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宇（以下简称罗）：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您能谈谈您这“一代”人的学术研究特点、贡献与地位吗？
凌宇（以下简称凌）：10多年前，罗纲、罗成琰等人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建国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三代研究者的群体性特征作过评述。文章将王瑶、唐弢、李何林、钱谷融诸先生列为第一代，将严家炎、乐黛云、叶子铭、陆耀东、黄修己、许志英诸先生列为第二代，将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杨义、赵园、刘讷、许子东等人列为第三代，我也有幸被列名其间。
这所谓第三代研究者，大多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60年代大学毕业，且大多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二届研究生。他们经历了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建国后“17年”与“文革”时期。在他们读研期间，思想大解放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展开。这必不可免地波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换言之，其时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新评价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取向，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是幸运的。因缘时会，我们躬逢的，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期。我们这一代的研究，就是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成定论的文学大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以及一批1949年后被贬斥、漠视、批判乃至几乎被遗忘的作家如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的重新阐释与评价开始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愈到后来，其研究的个人特征愈为明显，呈现出来的，更多是差异性而非共同性。然而在其初，由于这一代学者拥有的共同时代与文化背景，确实带有与上两代学者相区别的共同特征。鲁迅曾提出过“历史中间物”的概念，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恰恰是一种“历史中间物”。即我们既担当着上两代研究者馈赠给我们的学术资产（包括成就与局限），又在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一种新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在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修养方面，有着较明显的缺失，而在认知方式与研究方法上，又带有长期受政治—阶级论与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明显影响。但作为当时年青的一代，又有着对新的认知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学术敏感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术勇气。
至于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每一位学者的成就并不相同。但作为一个群体，这一代学者在下述两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在其根本性的意义上恢复了其真实的历史面貌与文学地位。这既包括对鲁迅等“大家”过去被遮蔽一面的认知，也包括对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及作品的重新认知与解读，完成了一种对颠倒了的历史的再颠倒；二、正是在这种重新认知与评价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观与评价体系，完成了对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及其评价体系的解构。其间提出的诸如改造国民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主题、“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观念，均表现出一种试图建立新的文学史观与评价体系的努力，由此开创了一个自那时起一直延赓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罗：作为沈从文研究的国内外著名专家，您比较强调从文化角度特别是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的独特之处，您能谈谈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价值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吗？
凌：文化学研究方法或研究角度，是诸多研究方法与角度中的一种。在我看来，20世纪以降，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方法可概括为两大系统，即人文主义批评与形式—结构主义批评。文化学批评方法与视角属于前者。如果对文化这一范畴作广义理解，那么，任一人文主义的研究与批评方法均可纳入文化学的视野。
值得指出的是，是先有研究与批评对象的存在，而后才有研究与批评方法的出现，而不是相反。因此，任何批评与研究方法的产生，都是由特定的研究与批评对象本身的存在特征紧密相关的。漠视研究与批评对象存在特征，随意套用某一现存的研究与批评方法，无论这一方法理论如何高深，都不可能完成对研究对象的真正认知。早在10多年前，我就曾提出过研究方法必须对象化的观点。比如说，研究30年代的左翼文学，就不能不采用政治—阶级论视角与方法；研究施蛰存的历史题材小说，只有心理学研究方法方能进入，反之，用政治—阶级论视角解读施蛰存的历史题材小说，不能不是一种方法的误用，而用心理学视角解读左翼文学，也不能不是一种隔靴搔痒。曾有学者运用心理学解读柔石的《二月》，认为肖涧秋潜意识里真正爱上的不是文嫂，而是她的女儿。王瑶先生生前曾批评说，这是“屎里觅道”。
我之所以强调从文化学角度特别是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角度认识与理解沈从文，恰恰是因为沈从文其人其文的独特之处，全在于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血缘联系。
