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真

　　第一次知道罗成琰这个名字，是在20多年以前。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分到湖南师大中文系当助教。那天是中文系首届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我也去了。本来是出于好奇，到了那里，场面之热烈让我感到意外。偌大教室不但坐满了人，走道上站满了人，还有在教室后面站在椅子上听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也是我在以后的岁月中参加以至主持过的论文答辩中最有人气的一次。那是一个学术神圣的时代。

　　 答辩者中就有罗成琰和另外三人。北京来的答辩主席记得是著名学者樊骏先生，提问很“刁钻”，专门往史实性细节方面提。轮到罗成琰回答，樊先生随口问了一个很小的史实问题，问得那么偏僻，我有点为罗成琰紧张。谁知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感到意外，自己也是这个圈子中的人，哪里注意过这种细节性问题？这让我觉得湖南师大的学生不可小觑，自己哪怕是北大毕业，也没有骄傲的资本，同时对罗成琰的才情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怎么成为朋友的，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成了朋友，我对他的称呼也成了“成琰”，这称呼一直叫到现在。那时他刚结婚，在夫人小李的单位分了一室一厅的小套间。在那个年代，年轻老师住上套间，那感觉不亚于今天搬进别墅。他高兴之余，邀我们到他家去玩。坐在小客厅里我们谈文学、情感、社会……成琰很健谈，兴奋起来，妙语连珠。接下来我们玩“拱猪”，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扑克玩法，类似于“争上游”。黑桃Q是“猪”，输了的人要用下巴把“猪”从一副牌中“拱”出来。有一盘我输了，拱了几十下还没把“猪”拱出来。旁边几个人拍着桌子齐声数着数：“四十一，四十二！”情急之下我用下巴奋力一拱，把几张牌拱到地下。我把桌上每张牌都拱开，“猪”没出来，几个人指着地下的牌说：“拱，拱！”我站在那里苦笑。这时成琰说：“这次就饶了他。”几个人不依说：“拱，拱！”成琰说：“给他一点革命的人道主义。”把地上的牌捡起，把“猪”清出来，是叠在方块A后面，我摸着拱痛了的下巴，指着那几个人说：“你们的良心大大的坏的！”心中感谢着成琰的善意。对朋友的善意是成琰的为人。前几年他领衔申报一个国家课题，把我也带进去了。我申报教授职称，参与这个课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这个课题之下，我写了唯一的一部理论专著。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一个人在发展的道路上是多么需要他人拉一把啊！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出国了，归来已经是四年之后。成琰也已从北师大博士毕业，在湖南师大中文系当副主任。那时他在学术界小荷已露尖尖角，在专业内最高层次的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他的第一部专著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思潮。虽是学术著作，文字却飘逸潇洒，极富浪漫情致，可说才情横溢。我写了一篇短评，其中说：“这种行文的浪漫情致与所研究的浪漫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和谐，以至可以看作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化延伸。”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文字，觉得这是自己诸多论文中最到位的评析。选择浪漫主义作为自己最初的研究方向，对成琰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内心的激情与学术冲动的有机契合。接下来几年是他的学术爆发期，一连写了好几本专著，每一本都是创意迭出，十分精彩。几年下来，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者了。

　　 十多年前，师大文学院有位教授要调到上海去，那时成琰是文学院院长。成琰知道我跟那位教授关系不错，请我从中做做工作，把他留下来。我说：“嘴巴皮留人是留不住的，可能要有点措施。”并建议师大出面把那位教授的妻子调进来，成琰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说已经讨论了，考虑接收那个教授的妻子。这使我很吃惊，原想接收一个人可不是小事，没有几周几个月的磨蹭，不可能搞定。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成琰的诚意和善意，一个人哪怕做自己的事，也难得这样立竿见影啊。

　　 在生活中，成琰有自己的位置，这决定了他必须按现实的需求说话行事。但在内心世界，他又有着飘逸的一面，也要为这种飘逸寻求表现的方式。他在四十岁以后开始练习书法，进步神速，厚重而飘逸，让我为他的才情敏悟感到惊讶。我相信他的书法风格与他内心的激情是同构的，正所谓“文如其人”。后来他又迷上摄影，经常拿作品给我欣赏，讨论取材、构图，还有光与影。对摄影我不太懂，不敢妄评，据说他的作品已经参加摄影展了。

　　很多次我跟成琰一起坐车外出开会，在车上我们谈了很多话题。前两年我跟他去省文联在娄底的创作基地，他听说我在写一部当代女性感情生存的小说，跟我作了很深入的交谈，又提供了一些生活中生动的细节。几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基地到了，我趁印象新鲜，把他说的记在笔记本上，对后来的写作有了很多帮助。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谈，学问、情爱、朋友、牌艺……他甚至还谈自己在仕途的感受。仕途是现实的，而他的气质却有浪漫的因素，他徜徉于现实与浪漫之间，而能够从容优雅，闲庭信步，真正达到了“内不愧心，外不负俗”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