝功能，发现转氨酶50.6，超出正常值10.6个单位。我由是觉得胃的痛全部转移到了肝脏，倾刻之间肝便大痛不止。回家就不想吃饭，而且呕心头晕，什么事也干不了了，于是我想，这肝原本比胃更重要。湖大医院门诊的大夫在数天之内连开了三次住院诊断，可被住院部否决了。起先我很高兴，以为病轻，不治自愈。后来，负责的L医生说我的病很严重，好多人没多久就肝硬化肝腹水了。我虽然对肝知之甚少，但肝硬化肝腹水是要死人的，这一点很清楚。我顿时便以为末日将至，背部的某个穴位(又好像是思想上的)仿佛被人点了一下，全身抖动，双腿不自已地软下去。这时，我瞄准了一条椅子，欲坐，屁股到了边缘，L医生冷静地提高了嗓音：你不能坐!这时我才想起肝炎是有传染的。由于L医生的及时果断，我才没有将肝炎细菌传播在那条凳子上，从而保证了那里为数众多的病人好人的生命及国家财产的安全，我也上了一次生动的卫生教育课。此后，我走到哪里都站着。回到家，我找了一条破旧的板凳作为“专座”，走到哪个房间就搬到哪个房间。吃饭用固定的碗，夹菜用公筷，撒尿瞄准下水道的孔撒，大便到一个谁也不去的废弃厂的公共厕所，我通知所有认识我的人以后要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我不再到自选商场购买食物，我告诉理发店的女工给我剪头之后要洗手(有—女工好像给她一副鞍子她便迫不及待地骑了上去，普通的大脑顿时就高贵地昂起来，不客气地说，等好了之后再来找我，仿佛天底下只有她一人能理发了，可奇怪的是她的理发店居然开在一家医院里，她每理一个头都可能是病人，每十个人中必定有一两个肝炎)。这些都是后话。总之，我要感谢L医生，让我向他致敬。课后的第二天，我的转氨酶直线上升到221个单位。在王国林院长的关怀下，我住进了湘雅医院，去前，我坚持要步行，老婆说十多公里怎么走，我便说那就乘公共汽车，可以站着不坐，老婆又说站着要抓扶手，比坐着更有传染。我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原来我只注意了屁股，平时就发现女性的屁股很美，而男性的屁股很丑陋。至于我的，除了丑陋，之外更多了一层肮脏。股癣长期占领要害部位，一些雀斑顽强地生长，顶尖的地方像猴子屁股有两块红痂。然而，这些肮脏都是我个人肮脏，厚实的纤维织品将低劣的品相掩盖就是了。至于手，则无法掩藏。这个无耻的构件在各种欲望面前表现得残酷、贪婪和无度，这种恶性的狂欲与病毒相互勾结，要比单纯的病菌传染可怕得多。如此比较，我觉得有限地使用屁股比使用手于社会的负面作用要小得多。比较完了之后，出租车已停在面前了，我问司机 L医生管你不?答曰管不着，这才放心地坐了进去。然而，时至今日，我仍然有一种背着老师干坏事的负罪感，以至我坐任何地方都如坐针毡。

