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底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接下去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已如上述。至于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那已到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又回到农垦农场的“文革”时期了。“文革”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发出来，主张“三自一包”、“三多一少”全是“罪该万死”的罪行。“造反派”翻阅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判刑的“正式文件”，即法院的判决书，发现我坦白交待材料竟与“刘邓”的主张不谋而合。既然“刘邓”的罪行都公开了，我的坦白交待材料公开了也无妨，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即现在说的“牛棚”。同时，再获得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对了，我忘了，我还有一顶“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帽子。本来，劳改了，劳教了，服完刑被释放了，就应该恢复公民权利。不！即使释放了你还是“犯”！
我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农场的“革命群众”从来没有把我当做“犯”。人们原来叫我“老右”，这个“老右”带有亲昵的意味，“文革”中我又被叫做“老修”，“老修”仍有亲昵的意味。至今宁夏南梁农场70岁左右的老员工还记得我这两个绰号。
数一数虚虚实实我有多少顶帽子了：舆论上的“右派分子”；“正式文件”上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个人档案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反动学生”、“偷窃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除了和土地有关的帽子几乎品种齐全，我应有尽有了。
我自少年时期受了黥刑后，对帽子早已习以为常。头上有“帽子”成了和呼吸心跳一样是一种“不自律的生命活动”，是我的第二生命象征。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习惯死亡》，连死亡都习惯了，何况“帽子”乎？
对“帽子”，我真正感到有切肤之痛，已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可见我感觉之迟钝。我才发觉“帽子”不仅决定了我40岁前坎坷多难的命运，还一直影响到我今后。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个月，即1976年11月初，是宁夏地区往农田灌冬水的时候。灌冬水是为了农田水分充足，来年农田的墒情好，就能保证第二年获得好收成。这种农田作业城市读者可能很生疏，而北方农民都知道，是农田作业中一个不可少的环节。
一天，我正在一条主干渠边开渠口，准备往支渠放水，忽然听见主干渠的桥上“哗啦”一声，接着又一声“扑通”，我侧脸一看，有人坠桥落水了。桥上倒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闪闪发光的轮子还在空转，有个人影在桥下的水里上下扑腾。我赶紧跑上前去，渠水并不深，我下去一把就把人拉了上来。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是倒栽葱式掉进渠里的，所以全身湿透。刚好，桥头有个高粱秆搭的窝棚，我将她搀进去，看她已冻得瑟瑟发抖，而窝棚里还有一些碎高粱秆。我上衣并没湿，火柴还能用，我就把柴草点燃，说，我先到外面去，你脱了衣服烤一烤，稍干了再走，要不会着凉的。过了一会儿，听她说好了，你也进来烤吧。我进窝棚看见她用根较结实的高粱秆支在窝棚两头，内衣搭在高粱秆上烤，外衣披裹在身上，在杂草上煨着火盘腿而坐。
我笑着说，你还挺麻利的，收拾得还很快。她说，你裤子也湿了，我怕你冻着。于是我也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她旁边，一边往火上添柴火一边烤裤腿。她先向我道谢，这在当年已不多见，“谢谢”两字经过“文革”几乎消失。她说幸亏我把她拉上来，不然就顺水漂走了。我说哪有那么悬，水只有齐腰深，你爬也爬上来了。她说我掉下去就晕了，哪能爬上来。我又夸她镇静，说我没听见你喊叫，遇到这事不喊的姑娘少见。她也笑了，说我害怕得喊也喊不出来了。这样，我们就聊起天来。她高中刚毕业，别的课程都好，就是语文差点，特别对古汉语，怎么都学不会。那时所谓的古汉语不过是《愚公移山》《卖炭翁》和杜甫的“三离三别”一类诗文。这倒是我的强项，我就给她解释了几个疑难词句，她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我放的水已经流到田里，顾不上裤子还没烤干就要去干活了。告别时，她问我姓名住址，我想这也没什么关系，就告诉了她。
