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以下简称聂）：您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早。1984年，您完成了硕士论文《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1989年，您又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您在199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深入地研究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这部专著其实是根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充实和润色而成的。您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目光聚焦到这样一个课题，并一而再地深挖下去的？
罗成琰（以下简称罗）：我从大学阶段开始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将它作为自己今后学术研究的方向。大学毕业后，我直接攻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冰封多年的思想学术界开始解冻，许多极“左”的思想文化观念开始破除，人们开始涉足一些长期以来被禁锢、被冷落的学术研究领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便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文学界独尊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人们推崇的也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对“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明显忽略甚至否定。所以，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在当时还处于一个空白状态和拓荒地。在思想解放浪潮的影响下，也凭着初生牛犊的勇气，我有些冒失地闯进了这一领域，并且一呆就是数年。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浪漫主义，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紧接着，我到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现当代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的李何林先生。在准备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想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范围，研究整个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有意思的是，李先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对郁达夫之类的有浪漫倾向的作家评价不高，但他并没有否定我的选题，而是嘱咐我不要囿于师见，要独立思考和写作。至今我仍能感受到李先生宽广的学术胸怀和对学生的尊重与爱护。我不敢奢望我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具有怎样的开创性或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它的确在学术史上起到了一颗铺路石的作用。
聂：您在2002年出版的《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是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这部著作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从组织结构、血缘关系、生命意识到内部形态等进行剖析，请问：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在哪里？
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能概而言之。20世纪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我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千秋情怀。传统文化“兼济天下”的道义取向使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着历史赋予的责任，也自觉实践着自身的文化使命。20世纪中国文学绵延着深重的社会政治忧患、思想忧患和文化忧患，它们纵横交织、层层铺展而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维度。当然，20世纪中国作家的千秋情怀不仅来自传统，它也受到了西方现代意识的熏陶，同时也被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和现实政治所强化。这样，他们的千秋情怀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与古代士大夫们大不相同。其次是群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当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时，传统文化价值观绝不会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它在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中发生着不为人知的隐秘作用。一方面，他们崇尚西方的个人话语模式和个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他们又依恋着群体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特别是在民族国家命运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眼光很容易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吸引，其思维和行为模式极易被传统的群体本位观念所同化。再次是叛逆精神。道家从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的对抗者、破坏者的姿态出现的，它对儒家价值虚妄性的指证、对自由的向往、对一切理性权威的反叛以及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一直激动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20世纪中国作家在价值观念认同上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而在情感上则更多的来自道家追求个体自由、反抗封建礼教思想的支持。最后是生命情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和禅宗非常讲究清高淡远的生命情调，不仅追求一种自然适意、富于艺术意味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表现出一种超然洒脱、和谐旷达的人生态度。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中国作家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也使他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他们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拷问。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废名、梁实秋、汪曾祺、贾平凹、阿城等人便是在关注个体生存的道家和禅宗哲学中寻找内心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在。
聂：您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新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对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发生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争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这部近三十万字的著作对那场绵延近一个世纪的论争，有着怎样的分析和评价？又有哪些新意和突破呢？
罗：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以往人们更多的是肯定和彰显新文学的历史功绩，而给旧文学阵营安上了诸如“封建”、“复古”的恶名，新、旧文学的论争被赋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色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这场已经被文学史盖棺论定的论争。于是，提倡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开始遭到冷遇和非议，而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却受到了推崇和青睐。因此，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争，就再一次历史性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当我们对尘封已久的关于那场论争的史料进行认真的耙梳、研究时，我一方面为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筚路蓝缕，敢于打硬仗、守死寨、不妥协的战斗风姿所倾倒；另一方面，又时常为旧文学的维护者们在论争中所阐述的一些辨证、深刻、过去曾经被遮蔽、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的论点而折服。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提醒自己，对于有着如此丰富、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容量的新、旧文学论争，千万不能简单化、情绪化，千万不能像钟摆一样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而应该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度，以更加客观、公正、平和的心态和眼光对当年那场论争进行清理、研究和评判。
