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它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政治的，军事的，伦理的；影响的范围不仅是在国内，而且遍及海外。尤其是在日本，《三国演义》的影响几乎超越了中国任何一部其他的小说。池田大作对于《三国演义》的爱好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十分久远的，所以，他在同金庸对话中，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作了全方位的讨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池田大作的文学观、道德观以及历史观，同时，也可体会到具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池田大作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具有怎样广阔高远的胸怀。
一
三国故事目前能见到的本子是元朝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明初罗贯中将此平话加以改编，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平话湮没，各种以罗本为基础的刊本纷纷出现。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毛宗岗出来，以罗本为基础，改正内容，辨正史事，整理回目，改为对偶，增删诗文，削除论赞，变成一个新的本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一百二十回本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很早的，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全相三国志平话》就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中。1689年即日元禄二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日本出版了全五十一册的《通俗三国志》。据日本学者分析，由于《通俗三国志》写中国三国时代魏蜀吴之间争雄征战的区域几倍于日本的国土，其间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这是日本的军记物语望尘莫及的。且书中所展现的权谋术数、奇想天来，也令读者心惊胆寒；而描写的方法又多夸张，气势壮观宏大，笔墨纵横而又融贯缜密，使得读者不能不为之血涌肉跃，拍案称绝。因而三国故事在日本迅速流行开来，同禅诗一样成为影响日本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经典。
应该说真正将《三国演义》日本本土化的是现代作家吉川英治。吉川英治是日本现代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在日本有着十分广泛的读者，被日本文化界称之为日本的民众作家，池田大作对吉川英治充满敬意，曾经和人出版过关于吉川英治的对话集《吉川英治：人和世界》，也曾写过一首题为《如同富士山一样》的缅怀吉川英治的诗歌。在同金庸对话时，池田大作还把吉川英治同金庸相提并论，称赞他们都是为民众的作家。吉川英治用现代日语翻写《三国演义》，这就是现代日本流行的版本《三国志》。《三国志》不仅在语言上完全日本本土化，而且在小说表达的精神和主题上也加入了具有日本民族心理特色的新的素质，因而在日本民众中广受欢迎，流传甚广。学界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的日本汉学家称其为“令在中国流行的《三国演义》的趣味性得以复活，且配合现今时代人们的作品”，也有的中国学者评论说“吉川先生所创作的《三国志》和《水浒传》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而取得极大成功的。正所谓见仁见智，在灵活地塑造出叛逆精神和义侠精神这两点上，吉川先生表现出十分成功的手法，不单只刻画出诸葛亮和一百零八将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有助于对个人的启发。”池田大作也说：“在日本，说到《三国演义》的话，指的就是吉川的《三国志》，它就是这样深受爱戴。当时我们一班追随户田城圣的青年们成立一个学习会，就是以吉川先生的《三国志》为教材的。”池田大作还深情地回忆道：“到底还是苦心孤诣于创作的文豪才可能有如此洞彻的视点。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正是运用《三国演义》使我们有机会成长与获得启发。指导者论、人间观、历史观——它们一个一个都是我们不可取代的青春的财富。特别是在孔明与刘备所代表的王道与曹操的霸道相争的对比之中，恩师曾说过：‘诸葛亮、刘玄德是理想主义者，《三国演义》中，曹操宛如现实主义者，有一种非要打败他们那些理想主义的悲哀。他的话语铿锵有力，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在评论《三国演义》时，池田大作还经常将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式的联系。如谈到曹操这个人物的塑造时，池田大作认为《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曹操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是作为恶的权力化人物而登场的。在吉川的《三国志》中，则没有忘记写出他珍惜人才，爱慕英雄的一面。例如说，他对关羽的那种特别爱惜之情的十分执著就是这一方面的象征。除了写出他的深情厚意，也描写了一个极有魅力的人物。”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而在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中，曹操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英雄。另外，《三国演义》十分重视写人物的重义，但池田大作也注意到了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一开始曾特地强调了刘备乃是一名孝子，说明《三国志》的孝道的分量还是很重的。这些比较分析是颇有意味的，能给人以启发，也由此可见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对池田大作的影响之深。