目前，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化学批评方法与视角，几乎成为一种带普遍性的趋势。这一方面，带来了许多其他方法与视角所不能达到的新认识与新发现；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滥用文化学批评方法与视角造成的偏执。任一研究方法与视角运用的目的，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新发现与新认识。如果采用的方法与视角看起来很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却无任何新意，甚至于指鹿为马，那么，除了给人留下赶时髦的印象之外，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了。
罗：2007年2月以来，《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进行了“创建并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作为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史研究专家，请您从沈从文研究和文学史编写的角度，谈谈您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凌：老实说，对这一讨论及所涉及的文学史观问题，我关注得并不多，实不知其详。但《民族文学研究》发起这一问题的讨论，自在情理之中。自有文学史（作为书面的对文学发展历史的通史式或断代史式的叙述）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不能不是一部汉文学史。中国国境内居住着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因此，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对包括这56个民族成员文学创作发展过程的书写。因此，“创建并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要求的提出，完全具有历史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然而，它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问题多，二是困难大。首先，迄今为止，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能在中国全境产生影响的，大多是用汉语书写的。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凡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其民族文学的自足性便不能不打折扣。许多少数民族虽有口口相传的语言，却无书写文字。即便这些民族的作家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写作，也无从谈起。而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非经汉译，就不能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聚居区产生影响，而文学作品的影响范围与程度是估量该创作文学史地位的标识之一。即便这不是问题，要对这些作品作文学史叙述，也必须具有相应的文学研究基础。毋庸讳言，就目前而言，这一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
其次，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在对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作史的解读时，就不能不突出其少数民族的民族品格。这种品格呈示的重点，应当是作品的内在构成。其对人生的观照，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民族视角与价值立场，而不只是对文学史上的作家身份作民族鉴别，或增加一些过去文学史未曾论及的少数民族作家与作品。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是题材、内蕴的人生情状，观察人生的视角与价值尺度，却很少或不具备相应的民族特征。一些作家的创作虽提供了相应的阐释点，如沈从文、张承志等，但仅从少数民族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又必然导致对其整体的某种切割。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然指向，是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虽然，任何文学史叙述框架，都是对实际发生的文学发展过程一种削足适履的活动。但一种新的叙述框架，毕竟能提供一种新的文学史认识。这也许就是建构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命题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罗：您曾进行过当代文学批评并结集为《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一书。其中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的批评《神酣意热话<醉乡>》还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请您就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凌：《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是我的一部学术论文集，其中一部分属当代文学批评。涉及的作家有汪曾祺、孙健忠、任光椿、叶蔚林、韩少功、何立伟、蔡测海、王开林等，但文字数量却不多。我曾说过，我的研究重点不在当代文学，而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于我，只能是一种“客串”。孙健忠是我的老乡加朋友，因此，我是《醉乡》最早的读者之一。当时兴之所至，写了《神酣意热话<醉乡>》这篇评论。文章在《读书》上发表后，获得了孙健忠本人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的首肯。
然而，平心而论，由于是“客串”当代文学批评，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整体态势缺乏全面了解，所有的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才人辈出，张承志、玛拉沁夫、乌热尔图、孙健忠、蔡测海、扎西达娃等，创作出一大批为人耳熟能详且能与汉族优秀作家作品比肩而立的优秀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品格日益彰显。这不能不是80年代后中国文坛十分醒目的文学现象。与之相应的，是有关上述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与批评也应运而生，且具有相当的深度。然而，迄今为止，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其少数民族特性的发掘尚缺少深入。就我的《神酣意热话<醉乡>》而言，其批评的视角，也只是一般的文学视角，而缺乏充分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视角。这不单是我的论文之失，也是迄今为止大多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共有的缺失。这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彰显的民族与文化品格不相适应。
