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皮

　　流传村的东南边有一条江,叫九龙江。流传村地处九龙江的最下游,再往下几里路,就是九龙江的入海口了。我来到这里时,心里始终有一种缓慢的感动。我闻着的空气曾经呼啸在旧的时光里。九龙江在龙海与厦门交接的地方入海。远远地望去,江面上有一些小船在轻柔的波涛中错落地荡漾着。江海汇合的地方,显得很开阔,所以能够承载故事。

　　小船悠悠地前行,开始着我们的故事。

　　那是在1869年,那一年,郭有品17岁。那时,郭有品就是在这里上的船。和许多“下南洋”的闽南人一样,人们离家的时候会带着竹藤编织的箱子。郭有品的箱子里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母亲丁氏还往他的箱子里塞进了一小包米和泥土。这是闽南人的习俗,据说,出门远行的人带上一小包家乡的米和泥土随行,对克服水土不服是很灵验的。远行的人有家乡的米和泥土陪伴着,就像是对生活的一种解释。这样的血脉亲缘,总会留给人惆怅无尽的念想。

　　郭有品就这样离开了家乡龙溪县廿八都流传社。

　　临上船的那一刻,郭有品有点儿伤感地回头看了看家乡。他突然发现自己确确实实爱着这里,并且属于这里。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是在为生活“下南洋”,不是为“下南洋”生活。

　　一百多年后的2009年的夏天,我在想象中寻找郭有品的身影时,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仿佛穿越了另外一个时空。往事不曾消逝,它一直在喧哗。像窗外的树叶那样喧哗。夏季的风轻轻地吹着,把过去残留的热气吹到时间以外。树叶一片又一片地摇曳在我的追忆里———漫长的回忆、浩淼的回忆,它们树叶一样,一片又一片地翻动着。

　　很快,“下南洋”的郭有品,由于他的勤劳朴实,谦恭有礼,乐于助人,深得同乡侨民的信赖。1874年,郭有品被一些富庶侨商推举为“水客”,专门替吕宋侨商及其雇用的华工携带银信回国,派送给侨属,也赚取了一些佣金。

　　“水客”,是当时为了适应海外华侨和国内亲属通信、汇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职业,他们最初也就是大帆船上的船工,“水客”即是水手。“水”者,华侨信款多从海外寄来,且钱款似水,源源不绝,渐渐地,“水客”成了替华侨捎带家信、款项回乡的信使。

　　船是物质的,但它是时间的信使,只不过它一直漂泊在波涛上。

　　在国内,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迫于生计,越来越多的闽南人纷纷“下南洋”谋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迁徒。后来,人们把北方的“闯关东”、“走西口”与南方的“下南洋”、“过台湾”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迁徒。

　　记忆将一些具体的事件过滤掉了,但过程不会是一片空白。有时候,记忆也会留下一些大致的场景:

　　离开故乡的人在外打拼,旅居番邦,成为异国的客人。闽南人尊称这些人为“番客”。“番客”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攒起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然而,不难想象,当“番客”们的记忆里充满了番邦的景致和情调时,故乡就一定是“番客”们不可能抛在脑后的影子。于是,便有越来越多的款项和家信通过“水客”运回故乡给亲人。由于大多数华侨是文盲,而“水客”中有专人可代替书写家信,且“水客”大部分是同乡或熟人,华侨都喜欢托“水客”捎信款,“水客”也就衍生为一种职业。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初漳州各县就有“水客”百余人。他们为华侨、侨眷提供收汇、承转、解付一条龙服务。

　　“水客”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当。郭有品也从普通的“水客”成为了“客头”,并从中领悟到经营侨批收入的丰厚。更由于侨眷多居住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从南洋的吕宋、马来亚、印尼、新加坡等地捎信款回乡,一年只能往返内地2至3次,因而周期长,班次少。随着海外华侨的大量增加,华侨寄信汇款回乡逐年增多,一般“水客”已不能适应华侨信汇日增多的需要。于是,1880年,郭有品在故乡龙溪县流传社创办了首家民间侨批局———“天一批郊”。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得某一种机缘。

　　“天一批郊”的“天一”二字,取自汉儒董仲舒的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即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合一。用“天一”作为局名寓意“天下一家”,体现了创办人的仁爱之心,对于海外华侨与万里之隔的故乡眷属来说,“天一”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身感亲近之情。这不能不说是某一种机缘。