《三国演义》在日本不仅被现代日语改写，而且其故事也经常被其他的文学体裁用于创作素材，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土井晚翠的长篇叙事诗《星落秋风五丈原》。土井晚翠出生于187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他从小爱好文学，深受汉文学的影响，他与岛崎藤村并称于世，在19世纪末的日本诗坛创造了汉文调的叙事诗风，1899年发表的《星落秋风五丈原》是其代表作。这首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叙事长诗共六章，全诗以五丈原诸葛亮病笃为中心，将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悲秋主题与征戍主题交织在一起，叙写了这位千古贤相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一生。我认为这首诗的特点在于对诸葛亮的描写富有深度，一方面极力写诸葛亮临危受托、不负先帝、力图中原的使命感：“梦寐也不曾忘记，/君王临终得御旨；/力瘁心劳，/多少寒暑栉风沐雨，/今日落叶、雨声，/若大树一旦倾倒，汉室之运危在旦夕。”一方面又极力写诸葛亮生不逢时、人生虚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宿命感：“群雄次第凋落，/雄图去似飞鸿，/山河多少年的秋色，/荣华盛衰全都——/消失在虚空，/人世啊，一场春梦。”但土井晚翠最后还是热烈地歌颂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梦幻之后，/只有诚永不消亡，/鞠躬尽瘁，成否听凭上苍！”使命感与宿命感的融合、征戍主题与悲秋主题的交织，使得这首长诗凝重，沉郁而又忧伤悲凉。这首诗后来经人配曲，能诵能唱，流传甚广。池田大作也能唱诵此诗，他在同金庸的对话中特别地回忆到一个年轻时代的情节：“那一年正月里，我唱起土井晚翠填词、悼念孔明之死的歌曲《星落秋风五丈原》，户田先生听了后对我说：‘再唱一遍！‘再唱啊再唱！他好几次这样说，而且一边听歌一边挥泪不止，那是对忠心耿耿的孔明的心情与自己的心曲相通的感慨……”确实，户田城圣20岁起师从牧口常三郎，竭尽全力帮助牧口先生完成《创价教育学体系》一书，牧口先生遭到军国政府迫害，四次灾难都有户田城圣追随身侧。后来牧口先生瘦死狱中，户田城圣临危受托要把创价教育精神发扬光大，但战后初期的日本百废待兴，一种新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发展举步维艰，要想引人注目谈何容易。所以一面是恩师的重托，一面是事业开拓的艰难，户田城圣听到学生歌唱的《星落秋风五丈原》，想到诸葛亮的忠心不二，想到诸葛亮的天命难违，怎能不触景生情，心潮滚滚而老泪纵横呢？池田大作晚年对此情景记忆犹新，也可见他同自己的恩师户田城圣一样，对诸葛亮的命运和伟大有足够深刻的理解。
二
《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军事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善于分析和描写各种政治上的矛盾，通过各种故事发展和人物活动，把许多历史材料，加以文学化，生动活泼，机趣横溢，内容丰富，变化万端，展开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军事、才略的斗争”。譬如王充献貂婵、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六出祁山、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单骑救主、群英会、借东风、火烧赤壁、空城计、挥泪斩马谡、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包容着深刻而丰富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确实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后来如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乃至满清女真族入关逐鹿中原时，由于他们本不是士大夫出身，所以都是在《三国演义》这种演义小说中学习用兵遣将、攻城略地的方法。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也很注意《三国演义》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如谈到《三国演义》中周瑜骗得曹操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时，池田大作感叹地说：“固若金汤之城非为外敌所能攻破，乃是从城内崩坏的，此为古今通例。日莲大圣人曾说过‘狮子身中之虫吞噬狮子。每逢大事，内部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又如谈到三国人物的业绩时，池田大作对诸葛亮格外倾心，他曾说：“《星落秋风五丈原》中有句云：‘成否谁能论，以一死尽忠诚。人的伟大与否，是不能以成败来判断的吧！有时成败是必须要一千年、二千年那样长的时间才可以论定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礼教家族制的社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每一个家族的兴起都可能对天下怀有觊觎之心，而且即使一个流氓、一个乞丐，只要因缘凑合，就有可能问鼎天下，雄霸王侯。