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草

　　张贤亮以小说名世，他的小说作品似乎掩盖了散文。其实，张贤亮的有些散文作品气象阔然，识见非凡，可与小说平分秋色。如果说他在小说中表现或者暴露了压抑着的病态心理，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那么散文则尽情适性而且理性在握地书写了他的哲学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现状的观察、思考，表达出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异乎寻常的热望。

　　 迄今为止，张贤亮已出版了《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小说中国》《追求智慧》《张贤亮近作》《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多种散文集，大体上展示出了张贤亮散文创作方面的实绩；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一辑“文人参政”中所收文章，有不少其实是“提案”文字，严格说来，不能算作美文或艺术散文。

　　

　　 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家，如果不了解他的哲学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则围绕他的许多问题自难理清。这里所说哲学思想，并非为他所独创，有如哲学家一样建构了独立体系；而是指他所接受、吸收了的哲学思想，具体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散文是张贤亮不受限地表达哲学思想的文体。

　　“红地毯”事件与“人的改造”

　　 “红地毯”已经成了一个文学事件。

　　 走上“红地毯”是张贤亮中篇小说《绿化树》（1984年）结局细节：章永璘经过磨难、重获自由后，终于庄严地参加了与商国事的重要会议。这虽为小说细节，却也实有其事，作家本人在散文中多次津津乐道过。最近发表的长篇散文《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收获》2008年第2期，收入《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又复述过一次。

　　 一些批评家、学者私下可能批评过小说结尾细节，但形诸文字的并不是很多，将这些批评公开化的倒是作家本人。如《小说中国》第二章“红地毯”写道：1984年，《绿化树》英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提出删去走上“红地毯”一节；与作家熟悉的批评家亦认为此节文字失之于“俗气”，破坏了全篇给读者的“审美情趣”，作家说：“竟没有人理解那个主人翁‘走上红地毯是很重要的一笔，那不仅仅是主人翁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改变的象征。”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再次申辩：

　　 “1984年我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有同行讥讽我小说中‘踏上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那请你想一想，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29页）

　　 于此可见，20多年过去了，关于“红地毯”问题，作家与批评家并未达成相当理解，而作家本人更是耿耿于怀，一旦提及则似乎愤愤然，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实际上，从作家一方看，倘若不了解他的哲学思想，恐怕还真不能理解何以如此执著到固执地步。

　　 《绿化树》第二十九节引用马克思“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一段文字后，章永璘或者不如说作家自己解释、评论道：

　　 “那么，所谓人的改造，首先倒是这个人要改造自然，改造他的外在存在；人的改造不过是在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改造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反作用。人只有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同时，自身才能受到改造；人不发出对外界的行动，不先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便不能受到改造。过去的四年多里，因为我在不断地改造着自然，所以我也在被改造着。但那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改造；强制着我用原始的、粗蛮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因而我也几乎被改造成原始的、粗蛮的人。只有自觉地、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的改造才能达到具有自觉的目的性。要自觉，要能够使用合乎规律的方法，只有通过学习，‘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一个人改造得完美的程度，就取决于他对自然与社会环境改造的深度与广度”；“这样，我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命运悲叹了，不必感叹‘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了。因为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竟然到处可以随时转换。”

　　 这段文字包含了几个重要命题：

　　 第一，“人的改造”是人在改造自然、社会环境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

　　 第二，人只有先改造了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才能受到改造”；

　　 第三，只有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人自身的改造方能达到“具有自觉的目的性”。

　　 章永璘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关于“人的改造”的哲学思想，那么一切形式及后果的改造均可忍受得了，快乐也好，痛苦也罢，是可以“随时转换”的；而“改造”本身似乎成了悬浮于具体的人之上的不可撼动的观念，永不接受质疑。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章永璘在经受了十几二十年的蹂躏之后，对政治仍然那样九死不悔地热心，不稍作远距离或界外的考量。作家曾说过，1984年《绿化树》发表之前，他本人事实上已经走上了“红地毯”，并叙述了如何去“建言献策”的。那么，不妨再往前推移，章永璘或作家本人身处逆境之时，已然“心居乎魏阙之下”了。

　　

　　“半部书现象”：未完成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张贤亮曾宣称，他要完成九部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为总题目的中篇小说，已发表的第一部包括3篇作品，即短篇《初吻》和中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此后悄无声息，未见下文。

　　 文学史家杨义考察了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只完成一半作品的史实，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萧红、沈从文、柳青等作家，他们都存在着作品仅写了一半或有计划而无实施的现象，杨义称之为“半部书现象”。那么，张贤亮未完成的“启示录”，亦属此列。