　　隆冬的湘雅医院异常冷清，除了重病号都已回家过年。我走进专收传染病人的十二病室，等死的病人凄厉地嚎叫，空气中充满病人临死之前的恶秽之气，冷风在脚下嗖嗖地走动。我在一张病床前停下来，当班的娭毑一边铺床一边自顾自地说，刚刚去了一个，肝硬化，抹尸的时候还叹气，这年头，好像谁都有气似的，活人叹，死人也叹。铺完床后眼斜着一大堆物品，告诉我这是打开水的，这是洗脸洗脚的，这是开水龙头的，这是量体温的，最后她很随意地说人都是要死的。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也讲过这话，便觉得这老娭毑深刻而有品位。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这种深刻和品位之中，手脚发冷，寒气入骨，毛发倒立。我睡在那双刚刚料理过死人的枯干的手铺就的床上，浑身上下筛糠一样抖动。我的眼中不时地浮现那具叹气的尸体，我将我认识的所有贪婪的面孔套在那具死尸上，狰狞的时刻，我看见他们面带微笑，而手却向我伸来，卡住了脖子，勒索我的器官。我觉得自己真实地处在危险的境地了。医生来看我，那个医生叫周林。她查户口—样地问了许多问题，然后年轻而纤巧的双手在肝区按压，与温柔无关的充满职业的手指插入肋下，不停地捣鼓，数分钟之后离开了。大约过了一刻钟，又跑回来，很抱歉地说，我刚才忘记问你—个重要问题——你的籍贯是哪里。我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我的籍贯于我的肝病有什么联系。我曾经很遗憾地想我的籍贯为什么不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西欧，哪怕香港也好，退一万步想在北京、上海也好，然而它却在衡阳，在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我十六岁的时候才见到汽车，十八岁的时候才知道面包这种食品，十九岁的时候才坐到火车这种庞然大物，二十三岁大学毕业的时候肚子还处在半饥饿状态，二十四岁才敢抬头正视城市女性，二十八岁的时候才十分瘦小地同时也是十分惶恐地走进婚姻登记所，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孤独地为饭碗和文学而斗争，没有任何的内援和外援，我因之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疲惫，以致1．675米的人却抵不住几个看不见的细菌的进攻。如此说来我的籍贯的确很重要。我由此而对医生的询问表示叹服，以后数天，那双冷峻的眼帮我赶走了那具无所不在的死尸。心绪渐趋平和。护理人员很职业地修改了我的名字，命名为43床，后来又改为49床，打针的小姐偶尔也称43号或49号屁股(长沙有许多人被称为老屁股或小屁股，这里是某号打屁股针的简称)。我想起考古工作者在挖掘马王堆汉墓的时候，将那些墓葬按 l、2、3命名，那具著名的女尸也就有了一个代号，原理都是一样的。她包含的是关于人的哲学命题——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

　　我开始了漫长时日的打针吃药。每天上午静卧在床，目睹那些黄色或无色的液体通过护士纤巧的手流入体内，想象这些液体的物质在我的肝部与病菌进行顽强的厮杀，我清晰地听到它们勇敢格斗的铿锵之声，我的大脑不时地浮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一些悲壮的场面，那些英勇的战士在万里长江和八百里水泊梁山为正义而战，我甚至想象他们摆了一个“洞房花烛夜”的八卦迷魂阵，杨雄、史进、柴进、宋江、阮小二守住阵脚，日复一日地与病菌对抗。在斗争的最艰难时刻我听见宋江手执毒蠹，背诵毛主席《论持久战》中的精彩片断。这种想象是我每天上午必修的功课，寄望通过这种设想使病尽快地好起来，妄想注入的液体越多病毒杀死的就越多，当注入的液体累计到一定程度，病毒就完全杀死了。为了加速病毒的灭亡，我吞食了大量药丸，从维生素酵母到益肝宁肝得健，从预防肝炎的药到防治癌变的药，从国产的到进口的，反正只要是对肝有用的我都吃，我可怜的胃慢慢地就被各种各样的药物占领了，它们粗暴地驱赶食物就像以色列人驱赶巴勒斯坦人，大米到了喉咙边沿，恐怖分子就妄想将它们赶出来。尽管如此，这种痴人的妄想仍然令我兴奋不已。我每天乐此不疲地数着每瓶药水的滴数，我很得意地告诉陈娟一瓶水有5600滴。这项数据可以帮助她们掌握换液的时间，改善服务质量。我认真地计算一天服药的丸数，最多的一天为85颗，最少的一天也有43颗。我像帐房先生一样在本子上计着流水帐，逐天加以累计，当新的一天来临，我便想从量变到质变的真理就要在我身上验证了，我将获得自由和新生，并将忘记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然而，遗憾的事情总是常常存在，量变并没有转化成质的飞跃，那些液体和药丸分解后进入肝脏，就像避孕药通过火车源源不断地运往计划生育部门，那些病菌的首领向喽罗们颁布《常时期计划生育法》，喽罗们吃了那些药品，开始有节制的繁殖，其总体数量就像中国的人口在一片节育声中悄悄地从1l亿上升到12亿。我由此而开始了对药物的怀疑并且开始了抗拒，我甚至向医生提起那本哗众取宠的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人可以说不》，我把它当作一种具象。

