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以下简称方）：有人在网上发贴，称您为“张首富”，您对这个称呼介意吗？
张贤亮（以下简称张）：这个称呼我是有一点介意，因为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有记者来采访我，他看到我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规模相当大，而且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每年有这么多游客、有这么多收入。他说张老师，你在中国作家当中是首富。我不能说我不是首富，谁谁才是首富。我是不喜欢这种富豪榜排名的这种社会现象，但是我又不好驳斥他。可是我也没有完全承认下来，可是我认为十几年前中国作家的确是清贫的群体，很清贫。那时候稿费收入千字才15块钱，一千字能够达到20块钱就是很高的稿酬了，那时还没有实行版税制，所以一般作家经济比较差。
方：现在大部分作家的状态好多了吧？
张：那是。我开玩笑，本来作家是清贫的群体，你说我是作家中的首富只不过是丐帮的八袋首领而已，是在要饭中比较阔的。另外一点我也没有反驳的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作家下海经商，尤其是文化产业，马上可以显示出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从而能够改善自己的经济环境，很快达到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我当初没有反驳，而且默认了这样的话，就是想给我们的文人、给我们的作家们有一点示范作用。只要他发挥自己的创意、发挥自己的文化底蕴、艺术想象力投入文化产业的话，会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方：让更多的作家都富起来。
张：对，谁想到十几年后有很多畅销书的作家，每年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十几年后和十几年以前的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首先实行了版税制度，而且版税还相当高，有10%到12%，甚至有高达15%的，甚至有的作家一个字10块钱等等。现在当然我不能算是首富了。(笑)
方：张老师，人家这么说有一定的依据。为什么呢？2007年吧，您就被某个媒体评为十大财智人物之一。
张：我觉得一个人要识抬举，人家抬举你，你要识抬举，2007年中国师范大学、搜狐网等12家评选的2007年十大财智人物，在钓鱼台发的奖杯，我也去领了，开场我就说人要识抬举。作为一个财智人物我觉得还是很惭愧的，可是既然评我了我就要去，我得捧场。当时我就说了实际上我们的智慧都是小智慧。因为大智慧是追求人类文明的走向，是探究人生的终极价值，要做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
方：中国文人是不是应该做这些大智慧的事情？
张：大智慧很难做到，我只不过是发挥点儿小聪明，谈不上智慧。我有点儿小聪明居然能够称得上是有才，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可以学到的。大智慧是学不到的。说推选中国十大智慧者，没有人可以去学。而推选我们发挥点儿小聪明就能够创造财富的，是可以学的，所以我就来了。大家说张贤亮只不过是一点小聪明，居然能够发财。我是这样的意思。
方：通过您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经历来启发还没有受益的一些人，让大家都富起来？
张：对，还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受益，还有虽然受益了，但是他不明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对比。因为我们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介绍不足。所以我就要写一些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或者是中华民族是处于怎样一种苦难的状态，让大家对改革开放前后有一个对比，让大家认识到：哦，原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这样的，原来改革开放前中国老百姓是过这样贫穷苦难的生活，从而坚定了对改革开放的拥护程度。而且也能够说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它的历史意义。如果说过去多好，像毛主席革命路线时人人平等、家家吃大白菜，一切都是凭票供应，比现在好多了。如果都这么想的话，我们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呢？有些人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比改革开放前都有大大的改善，可是他不知道过去。
方：我知道张老师是连续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那也就是有着25年的参政议政的经验，您对政协和政协会议是不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呢?
张：那当然了，因为25年来参政议政的经历，不仅有一个参政议政，还要有一个代表民情，反映社会的情况或者是老百姓的意愿。开始的时候政协似乎作用不大，大家就说人大会和政协会都是铺张，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人大政协对社会，对国家的政治决策起的作用是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大了。那么政协委员的一些讲话，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对于政协委员提案的处理逐渐的重视起来了，有很多提案都对国家或者地方上的一些大势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方：好，那么我知道，最近张老师也是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叫《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当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也很好奇，那您觉得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是指的哪一种思路呢?
张：首先这一点我要感谢海关出版社，出《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的海关出版社。这本书因为它包含了这样几部分，就是我最近几年来所写的一些随笔、散文、杂文。所谓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先要说中国文人的一般思路是什么，中国文人的一般思路是从事教育工作，从事文化研究，从事学术钻研，多半是要在一个书斋里面进行的。那么我和中国文人有一个不太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积累了25年参政议政的经验，我的关注点比较广一些，特别是关注我们政策的走向，比较广泛。而且我也有幸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25年来的进程，我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和一般的中国文人是有一点不太相同。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中国文人从事市场经济研究是限于一些资料性的研究或者资料性的手记，而我是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的，我创办了一个企业，是在宁夏创办的影视城，我们中国的旅游专家到我们那去给我一个评价，我觉得还是相当自豪。
方：什么样的评价?