过了几天，她竟提着一个柳编篮子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了。我下工，远远看见她坐在我宿舍门口，那辆引人注目的飞鸽牌自行车立在墙边。当时，我和一个60多岁的贫农老汉同住一间土屋，贫农老汉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的任务就是监视我，但见我来了客人，却识趣地走开了。于是我们边吃她带来的鸡蛋和烙饼边聊古文，我还记得是葱油饼，真的很香，我吃饱了，已到下午上工时间。她走后，我再没见过她。
虽然我40岁还孤身只影，从未与女性有过交往，但那时并未想入非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料到大约半个月后，突然有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来找我，也是先蹲在土房门口等，自行车靠在墙上。见我来了，忽地站起来，气势汹汹的模样，仿佛是来兴师问罪。我把他们让进屋，贫农老汉又出去了。他俩是她的哥哥，两人你一言他一语交替说了来意，我才听明白原来是她家要给她提亲，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说她已经找好了“对象”，“对象”就是我，天天闹着要来找我，现在已经被家里“看起来”了。
“对象”一词在当时比现在说的“男朋友”更进一层，直白说就是“未婚夫”。这就严重了。我把我和她认识的过程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身份”亮出来，申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两人听了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下。年纪大点的说，今天咱们看到你这个样子，年纪虽然大了点，我们也不是不同意，只是你的“成分高”了，咱们家是“贫贫的贫农”，又是公社干部，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为了她好，劝我不要再跟她来往。“她来了你就躲开。”
气氛很快缓和了。因为我对“帽子”已满不在乎，戴在头上仍优哉游哉，所以当年我虽然衣衫褴褛，可是我“这个样子”用“气宇轩昂”来形容或许夸张，但也绝非猥鄙狼狈之相，至少在他们眼里，身强力壮又有文化的我，“商业价值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是个好劳动力。两个哥哥开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啧啧！‘成分高了！啧啧！‘成分高了！”好像不是“成分高”，这倒是门不错的亲事。临走，给我留下他们身上带的两盒“大前门”香烟，每盒都还剩十几支。
如果我的“成分好”，我这个40岁的人就能娶个18岁的姑娘做老婆。当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坏处想，想的总是眼前的美事。这一来，反而使我怀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静，我的滋润，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对我幸福的阻碍。
我想，她到过我这间四壁萧条的土房，房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葱油饼；土炕上的被褥与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烂棉花；农场发给我的军绿色棉袄扣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绳，大冬天没棉鞋，也没袜子，光着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牌”胶鞋，一目了然地赤贫如洗。而公社干部家庭出身的她（当年的公社干部等于农村的土皇帝），一个“贫贫的贫农”，一个“贵族小姐”，且不提什么“身份” “成分”，仅那辆自行车就需要二百张“工业品券”才买得到。那天她光临我土房的情景，相当于今天的富豪小姐开着敞篷的法拉利到农民工破烂的工棚。我俩的贫富差距可说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对我却如此钟情，非我不嫁，真可说是我落魄中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想到我与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想到她被“看起来”了的心情，《诗经》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写照吗？她给了我温暖，也使我好几晚上失眠，如《西厢记》中写的“千百遍捣床捶枕”。
我竟开始想女人从而抱怨起“帽子”来。
后来，在谢晋要把我的小说《灵与肉》搬上银幕，拍摄《牧马人》之前，谢晋拿来一摞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哪个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张张地翻到丛珊，仿佛看到她一点影子。 “就是她了！”我说。
