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在活跃于当今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中，罗成琰无疑是成就较为突出的一位。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精神、湘人世代相承的忧患意识、岳麓山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良好的家庭教养，再加上个人独具的灵性与勤奋，共同成就了罗成琰的学问人生。罗成琰的学术研究，既注重材料实证，又富有理论创见，还讲究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不断变换，显示出超越自我的学术勇气与人文激情。

　　罗成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对研究对象第一次作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总体性研究。著者将现代中国30年间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浪漫诗学、各种风格的浪漫作家、各种形式的浪漫作品，整体性地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通过对丰富的历史材料的大胆而缜密的梳理、比较、区别、综合、概括乃至重新组构，从思潮特质、诗学体系、主题形态、审美构成与文化渊源等五个方面建筑起了自己总体观照现代浪漫文学的体系框架。著者推出了“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这一文学史概念，它以浪漫主义作家为主体，同时也涵容了许多现实主义、古典主义乃至现代主义作家。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著者确立了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路，把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从整体上提升到了文化现象学的高度，即浪漫思潮既是文学现象又是社会性的文化现象。这一研究思路一方面使《思潮》的历史透视渗透着比较深厚的哲学意蕴，另一方面也确实大胆地拓宽了现代浪漫文学研究的对象与畛域。可见，著者是以“论”为纲去结构全书的，这样的框架使得该书成为并不多见的具有理论形态和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紧接着，罗成琰又写出了他的第二本专著《回溯长河之源》。众所周知，反传统是现代中国作家共有的时代特色，中国现代作家、现代文学正是在激烈的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似乎他们的一切都与传统文化是根本对立、毫无联系的。所以，向来学界对现代作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课题不甚重视。罗成琰却另辟蹊径，有意选择这样的视角和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借助传统文化的视角，对现代中国作家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正是该书的独创之处和价值所在。著者首先对传统作了理性的分析，进而把传统文化的浸染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的深刻影响主要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格修养上的，一是审美情趣上的。关于前者，他进一步阐述为“传统文人的几种类型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人物”，如志士型、名士型、隐士型等；关于后者，他总结出五种审美情趣：悲怀伤感、平和冲淡、浓密艳丽、沉郁顿挫和温柔敦厚。由此我们看到，现代中国作家不仅没能摆脱长期浸淫其中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成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发扬光大者。

　　《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在承续《回溯长河之源》一书中某些原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力求创新。该著不仅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体现出著者开阔的文化视域，而且也是著者以文化价值观为主线重写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次积极探索。首先，该书体系构建严密，分别从儒家文化价值观、道家文化价值观、佛教文化价值观及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著者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历史流变、总体表征及其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交切点的理解与阐述，已经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框架，著作材料翔实，论证有力。其次，文化视域开阔。该课题难度较大，对研究主体本身的知识储备与学识素养有很高的要求。从最终成果看，著者的文化视域是非常开阔的，同时其艺术感悟力也是十分高妙的。他既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论述与文化现象中归结出其本质内涵，又能从20世纪复杂纷繁的大量文学事实中寻找出两者之间的对话点。丰富精妙的典范式引述与简明扼要的文学材料达到了高度融合的状态，充分显示出研究主体高屋建瓴地统摄和处置材料、提炼观点、细致论证的能力。

　　罗成琰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创见性，但他绝不是历史主观论者，他的理论创见是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即在充分地实证的基础上作出的。他的富有理论性的新见解，就是建筑在对史料的新发现、新研究基础之上的，显得坚实而有说服力。理论的力量在于它能科学地说明由事实所汇成的那一个所谓“历史”的总体，而不是回避事实，更不是削足适履地任意摆弄事实。可以说，罗成琰的研究，为某些天马行空、随心所欲构筑“体系”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海德格尔曾经惊呼：随着科技体制化功利化机构化时代的到来，科学堕落为探究，学者消失了。因而他不得不在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与阐释中极力召唤“诗意地栖居”，用以作为显现人类本真生存的神秘手段。罗成琰也认为，世俗生活的忙碌、琐碎和艰辛，逐渐使人对生活中美的事物的感受和领略麻木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激烈，更使日常生活变得枯燥、单调、乏味，离富于诗性的审美世界日益遥远。越是在这种情形下，越要呼唤美，越要提倡艺术化的生活。他认为艺术化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的统一，它是一种心态和感觉。一个人只要用一种乐观、审美、超功利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体验生活，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就能从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品尝出无穷的生活乐趣与韵味，就能进入一种无拘无束、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因此，他主张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用恬静的心情看看天边的斜阳，仰望头顶的星空，聆听春夜的雨声，这样，就能够消除尘世的疲乏，获得精神的宁静和超越。

　　罗成琰的“艺术化地生活”，不仅反映出他艺术化地从事学术研究的旨趣，也体现在他对散文随笔创作的极度钟情方面。因而他便有了游记、追忆、感怀的文字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在他身上，思辨与激情、学识与才华得到了较好的糅合。游记散文《沈园遐思》，为浓郁的文化气息所充盈。与其说作者是在言说物态的陈迹，不如说是在以艺术的方式切入历史与文化。在罗成琰看来，那记载着陆游与唐婉爱情悲剧的沈园，那因陆游的一首千古绝唱《钗头凤》而闻名遐迩的沈园，作为一座园林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却具有不朽的价值。它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见证，它是人生不圆满的象征。像这样来揭示和升华沈园的文化内涵的，恐怕不多见，这正是这篇散文独到和深刻之处。《此情绵绵无绝期——痛悼我师蔡健先生》是首深情哀婉的追悼之歌，在几个日常生活细微画面的快节奏组接中，传达着作为后辈与弟子的“我”对于德高望重、清高自洁、耿介正直的前辈学者——蔡健先生感愧交加的复杂情绪。文章的结尾感人至深而又意味深远：“先生走了，带走了他对我的期望，但带不走我对他的思念。我仰望窗外的天空，我想先生清澈澄明的灵魂已经消融、扩散在这蓝天之中了。它超脱了人世悲欢，获得了永恒的自由与宁静……”《接漏记》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它通过对暴雨来临之际全家人紧急动员、接漏抢险情形的描写，透露出作者性格的另一面，即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烦恼。文章充满生活气息，而又不乏诙谐、幽默和风趣，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学者散文似乎难以脱离那份书卷气，或者说深沉的智性之光本该就是学者散文的基本表征。我们期待着罗成琰能在散文园地里投入更多的精力，并有更多的收获。

　　罗成琰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内外并举的。在守护着那方神圣的学术疆域的同时，他并没有将自我限定于区区书斋并走上“为学术而学术”的自我封闭之途，而是似乎在学术、艺术与社会三者之间寻找某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因而踏上了社会实践与日常事务同学术研究并重的行程，以此来实现他“学者的使命”与他对现实社会的真诚关怀。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指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而存在。我想，行政管理该是罗成琰实现其为社会服务的学者使命的重要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