　　在此前的生命中，时间总是匆匆而过，而现在我却感到了她的漫长。这些寂寞的痛苦的日子，不知将如何走过去。在不输液的时候，我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白色的天花板被我的想象画满了各种各样生生死死的符号，我可怜的肝处在一张大网中，蜘蛛围绕着它舞蹈，凄冷的火焰幽灵一样在空中燃烧。当想象停顿的时候，天花板产妇一样苍白，一切都一无所有，不知道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有什么不同，在活着等于死去的时候不如死去以后再活着。当想象再度苏醒的时候，天花板上依旧写满寂寞寂寞寂寞……看得见寂寞，却无法抓住寂寞；摸得着寂寞，却无法忘却寂寞；听得清寂寞，却无法记录寂寞；留得住寂寞，却无法遣送寂寞，寂寞之中，外面的世界已经从隆冬到了春天。踏春归来的女孩问我：“叔叔你看见春天了吗?”我望着天花板说：“什么也没看到呀!”小女孩走了，不多久又回来，一只手拿着输液用的空瓶，另一只手拿着含苞的桃枝，天真地说：“叔叔，把这桃花插在瓶子里，搁到墙壁上，天花板就是一幅春天的图画了。”我说：“谁告诉你的?”她偏着头，睁着大大的眼睛说：“我自己想的呀!”我说：“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她小声地说：“住52床，就叫我 52号好了，医生护士都这么叫，小朋友叫我饼干(丙肝)，不过，不是吃的那种。”我心里格登一下，高兴的心情全然没有了，多么可怜的孩子。我按照小女孩的意思，将花放在床头上方的搁台上，我认真地数着花苞，总共是105朵，我目睹它们一朵一朵绽开，希望花开完了，病就全好了，可那花总也开不完，最后几个干脆不开了。现在的天花板，已经不是寂寞的白，花枝从我的头顶伸过来，仿佛出墙的红杏，它们微笑着在天花板上晃动，变换着不同的画意和诗句。这样的美好时光维持了大约一个礼拜。此后的一个黄昏，我从睡梦中发现了漫天遍野的落花，醒来一看，花全落了。我的双眼被落花蒙着，仿佛要将我埋葬，我伸出手将落花抓起来，正好抓着那几朵未开的花。

　　天花板是比从前更寂寞了。

　　大约过了三天，小女孩转往北京治疗，望着她那双蜡黄的失去血色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未开的落花。