要弥补这一缺失，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还得补课，补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课。根据我多年研究沈从文所得经验，将沈从文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作家”或“京派作家”，就离不开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存方式的深入认识与体验。再以两位以藏族人生为题材的当代作家马原与扎西达娃为例。前者是汉族作家，后者是藏族作家；前者所写虽多为藏区传奇，脉管里流淌的却是汉族血液，后者笔下呈示的才是真正的藏族的血肉人生。如果缺乏对藏族人生与藏传神佛文化的深入了解与切身体验，扎西达娃批评便会与马原批评混同一律，而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藏族文学批评。
罗：您的学术研究重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您的学术研究又跨越到了《三国演义》和当代文学。在这种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跨越中，您有何价值选择，其中是否有一种贯通的学术立场与方法？
凌：我曾写过一本题名《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的学术专著，涉足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的一位好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是一位古典文学专家。读过这本书后，曾写信给我：你的这次越界作战，在官渡与赤壁，又取得了一场令人佩服的胜利。这当然是友朋间相互勉励之辞。同我的当代文学批评一样，我涉足古代文学领域，也并非刻意为之。如果说我的当代文学批评是一种“客串”，我写关于《三国演义》的这本书，更只是一种“偶然”。记得当时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正在热播，由于自幼便喜爱《三国演义》，便一集集看下去，在观看过程中，头脑中突然冒出许多念头。这些念头连贯而成的许多观点，与过去《三国演义》研究所得结论竟大相径庭。为印证我的这些观点是否有据，我便去查阅相关史料与研究资料。其结果，我的这些观点在相关史料中获得了充分证明，于是便有了这本专著的问世。
尽管就我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是我的专攻，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于我只是一种“客串”与“偶然”，从未不自量力地想成为融古、现、当代文学研究于一身的学者。但凡熟悉与了解我学术研究的人，不难发现这三者之间，确有一种贯通的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这一学术立场，便是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研究方法，便是愈到后来便愈为自觉的文化学的批评方法。
文学是人学。对人之存在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是文学的历史使命与天职。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自20世纪以降，出现了形式—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潮流，其中一些极端学派认定文学作品中的人与人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人生毫不相干的“纸上的符号”，文学不过是一种结构的游戏。这种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对文学使命的消解。但这种思潮与观点，却未能动摇我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信仰。无论是我的沈从文研究中，对沈从文文学世界中城—乡、苗—汉二元对立中人的悲剧存在方式的解读，《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中，对当代湖南作家群尝试建构的当代神话内蕴的对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质疑与浪漫主义理想追求的关注，还是《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中，通过古典名著对伦理问题的历史追寻与当下思考，都倾注着属于我自己的生命激情和人文主义的人生价值立场。
文化学批评方法的运用，成为我的一种学术自觉，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是这一批评方法具有对其他人文主义批评方法的包容性，二是对一些特别的研究对象，又具有舍此别无他途的对象化特征。即如我前面谈到的，我的沈从文研究、湖南特定作家群体研究、《三国演义》的研究，之所以能得到一些在我研究之前所未曾有过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且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应该说是与这一方法的运用密不可分的。
罗：在新世纪的沈从文研究中，其思想研究越来越引起关注，对此现象，您作何评价？
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作家创作蕴含的“思想”层面而言，其内涵不过是中国与西方某种现存思想观念之移植的作家，有之；作品充满激情而缺乏思想深度的作家，有之；始终处于变易游移之中，缺乏抱中守一的思想信仰与虔诚，称其为朝秦暮楚的作家，亦有之。对人生具有独特的思想建构的作家，虽有却不多。应该说，鲁迅与沈从文，是这一类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品质，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鲁迅思想研究已成为鲁迅研究中的显学。沈从文同样具有思想家的品质，但由于沈从文研究起步较晚，其创作中内蕴的思想构成要为人认知，需要一个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日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缺乏对沈从文思想的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沈从文及其创作。
