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霞

　　1．反抗与逃离。作为一个生存在现代都市的知识女性，路也感到无处躲避那或显或隐的性别歧视的风霜雪雨。她的小说《世界之外，哪儿都可以》几乎可以当作一个剖析中国现代都市婚姻习俗的性别歧视的具象化读本。从吃指涉女性传宗接代功能的半生不熟的面条、选贞洁未婚的伴娘、拍虚假夸饰的结婚照、改换对公婆的称呼和他人对自己的重新命名到自己的父母不能出席婚礼宴会、明明自己有房子却要象征性的将洞房设置在公婆家等，所有繁文缛节都在昭示着女人只是一种待价而沽的货物，婚礼过程就是女性快乐地参与剥夺自己、一步步被物化的仪式的过程，婚礼向世人公开出示了女性归属于男性家族的合法性证据，所有出席婚礼的人都是两个家庭货物交换的目击者。陈西西终于愤怒了，从婚礼上跑掉，“她可以永远不做新娘，但不可以有一天不做陈西西。” “新娘在逃跑，她不知道逃到那里，但新娘毕竟还是逃跑了。”是的，陈西西不知道逃往哪里，路也也不知道。卜吕（《南瓜小姐》）逃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地下室，和仰赖着雨露阳光的滋养而成长的南瓜为伴，一场不明因由的“怀孕”招致了捍卫传统伦理道德纯正性的人们那铺天盖地、马拉松式的教诲与警告，竟被当作暗娼赶出了地下室。最后，卜吕生下了一只南瓜，这不仅是卜吕给医学界留下的生育之迷，而且是不与男权文化合作、拒绝传统女性角色规范的卜吕给世界扔下的烟雾弹。与坚定而又决绝的喊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从父亲的家逃到丈夫的家的子君相比，陈西西、卜吕逃得更远、更彻底，比起子君的哀怨无助，陈西西、卜吕更加自信、独立、成熟，懂得珍惜自己。所以，在逃跑的路上，陈西西“竟没有忘记把手伸近内衣兜里，掏出两块巧克力来。”

　　 将女性身体化、物化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家庭内部结构，而且大面积的存留在公共社会领域。《剧终》在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时，信奉“天生我貌必有用”的田雨晴，开掘身体资源，在男性如林的省直机关谋取一职位；才貌均平庸的葛林霞像烈士般献身于行貌委琐的辅导员，获得了省城出版社的名额；无权、无势、无貌来自大别山区的于小青跳楼自杀；独立自强、学业优异的诗人杨栗栗被分配到西北等待二次分配；智商高、“情商”低、特立独行的米群被安排在远离省城的造纸厂。大幕落下了，但是这种权/性构成的叙事动力的社会政治剧/性别歧视剧并没有终结，它不仅在路也虚构的文学世界里继续上演着，更在现实世界里以更加丰富多彩甚至惊心动魄的情节演出着。

　　 不管是陈西西、卜吕，还是林栗栗、米群，这些聪慧的女子都是生命与心灵的敏感者，她们痛切地感受到传统女性伦理叙事对女性主体的伤害与掠夺，她们打破男性至上社会为女性设定的性客体的陈旧角色，进行自我指认，自我命名。《待字闺中的箱子》中何麦冬在赶在婚礼之前拎着两只装满女性个人隐私与情感记忆的箱子到处逃窜，可是工作单位、父母家、女友处、同学家、新婚的家，世界之大，却容不下两只箱子，最终只能化为灰烬。这两只只能在待字闺中状态中才能得以保全其身的箱子也是女性生存境遇的象喻。

　　 2．与你共舞和独自跳舞。与大多数现代女性作品一样，路也习惯将男性置于家庭结构、两性关系的私人空间中加以考察，因为在公共空间男性通常被迫也习惯于带着厚厚的面具。任可（《饮食疗法》）在用尽各种手段机关防范万紫之后仍然忧心忡忡，终于作了逃跑新郎；孟郊（《别哭》）放弃心灵相通的诗人朱点，选择了懂得柴米油盐的女性；何以为（《新生活计划》）拒绝爱好文学的林小西的爱情，放弃了诗歌写作，制定了“读书、论文、房子、婚姻”的“新生活计划”；林之瞳（《幸福是有的》）暗中与李洁抒上演着梁祝般的爱情戏，却没有化蝶的勇气，连李洁抒死后的留给她的情诗都不敢接受，让怀着梦想的李洁抒成为闷死在坟中的蛹。一方面享受着经济独立的妻子的物质供养，将一切社会家庭的责任推给妻子，另一方面又渴求异性精神崇拜、背叛妻子的“文学男人”高满才（《别哭》），向人们展示部分男性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篡改和利用，路也给这一类理直气壮地寄居在女性身上的现代男性照了一次X光。