而这一种过程是改朝换代的过程，也是你死我活的过程，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就是一种生死博弈的文化，其特征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三国演义》写历史争霸，写国家兴亡，有着明显的尊刘抑曹的正统意识，甚至把曹操写得奸诈狡猾，把刘备写得宅心仁厚，而且小说虽然也还是按照历史事实叙述了曹丕的称帝，写了司马懿的灭蜀吴，写了刘备、诸葛亮和关羽的战败而死等等，但小说并没有赞扬曹操，也不是否定刘、孔，因为小说有一个观念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人物奉持的仁义观念作为品评人物历史功绩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一种突破。池田大作注意到了这一突破，而且对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文化观念深表赞赏。因为他知道，在一个王道萎弱，霸道横行的时代里，现实阿谀的是权力，是武器，是力量，是机巧，而不是仁义，不是对人生命的尊重，所以从一时一地来看，现实主义往往很容易地摧毁理想主义。但是理想是永生的、不死的，人类的精神本质力量是永远向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在历史的永恒的河流中，符合人类本质精神的仁义观念是不会消亡的。这也就是池田大作所说的“有时成败是必须要一千年、二千年那样长的时间才可以论定的”意思。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大智慧，池田大作深信这一点，所以在创价教育的实施途中，在世界和平倡导的过程中，尽管关山重重，但他百折不挠，永远进取。
《三国演义》不仅在政治智慧上给人以启迪，而且在道德伦理上也广为中国大众所接受，如刘备的仁厚、孔明的忠诚、关羽的义气等等，其人格已经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符号，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孔子和孟子。下层民众中知道有关羽、有孔明，而不知道有孔子孟子的大有人在。有的地方不拜孔子、不拜佛陀、不拜耶稣，只拜关羽。其实关羽其人论谋略他不及曹操、孔明、司马懿、周瑜等，论武功也不及吕布，三国中许多猛将如赵云、马超、张辽、徐晃等也都可和他打成平手，但关羽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在于小说把他变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符号。对于《三国演义》的道德意义，池田大作也有很精彩的评论。尤其是对“义”的分析。他说：“说到义的话，以刘备、关羽、张飞结拜为金兰兄弟的桃园结义为始，全书贯穿了这个道德观。中国人的正义、仁义、忠义、恩义、信义、道义、情义、大义等等，都是并列的。每一种都是带着人伦香气的漂亮名词。由此而考虑，‘义是应该被理解为人所应该踏步向前的正道，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欠缺的一种秩序感觉，且应以此为基点。”这里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池田大作谈到义的时候往往是将其同秩序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在他同金庸谈到《水浒传》的义气时也提到了秩序问题。义气是一种人间伦理，而秩序是属于社会体制范畴内的问题，这二者怎样联系起来了呢？我认为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池田大作可能受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影响，在同池田大作关于未来的“统一的世界”这一话题对话时，汤因比十分注意有着两千年以上统治着广阔版图的中国民族的统治经验。汤因比认为以“义”作为代表性的观念，是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的背景。为什么说是独特的秩序感觉，汤因比没有继续往下分析，我认为大概不出如下几点：一、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一个统一的神或者说终极的价值体系来形成自然秩序，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构建秩序。二、中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国家，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划分，世事无常，轮回流转，今日的贵族说不定不多久就沦落为贫民，以致中国多少皇子王孙在世事变故中发愿来生不要生在王公贵族之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也就没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靠信义来维持秩序。三、中国也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虽然也有律例，但家国乃是家天下，皇权始终是大于法权的，没有法权的约束，有皇权或者代表皇权的人就可为所欲为，所以社会公约以义从道德的层面对人际双方进行约束。西方文化是有神论为根基的文化，在古代是严格的封建制，在近现代是严格的法权民主制，其秩序的构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异其趣，所以汤因比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一种独特的秩序感觉。