张：因为旅游专家们的评价就是要打造一个旅游景点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一个就是自然风光，当然自然风光是比较好打造旅游景区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第三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迹。而我的这个影城，既无自然风光，又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因为这个影城本来就是一个“羊圈”，算不上什么历史遗迹，只是一个屯兵的兵营，像这样的地方，在整个西北地区有200多处，根本没有多大的历史价值，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打造出一个能够上国家4A级景区的，而且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书记以及老百姓评价为“宁夏之宝”，是不容易的。
方：有人说您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您实现文学梦想的另外一个地方，您这么看吗？
张：我说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我的另一部文学作品。因为镇北堡西部影城原来是一片荒凉，就是两座古堡的废墟，什么都没有，被评为4A景区，现在正在申请5A，凡是去宁夏的人必须去的地方，难道就是去看荒凉吗？其实这个荒凉就是我把它用文化的内涵、注入艺术元素，让它有一个可观性、可游性。
方：您的文章里也写到是叫影城而不是影视城，加了很多文化内容在里面。
张：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建影城时，中国已经有十几家影视城了，可是我通过看一些美国进口的大片，我就发觉到影视城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未来的电影电视是会用电脑来制作背景，不需要大队人马再拉到某个影视场地拍摄了，所以我就把它逐渐打造成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所谓影城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或者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
方：您对这一部文化作品的未来有什么计划没有？
张：它的确永垂不朽，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在建设新农村进程中，流失或丧失的物质文化遗产太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更不用说了。想让一个小小的旅游景点不断地吸纳、充实中国不断流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工作是几代人都做不完的事情。所以它倒好像是一个金饭碗。（笑）
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当时的情况如何？
张：我在十二三岁时即开始写作，给当时的《新华日报》、《中国少年报》、《星星》诗刊、《延河》文学期刊投稿。写作完全出于个人的爱好。到1956年我19岁时，已经在诗坛小有名气，就像现在“80后”的一些年轻作者，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终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劳动改造”达22年之久。于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至今。
方：您在坚持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苦？您是怎样克服的？当时的状况怎样？现在的状况如何？
张：“反右”的政治运动使我中断写作长达22年，这大概应该说是最大的“困苦”吧。那是无法“克服”的。当时的“状况”可说常年如一日地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再加上营养极度不良，在濒死的边缘挣扎。现在的状况大概很多读者都知道，我觉得现在我已经达到了写作的“自由状态”，即不为名利而写作。最近几年我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停止了写作。
方：您怎样看待您的文学作品？
张：我自认为我的文学作品不乏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方：您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看过了5遍。
张：谢谢！
方：您回头再去看这些作品时，怎么评价您自己的这些作品呢？
张：我很有幸和中国整个民族同命运。也有网友问我对过去有没有怨恨，大家可以通过屏幕看到我不像有怨恨的人。那个时候是整个民族在受苦，所以“文革”十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受苦，因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这就像我回头再看我写的小说，我觉得另外一个有幸的是遇到了1978年、1979年，所谓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兴起时我是其中一个重要分子、一个重要作家。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还正在拨乱反正，还在思想解放的阶段，新时期的作家对于中国的思想解放、对于中国的拨乱反正、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可以说功劳很大的，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不敢说的话，我们说出了老百姓说不好的话，《绿化树》不管怎么样，也许今后艺术、文学在质量上会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它已经在文学史上奠定了地位。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方：刚才您说了您那个时代的一些作家是那样一种状态，您觉得现在的文人有没有好的作品来记录现在的这个时代？
张：首先我不同意伤痕文学，文学不好分伤痕文学、乐观文学之类的。我们这一代人，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作家群和现在的“80后”、“70后”的作家有一个差别，第一因为我们受过深重的苦难，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比较强，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关注、对历史的关注要比“70后”的好一点，视野比较开阔。但是现在“70后”、“80后”的作家，他们在艺术上的起点要比我们高。因为我们20多年读不了书、也读不了文学作品。我22年中没有读过任何文学作品。“70后”、“80后”能够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在文笔上、语言上，当然我说的不是整体，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方：他们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作为文人的社会使命感呢？
张：我觉得他从关注自己出发而关注别人，也是很好的。文学描写的角度不一样、切入点不一样，他们表述的完全是自己，宣泄的是个人感情。如果这本书只宣泄他自己个人的感情，一旦投放到市场上去就成为一个社会的现象，可以让读者看到整个社会层面，他们还是一个典型，他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新一代的人物的典型。
方：所有作品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张：自己的作品如同自己的孩子，当然都很满意。我不会把不满意的作品拿出去发表。但对《习惯死亡》稍稍偏爱一点。您如有兴趣看一看就知道了。
方：身为作家，您是如何处理好为文与经商的关系的？您认为这二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我一向认为写作应该是一种业余爱好，经商以前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伏案疾书的。1993年在我“经商”后，仍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中篇小说《青春期》、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等，还有三部散文集和数量不少的尚未收入文集的散文杂文，即使以“专业作家”定额来要求，也够“签约”水平了。这二者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正常关系，只是在我们国家好像就很特殊，其实是不须说明也说不明白的。
方：我们期待您不断有新作问世。
张：会的。很多事情终生难忘，将会在我今后发表的小说中表现出来。
方：您认为灵与肉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灵”应该是无比自由的；“肉”是应该有所克制的。只有到70岁以后，才能像孔子说的那样：“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方：22年劳改岁月漫长而难耐，什么东西在支撑您？
张：一言难尽。但要相信人的求生本能是非常强的，即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战后也有活下来的。
方：您对当代青年有什么提醒和叮嘱吗？
张：现在，给青年人的忠告多如牛毛，励志书籍也汗牛充栋，我不想再赘言。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自由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命运要由自己负责。我觉得每个青年人都要为自己负责，这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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