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闻谭桂林教授治学严谨，待人平易。他一直在文学研究与评论的领域中默默耕耘而又硕果累累。目前，我带着文学爱好者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浓重的书香扑面而来，他微笑着给我倒茶，局促不安的我似乎没有先前的紧张，抬眼看去，那深邃而睿智的眼睛在鼓励我大胆提问。一次轻松而愉快的访谈就在书香、茶香弥漫的空间里展开了。
梁小兰（以下简称梁）：很久以前就听说您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多次赴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一著颇获好评，出版后在海内外有多家报刊发表评介文章，被学术界称做是“填补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的专著”，获得这样的社会影响是很不易的。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领域呢？
谭桂林（以下简称谭）： 1989年以前，我对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学说十分迷醉。但1989年之后，人到而立，生命的内在激情在狂放了一阵之后突然萎靡，思想和学问同时感到迷茫。这时，恰好在省博物馆工作的一位老乡送我一套线装本的《华严经》，想起鲁迅当年曾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中读过佛经，于是就打开随意翻翻，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又找来一些佛教典籍来看。边看就边萌发了研究一下佛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想法。最初是梳理个案，在90年代初期，我已经发表了有关鲁迅、周作人、丰子恺等人与佛教文化的论文，1993年我考入北京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王富仁先生说我在这方面已有基础，勉励我继续耕耘下去，于是就有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这本博士论文的出版。1999年我应邀参加台湾举办的“海峡两岸当代禅学学术研讨会”，在佛光山亲耳聆听了星云大师的讲演，在这个老人的脸上，我看到了在世俗中人很难看到的那种非同凡响的智慧、慈悲、和善与安详，他说话不疾不徐，不亢不卑，真的是心无芥蒂，口吐莲花。我想一个人能够修为到如此境界，大概是非佛学莫属了。所以我就有了终生在这个领域耕耘的念头，既以问学，又可修身。今年我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题目是《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这是我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拓展，立项后获得同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这也使我感到很欣慰。所以，没有1989年后的迷茫，我也许不会想到来看佛经；没有台湾的佛光山之行，我也许不会在这一领域中坚持下来。佛说有缘。人生如此，其实学问也何尝不是如此。
梁小兰：您的研究集中在跨学科比较研究和现代中西诗学比较研究，请问当初您是怎样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因为不论是跨学科研究还是中西诗学比较研究都需要高深的理论素养和坚实的文学根底。
谭：文学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就是一种跨学科比较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选择，前面已经说到。至于现代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选择，有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是我所在的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湖南省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的建设需要规划，学科里小说研究、思潮研究、戏剧研究都有专家，唯独诗歌没有谁来专门研究，所以我在2002年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希望在学科里把这一个缺陷弥补起来。另一个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喜欢诗歌。我想自从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以来，能在枯燥的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还透出一点灵性、保留一点激情，这无疑是与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读诗习惯有关联的。其实，读诗对一个以文学为职业的人来说，不仅是—种学习，而且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日常生活永远是灰色的，当你为流言飞语烦恼的时候，当你被名缰利锁捆住的时候，当你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读读诗歌，而且用自己的真心去读它，它就会给你定力、鼓舞和安慰。正是在不断地读诗里，我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人的生命形式根源是精神性的，是诗意的，人的存在本质就是维护和坚守这种精神性与诗意。所以，选择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同样是来之于一种兴趣，一种生命的需要，因为在这样的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我能享受到一种生命的内在的快乐。
梁：有人说评论家比作家难当，因为评论家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广泛地阅读。您是如何将这两者完好地结合起来的？听说您关于外国文学理论书籍都是看原著，对此，您有何心得？
谭：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该是说要做一个好的评论家，同做一个好的作家一样艰难。评论家确实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既要站在自己时代的理论前沿，又要大量地追踪阅读，要做好这两方面，时间上和精力上都必须有大量的付出。我也经常困惑于这个问题，在追踪阅读方面做得很不够，不敢说已经将这二者完好地结合起来了。但我确实在努力，像《废都》、《白鹿原》、《马桥词典》、《私人生活》、《长恨歌》、《丰乳肥臀》这些作品我都曾经在作品刚刚面世时就予以关注，并且写出了评论。至于阅读外国的文学理论书籍，我主张尽可能看原著，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国内不少译本质量低劣，看了让人倒胃口，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里，一个好的评论家或者学者应该培养自己的国际化视野，通过阅读原著自己直接去同异域文化对话。
梁：据了解您担负了很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从事一定的行政工作，但您仍然发表了很多篇精湛独到学术研究论文，在国内同行中颇有影响，那么您对搞好文学研究和评论有什么体会和见解？
谭：谈不上体会。但对文学研究和评论，我有自己的理解和做法。首先，我从不把文学研究和评论当做自己的职业，我的职业是教书，如果仅仅为了教好书，我完全可以不必写文章，古人也有所谓述而不作之说，而且把它视为一种比较高的求学境界。我是把文学研究和评论视为自己生命的一种内在需要，视为自己生命中的创造力的一种冲动，这种定位使我将文学研究和评论同自己的生命过程联系起来，你珍惜自己的生命过程，当然就会珍惜你自己的文学研究和评论活动，你就不会或者说尽力避免为了职业上的需要而去扭曲自己的研究和评论活动了。对于我而言，这是关键的一点，这一点确立了，其他技巧问题就都容易解决了。
