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自古人杰地灵,仅仅20世纪就不知出过多少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倘就文学而言,新时期以来的湘军更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的重要力量。此处我不说创作,单说这湘军中从事文学研究且取得显赫成果的一人——谭桂林。
作为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的高足,谭桂林这些年的成就可谓琳琅满目,除却主持过多项国家、教育部等研究课题外,更是在宗教与文学、中西诗学关系研究、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出版专著多部,赢得学术界同仁的高度赞誉。而在教学方面,身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的谭桂林,更是精心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硕士,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但我以为,这还不是桂林兄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作为一介文人,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人品——善良、大度、聪慧和仁慈,正如其恩师王富仁先生所说:“谭桂林的学问和人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是人所共知的”。(见他为谭桂林的专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所写序言)在如今这个世风日下、学术界风气也日渐堕落的今天,自然尤其显得珍贵。
我认识谭桂林,如果从1986年读研算起,已经20多年。他比我高一级,如今学问自然更比我做得好得多,但令我自豪的是,至少那时我比他要高——我睡上铺,他是下铺。当时他们宿舍原有三人,我是后来插进去的,因房间内已无法再放第四张床,征得他的同意,我就只好在他上面安营扎寨了。至于那时因为我的善于打呼影响多少他们几个的睡眠,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不过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老谭更是由于我们的“同居”关系,对我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多加照顾。
那时我们生活很苦,读书到深夜,肚子早已咕咕直叫,如果是冬天,就更加感到寒冷,而唯一的最大享受就是买一包方便面,自己偷偷用小电炉煮煮吃。所以每当等待方便面煮熟的那几分钟,就是我们宿舍最轻松的时候。谭桂林往往在这个时候开几句玩笑,或者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吃夜宵,我吃不吃呢?不吃了吧——不,我也吃!于是快乐地加入我们煮面的队伍之中,整个宿舍弥漫着方便面特有的香气。
读研时的谭桂林非常刻苦,80年代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我们也都信心满满,立志在文学领域有所成就。记得当时我们每天都几乎要读到深更半夜,更会为新看到的一些作品或者某个时髦的学术观点而进行争论,即便是早已熄灯躺下,也会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而重新议论,对此我们称为“床上的学术研讨会”。每每此时,谭桂林的话不是很多,但每当他发表意见,却总能发人深思,特别令愚笨如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我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早读一年就是不一样,而如谭桂林者将来肯定在学术方面会大有建树。记得大概是1988年他临近毕业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感觉好像还是1985年发表的一些小说更有意思,也更耐读,也许它们将来更有资格进入文学史。时至今日,已经可以证明他那时的判断颇有先见之明。
他的硕士论文在其导师冯光廉先生指导下,最后确定的题目是论述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的“童年母题”,论文获得参与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他后来送我一本,至今还在。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近日又找出来翻看,竟然发现他论文中很多见解时过20年,依然是那样新鲜和深刻,这和他本人的刻苦读书以及善于思考,自然是分不开的。硕士毕业后的谭桂林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后来又去北京,攻读王富仁先生的博士,而我毕业后留在山东的一所高校,后来也去上海读博,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更多的联系只能是通过书信和电话。不过,我倒是经常从学术期刊上读到他的文章,更从一些师友的交谈中获知他的情况,也由衷地为他的学术进步高兴。
1999年,在吉林大学主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又见到老谭。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也给我很大震动。同样是读博,我感到他毕业后对学术的理解已经升堂入室,而自己似乎还是在寻找进入的途径。会后我们一起到长白山天池游览,王富仁先生不畏长途跋涉的辛苦,也和我们一起去了。据说长白山天池一年之中很少能够晴朗,大都是云霭密布,也就很少有人能够见其瑰丽神秘的面目,但我们那次去,却是云开雾散,蓝天辉映之下,是镜子一样平静的天池,它像一块洁净的美玉,任由我们观赏。我们都笑说,我们能看天池,是沾王富仁先生的光了呢。而谭桂林对于王先生的尊敬和细心照顾,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谭桂林非常注意各学科之间的打通以及对中西文化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找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制约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种种因素。