　　“天一批郊”开办之初,始终坚持“信誉为首,便民为上”的经营之道,注重信用,热情周到为侨民、侨眷服务,经常按国内习俗于每年春节、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前登门收汇,代写侨批。对居无定所的侨民,则店前收寄,回信到达,挂牌招领,创始人郭有品对华侨的每批银信均亲自收取押运。有一次,在押运侨汇途中,船遇台风而沉没,银圆侨汇全部失落大海,郭有品获救后返乡,便毅然变卖家中田产财物兑成银圆,一一赔偿支付汇款,分文不欠。从此,“天一批郊”信誉不胫而走,风闻所及,赢得各埠华侨的信赖,菲岛以外华侨也纷纷通过吕宋的“天一批郊汇寄回乡,在南洋及国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收、转、投侨批网络,业务日益增多,区域日渐扩展。

　　1882年,郭有品回国完婚,完成了血脉缘的传承。

　　闽南人从不把脉络里流动着的血液看做是虚无的,除了血脉亲缘,地缘、人缘、文缘等等都是与闽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决定着闽南人从生到死的心跳和呼吸。

　　光绪十八年(1892年),厦门海关建立,郭有品随即拓展经营规模,依托流传村的“天一批郊”为总局,在厦门口岸以及侨眷密集地晋江安海、侨民集结地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设立了3个分局。总局与厦门局、安海局属于派送局,吕宋局属于收汇局。不久又购置两艘小汽船,开通厦门至总局,厦门至安海的邮路。尔后又拓展外埠业务,逐渐在菲律宾的宿务、怡朗、三宝颜厝以及马来亚、新加坡、印尼、香港等各埠设多个分支机构,并逐年增设。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1896年3月20闩),大清中华邮政局成立,这时,“天一批郊”已经运作了十六年。

　　据《厦门海关十年(1892—1901)报告》中记载,在此期间,进入厦门的外轮1686只,帆船181只,厦门海关共收邮件108570件,汇票93442美元,近一半的邮件均是由天一信局转接投递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天一信局创始人郭有品不幸在厦门染疫,英年早逝。

　　乌鸦的叫声留在了树枝上。一个人在时光中消失,却可以将他的精神残留在时光上面,使后人的心跳声变得更加铿锵有力。同时,我也相信,在人生波动的曲线上,每一个转折点都站着一个人。日影的漂移、季节的变化和时光的流逝,都遵循着大自然的律法。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给我们向前的印象,而每一天的日出日落,到一年又一年的四季循环,暗示了还有更大的循环隐藏在后面。

　　郭有品逝世后,长子郭行钟继承了父业。自古英雄出少年,郭行钟继承父业时,年仅17岁。与他父亲郭有品当年“下南洋”时的年龄一样。在郭行钟的精心经营下,天一信局业务锐增,赢利甚丰。次年,郭行钟又大刀阔斧地将天一信局改名为“郭有品天一汇兑银信局”,分设信汇部和批馆,实行专业化经营与管理,并逐年增设分局于外埠,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

　　这是天一信局的鼎盛时期。1921—1926年,天一信局每年侨汇额达1000～1500万银圆,侨汇业务占当时闽南地区侨汇总量的三分之二。至此,天一信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经营时间最长的早期民间侨批局。其创办之早,影响之深,在全国邮政史、金融史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堪称“天下第一”。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天一信局掌舵人郭行钟斥巨资在故乡流传村兴建了“天一总局”。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气势恢宏、工艺精湛,富丽堂皇。由苑南楼、北楼、陶园三大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4495平方米,历时十年,于1921年告竣。

　　苑南楼是天一总局最早兴建的建筑,只是没有后来的北楼那样雕梁画栋。“苑南楼”大门上方挂有“天一总局”青石门匾,刻着“辛酉梅月”的字样,整体结构优雅大方、古色古香。苑南楼屋后东侧有三进的闽南大厝依旧保留,是郭家的老屋,至今还居住着郭家的子孙。

　　北楼为天一总局的业务办公大楼。大门上方挂有“北楼”青石门匾,刻着“民国十年”的字样,是1921年建成的。建筑依旧呈中西合璧风格,外墙装饰有安琪儿、和平鸽、骑车邮差、五角星、荷花、菊花、兰花、牡丹、香蕉叶等西洋人物雕像和中式花草图案。二楼走廊为花瓶状栏杆,不过细部却以中国传统造型花纹为饰。

　　苑南楼和北楼的旁侧便是陶园。陶园是个很精美的私家花园,占地3000多平米,园内建有亭台、楼榭、假山、猴洞、鱼池、花圃。石砌小道曲径通幽,更显古朴和历史沧桑。建筑的动态是雕像样的静止,却又洋溢着一种极富诱惑力的音乐韵味。乡村的宁静反衬着一切细小的生息。

　　天一总局业务办公大楼的落成,代表了上个世纪民办邮政的最高峰,如今,虽经百年,在天一总局旧址前我似乎还能看到当时信局办公的“影子”。当时信局办公室门口的“办公重地,闲人免进”的几个大字如今仍清晰可见,见证着当时信局的大气与辉煌。