　　 以张贤亮的经历、文学修养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力，似乎不应发生作品夭折现象。这其中或许存在甚为复杂的因素，难以说清；但有时原因可能相当简单。《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中，作家本人给出了解答：

　　 “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性不高，甚至可以诋毁它是一堆‘文学垃圾，但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了今天文学繁荣的局面。……我们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作家曾是中国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推动作用决不会被抹杀。未来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把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章。”（《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28—29页）

　　 “新时期文学”主要具备社会功能或教育功能，控诉、批判了极左思想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追求美好的生活。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不断文明，作品追求的目标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现在，对立面没有了，被控诉的对象业已变为陈迹，“新时期文学”还能诉求什么、表达什么？“新时期文学”实际上已完成它的使命，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有的曾连续两次乃至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或中篇小说奖，可谓红极一时，风光八面，可是到了90年代，似乎于一夜之间，这些作家消失得干干净净，与此有直接关系。

　　 张贤亮说过，他有权发表文字以来，从未想过以写小说来安身立命，他是将创作当成参与社会活动或社会变革的方式；因此，他自称是具有“超前感”的作家，比如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三年自然灾害”给全民造成的伤害，等等，当然他主要还是写“文革”前那一段农场劳改经历，九部“启示录”即取材于这段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当章永璘走上“红地毯”之后，他还要控诉什么？他的批判还有什么力度？至少，就这“半部书”来看，张贤亮面临了与那些消失的“新时期”作家同样的命运。

　　也有另外的原因，即与政策过于密切贴近。上世纪50年代那些还能拥有写作、发表资格的作家们，皆紧跟、顺应政策，将作品当成了阐释性的形象的工具；而当政策发生变化，或当下政策否定前一政策时，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处于了难堪境地，显得过时和错误。这是当代文学史已经证明了的、存在问题的现象。

　　 张贤亮具有把握政策动向的敏锐触觉，这是建立在他个人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洞察力，他自诩为“眼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具备一定的立足于现实的前瞻性是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尤其在政策经常有变化的我国。要揣摩会有什么政策出台以及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推行贯彻，不能只从主流意识形态及领导层的意志出发，而要从现实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性上去推测；不是看领导层要怎样做，而是看他们不得不怎样做。形势是比主流意识更为强劲逼人的东西。开始提出‘建设市场经济时我就认识到，即使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肯定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因而我一‘下海便自觉地尽可能按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张贤亮近作》，86—87页）

　　 然而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来说，政策并不等同于“现实”；过度热衷于揣摩政策，亦必将为之所范围、所规限。其结果便是在政策上敏锐，于现实上未必同样具备相当反应，或者反而显示出一种麻痹，亦未可知。

　　

　　《小说中国》：当代的“治安疏”

　　 《小说中国》这本书是一个很奇怪的文体，说它是作家的文学和生活传记，也可以，因为它记录了个人充满挫折感的生活、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的各种经历和活动，如主要作品发表后产生的影响，遭遇到的诸种麻烦等等；可它又不纯粹是传记，其中掺杂着大量的关于社会、关于政治甚至关于民族性等的议论，而且以个人经历来印证后一部分内容。似乎好发议论的作家，因为小说文体的限制，不能放纵开来发表自己的见解，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较少约束的文体，直接地表达思想。

　　 作家本人称此书为“文学性政论随笔”，似乎也有一点抱怨学者和批评家们的冷淡；自述此书未“按常规出牌”，即没有一定的文体边界，让学者们遇到了难题。

　　 的确，《小说中国》出版以来，反应平平。尽管一些更为年轻的学者，对书中观点如“私有制万岁”的议论，表示了嘲弄。

　　 不过，没有任何一种文体会游离出文学传统之外，果真是那样的话，这种文体要么为真正的独创，具有先锋性；要么是“四不像”，什么都不是，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没有什么比一部作品游离出传统之外更恐惧的事。

　　 《小说中国》的章节内容显示了它属于一个更大的传统范围。此书封面上印制的章节名目，还是恰如其分地概示了内容，如：

　　 改造“共产党”

　　 给资本主义“平反”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干部素质忧思录

　　 内容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就某些问题还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可谓有的放矢。

　　 中国古代散文中有“疏”、“奏”、“札子”等文体，其功能在于直接向当政者提出批评性意见；或反映民情，拟出措施，冀得采纳、施行。如下举数篇，既具现实指向性，又文情并茂，成为千古传诵名篇：

　　 （汉）晁错《论贵粟疏》

　　 （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宋）欧阳修《请耕禁地札子》

　　 （宋）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如果将《小说中国》放置在中国散文大传统中，差可称其为当代的疏、奏、札子，也即当代的“治安疏”；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文学性极强的长篇“提案”。