当西方文化的发展在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现种种异化的情况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表现出了一种东方文化可以拯救西方文化之弊的思想倾向，作为东方人和佛教徒，池田大作本来就对中国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十分熟悉了解，对汤因比的东方文化观也就很容易产生共鸣。但我们也要看到，池田大作在现代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影响下，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问题，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警惕的态度。所以，一方面他由衷地赞美中国儒家文化的“义”，“每一种都是带着人伦香气的漂亮名词”，“是应该被理解为人所应该踏步向前的正道，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欠缺的一种秩序感觉”，另一方面，他又说：“当然，不能忘记那种秩序感觉，一旦有哪一步错了就会有使社会凝固和窒息的危险性的。鲁迅在向‘礼教亦即儒家道德战斗时曾指出，秦始皇、曹操等，说到底就是对那种秩序感觉的异端者，他高度评价他们为划时代的改革者。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遗产，可以说是严厉地审视了礼教的负面。然而，象征着义的道德般的秩序感觉作为规限人间社会的规范，到底活在中国每个人心的深处吧！”池田大作既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同时又指出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的生命活力，这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史观，对于我们如何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为当前民族精神文化建设服务，无疑有着珍贵的启示性。
三
《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喜爱，历经数百年其魅力依然不减，除了其政治智慧和道德榜样的力量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艺术成就。历史上有不少书籍都是以显示政治智慧和道德力量为目的的，但这些书大多都湮没无闻了，独独《三国演义》能够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力量是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池田大作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极其赞赏的，在同金庸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中，池田大作对《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很精彩的评析。
《三国演义》最突出的一个艺术成就是它的故事性。前面所列举的一个个故事，有的是中国历史上实有其事，有的只是历史上的一点因由，但无论是历史上的事实，还是历史上的一点因由，都被作者加以艺术的想象，被作者进行了艺术的处理。每个故事都可单独成篇，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细节生动微妙，气氛渲染浓烈，舒缓时清风白云，紧张时剑拔弩张。正是这种故事性使得《三国演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深受读者的欢迎。正如池田大作所说的：“贵国的情况大概也一样吧？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庶民生活中，那种街头巷尾说故事者在讲《三国演义》，男女老少屏息静听的光景随处可见。听到孔明、刘备一方获胜，喝彩之声轰然，而讲到曹操一方得胜，大家就顿脚大骂，为蜀国一方担心不已。那并非朱子学派的劝善惩恶思想的影响，而是在庶民的心中浸泡发酵的小说所感染的结果吧！”池田大作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平民百姓之所以喜欢刘备和孔明，为他们的命运而担忧，为他们的喜乐而喜乐，这并不是那些道德论者和儒学家们尊崇正统、昌扬仁爱的说教能够达到的效果，而完全是三国故事本身的魅力所致。在池田大作看来，《三国演义》的故事性其核心就在于其戏剧性，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能够“充分发挥戏剧性效果，甚至在微小之处也下功夫”。如写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把书中的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又如草船借箭写箭，借东风写风，也是一环一环地扣得很紧。这些故事作者不写心理，但人物的心理在行动中表现得明明白白，作者不写气氛，但气氛在情节的开展过程中浓云密布，作者不交待性格，但性格在语言和细节中纤毫毕现。所以，正是《三国演义》故事性的巨大魅力，使得池田大作在与金庸的对话中启动了对近代西方小说发展趋势的批判。19世纪末以来，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哲学上的解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文学越来越重视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越来越重视人物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发掘，小说的故事性被放逐，小说往往以纤细的心理刻画、时空交错的叙述游戏为能事，小说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案头分析的读物而丧失其影响社会的历史与故事的承载功能。池田大作对这种西方小说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为然的，从艺术的趣味上来说，他更喜欢《三国演义》式的传统的讲究故事性的小说。所以，他对这种追求以细致的心理描写为中心的文学潮流提出了批评，甚至不无悲观地说：“文学家遨游宇宙般的想象力却转向以精雕细刻无聊、烦闷的日常琐事，这也不意味着不可能产生超越以前的文学创作的作品吗？”