　　往事的美,包裹着我们对它的复原冲动。一页又一页的故事,一个又一个复杂或简单的生活细节,都已经被无情的时光浸泡过了。如今,我们所能够追忆的,只能是某些广为流传的场景。

　　别的事情早已经消失了,而天一总局却被记忆保存了下来。也许,这一过去时光中的意象有着我们无法预见的深远意味,可能像蜻蜓的翅膀那样,突然改变了我们思绪飞行的方向,我们所有细碎的念想,就在那个方向上。

　　透过历史的云烟,我似乎看到了当年吕宋分局在收寄信款时的情景:天一信局一般在船期前三四天就会预先通知寄款寄信人,并派人挨户询收,然后吕宋分局将信扎成捆连同清单装袋,由定期往返于南洋与厦门间托运货物业务的客轮或由外国商埠邮局带到厦门,侨汇则由外国银行寄送厦门,再由厦门分局转送到流传的天一总局和其他分局。每次侨批到达天一信局,天一信局就在楼前升天一旗,附近几个村庄远远便能望见,侨眷互相转告及时领取,未领取的天一信局便于次日雇请族人作为固定信差分别投递。

　　在投递过程中,天一信局还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侨民寄批,信局须发给寄批者“票根”,以备查询。收解侨汇手续正规,订明汇款费率,雇用固定信差,严禁信差向侨属索取小费。为防止信差向侨属索取小费,批封上常盖有“概无取酒费,又无甲(搭配)小银”或“照批分银,概无取酒资,无甲小银”等告减戳,从而避免信差克扣收信人的银款。

　　在我的追忆中,有关天一信局的一些场景不断地被放置到一个失去了焦点的距离上,它们是那样的模糊不清,就像置身在迷雾里。然而,也正是时间以迷雾的力量赋予了我们以重新想象过去旧时光的意念,让我们将那些深埋在尘土下的碎片重新拾起,轻轻地擦拭着。

　　在闽南及东南亚,天一信局留下了脚印,留下了业绩,留下了信誉。在家乡,天一信局更是留下了一些似乎永远也抹不掉的东西。

　　抹不掉的东西,是可贵的。天一信局创始人郭有品父子在富庶之后不忘家乡父老,于1898年兴办义塾,聘请塾师任教,村里学童免费入学,塾师的食宿、薪金由天一信局提供。还在流传村创办“唤醒堂”,为贫苦乡人施药施棺、周济族亲,每逢月十五请塾师在唤醒堂传孔孟之道,讲忠孝故事等,教育后人克己复礼;忠孝勤俭,并同族人共订村规,严禁族人吸鸦片、倡议“禁赌驱娼”,对一些不务正业且屡教不改者,资助船费遣往南洋谋生,深得乡人称赞。

　　郭有品病逝后,其子郭行钟秉承父愿,仍致力于村民教育事业,捐献水田作为尚书田,改义塾兴办“私立流传高、初两等小学”,扩聘教师,兴建教室及教员宿舍。1921年,天一信局又拆旧办公楼扩建教室,成立龙溪县七区第一私立流传女子国民学校。天一信局除免费为教师供膳外,对已婚生育的女教师还雇保姆替其看管孩子,一时成为佳话。流传小学首届学生毕业考试时,龙溪县令曹本章亲临监考,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备受嘉奖。1928年,天一信局宣布停业。但天一信局每年提供2400元银圆给流传小学作为办学经费一直没有中断,直到解放后公立流传小学建立才停止。

　　人以自身为尺度,建立起许多秩序,人依据这种秩序而生存。历史上企业成功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者不胜枚举,但是像天一信局在宣布停业后继续兴资办学的却是极为少见。

　　然而,历史的推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永远不会顾及或纪念人的悲欢与功德的。1921年后,东南亚一带因战后导致通货膨胀,侨商经济严重受挫,侨汇不如往昔;加上1923年后国内外邮政局提高民信邮资;银信局利润锐减,天一信局下属的香港、吕宋分局亏损尤为严重,迫于无奈,经营了四十八年的天一信局终于在民国十七年一月十九日(1928年1月19日)宣告停业,并将分局房产转卖以弥补亏空。

　　天一信局的停业,曾引起闽南及东南亚金融界的短时间波动。

　　至此,作为中国历史上创办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广、影响最深、经营时间最长的早期民间侨批信局,天一信局的侨批业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9年的夏天,当我记录下有关天一信局在过去旧时光里逐渐模糊的某些历史场景时,内心却总有一种无处搁置的不安,我不禁自己拷问自己:到底遗漏了多少更为精彩的故事?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心里就更加内疚了:我对家乡的历史所知甚少,所知甚少。

　　【责任编辑 泓 莹】

　　摄 影 肖点点