　　湘雅医院是本世纪初由洋人创建的，因在平等的精神下救死扶伤而传诵一时。时间过了几十年，那种精神已经走调了。管理者们充分地搞清了什么是特殊化，将病室分为普通病室、干部病室和高干病室，人为地将解放了的希望新生的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而在如今这样的市场经济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基本上是按钞票和关系分了。在干部病室我亲眼看见一个得了尿潴留的穿着破旧的农民住在那里，他们以为财神到，但不知道那农民的钱是借来的。不过，如果说统统都是按这样分，也未免过分了，至少传染病室不是。硕大的一个医院，传染病室只有一个，这是唯一不沾特殊化边的净土。也正因此，普通人可以免去回答为什么不住干部病室的烦恼。但自以为有某些地位的人便会忍不住要抱怨这里房间的人太多、太不入流，便希望特别照顾到小房间去。但十二病室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能够使一个有特殊化思想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自觉放弃特殊化要求，从而改造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这一点我始终认为值得国家反腐倡廉部门学习和借鉴，最好是能从这里提拔一批护士和医生充实这些部门工作。经验其实很简单。每天早晨医生照例查房，对每个病人的病情发展作出诊断，然后通知护士，将某某照顾到小房子去，而那某某在清静的房间里独自呻吟三五日，便裹着抬出去了，紧跟着又有新的病人挑选进来，那床垫甚至还残留着前一任的体温。46床的祁阳人照说是没有身份的，可同样受到了照顾，在被医生挑中之后一个礼拜，无限深情地告别了年仅21岁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45床是一个大厂的厂长，按说是有身份的，反而没有挑中。他的很有长官气味的秘书过意不去，执意找护士交涉，但没有解决问题。45床原本是一个很精神的人，看不出有大病，不想几天之后，病情加剧，就为他解决了问题。记得是责任护士曾烂漫来跟他说的，一边说一边友好地微笑，好像照顾住小房间是很美好的事情。这时窗外一只不知名的鸟，认真地叫起来，我看见他的眼中充满泪水，几乎是哀求着说：“我能不能不去?”护士摇头。一辆经常往来于病室与太平间的平板推车停在床边，护士扶着他躺下去就被推走了。他的生命在小房间里延续了十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抓着自家女人的手说：“我不想死！”当再一次躺在平板车上的时候，他的两个读书的女儿在地上滚着哭。他曾经使用过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那个小房间破例关了一晚的门。病室变得没有一点声响，大家经过那个房间，都忍不住要往里窃望，心里在默默祷告，希望不要搬到那间房子去，住在大房间里的人于是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在外面的世界有权有势的人觉得能与大家挤在一起，是真正的与民同乐。大家互相之间变得很融洽，没有歧视，没有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在走廊上碰见互相点头问候。我和李平国、祖国强甚至每天一同吃饭一同散步一同探讨治疗的前途。而医护人员也格外地好。刘双虎、李聪智、向选东等年轻的医学博士常常到病房里来，将我们当成了朋友，与大家一起研究病情，探讨治疗方案，这种工作常常是夜以继日的。曾芳、严献华、陈娟、王惠、邹艳波以及其他我不知名的护士们在人所避之不及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心态，从她们的工作中能感受正常人的善良和温馨，看着她们打针，心中很幸福。这一切，都说明十二病室是不寻常的。这也说明，治病之中的确有雅趣可言。不过，说到雅趣，鲁迅先生认为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钱。在十二病室这样祥和的环境中，病人也常常为钱而变得俗不可耐。好在十二病室是个没有特殊化的地方，无论尊卑贵贱，只认钱。有钱就治，无钱停药(这一点可能整个湘雅医院都一样)，这多少给人一种人人平等的安慰。像我这等老百姓，虽说是公费医疗，但单位经费相当困难，每次要来数千元，不出数日便告罄，为此我曾5次被迫停药。每当这时，我便请老婆过来，先问给买的脸膏擦了没有，如果说擦了，我便立刻说去找领导要点钱过来，又停药了。我想老婆擦了脸膏，有了保护层，尴尬就看不见了，且脸的厚度也增加了，不怕碰钉子。如果老婆讲舍不得用，我便说从自家拿些钱来算了，没擦膏，尴尬无法掩藏，且女人天性面薄，蚊子都能叮出血来。家里的钱不用签字，拿起来不会脸红心跳。但如此决定之后，便又后悔不迭，心想我那很瘦的钱都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来的，每天早晨卖血的人在十二病室的东边排着长队，我无异于那中间的一个，我是—个没有机遇的人，党和人民给我的岗位没有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的机会(许多人有机会，且好好抓住了)。我曾经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坐在餐桌前，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发自内心地说社会主义好，心里愤愤不平，很想找一个机会表达我的真实感情，如今我病了，机会来了，却不好童思了。记得有一次，一个实习的小护士给我挂针，用力扎了三个窟窿都没扎中，于是很严肃地说：你的皮太厚了。这实习的小姐，少说也挂过几十上百人了，下这个结论一定是经过反复比较的，我由此觉得自己皮真的厚。一个皮厚的人不好意思岂不徒有虚名。我由是对老婆说等等，让我再给你买一瓶高级的脸膏，你看人家护士脸擦得雪白的，肝炎细菌都爬不进去。老婆以为我拍她的马屁，很高兴，我趁机说你还是去找领导要钱算了。老婆叹着气收起脸膏欠条走了。次日便带来了支票，我正准备说某某主义的好的时候，她大声嚷嚷下次你自己去算了。我问何故，她说，人家王院长蛮好的，从没为难过，这年头有权而又不为难人的人太少了，我由此认定这王院长是个好人。有首歌叫《好人一生平安》，我真想请毛阿敏当众唱一遍。毛阿敏朦朦胧胧来到十二病室，握着我的手时我便清醒了。我对老婆说不能再找王院长要钱了。我说我这人不识抬举，人家越抬举我越不好意思。老婆便安慰我说你辛辛苦苦写了十几年(指文件宣传稿)，花一点公款也不必太难过。我便制止老婆说别给我脸上抹猪油了!就在我为住院经费而周期性地给老婆开脸膏欠条的时候，48床老吴却因没有公费医疗而含恨出院了。回家的第二天，他的肝再次出现腹水，就像旧社会的大腹血吸虫病人，他将要腆着大肚直到肝脏完全停止工作。扫地的娭毑说他本来是有救的。天总是下着凄凄惶惶的雨，美丽的花都被雨水泡烂了。这不是吉兆，腹水的病人不就是因为腹内的水太多吗?健康的人从外面来，说鲜花店生意清淡，但太平间旁边的一家花圈店例外，生意特别地好。