《三国演义》另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人物刻画。池田大作对三国人物十分熟悉，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说：“在谈到文学中具体人物的名字时最令人铭刻难忘。至少，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特质。《三国演义》是最具这个特质象征意义的作品。它塑造出这样的人物：智慧之人——诸葛亮；仁德之人——刘备；霸道之人——曹操；刚毅果断之人——孙权；更有：信义英雄——关羽；真情的豪杰——张飞；英勇的战将——赵云等等；一个个都堪称是中国大陆孕育出来的气宇轩昂的人物形象，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史诗和小说。”这段评价从小说美学理论上看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首先，池田大作谈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特质问题。通常而言，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就是抒情和言志的传统，小说在古代其实被视之末技，被称之为三教九流之物，并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去。只是到了明清以后，以四大奇书为标志，小说显示出对社会强大的影响力，正统的文学观念才不得不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另眼相看。由于小说源自于中国古代的说话、评书和讲史，因而人物始终是小说的中心，情节的快速推进和前后照应始终是小说家们不敢轻视的描写技巧。在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世说新语》中，作者就是以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作为描写中心的，寥寥数语，一个神态，一个细节，人物的性格就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就是在千年的文学演进中构成的中国古代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以白描为特点的文学传统。池田大作所指的中国文学传统特质当指这一特色。其次，池田大作认为《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都是一部史诗和小说。这句评价其实颇含深意。一方面它看到了《三国演义》中人物塑造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特质，即为了方便说书人的讲史，照顾到时间的间断和承续，中国古代小说往往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有自己可以单独成篇的性格发展史，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小说。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小说虽源自讲史，但不唯讲史，小说中往往贯注着作者的历史观念和人生觉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仅是小说中间到处嵌有精彩的诗句，而且在立意之间就已经在人物的命运沉浮中满蓄人生的虚无与世事的悲凉。这就是小说的诗意所在，也就是池田大作所说的人物的史诗性。池田大作对《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史诗性是十分赞赏的，所以，他在谈到“诸葛亮、刘玄德是理想主义者，《三国演义》中，曹操宛如现实主义者，有一种非要打败他们那些理想主义的悲哀”时，充满了对历史理性总要战胜诗学正义的一种惋惜和无可奈何。其实，吉川英治也说过“《三国演义》中有诗”，池田大作的这些认识或许受到吉川英治的影响。从观点本身的深度而言，它们或许算不上什么有其特殊贡献的新见，但从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传统小说的了解而言，这已经是很富有专业感的评论了，它们说明池田大作对《三国演义》的了解的确不只是像一般读者出于兴趣而阅读，而是像他所说的随着恩师把《三国演义》当做人生的智慧和奋斗的指南来读的。
此外，池田大作对《三国演义》还有一些很富智慧的评论，这里也可略举一二。如他对战将赵云的评论：“我注意到在‘武功方面，赵云可说是《三国演义》中所出现的人物中少见的，长寿而得‘大往生，像睡眠一样安详地逝世。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死，是无人可以知道的。关羽也罢，张飞也罢，都是死于非命，戏剧性的死去，与赵云之死实大有不同。对于人来说，有所谓虽死犹生，关羽与张飞可谓如此，然而，赵云之死却非豪杰般的壮烈而是平凡之死，这种印象予人十分强烈。”在《三国演义》中，赵云出生入死，战功卓越，小说曾有许多英雄故事是以他为主角的，但他得以寿终正寝，虽然小说写他的死时是在孔明出师中原之际，狂风刮断庭前大树以作预兆，但他的死毕竟看去平凡，池田大作也许是从这种强烈的对比中获得一种强烈的感觉，从而引发出了关于人的长寿问题的议论，指出“长寿是其人的人生样相，思想成熟的程度，以至对后世所具影响的一点，是带有相当的决定性意味的”。池田大作也曾说：“《三国演义》是名言、名句的宝库啊！譬如‘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死孔明吓走生仲达，‘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等等，令人浮想联翩。”这种感觉也是相当准确的，中国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精辟的名言名句都出自《三国演义》，这些名言名句乃是中国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的结晶，经过历史的洗练，后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著名的成语或谚语。这些名言名句对中外文化影响之深广，说明《三国演义》不仅是文化流布承袭的结晶，而且它自己本身也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鲜活的源头。
（本文写作得到日本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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