　　 大致明确了《小说中国》的文体性质，它的内容性质也就好理解了，即它的目的在于“建言献策”，在于它的施行和要产生的实际效果，而不在传记，更不在文学。此书再版后记中，作家自评他当年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重建个人所有制”、“国企改革中的问题”等等；目前社会中存在的有些问题仍然在本书早已论述的范围内，如“人才选拔机制”、“最难治理的腐败现象”等。为《张贤亮近作》所作自序中，作家再次自我肯定了《小说中国》的预见性：

　　 “在那本书里，我预见到中国共产党会有根本性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对社会有贡献的资本家可能入党，也预见到中国社会将会分化成若干阶层，不同的利益阶层，尤其是既得利益阶层会在思想上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我那时就指出所谓‘管理层收购会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主张改革应使多数人受益，‘劳者有其资；还在‘民间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的时候，我在书里就专辟了‘私有制万岁一章。‘私有制万岁虽然有耸人听闻之嫌，但几年以后，‘民间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就发展成‘民间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繁荣了。”（《张贤亮近作》，4页）

　　 2008年发表的长篇散文《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是《小说中国》的压缩版；此文题目取自书中第二章第四节“人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基本观点均为书中已有观点的重复，如“身份识别制度”、“统治者从下层不断得到新生力量”、“个人所有制”等等，它是《小说中国》的导读文。

　　 概言之，《小说中国》带有预见性或前瞻性的观点或建议，目的在于引起实际的注意；倘若未得相应实行或现实印证，其价值将会大打折扣。

　　从作家到特定的社会公众人物

　　

　　 1999年小说《青春期》的发表，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张贤亮再未发表过小说作品。这标志着作为作家的张贤亮已经退场，他是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身份活动在社会上，继续产生着影响。

　　 2002年，张贤亮在一次演讲中（题名《西部企业管理秘笈——在“北大”国际MBA“大管理论坛”演讲》），谈到了“资本”和“弱势群体”，从思想上为他新的身份或角色，作了清晰的界定：

　　 “长期以来，我国一以贯之地用各种方式向全体民众灌输‘农民养活地主，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家靠剥削工人发财的教育。现在，一些电视剧和电视台播放的老电影仍然遵循这条思路导引广大观众。这种观念一直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及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变了，历史条件变了，但这种会引发‘阶级斗争的旧观念却常存不衰，只是因目前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的风靡，暂时退隐到后台罢了。这个‘后台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就在人们的脑海深处，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它就会从脑海深处浮泛上来，大而言之引发社会动荡，小而言之也会让你的企业不得安宁。”（《张贤亮近作》，92页）

　　 “说白了，现在我们靠什么来挽救中国，振兴中华？……在经济上靠的就是资本、科技与脑力劳动，而不是被称为‘劳动人民的弱势群体。……过去，由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高附加值，而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担当了社会生产、交换及服务的启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我国庞大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提升之前，究竟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同上，96页）

　　 作家从来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是如此；作家存在的意义，即在于为“劳动人民”、为“弱势群体”、为一切无告的人说话；作家关注的就是不幸、痛苦和泪水，他敏感于一切形式的不公、不平和压迫。而上引文字中，张贤亮对“弱势群体”的蔑视和对“资本”的神化，显然是站在资本家或商人的立场上说话。囿于此种角色及相应窄化了的眼界，他的许多貌似有理的议论，比如阶层流动、穷人变富人等，一点也不新鲜，梁实秋早在七十多年前就说过一个穷人只要诚实地、辛辛苦苦地劳动，也会爬升到富人阶层的话。

　　 当张贤亮以作家身份说话或写作时，其识见确为非同一般；反之，则属平平甚或狭隘，因为角色限定，其势不得不然。

　　 真正纯粹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是为民众说话的人；他们看得更为高远，看到普通民众身上蕴藏的价值，认识到“谁养活谁”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试举引如下：

　　 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任继愈译注《老子新译》第三十九章，146页）。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观念如何向观众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95页）

　　 特里·伊格尔顿：那些在文化实践领域中工作的人，不可能把他们的活动误认做绝对的中心。不论男女都不会单靠文化生活，在整个历史上，他们绝大多数完全被剥夺了靠文化生活的机会；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劳动，那些非常幸运靠文化生活的少数人现在才能够这样。任何文化理论或批评理论，如果不从这个唯一最重要的事实出发，并且在它的活动中牢记不忘，我认为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 209页）

　　 那么，作为作家的张贤亮于1999年退场，意味着他完成了一个“新时期”作家的使命；同时，也表明他成功利用了作家身份累积起来的影响，转变为一个为自身利益说话的企业家、一个还在产生影响的社会公众人物。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小说中国》再版前言）。作家这一标准很难再适用于张贤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