　　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暮春，我并没有从疾病的惶恐中解放出来，心情愈发严重。我整天僵卧在床，一脸的愁苦。每个礼拜先生李元洛教授和师母段缇萦总要步行数公里，穿过火车北站那一排接一排的火车轮子，轮流来看我。师母将好吃的菜放在床头，然后给我讲佛学。而先生则坐在床边背诵文章，往往能一口气背一个长篇，自己写的或者是古人写的，精彩之处讲解一二，我所能理解的学富五车充其量也不过是这个样子。我如同打了强心针，有了片刻的兴奋，又像露水滴在干土上，立刻被吸了进去。而当他们走后，悲凉的心绪复又卷土重来，觉得人生实在是反复无常。好好的人，怎么喊病就病了，说老就老了。昨天还是小伙子，今天已经到了中年，站在35岁的山头就望到了那句“一事无成人渐老”了。倘若再小睡一会儿，就只能望那句“人约黄昏后”。“夕阳无限好”了；倘若又有个三病两痛，就只好看到娃娃念“日薄西山——行将就木”的成语了；倘若对人生看得比较透彻，放弃去医院的念头，安然躺在床上，就用上了那句“寿终正寝”了，按梁实秋的说法这大概是人生最后的可以提出来傲人的一件事了。此后，这个人就不再存在。有关他的工资档案及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教师证、粮证油证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凭证就全部作废了。如果是一个所谓有名份的人，偶尔还会从某页泛黄的纸片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多如流星一样晃过。人们提起古人依旧如我们一样只知道李白杜甫，一生的功名就彻底打上了句号。活着或者死去同样地渺茫了。人这个符号，谁又能真正理解出它的意义来呢。一个专门研究苍蝇的人，企图让我了解苍蝇一生的意义，而我在想苍蝇也许比人类本身更了解人生的意义。偶然碰到一个喜好桃园结义的台湾人问生庚时辰，我告诉他后，他思考着自言自语云：哦，生于民国五十年。我一下子好像跨越了几个朝代，变成了古人。古人就古人吧，百年之后，我现在见到的人不都将作古吗?!呜乎!我由此而真正看穿了疾病，并知道治与不治都是一样的结局。

　　春天已经过去，这是无可奈何的。我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错过了春天。与以前相比，我完全地换了一个人，就像一台经过大修的汽车，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与下一个春天再会的时候，她可能要大吃一惊．我相信邪恶终将离我远去，而花会更红，叶会更绿。

　　 一九九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