在沈从文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对沈从文的思想价值作过论述。我曾在文章中指出：“如果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中华民族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那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地区生存方式的缩影。”这二者，都离不开对各自所反映的文化区域生存方式深刻的思想烛照。
这种深刻性必然导致沈从文思想的复杂性。例如，一方面，他对进入现代以来，“现代文明”带来的物欲横流、人性丧失的时代流向，表现出极度的精神焦虑，由此产生他对人的存在与非在的思考。有人据此指陈沈从文思想的“反现代性”；而另一方面，“乡下人”现代理性的缺乏，带给沈从文的，是同样的精神焦虑，由此，又决定了沈从文的启蒙立场，而这，又彰显出沈从文鲜明的现代理性精神。又如，一方面沈从文神往于人与自然谐和的生存方式与状态，而这种生存方式与状态却以理性的缺失为前提；另一方面，对“五四”精神的皈依，又导致他对现代理性精神的张扬，这又必然导致人的自然生存方式的消失。这一人的悖论式的存在，导致沈从文思想的迷惘与精神痛苦。
正是这种颇具深度的人生思考，催生出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形成了如你在你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重造思想家族”：人的重造、经典重造、民族重造、国家重造等等。民族文化重构，是“五四”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启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文化路径，其目的，是要完成民族文化生存方式的现代转化。然而，这一转化迄今尚未完成。20世纪末“新儒学”与近年来的“国学”热的兴起，都与此紧密相关。而在当时，沈从文将自己的重造思想称为“新道家思想”，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思想路径。
因此，进一步深入对沈从文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当下民族文化与道德建构的现实意义。
罗：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五四”启蒙主义及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等的重评与反思现象？
凌：对“五四”启蒙主义及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的重评与反思，是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对同一历史对象的反思之反思。“五四”启蒙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导致的中国民众现代理性蒙昧的反思，这自然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众所周知，自“五四”以降，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根本性的怀疑与颠覆。“五四”启蒙主义，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上世纪末，林毓生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的思路的影响，写了一部《中国意识的危机》，指出这一思潮导致的是一种“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从而阻断了中国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不是建立在对其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全盘性否定的基础上，而是经由新教变革，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该说，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反思，是与这一思潮密不可分的。
这就带来了究竟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对“五四”启蒙主义的重评与反思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一种是过多地强调“五四”启蒙主义的负面效应，对“五四”以降的启蒙话语取批判与否定态势；另一种则是坚守“五四”启蒙主义立场，对上述反思取否定与拒斥立场。我认为，这两种立场都带有各自的片面性。对“五四”启蒙主义，我是一个两点论者。一方面，由“五四”启蒙主义开启的新文化——新文学传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思想启蒙，就不可能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而另一方面，林毓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指陈与批评，也决非危言耸听。
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重评与反思也当作如是观。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迄至“文革”结束，一直是作为“五四”以降中国文学的主流与正面价值的载体而获得评价的。“文革”结束后，开始了对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反思。这一反思集中表现为对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所持单一的政治——阶级论立场及重政治宣传而漠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创作指向的批评。应该说，这一反思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背景下发生，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这一反思的结果，又导致了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自身价值的某种漠视。近些年出现的重评与反思，便是对这种反思的一种反思。在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左翼及解放区文学真实历史面貌方面，这一重评与反思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
总之，这两种重评与反思，证明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正是一条历史认知的必由之路。
罗：作为一名文学教育家，请您谈谈对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看法以及文学类研究生培养的思考。
凌：在目前大学的学科分类中，中国语言文学属一级学科。其中属于文学类的，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文艺学5个二级学科。除文艺学属“论”的范围，其余4个均属“史”的范围。故偏重“史”的教育，即按时间线性贯串的从古至今、由先及后的分阶段对文学历史进行描述、阐释及评价，是目前大学文学教育的显著特征。