　　 解构了男性神话之后，路也并没有创造女性神话，她所钟爱的知识女性决非超凡脱俗之人，她们也爱享受、好虚荣，甚至庸懒贪吃，有着凡尘之人的欲望和弱点。路也尽管书写了不少委琐甚至卑下的男性，但是，她从没有将男性视为“斗争中的敌人”，而是看作“斗争中的同志”，他们也有着自己不能自主的脆弱与孤独、渺小与虚无；路也将男女之间的爱情视为人性的检视场，视作世俗人生的飞翔之地，她要在这人性含量最丰富的场域里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呈现生命的意义。她用“堂·吉诃德”精神去处理“哈姆雷特”的问题。叶如意（《幸福是有的》）在见证了好友李洁抒悲壮却又令人伤怀的爱情之后，却依然冒着酷暑奔赴武汉，为短暂的生命创造永恒的记忆；千红刚刚用“饮食疗法”治愈失恋症，又迫不及待、心花怒放地开始新的恋爱旅程；苏萦（《亲爱的茑萝》）跳出无爱的婚姻，快乐地开始了与海豚研究专家的浪漫之路；小麦（《麦兰麦兰》）怀着离异前夫黑亮的双胞胎女儿就接受了一直在默默爱着自己的林四化的爱情。经历了初恋情人、前夫、电话情人的背叛与伤害，处于绝望伤怀之中的朱点（《别哭》）将一尊男性雕塑视作情人，宣称：“在这颗星球上，挨着一尊雕塑比挨着一个男人更让我觉得心里踏实，我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比一尊雕像更可靠更值得信赖”，但是，那尊雕塑的性别已经透露了她心灵的渴望。

　　 有一点必须郑重的声明，路也追求人生的飞翔状态之时，坚决反对任何形态的烈女、圣女。麦兰之所以在与丈夫离异后发现怀有身孕，依然决定将孩子生下来，既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谱写母性神话，而是完成一个女人的自然生命过程。这对诞生在美国世贸大楼的双子塔被摧毁的日子里的孩子，即将面对的依然是充满着暴力血腥、不平等的世界，但是生命和生活是值得珍惜与留恋的。路也渴望的是全身心的敞开，而不是全身心的放弃，是保持女性完整独立的同时，与男性共舞，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麦兰、苏萦、朱点、李洁抒之所以要逃出婚姻的围城，主要原因不是男性极其家族对她的经济、体力上的榨取，而是对她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制。路也笔下的这群主动或被动地游离于婚姻状态的女性，实在让抱着“弃妇”、“怨妇”期待视野来阅读她们的人情感受挫，已经蓄满的同情话语无处播洒。她们快乐、健康、饱满，张开每个细胞吮吸着生命的雨露、承接日月光华，兴趣盎然地品味着生活，叶如意曾戏谑地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改为《离婚让我如此美丽》。她们并非没有伤筋动骨的创痛，而是不再以自虐自恋的方式加剧和延长这创痛对自己的伤害，在缺乏对手的时候，不妨将激情缠绵的对手戏演绎成神情飞扬的独角戏，在没有人共舞的时刻，不妨独自在街头跳舞。

　　 3．姐妹情谊与同性相残。稍加注意，人们就会发现路也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身旁总是站着一位气味相投、兴趣相近的女性，万紫与千红、小麦与商绮绮、苏萦与楚莲娃、叶如意与李洁抒、朱点与冬青等，她们两个人的故事既平行又交错，共同构成作品的叙事情节。她们互相向对方袒露一切，又接受对方，甚至互相欣赏；她们互相认同，互相担当，互相勉励；她们是传统女性角色规范的反叛者，是抵制男权文化霸权的同盟军。她们通常是一个急匆匆地走进婚姻，或者遭遇一场又一场的激情爱情，一个带着疑虑和担忧，一直在“爱，还是不爱”、“结婚，还是不结婚”的抉择中徘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两个各自独立的女性是同一个女人的正反两面，一个思想着的自我审视打量着行动着的自我，她们之间构成张力，最后行动的自我战胜或说服了思想的自我，因为行动才是人存在的主要目的。在这一点上路也显示了与林白、陈染在姐妹情谊理解上的差异。

　　 女性间不仅有长期被父权制所遮蔽和压抑的姐妹情谊的叙事，也有被男权文化所操纵和利用的同性相残的故事。田雨晴以自己的青春美貌收获着来自异性欲望目光的高糖度的话语和实际的物质利益。年老的杜蒙（《学术》）为了职称，“在自己失去了以身体这革命本钱去换得一个锦绣前程”的时候，试图把年轻女同事作为礼物送出去与高评委联络感情，而且是她的“逆向思维”将人们对偷窃会务费元凶的猜测引向活泼开朗的林朵朵，导致她屈辱的自杀。唐三彩（《别哭》）将身边所有不在婚姻状态的女性都看作是抢夺她丈夫的潜在对手，她不遗余力、不辞辛苦地为丈夫单位的离婚女人朱点介绍对象，不将她送入婚姻誓不罢休。与“我”同居一室的大学教师徐希红（《你是我的芳邻》）本应是“我”的芳邻，可是她却自觉地扮演了“我”的个人生活的窥探者、传统道德的监护者，以男权社会推行的有关女性的逻辑推测并干预“我”与异性的交往，并将自己纳入男权文化体系，志得意满、功成名就般地分享着这种逻辑关系的“果实”。其实，这种滋长在女性中的男权文化恶果，五四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都有深刻的揭露，但是，只要男女等级的社会结构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仍然会像病毒一样以各种方式在各个阶层女性中蔓延生长。

　　 路也由诗人转换为小说家，但没有放弃诗歌创作。她的小说带着诗人为文的特点，她的语言的灵动不完全在于比喻的清新、想象的丰富，更在于切中流弊的智慧和逼近本相的穿透力。路也的小说经常以戏谑、嘲讽的面貌出现，在凌厉、坚硬、嬉笑怒骂的颠覆性话语的背后是温润与忧伤，它不是女性独有的软弱与感伤，而是温暖的人性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