因为在戴“帽子”生活中突然闯入女人，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身份”还有女人垂青，我终于在第二年即1977年41岁时与同一生产队、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同居。
我戴有多重“帽子”，女方也戴有“帽子”，我们都属“另类”，两人只要你情我愿，又不举办什么婚礼，也没资格举办婚礼，搬到一间土坯房住在一起，生产队长点了头就算批准，连法律手续也不需办。这又是当“分子”的好处：“身份识别系统”中被管制的人相互“交配”，好像不需要什么“正式文件”。我用“交配”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这类人在“贵族”眼中和牛马差不了多少。
监视我的老汉搬了出去，土房中弥漫着温馨。四壁糊的报纸比今天进口的墙纸还漂亮，既美观又可帮助我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土炕靠头的墙上贴着大号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然而，我仅有的几件衣服：一件破棉袄，一件破军绿色单上衣，一件破衬衫，一条破棉裤，一条膝盖上烂了洞的单裤全都有了纽扣，破洞也都整整齐齐地补上补丁。补丁补得还非常艺术，边缘像缝纫机缝出的一样密集整齐。我20年来没有穿过内衣内裤，脱下外衣就是皮肉，和“坏分子”同居后竟然有了背心和裤衩。尽管是用日本尿素的化纤包装袋缝的，却很贴身。她又捡了好多作为劳保用品的旧白线手套，一根一根拆出线来，织了一双白线袜（我们没有购买袜子所需要的“工业品券”），使我20年来第一次穿上袜子。
中午或晚上加班，我的“坏分子”会给我送饭来。远远地看到她提着篮子从田埂上婀娜多姿地走来，还没吃到饭已感到秀色可餐。她偎依着我坐在田埂上替我从篮子里端出饭菜，在田野的风中，她的风鬟雾鬓，眉黛青颦一展无余。原来这就是女人，女“坏分子”也是女人，而且是出众的女人！
这就是“身份识别制度”的悖论：“身份识别系统”中“坏”的总是好的。
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农场每人每月只分配一小两（15.6克）食用油，即宁夏地区的胡麻油。她从来不舍得吃，每次都只在我碗里的面条上像滴鱼肝油似的滴一小滴。我过意不去，让她也要吃油，而她只在瓶口上舔一下，便算吃过油了。
还不到一年，1978年来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平反、大甄别开始了。她不过是在18岁时被她师傅诱奸的，1958年“反坏人坏事运动”（简称“双反运动”）中她反倒成了“坏分子”被押送劳动教养，因为师傅是共产党员，她只是个学徒工。她的案情简单，明明白白是“冤假错案”，很快就获得甄别：摘掉“帽子”回工厂上班，同时还补发了几百块钱。而那时因为我除“右派分子”外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在为“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中规定：“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有新的刑事犯罪的分子不在复查范围”，以致戴着多重“帽子”的我对未来也没有十分把握了，看来我的平反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可能平反。这时，她的孪生兄弟来宁夏与她商量：已经受了20多年罪，宁夏没有什么可呆的了，不如回兰州老家，并且她兄弟也给她在兰州联系到好工作。因为她得到甄别后，我们的“身份”马上有很大差异，我现在的“身份”会影响她的前途乃至今后的命运。想到《庄子》中说的涸泽中的两条小鱼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即使我对她依依不舍，也不能阻拦她回到黄河上游，于是我们不得不洒泪而别。分别时，她把“家”中她手缝的被褥枕头和锅碗瓢盆（铁锅是她捡的废铜烂铁换来的，因为购买铁锅也要“工业品券”），还有一个自己钉的木箱，也就是说属于我们两人的“共同财产”都留给了我。
她和她兄弟乘上拖拉机的拖斗远去了，我在路边与她四目相望，一直看着她苍白的脸庞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雾霭似的黄尘中。
我又孤零零地回到小土屋。
“身份”、“身份”！一切都由“身份”决定！
若干年后，她回到宁夏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生产队旧地重游，一些妇女怂恿她说：“你还不找张贤亮去！他现在出名了，又当了官又有钱，又娶了老婆，你跟他闹，至少闹几个钱回来！”
她却淡然地说：“算了啵！过去你们把他整得够呛，也让人家过几天舒坦日子吧！”
虽然半生戴着“帽子”，辗转在劳改农场、农垦农场与“牛棚”之间，九死一生，而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所遇到的女人全都是善良的女人。
这让我九死而不悔。
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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