梁：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浩如烟海的作品，您是如何甄别、遴选自己的研究和评论对象的？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谭：确实，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浩如烟海的作品，一个人的精力、学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你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对我而言，趣味是我选择研究对象和评论对象的唯一标准，因为既然文学研究和评论是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生命趣味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合乎生命趣味的，你享受到的是一种心智的快乐，如果不合乎你的生命的趣味，你在工作中享受不到这种心智的快乐，那就没有理由去做了。所以，我很庆幸自己的职业是教书，或者说有教书这一职业为自己去谋取稻粱，这样就可以很自由地去选择自己喜欢研究和评论的对象了。
梁：习惯上，人们认为评论不是吹捧，就是谩骂，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一个真正的评论家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储备和人格？或者说如何才能做一个负责的不媚俗的评论家？
谭：确实目前文坛上的评论活动良莠不齐，有的评论是这也好，那也好，大家都好，有的评论则是横空出世，骂杀一片。鲁迅当年曾经指出，评论应该好的说好，坏的说坏，秉持公心，知人论世，这当然是评论的正义，我也同意好的评论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言的那样。但我对评论也有一个个人的信念，我还是信奉当年印象主义批评所张扬的理念，那就是把批评看做是批评家在批评对象中的心灵冒险。一个优秀的评论家的工作并不是对一部作品说好说坏，说怎么好怎么坏，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去穿越游历你的评论对象，作品不过是你冒险的对象，重要的是批评家自己的冒险是否快意，是否具有创造性。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的评论家要具有独立特行的人格，要像优秀的作家那样具有创造的内在的生命冲动。有了这两点，也就能够做到负责和不媚俗了。
梁：评论家与作家常有“心神交汇与默契的知音”之感，您在评论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契合感？您觉得作者和评论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谭：评论家和作家的心灵契合当然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我觉得这种契合应该表现在评论家在作家的文本中发现了属于评论家自己的独特的见解的时候，而不是表现在评论家对于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的猜度。这种契合是我在评论活动中努力追求的目标。譬如，我在批评《白鹿原》时曾指出小说蕴含着一个家族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流与抗衡的主题，在评论《马桥词典》时我谈到了这本小说在启蒙话语上的含魅与祛魅的双声对话，在评论残雪的《黄泥街》时我指出小说寓含着的人类退化的警示，在评论王安忆的《长恨歌》时我详细阐述了小说对都市的怀旧等等，这些意见我认为是我在作家的文本中发掘出来的，作家也许能够认可，也许并不认可，但这无关紧要。只要你是真诚地在阅读和理解，只要你真正读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沉思，作家是会欢迎的，喜悦的，因为正是这种独特的理解才能够不断地创造和丰富作品的意义。所以，人们常说评论家应该和作家做朋友，从人际关系上看，这话没错，但从纯粹的批评活动看，评论家和作家还是陌生的好，评论家要做的只是和作品中的那个潜隐作者交朋友。
梁：读者在文学阅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您认为评论家对读者的阅读有何影响？
谭：在文学阅读中，读者是分不同层次的。有的是消遣型的读者，有的是研究型的读者，有的是学习型的读者。我想，无论哪一种读者，在文学阅读中首先都应该做一个创造者，自己用心去体验，去感受，去与文本中的潜隐作者对话，不要在乎评论家是怎样说的。评论家不过是一个喜欢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的读者而已。当然，研究型的读者在学术规范的要求下不得不去看看别的评论家的评论，但一定要有所警惕，不能让别人的意见遮蔽或妨碍自己的阅读主体性的发挥。
梁：您认为当下文学创作面临怎样的困境以及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遭遇的瓶颈是什么？如何突破？
谭：确实当下有不少好心的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学事业面临着困境，因而不断地呼吁社会关注文学，希望政府支持文学。我本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我不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有什么困境或遭遇了什么瓶颈，反而我认为现在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最为常态的时候。当然，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成绩都不够理想，与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的声望不太相称，说是一种瓶颈状态，这也是事实。但这个瓶颈的突破恐怕只能有赖于文化积累自身的合力，合力未能形成，大家就只能翘首以待。
梁：许多研究者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逐渐狭窄深感困惑，您在拓宽文学研究领域方面有何高见？
谭：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曾经十分热闹，甚至可以说是引领着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潮流。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落潮，原因之一就是研究的领域本身比较狭窄，研究者再也找不到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找不到引人入胜的话题。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的当然是研究生们，几乎每一届的研究生们都曾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选题而苦恼过。于是，现代文学学者有的往上走，研究近代甚至明清，有的往横走，研究现代文学与宗教、与法律、与媒体、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有的则往下走，直接介入到当下文学的创作中。我认为这都是拓宽文学研究的可取的路子。我最近主编了一本教材，题目是《现代中西文学比较教程》，所取得“现代”之意就是一个大现代，包括戊戌维新以来一直到21世纪的文学。过去我们把现代、当代区分开来，其实是以政治变革为前提来划分的，这并不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确立了这样的文学观念，就不会感觉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狭窄了，因为当下的文学是在无限延伸的，它在不断地变为历史，也在不断地给研究者以新的惊喜。
梁：评论家事业是寂寞的，当很多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作品时，评论常常被搁置在一旁。许多读者对知名作家如数家珍，然而对于评论家却知之甚少，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寂寞并坚守这种寂寞的？或者您觉得评论家有没有可能像作家一样耳熟能详？
谭：文学史上也有一些天才的评论家同作家一样名震一时，如金圣叹批《水浒》，脂砚斋评《红楼梦》，别林斯基于俄罗斯文学等等，但评论家没有必要去追求像作家一样让读者耳熟能详。文学本来就是一个清贫与寂寞的事业，不能靠它发财，不能靠它入仕，也不能靠它出名。但它给你一份心灵的自由，给你一种精神主体的自我实现，对于一个真正爱文学的人而言，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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