任一书面文学史，都不能不有一个对文学历史的描述、阐释、评价的框架。而这一框架的背后，是文学史编撰者的美学观、价值观及评价体系。因此，它是一种理论前置。而无论何种理论前置，都不能不导致对真正的文学历史整体的某种遮蔽与切割，而这种只注重对历史作宏观、系统把握的教学模式，又不能不导致对文学经典文本的深入体悟与品味的缺失。
2008年10月，在河北保定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理事会上，陈平原作了一个题为《假如没有文学史》的专题发言，对目前大学文学教育的“文学史情结”提出质疑。他认为，目前大学文学教育的问题，主要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这种体系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文学教育的根本，在读“本”而非对历史作整体描述的文学史“教科书”。应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应表现对心灵的关注，应有一种对修辞的耐心、详细审查的“语文学”，这是人文学者的根基。如此等等。应该说，陈平原的发言，道出了目前大学文学教育的弊端所在。但我以为，也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放弃“文学史”的教学。其实，任何关注历史的人，就不能没有自己的史观。即在中国历史上尚未有书面文学史的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评价，背后仍有一个对文学全局的概观，有一个审美的价值立场及评价标尺。有人曾对历代唐宋词选本收辛弃疾与吴文英词的数量作过对比，其中有三个典型例子：《花庵词选》中收辛词数位列第一，收吴词数位列第二十九；《绝妙好词》中，收吴词数位列第一，收辛词数列第二十九；而在《阳春白雪》中，所收二人词数却并列第三。显然，这背后，都有一个选家对词的整体概观及价值立场在。因此，仅有概观而轻读“本”则空；仅仅读“本”而失概观则盲。有鉴于此，大学文学教育应削减文学“史”的教学比重，增加文学经典及选本的阅读与教学的权重，以提高学生“语文学”的素质。
至于文学类研究生培养，目前的情况是，按教育部规定，除开设相关公共课（政治、外语之类），专业范围内也需开设相应数量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再加上毕业前的一篇学位论文的写作。虽然设有导师与研究生挂钩的导师指导制度，但在实际上，三年期间，有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除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过一些接触，其他时间很少与导师会面。这样一种培养方式，我认为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我以为，研究生（尤其是文科研究生）顾名思义，主要精力应放在学生独立的研究上，而非通过课堂教学获取一般的文学知识；应提倡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密切接触与相互问难，而不是平时不相往来，当年我在北京大学读研，导师是王瑶先生与严家炎先生。我曾对王瑶先生带研究生的特点，有过这样的回忆：一是不上课，二是不重考试，三是不鼓励学生到处去听学术讲座，而是强调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注重师生间随意性的相互问难，注重学生悟性的培养。这与目前研究生培养方式，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而我以为，恰恰是这种培养方式，才真正符合研究生的培养规律。
罗：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进行古典诗词创作，您有创作计划吗？您的创作与您的人生经历、学术研究有何联系？
凌：去年下半年，我尝试着填了几首词，那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而已，谈不上什么创作计划。记得写第一首《沁园春·里耶》时，起初罔顾音韵平仄，拿给一位懂诗词格律的朋友看时，竟指出这方面的错误达19处之多。这反使我来了劲头，回头对诗词格律知识进行了一番恶补。好在这属于诗词写作中语音操作层面的东西，虽复杂却不十分难于把握。我以为，格律诗词的写作，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即音韵格律。二是语言感觉层面。这既指语词整体上要有古意（虽不排斥现代用语，却要将其化于无痕），也指诸多特殊句法、句型的自觉运用。三是胸襟情怀与意境营造。第一个层面靠的是音韵学知识，第二个层面靠的是语言悟性。第三个层面取决于人格修养与艺术造诣。三个层面的难度依次递进。虽然第一个层面强调的不过是“依章办事”，但格律诗词的音乐性却由此而生。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过去，由于受“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的长期熏陶，我对古代诗词格律束缚思想与情感表达这一几成定论的判断信之不疑。当我试着写了几首词后，才深切感到，诗词格律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经数千年的探索积累，对汉语语音规律透骨的把握。同时明白了当年闻一多先生为什么会醉心于“戴着镣铐的跳舞”，也明白了自“五四”以降新诗在诗歌形式上未能取得完全成功的原因所在。
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人生经历）相关，这是一种常识。你所问及的我的诗词写作与人生经历、学术研究的联系，大约是针对我所写几首词涉及的内容而发。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沁园春·里耶组词》所写里耶，是我的故乡。6年前，那里出土了37000余秦简，堪称一种神迹。因为在过去，里耶不过是一个自古以来被视为荒蛮之地的边陬小镇，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也不见于历代正史典籍。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令人起匪夷所思之感。我的《沁园春·里耶组词》，是以里耶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为经，湘西少数民族的历史际遇为纬编织而成。前者属史实，后者自然与我的民族身份与人生经历相关。词中所云：“叹千载，竟默然失语，独处湘边”，明写其地的历史遭际，却暗喻湘西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其余如“更何忍，反蛮夷视我，化外孤悬”，“胆识情怀，风骚文采，亦敢中原试比肩”，更是直抒胸臆。《莺啼序》是就沈从文先生与夫人张兆和女士的人生经历有感而发。这自然与我的学术研究相关。去年5月，张兆和女士骨灰迁回湘西，与沈从文先生骨灰合葬。回忆两人的人生与情感经历，实令人感叹欷歔。去冬湖南遭遇冰灾期间，户外天寒地冻，家中又遇停电，枯坐家中，一时心血来潮，遂得此序。写时心血沸涌，竟不觉其寒。没有对沈从文人生传奇及夫妇二人情感经历的长期研究与揣摸感受，当然不可能写成这样一首《莺啼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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