对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诸多专著中的三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和《本土语境资源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前两部主要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展示出谭桂林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较为渊博的学术比较眼光,其实谭桂林能够写出这样的专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知道他早在读研时就已经对佛学大感兴趣,而后又对基督教等进行研究。而后者则展示了谭桂林的深刻和眼光独到,能从中西诗学发展路径的一些基本差异之中,从悠长的历史长河中发现真理和参悟诗学的真髓。例如他把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原则归纳为以下四点:自由、知性、戏剧化和反讽性,就极为精当,确实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仅就自由一点,一般而言,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诗体(形式)的自由,但谭桂林却能由此深入,指出这种诗体自由的背后其实是表现了诗人表达的自由和诗人自我选择的自由,这是传统中国诗人很少能够享受到的。更进一步,谭桂林指出,当诗人具有了诗体自由与表达自由之后,就可以真正具备了艺术创造的自由。而真正伟大和优秀的诗人,一旦获得这种自由,就不会运用它来逃避艺术规律的制约,而是主动地运用它来创造新的规律,把诗歌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例如闻一多的诗歌就是如此。
至于知性原则、戏剧化原则和反讽性原则,也无不都是对现代中国诗歌相对于传统古典诗歌所呈现出本质差异的绝妙概括。谭桂林认为,强调知性、尊崇知性正是中国现代诗歌在接受西方近现代诗歌影响以及接受近代西方科学理念之后的必然表现,是真正的现代意识。诗歌如果想与时代发展同步,就必然会推崇知性,由此才能触及人类生活的本质状态,才能应对技术文明迅猛发展所导致的人类精神钝化和庸俗化的必然趋势。而戏剧化原则的提出,我以为更是谭桂林的一大发明。中国传统诗歌一贯弱于叙事,而戏剧创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中国传统诗学也就从来没有涉及如何运用诗歌来叙述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戏剧化成分。对此谭桂林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优秀的诗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弱点并有意识地加以尝试和提倡,其意义不仅在于诗歌创作之技巧和表现内容扩大等技术层面的意义,而且更在于诗歌的戏剧化原则展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一种走向新诗现代化道路的有益的探索。而对于反讽性原则的归纳,则说明了谭桂林善于从历史的尘埃中发现蒙受尘土的珍珠。“反讽”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左右才较为人们熟悉,但事实上早在30年代左右,钱钟书、袁可嘉等人就介绍过这一概念,并开始运用它从事诗歌研究,从而把中国现代诗学对这一概念的介绍运用时间大大推进了一步。
谭桂林的学术成就和发明自然绝非仅仅限于以上我的粗浅介绍,只是我才疏学浅,生怕误解了他的一些独到见解,所以还是少介绍为妙,有意者自可上网查询。我这里只强调两点,一是他的很多论文和专著被评为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再就是早在2004年,他即被国家人事部评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又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这样的人学术成就如何还用得着我再饶舌么。
所以我想最后还是说说他的一些其他方面好了。去年我到武汉开一个学术会议,没有想到那个会议有些过于无聊,我也不想多看某些学术痞子或者学霸的面孔,所以参加完开幕式我就溜之乎也,坐车到了长沙。找到住处后就急忙给谭桂林和另一位同学打电话,用意很简单,就是“敲诈”他们一下,让他们请我吃饭喝茶。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我以为他们次日才会来看我,没有想到,一个小时后他们竟然都来到我的住处,让我好不感动。而谭桂林那时孩子升学,次日就要到学校报到,而有些事情竟然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他只好一面和我叙旧一面打电话给家里,让他们找人落实。我实在不想让他如此忙碌,就劝他赶快回去。他却生怕我受到冷落,竟然又提出到外面喝茶。那时已经快深夜十一点,被我坚决拒绝并催促他回家,但他对同学和朋友的这种古道热肠,却很使我感动。次日,我在另一位老同学安排下去韶山“朝拜”之后,不想再打扰他们,就悄悄地离开长沙。结果就在快要离开宾馆的时候,谭桂林打来电话,说昨天他送孩子上学,自己学校也有事情处理,实在抽不出时间陪我,但今天有点空,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我马上就要走了,他还很不开心。我连忙说自己还要赶回杭州,机票都已买好,他才依依不舍地说那就以后再找机会,畅叙同学友情。尽管此次没有和谭桂林好好聊上一次,但他对朋友的热情和真诚,让我相信,像老谭这样的人尽管平时可能很少见面甚至很少联系,但只要朋友有事相求,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还能不高兴么?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这样的学者,则不用担心他不会出学术成果,而那些能够和谭桂林一起从事相近课题研究者,也会是幸运和开心的呢。可惜,我近年来由于研究方向的关系,离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点远了,也就失掉很多向谭桂林学习和请教的机会。
钱钟书先生曾云: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当是他老先生的真诚感叹之言。如今治学,一方面需要耐得住寂寞,一方面也要有志同道合者互相鼓励。长沙乃一风水宝地,人文荟萃,单湖南师大从事现当代文学学者言,就有凌宇、罗成琰等知名学者,他们和谭桂林都是多年好友,常常一起切磋学术,令我好不羡慕。假以时日,他们当有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谭桂林自然还会有他独特的贡献,我对此极为自信。最后要说的是,如果再看到谭桂林,无论是在长沙还是杭州,除却畅叙友情外,一定要他好好介绍其治学心得,向他好好学上几手,不然我这有限而可怜的学问就真要被他看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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