应该看到，新、旧文学论争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历史文化转型的关键而敏感的时期。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也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问题。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处境尚有一点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会对民族的出路进行思考，都会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进行设计。当然，由于各自所依据的价值准则不同，人们的思考和设计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会互相抵牾和冲突。这恰恰反映了五四时期价值观念与文化选择的多元化。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是，新、旧文学论争所涉及的新与旧、中与西、现代与传统等命题，至今仍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和思索的问题，它所蕴涵的有关上述命题的思想与文化资源，至今并将长久的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聂：治学犹如打井。如果选择的井位较好，并且努力地挖下去，就会泉水四溢。当今学界不少大家都是以研究某人某书某思潮或某学派而自成一家的。我觉得您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以及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样的。可否结合您的研究，具体谈谈您的治学方法？
罗：你说治学犹如打井的比喻很形象、贴切。治学，首先要选择属于自己的一个领域或一个位置，要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选准创新点和突破口，这就犹如打井前需要做的一番勘探和选址工作。选定位置之后，就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开口要小，发掘要深。要全力以赴地开挖下去，直到见到泉眼，并且泉水喷涌为止。当然，有的人可能终生只打一口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口井的水源，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也有的人可能打好几口井，且每口井的水量都比较充溢。还有的人可能四处打井，浅尝辄止，最后可能一口井都没能打成。我是主张先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打一口井，待有了不小的收获之后，如果还有余力，不妨再打别的井。切忌同时开挖，半途而废，最终一事无成。
聂：一般来说，做学问都是比较枯燥和寂寞的，但真正投入之后，也会感到充实和喜悦，您能谈谈您在做学问中的酸甜苦辣吗？
罗：做学问，实际上是一段痛苦和欢乐交织的过程。博览群书，钩稽史料，绞尽脑汁，苦思冥想，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文思如潮，笔再快也跟不上思路，写完满意的一篇文章笔一扔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等等，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情形。我在《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一书的后记中曾经写道：“做学问是寂寞而清苦的，许多人已不屑为之，然而，学问总得有人去做。况且读书、写作时所拥有的那份宁静、澄明的心境和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也是人生其他乐趣所代替不了的。因此，我将继续做下去，并且期待能做得更多些、更好些。”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虽然现在人们物质欲望的膨胀及心态的浮躁较之过去更甚，但至今我仍然认同这段文字，并以此自勉。
聂：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在全国文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湘军的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重振文学湘军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您认为评论家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罗：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在全国文坛异军突起、风光无限的情景，至今仍令人神往。后来，由于一些作家的流失和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原因，文学湘军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有所降低，以至于当时有的省外媒体发出了“文学湘军怎么了”的惊呼。这些年，重振文学湘军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不过，我倒不认为文学湘军式微了。这些年，一大批湖南作家仍在辛勤耕耘，发奋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精品力作，文学湘军仍是一支有实力、有影响的文学劲旅。应该说，创作和评论密不可分。作为评论家，既要追踪和研究当前的文学现象和发展态势，更要为文学创作鼓与呼。要加大对湖南作家作品评论、引导、宣传和推介的力度，进一步扩大文学湘军在全国的影响。近年来，我们在《理论与创作》杂志上开辟了“今日湘军”专栏，组织评论家对彭燕郊、谭谈、唐浩明、李元洛、凌宇、向本贵、阎真等作家以及湘军五少将的创作进行了系列和系统的研究与评论，还组织了一些作家作品研讨会，对重振文学湘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聂：您既是一位学者，又担负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工作。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它们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吗？您是怎样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
罗：我始终认为，做学问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它早已成了我非常重要的生存方式和内在生命的需要。由于工作需要，我也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应该要积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这也是自身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和途径，同时，也能更加了解书斋之外的世界，更多一些人生体验。不过，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学术和行政也确实是有矛盾和抵牾的，它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夹在二者的夹缝之间，既想学问有更大的发展，又想把本职工作做得完美，因而时常感到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甚至处于一种焦虑状态。所以，我只能尽量缓解、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并发挥自己“杂交”的优势，努力使自己的行政管理工作多些理论思考，多些理性精神。同时，又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多些现实内容，多些人生体验。我还曾尝试将主流文化话语与精英文化话语融合起来，写下了《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关于和谐文化建设的思考》等理论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聂：您的兴趣、爱好广泛，喜书法，好摄影，还写一些散文随笔等等。这些兴趣、爱好，对您的治学有帮助吗？
罗：我以前的兴趣和爱好没有这么广。到文联工作以后，接触了众多的艺术门类，也结识了许多的艺术家。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鲜新奇、丰富多彩、魅力无穷的艺术世界。在众多的艺术门类的面前，我选择了学习书法和摄影。这两个艺术门类一静一动，一室内一户外，互为补充，且入门较快，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以为，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书法，于自身是修身养性，于文化是弘扬与传承。我喜欢摄影，则是缘于对光影的着迷，对大自然的眷念，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叶梦女士曾说我到文联工作以后，身上的艺术潜质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了，这当然是过誉了。但学习了书法和摄影，也的确是我到文联工作之后的一大收获。而且学了书法和摄影以后，更容易同书法家和摄影家交朋友，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于我的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散文随笔写过一些，但数量不多。如果没有好的立意和较强烈的感触，决不轻易动笔，决不敷衍成篇。散文随笔看似容易，写好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人才情、学问和思想的结晶。我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兴趣、爱好广泛些，这样，不仅生活富于情趣，学问也能做得更具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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